被遗忘的深圳垦荒者

一家三代以及紫金县62户农民残破的深圳梦
     “深圳成熟了，种养场老了。”

     “只有死后，你才能回到故乡。”

     ──爷爷杨时若

    “我在本地人面前很自卑，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有时候他们说什么我都不知道”。

    “（家乡）是个陌生的地方，所有人和东西都陌生。”

     ──孙子小白

    他们被家乡和居住、奋斗了30年的深圳一起遗忘。

    30年前，河源市紫金县一批农民响应政府号召，拖家带口来到深圳大磡村从事种养，成为特区最早的一批外来拓荒者。1984年，两地官方牵头成立了林果场（后改称种养场），更多的紫金人陆续迁来。经1992年、2002年两次续约，合同到2008年底解除。新年到来，大限已至，农场将被拆除，而这个已由最初几十人繁衍至277人的小村落里的人们将被遣散，唯一的宽限是可以安心过完这个春节。

    30年过去，在这批拓荒者眼里，其间付出的汗水、青春与融入特区的梦想，将变得毫无意义。当城市变得巨大而有力量，它就不需要这些最早为之苦苦奋斗的外乡人。更让他们难受的是，他们在故乡已没有土地，没有房屋，没有依存的底气，甚至已被遗忘。他们像难以融入特区一样，难以回家。

    本文选取一家三代的30年变迁，对即将消逝在2009年的这段往事作一个忠实的记录。

黄昏时分，男人们从城市边缘下来，三五成群沿土路走进荔枝林，山林一片寂静。当男人们出现在村子里时，妇女们也回来了，在山坡与山坡间的缓冲地带，炊烟袅袅升起。

这个被称为“紫金种养场”的地方，聚集了62户来自河源紫金县的农民。在深圳建设初期，成千上万的外乡人汹涌至此，以家乡命名的部落还有很多，但在深圳崛起后的今天，大多数都已消逝，紫金种养场是留存下来为数不多的一个。

82岁的老人杨时若坐在种养场唯一的杂货店──“永星商店”门口。夕阳里，他半眯着眼，左手夹着烟头，正在吞云吐雾。从荔枝林下来的人用客家话向他问好，让他恍如身处200公里外的家乡，河源东南部紫金县的一个小山村。

林中烟雾散去，他回到现实。远远望去，那些荔枝林顺着山势纵深蜿蜒，深浅不一的山脊像一只有力的臂膀，将深圳和她的繁华拥入怀中。对于此刻坐在夕阳下回顾往昔的杨时若来讲，这些山脉也是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在过去的20多年里，把他和众多乡亲挡在了深圳之外。而随着春节来临，他们将在制度上断绝与这里的一切。

“下深圳”

悲壮似于“走西口”、“闯关东”，先后两批共62户农民组成种养场
杨时若户口本的学历栏填着：中专。在紫金县，他是一个民办老师，先是教初中英语和语文，初中停办后，又去教小学。

他的前半生，从没想过有朝一日会与深圳联系在一起。与他同时代的人，更多的是想从这个当时还叫“宝安县”的边陲小镇，逃往另一个世界：香港。从20世纪中期至改革开放初，广东各地及外省人口途经宝安，共出现四次大规模的“逃港风潮”，至1979年，宝安本地已逃出6万多人口，而民间说法更达30多万。此时，宝安劳力只剩8万人。

次年，深圳特区成立，但耕地抛荒、粮食和蔬菜问题仍是执政者的燃眉之急。1982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提出，组织外地有种菜经验的农民到深圳来种菜。市政府曾到潮汕地区和广州郊区分别组织了5000名菜农到深圳种菜，但菜价太低，不久，菜农纷纷回家。

此时的杨时若在距离深圳240多公里的镇上教书，他已经是4个孩子的父亲，前三个都是女儿，中年得子，还没来得及从传宗接代的喜悦中走出来，就要面临生计问题。河源一带，直到今天仍是广东经济滞后地区，人均4分地，土地贫瘠，又无其他经济来源，农民一年收成，难养一家人。

当地流行一个词：“下深圳”。除了对年轻经济特区释放出的活力的向往外，也是一种类似于“走西口”、“闯关东”的悲情。背井离乡，只为了一口饭吃，找条活路。

1978年，30多个紫金县农民去深圳办砖场，倒闭之后回到家乡，这群失败者却给当地带来了利好消息。像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他们向苦无出路的乡亲们讲述意外发现：深圳地多人稀，只要有力气，就有饭吃。

