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纪新：满族历史过往的粗线条梳理

源自：满族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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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族，是个古老的民族，也是个年轻的民族。
　　其先民是肃慎，历史可以上溯到大约3000年前。中原春秋时期的汉文典籍《左传》当中，曾有“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的记载，说明满族初民很早就与中原地区有着联系。
　　说满族年轻，因为它的“问世”有具体日期可以说出──这跟古今中外绝大多数民族难以了解形成之日的情形不同。公元1635年的农历十月十三，后金政权大汗皇太极，通过颁发政令，正式废止旧时“女真”（又译为“诸申”）族称，将族名定为“满洲”。
　　民族学界认定，满族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初民是东北亚最古老的土著民的一部分。远在中原舜、禹时代，满族祖先肃慎人，就以独特的文化形态，生活在松花江以东至牡丹江流域的广袤地域。
　　肃慎的后裔、满族的先民，曾经以挹娄（秦汉时期）、勿吉（南北朝时期）、靺鞨（隋唐时期）和女真（宋金元明时期）等称谓，为世间所了解。
　　公元6世纪末至11世纪初，靺鞨族粟末部首领大祚荣率领本部，融入靺鞨族白山部以及高丽遗民的部分成分，以今天吉林敦化、和龙、珲春和黑龙江宁安等地为中心，建立起国力强大的“海东盛国”──渤海国，幅员所至达到现今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辖境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经济文化直追中原同时代的盛唐。渤海国历经229年传位15代，后败亡于契丹人的辽国。
　　到了公元12世纪初，女真贵族完颜阿骨打创建金朝，又曾立国一百二十余年。金朝灭辽国和北宋，与南宋、西夏在中国版图上三足鼎立。东北方向疆域至日本海、鄂霍茨克海及外兴安岭，西北到今天的蒙古国，西部以河套、陕西横山和甘肃东部与大夏（史称“西夏”）接壤，南边以秦岭、淮河与南宋画界；在金世宗和金章宗时期，呈现过为史书夸赞的盛世景象。1153年，金朝在燕京这里建立“金中都”，城市人口超过了一百万。金中都的建立，让北京第一次成为中国历史上某代政权的首都，为元、明、清三代首都北京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公元1234年，金朝灭亡于元与南宋夹击之下。
　　作为肃慎后裔至满族先民的民族成份，历史性铺展有些复杂变数，通俗点儿说，并不是“一线单传”。“渤海国”解体后，粟末靺鞨人失散开来，有些进入朝鲜半岛，告别了女真群体。随后，靺鞨人的另一支──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黑水靺鞨，成了日后金代女真群体的基准先民。而金代被元朝瓦解后，进入中原的金代女真人也多散落于冀鲁豫广大地区，融合到中原民族里面，返回东北故乡的很少。而明代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又是后来重新再由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流域成长壮大的、先前发展更滞后的女真群体，他们才是满族的直系祖先。
　　“渤海国”靺鞨人和金代女真人都未成为满族直系祖先，但是“渤海国”和金代由肃慎的不同族裔成份留下的令人炫目的经济文化史实，证实着一个潜在的历史逻辑：白山黑水间肃慎古族的流脉所具备的精神创造力和文化爆发力不容忽视。历史上有作为的民族，尤其是其中一些中小民族，要在大民族的历史制约下面冒头，都是客观机遇与主观能力的高度结合。历史机遇一旦出现，能否抓住，是民族主观能力的集中显示。这种主观能力，既包括族群自身力量的充分蓄势，也包括着族群领袖对稍纵即逝历史机遇的及时捕捉掌控。因此，假如说肃慎后裔在“渤海国”时期和金代的两度崛起与兴盛，已经为肃慎古族的又一支流脉，明末时节的女真—满洲，在中华封建历史的末叶横空出世，再造出一段东方帝国的辉煌，埋下了潜在伏笔，也许就不为过份了。这一东北亚的古老族群，一向富有创造力和自决精神，果敢智慧勇于承当，具有非凡的历史想象力和实践精神，在并不多得的相似社会历史境况下，完成着一浪高于一浪的进取和成功，内里存在着某种客观的必然。
　　明代由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流域再次崛起的的女真人，先后南下，形成包括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的三大部。万历年间，各部蜂起争雄，彼此残杀，民众蒙受极大痛苦。1583年，建州女真部的年轻酋长努尔哈赤，兴兵举事，顺应历史趋势及民心所向，担起统一女真各部的重任。在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的率领下，经过数十年的艰苦斗争，不但统一了女真各部，而且征服邻近的蒙古和朝鲜，击溃明王朝派来围剿的强大兵力，为夺取中央政权奠定了基础。
　　这个过程中，努尔哈赤创立了使本民族兵民一体的“八旗制度”；皇太极则公开宣布更改女真旧族称为“满洲”，还将所用国号“金”变更为“清”。皇太极所以要为本民族重新命名，是出于目的与策略相结合的选择。随着政治军事的推进，女真民族群体发生了较多变化，在原有的女真族固有成份占有决定性大比例的同时，来自其他民族成份也明显地加大了比重，用“女真”旧称来统括这一新的民族共同体显得多少有些名实不符。皇太极以女真民族为主体，吸收周边若干追随他的政权较久并且女真文化风习感染较深的汉族、蒙古族、朝鲜族等等民族成份，共同建构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努尔哈赤时期沿用历史上的“女真”民族和“金”政权的称谓，这两个称谓在中原的记忆中是敏感的，为了弱化夺取中央政权的民心阻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皇太极修正本民族形象以适应形势需求，不失为一项大智慧。更改族称之举也展现出了实施者对他民族文化的包容与认同倾向。古今中外，出于这种政治考量而主动顺应历史需要而变更族称及国称者，是罕见的。从此，满洲人的确不再一味强调自己与金朝以及女真人的历史渊源关系，而表现出比以往更加贴近中原文化的姿态。日后，人们也不再会轻易地将女真族和满洲族的概念混淆，二者不仅各自带有其时序的不同规定性，就构成人员的成分来看，彼此也存在了各自的特质。
　　“满洲”，是一个满语单词的音译，原来并不是地名。而“满族”只是“满洲族”在20世纪中后期才渐渐使用起来的简称。不过，后来世间有些人也习惯于以“满洲”来代称满洲民族的故土东北地域，特别是国外史学界更习惯于这样做（他们的又一个选择是习惯于用“旗人”来指称满洲民族）。这样，“满洲”概念就有了一点歧义。
　　公元1644年，满洲贵族执掌的清政权，入主中原，定都北京，并迅速向全国推进，开始了中华历史上最后一个高度一统的封建王朝──清朝统治中国268年的历史。
　　清代的满人常常被世间称为“旗人”。其实，所谓“旗人”原本是个大于满人的称谓，在清代，它是对被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兵民一体化组织中的人口的总称。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把满洲人全体青壮年男性，都收进了军队之中，分别划入以八种不同样式旗帜为标识的八个方面军。这八个方面军，被称为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镶白旗、镶红旗、正红旗、镶蓝旗、正蓝旗。后来，又仿照满洲八旗的编制和识别方式，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三个八旗的军事组织，在创立清朝、巩固政权、维护祖国统一、保卫人民安定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7世纪的中华大地，诞生了一个生机蓬勃的清王朝，它内成一统，外拒强寇，使本已急剧滑落的中华封建末世，又奇迹般地出现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康雍乾盛世”，给民众得以在安定富足中繁衍生息的一个较长时间，中国人口迅速地从大约7000万，猛增至 40000万。中国辽阔版图内的众多不同民族，前所未有地产生了中华各个民族乃是休戚与共之一体的观念，为日后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或称中华国族）的形成，做了充分的心理预设。如果没有满族杰出人物和八旗劲旅在清前期的戮力经营，达成清中期国富民盛、各族一体的稳定局面，后来的中国，肯定难以度过帝国主义列强蜂拥而上，妄图瓜分、灭亡我文明古国这一道险关。
　　清初定都北京（京师）建立统一的大清帝国，满洲人入关人口占了本民族的十之八九。《八旗通志》上说：“自顺治元年，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分为八旗，拱卫皇居：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并在北方；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并在东方；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并在西方；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并在南方。盖八旗方位相胜之义，以之行师，则整齐纪律；以之建国，则巩固屏藩，诚振古以来所未有者也。”在三个八旗被严整部署驻守在京师内城（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环线地铁以里）四方八隅的同时，旗人以外所有民人（包括汉、回等民族的官、民、商贾各色人等），均被搬迁往京师南城（大致相当于后来的崇文、宣武两区）居住。
　　清初百年左右，因为平息国内敌对势力、荡平三藩、收复台湾、反击沙俄入侵、扫除准噶尔叛乱等战争，八旗将士被派往各地作战、驻防。乾隆后期各地八旗驻防已有130多处。满族人因而广泛分布全国广大区域，在西安、太原、银川、乌鲁木齐、伊犁、成都、广州、福州、杭州、德州、青州、荆州、库伦、西宁和西藏等地，都设有八旗驻防。清代是中国有史以来有效管辖版图最为广阔的历史时期。中国今天的版图，基本上是在清代确定下来的。清初百年间，我国幅员辽阔，北至外兴安岭，南达南沙群岛，东起库页岛，西临葱岭，都受到切实有效的管理辖制，国土面积高达1250万平方公里。在有清一代近300年间，满族将士为维护国家利益前仆后继浴血征战，付出难以历数的重大民族牺牲。除上述清代初年的战事，清代中期还有扫平准噶尔叛乱、平息回部叛乱、抗击廓尔喀贵族入侵西藏等战事；后期又有两次反抗西方列强入侵的鸦 片战争和反抗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在这些残酷的为国家而鏖战的战争中，满族官兵壮烈殉国的事迹比比皆是，史书上多有记载。