许多农民回忆这段往事时都会感叹，那时真是孤注一掷。仅仅是依据一段传闻，他们便卖掉牲畜、交待后事，举家迁移。

第一批农民于1979年夏天进入当年砖场所在地：西丽大磡村。他们下车后，翻山越岭，黄昏时分到达目的地。这个外逃成风、只剩老弱病残的村子，土地荒芜多年，遍山荆棘。外来者们在山坡的树下扎营，开垦荒野。

在第二批农民于1983年到达此地后，1984年，紫金县劳动服务公司与深圳市南头区农业局农牧公司合作开发成立了王京坑林果场。后者提供土地260亩，来自紫金县的这两批共62名农民，以技术员身份组成林果场，向大磡村交纳土地租金。1992年，林果场改为大磡种养场（当地称紫金种养场），62人变成以户为单位的家庭承包经营。

类似的以籍贯地命名的部落展现了深圳特区的人口结构特质，即便在今天，仍能从不同的方言中找到当年建设者们的痕迹。

杨时若刚刚出嫁的三女儿是第一批到达深圳的紫金农民。女儿的出走，对这位老教员触动并不大，他全部希望寄托在已经读初三的儿子身上，希望他将来考入师范，子承父业。

“根本没想过要离开家乡，”在退休前的最后几年中，杨时若当时面临着一次转正机会，前半生职业生涯，为他攒下了良好声誉。至少在这里，他是个受爱戴的人。

垦荒人

儿子违背父亲意愿不辞而别，1年多后父亲也追随而至；他们在故乡从此没了根基
1983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杨时若起床后，发现儿子不见了。几分钟后，他找到18岁的杨峰留给他的一张纸条：爸爸，我不是读书的时候了，我要下深圳了。

对于这段历史，现年41岁的杨峰解释说，“父亲中年得子，读完初中，看着他年纪这么大还要供养一家人，心里很难过。”

跟1979年姐姐去深圳讨生活不同，此时深圳速度已经初显端倪，“下深圳”的定义，去掉了悲壮，增加了奋斗色彩。建筑工、打工仔、求职者和他们的家属大量涌入，在1981-1982年间，大约有五六十万人在深圳市生活，如今已有千万之巨。

杨峰揣着兴奋，在父亲找到纸条的那天早上，已经在深圳东门车站下车，转车到南山后，他捏着姐姐留下的地址，又走了3个多小时。这一路所见，是家乡没有过的大工地，人人都在流汗、忙碌，热火朝天。后来，他在蛇口看到了那句著名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他回忆说，想起那些还在家乡等着继续升学的同学，当时觉得这条路走对了，丝毫没有退缩，尽管他已经被高中录取了。

经过四年多的垦荒，紫金县的外来者们已经在山坡上安定下来。政府的批文已经下来了，王京坑林果场正式成立，在距离西丽水库约两公里的范围内，他们在荒废的田野上重新播种，砍去漫山的荆棘，植下了荔枝树。砖房取代了草棚，屋顶铺上了油纸，垦荒者不用担心屋内有蛇出没，下雨满身泥泞。

杨峰来得正是时候，却没有了路上所见所闻的兴奋。等待他的是，更多的山林要砍伐，每天凌晨四点，便要出去开山刨荒。“原来，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深圳啊！”激情满怀的少年蔫了，连续3天都不愿去劳动。直到今天，山外的深圳繁华似锦，山林里却毫无动静，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倒是属于年轻时的勃勃生机在一点一滴地流逝。

杨峰的乡亲们回忆说，除了自己耕种，他们也帮本地人开荒，换取每天2-3块钱工钱。在本地人大兴土木盖起水泥房时，他们捡来被丢弃的瓦片，取代了屋顶的油纸。

种养场的房子基本上都是这个阶段修缮的，他们在异地山坡上建立家园时，1979年，中国农村第一轮土地承包开始了，第二轮则是1997年。紫金种养场绝大部分农民在原籍没有承包土地，在故乡从此没了根基。

从他们收拾细软离开家乡的那一刻起，紫金人已视他们为“深圳人”，而他们对自己的选择也信心饱满。1985年，当杨峰回到老家，亲友和同学听说他要在深圳建房子，都投来艳羡目光。这是他人生中最风光的时刻。他在老家呆了数日，变卖了所有家产，然后接父亲来深圳。

杨时若没有责怪儿子一年多前的不辞而别，在这期间，胜券在握的转正机会被领导亲戚霸占了，他离开学校后，灰心丧气，激情从此逝。对世事不再抱有希望转而顺从子女的生活。他是全家最后一个到达深圳的人。

30年变迁

征地，禁养，禁种，拆迁……“深圳成熟了，种养场老了”

杨峰西装笔挺，看上去精神抖擞。一年前，他的三间矮房成了危房后，便带领父亲和3个孩子搬到了1公里外的村委会所在地，借住在当地朋友家的六楼。当他走在店铺林立的街道上用带着客家方言的普通话跟人打招呼时，这身打扮是不合时宜的：在种养场，他的同龄人穿着随意，毫无修饰地出门。他们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便是沿着荔枝林的土路走出去，在大磡村或者更远的西丽街道打听哪里有活可干。

杨峰相信，比起留在那里的同龄人，他应该是出色的。种养场没落后，他在1993年学会了开车，这项技能使得他现在每月有超过1500块的固定收入。更重要的是，相比固守在种养场脏乱环境中自成体系的乡亲们，他的社交圈更宽泛些，有不少本地朋友。

深圳不可思议的变化，瓦解了种养场成立以来的乡土观念。很多人能描述当年一起在树下埋锅造饭，互助建房时的感人情景，而现在，紫金种养场从当年的60多人，繁衍成277人的村落时，感情却在日益凋敝。从20世纪末后期，随着土地开发和水资源保护，这里已经丧失了种养场的功能。有能力的人，搬出去了；或者有门路的人，在别的地方承包了荔枝林。对于大部分还是清晨外出找活干的农民而言，曾经奋斗过的光辉岁月，对现状没丝毫改变，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们越来越沉默。杨时若说：“深圳成熟了，种养场老了。”

紫金种养场现任党支部书记丘增云说，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刚来深圳头两年，还能在过年时收到来自家乡县政府的慰问信，感谢他们在他乡为家乡增光。到后来，没有一点音信。当年送他们出征的县政府领导们，几经更替后，早已没有了影子。继任者忘记了在繁华深圳，还有这群农民。

1月9日，紫金县政府官员终于来到这里已是24年之后。站在永星商店门口，望着风吹婆娑的荔枝林，县劳动局副局长钟金明感叹说，“这就是他们几十年来在这里的成果，真的有点心痛，即便在紫金，这样的房子，也可能看不到了。”

在紫金种养场成立之初，类似的种养场深圳有多个。有的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蔬菜生产企业，更多的则自动消失。在丘增云看来，紫金种养场的名字之所以保存到现在，是妥协和抗争的结果。

80年代末，最开始是深圳市民政局征收了30多亩肥沃菜地；接下来，因建水库移民到大冲村的本地村民，拿走了河畔的荔枝林；2002年，当地政府征收国营果场土地办企业，又从紫金种养场要走了最后一块水田，作为补偿，合同延续到2008年12月。

而种养场前几年即已名存实亡。2003年，深圳市政府在通往种养场的路口竖起了三块告示牌，这里被划为深圳市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告示警告农民说：严禁饲养猪、牛、羊等家畜；严禁开荒，毁林种果。

“站在别人的土地上，他们要，给他们就是。”说起这几十年与本地人的相处之道，充满辛酸，当年20多岁的年轻小伙丘增云，如今也已经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的父亲了。

紫金人“绥靖政策”的目的是求得最终能融入这片热火朝天的土地，像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一样，杨时若在这里已经繁衍出了第三代，看着挡在前面的围墙，他会说，总有一天，他的子孙们会翻越过去。这是时间问题，他们试图用一代又一代人的余生，与深圳的世俗偏见抗衡。

但在2003-2004年，深圳市开展的以拆除违章搭建为重点的“梳理行动”中，他们还是差点被扫地出门。

丘增云当时拿出合同抗议说，紫金种养场建成时，深圳市国土资源局还没成立呢。这封抗议信使得种养场被拆除的厄运推迟至今，但也彻底粉碎了他们多年的“深圳梦”。

杨家第三代

少年沉默寡言，分不清自己到底是紫金人还是深圳人

18岁的小白身形单薄，面带苍白，体质明显不如父亲杨峰，同时，他又是个内向、沉默寡言的人。

他的两个双胞胎弟弟也是生性内敛，在种养场的后代里，这种性格特征十分明显。种养场的孩子从小缺少玩伴，也没有游乐设施，他们的父母成天忙于农活，稍微大一点，又要帮忙做家务，活动范围始终是在山坡上。

村民魏石福回忆说，孩子生下来没人带，早上出门用箩筐装着，挑到山上，上面盖着树叶，夫妻俩一整天则在树林里开荒。

小白和两个弟弟的童年生活大抵如此，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深圳人，“只要在深圳出生，就是深圳人。”他说。

直到读书后，他才发现和其他人的区别。当老师和同学都说白话时，他就无法交流了。并且，除了正常学费，他们每学期还要交纳上千元的借读费。他们的衣服永远没本地学生穿的那么得体，见识永远匮乏，放学后永远要一个人低垂着头走进那片山林。

外来人口犯罪已占到深圳全部犯罪总数的80%以上，但在大磡警方的档案里，紫金种养场的子弟们没有一例犯罪记录。丘增云说，从这里出来的大学生有27人。

“这些孩子很听话，懂事早，读书刻苦。”他说，大学生人数远远超过了本地村民子弟。

按照这个标准，小白学习并不优秀。他小学毕业后回到河源市读初中，那是他第一次回到家乡，却从没在紫金县住过一宿。

“那是个陌生的地方，所有人和东西都陌生。”他说。

后来，他在河源市读了一年技校，便退学了。一来十分想家，二是两个双胞胎弟弟初中毕业，考进了职高，父亲的工资难以供养。杨峰补充说，小白之所以没有在深圳继续读书，是因为非深圳户籍来深圳上初中需要提供房产证和社保卡等证明，种养场搭建的房子不可能有房产证的，也没有社保卡。3年后，两个双胞胎儿子考上西丽二中时，杨峰想到了对策，他在大磡村租了一间房子，提供了房主的证明。

和父辈们不同，小白对深圳有很强的认同感，“我在这里出生，我的亲人在这里，我的家就在种养场。”他说。当他回到紫金，感觉立刻疏远起来，“他们以为我是深圳人，”事实上，在深圳，他又是孤独的。

他没有朋友，种养场童年的那份孤独感，一直伴随到现在。“我在本地人面前很自卑，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他们看起来很高贵，有时候他们说什么我都不知道。”他说。

长到19岁，他还从没有一个人去过深圳市中心，最远的距离只是坐公交车到沙河。他现在和父亲在同一个修理厂当学徒，下班后，则回到家里帮妈妈穿2毛钱一根的皮带珠子。他从没想过自己的未来。当他回到自己那间挂着蚊帐，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的卧室时，他顺势躺下来，听着窗外街头喧闹嘈杂的声浪，他觉得这样就够了。

这种过分的乖巧，有时让杨峰十分困惑，在儿子这个年龄，杨峰已经从紫金来闯荡深圳。他以那段经历激励儿子们时，小白对此深信不疑，肃然起敬。而双胞胎弟弟则不以为然，他们会选择跟同学去学外语，以躲避父子间尴尬的气氛。小白说：“弟弟们有他们的同学，有喜好的兴趣，也经常出去玩。虽然同样是内向，但他们还是愿意跟外面的人接触，他们只是害羞而已。”

当小白分不清自己到底是紫金人还是深圳人时，他索性不去想这个问题，“是哪里人重要吗？不是深圳人，我照样可以在这里生活，这里是我家。”他用客家方言说。

坚硬的合同

一纸合同掩盖了许多历史问题；合同期满，当年壮年汉子，都已人老力衰，无家可归

在紫金种养场，杨时若一家三代的故事，都在雷同上演。

当这些足有一尺厚的文件摆在面前，故事也就清晰起来。第一份文件签署日期为1984年5月9日，是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合办“王京坑林果场”的批复》，上面写明：同意南头区农牧公司提供麦园山岭旱地120亩、水田140亩作为林果场生产基地；紫金县劳动服务公司提供种养场管理和技术人员52人及半场资金……同时注明：合同期限为十年，期满人员退回原籍。

在1992年6月，由深圳市南头区农业局批复的《关于申办“大磡种养场”的批复》显示：更名后的种养场山地120亩，水田已经缩减到80亩。种养场由丘增云经营，期限为十年。

第三份为与大磡王京坑村的《租地合同》，也就是丘增云上述提到的“当地政府征收国营果场土地办企业，又从紫金种养场要走了最后一块水田，作为补偿，合同延续到2008年12月”。

“实质上，紫金种养场主要是以农民家庭为单位进行承包经营，并维持至今。”中国市场学会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专家委员会调研员彭传佳说，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持续关注着这个地方。

在彭传佳看来，一纸合同掩盖了许多历史问题，“当初两地政府相关部门签订的协议具有行政合同性质，却没有充分考虑和安排农民进入以后的发展和生存问题，事后也没有及时根据深圳的发展变化而作出适当调整。”比如这些农民变卖了家产、放弃了土地承包的机会，合同期满，当年壮年汉子，都已人老力衰，无家可归。

“更为严重的是，签订合同后，两地政府也没有按照合同的规定投入土地和资金技术，导致农民承受了一定的损失和某些不合理的负担。”

丘增云说，这批自发从紫金过来的农民很显然不是紫金县劳动服务公司提供的技术人员，他们也没有提供任何资金。而对于南头区农牧公司来说，是没有资格出租大磡王京坑村土地的。这也导致了紫金农民在种养场土地问题上，一退再退，最后走投无路。

上述问题同样困扰着现在的深圳和紫金两地官员，大磡王京坑村一位杨姓负责人称，合同已到期，原则上要停水停电，如何安置，将推迟到过完春节再和农民们协商。紫金县官方则表示，这事发生在深圳，应该由深圳政府妥善解决。

落叶归根

他这一生中总被命运推着走，“只有死后，你才能回到故乡”

春节临近，随着合同的终止，紫金种养场在2008年12月底画上了句号。当地政府之所以没有停水停电，是打算让这62户277个农民安心过完年。

剩余时间里，杨时若每天都会到山坡走走。男人们都外出工作了，连妇女们也是这样，亚热带的暖阳照耀着，很长的山路都碰不到一个人。有几天，丘增云会呆在“永星商店”里，他现在的工作类似于包工头，他向附近公园景区联系工作，提供种养场的男劳动力。

他抱怨说，在美国待20年可以拿到绿卡，在香港7年可以拿到香港户口，在这里种了20多年地，老了还要“卷铺盖”。

一方面，他对壁垒森严的现行户籍体制愤慨不已；另一方面，他需要和当地政府保持友好态度。前些天，一名政府官员对他说到一个比喻，本来可以补偿10万，你们这样一闹，结果补偿5万也说不定。

这让这群寂寂无名之辈感到惶恐，2008年12月30日，紫金种养场62户农民包车回到紫金县，他们找到县劳动局和信访办。家乡官员们首次听到紫金种养场的故事，震惊之余许诺说，这是发生在深圳的事，应该由当地政府解决，我们会配合做好一切工作。到了1月9日，紫金县劳动局官员乘坐一辆小车，第一次来到这里。

在杨时若看来，这种从情感和道义上的安慰，是需要的，尽管最后可能起不到实质作用。种养场已经不复存在，相比那些汹涌进入深圳的外来人员，他们对深圳的感情更为复杂，但在户籍这堵高墙前，一切都是空谈。“深圳户口可能不代表什么，你可以和很多人一样，在这里工作、学习，结婚、生子，只是有时候你搞不清楚，自己是哪里人？”他说。

和紫金种养场的农民一样，杨时若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他这一生中总被命运推着走，从没有主动选择过一次：先是被教育界的官僚体制打败；后来又被生活打败，被迫离乡背井；然后是，在深圳数十年中，被铜墙铁壁的户籍政策打败；现在则是被年纪击败。

他今年82岁了，只有到他这样的年龄，才有可能坐在荔枝树下享受阳光。一起来深圳的同龄人都已经去世，只留下他和另一个年过83岁的老太太。那些人都没有安葬在这里，落叶归根，他们的骨灰送回了紫金县。

2004年，杨时若的老伴患癌症后，在病床上躺了两个月过世了，骨灰由子女们埋在200公里外的已经倒塌的老屋后面的山坡上。走在种养场的山路上时，杨时若缓缓地说，“只有死后，你才能回到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