　　入关之后满族又出现了一大批杰出人物，早期的多尔衮、孝庄皇太后，稍后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都在清代的历史上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原地区的先秦文献《战国策》中有《触詟说赵太后》文，断言历史上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铁定规律，而满族的领袖人物从努尔哈赤、皇太极肇始，连续数代奋发图强，成功地逸出了这一规律的制约，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历史奇迹。此外，八旗满洲涌现出来的良将、贤官以及其他方面的优秀人物也不胜枚举。清代满族以小民族而打天下坐天下，他们年年月月岌岌然如履薄冰，不断调整和修正自己的道德形象。史家承认，清朝君主们从自我修身的优良程度来看，在历朝历代中间都数得着。
　　八旗制度伴随满族崛起而出现。这种制度铸造了一个磅礴进取的民族，推出了一个辉煌耀眼的时代，维系了一个虽属于封建末世却空前统一繁荣的大中华。但是，制度自身却孕育着难以排解的内在危机。清代始终贯彻八旗制度，对旗人约束相当严苛，把世代的旗人严格圈定在当兵吃粮饷的惟一人生轨道里，禁止他们从事除当兵之外的一切职业，不许他们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所有其他职业，虽然有助于政治基石的牢靠，防止了旗人与民争利，但是，也造成了创建这种制度的人始料不及的难题。从雍正年间起，“八旗生计”问题出现，后来愈演愈烈，统治者想尽办法解决它，却解决不了：旗人“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越来越多，只好眼睁睁地失业赋闲，成为既无营生也无收入的“闲散旗人”（满语叫作“苏拉”），这导致许多下层旗人家庭走向贫困化，还使入关之初异常精锐剽悍的八旗劲旅，失掉农商技能，滋生惰于劳作、荒于嬉戏的积习。因此，正是八旗制度本身，后来给坚持这一制度的满族带来了灾难。八旗下层人口在贫困线上的苦熬与挣扎，维持了一代又一代。到了辛亥之后，世代远离农桑工贸等谋生技能的满洲人，断绝了作为世袭军人所得的报酬──钱粮，又遇到整个社会舆论和环境都对他们极为不利，八旗制度制约下的末代旗族百姓，比他们的先人严重许多倍地承担了这种历史制度产生的惩罚与报应。所以，说满洲民族是“成也八旗制，败也八旗制”，不无道理。
　　至20世纪，满民族经历了沧桑巨变。中国近代史上的辛亥鼎革，重大政治意义与历史意义是无须多说的。中国历史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帝制，从公元前开始，绵亘不绝，直到20世纪初，严重桎梏了国家的发展、思想的追求、社会的进步。清代末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登上政治舞台，迅猛发动民众，推翻了最后的封建帝制，历史功绩是明确的。
　　封建时代在中国寿终正寝，是历史必然。不过，最后的王朝偏偏赶上是由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这却带有着某种历史偶然性。这一点，帮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忙。中国的封建帝制根深蒂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老百姓历来把“忠君”与“爱国”看成一回事，缺乏反封建的意识，要动员他们投身于推翻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远非易事。新生资产阶级革命党在整个中国封建势力面前表现出来的势单力孤，显而易见。当时，保皇党康有为梁启超要推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尚且做不到，要以革命手段埋葬帝制，更是难上加难。
　　教这一难题得到化解的“捷径”被找到了，就是种族革命。清朝皇帝来自主体民族之外的一个异民族，而“尊王攘夷”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来就是华夏民族的正宗思想传统。要在一个主体民族人口占有压倒优势的国家，做一番号召大民族民众合力推翻小民族中央政权的“种族革命”动员，比鼓动民众觉悟起来向封建王朝造反，方便得多。此时的“大清朝”早已丧失了二三百年前的虎虎生气，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步步进逼，更让这个老派帝国从内而外都呈现出“残灯末庙”的征候；再加上在“八旗生计”问题多年困扰下旗人生活全面落寞，酿成将士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精神蜕变和心理异化，也为革命党人否定八旗群体提供了依据。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人们很快就接受了，不过他们普遍只是动情于鼓动种族革命的前八个字，而把更重要的带有民主革命性质的后面八个字置于脑后。这种带有严重偏颇的策动，得到广泛呼应。“忽喇喇似大厦倾”，本已相当衰败的清政权，顷刻间便息影于世。
　　历史上，许多呼啸而至席卷世间的大规模社会浪涛，都难以避免两重性。由先天不足的中国资产阶级发动的辛亥革命也是如此。以往，人们多从这次革命的不彻底性上，来检讨它的先天不足，指出辛亥鼎革的结局只是做到了形式上终结封建王朝的存在，却未能从根本上解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这固然很对，但是仍嫌不够。从民族关系处理上面反省，辛亥革命也存在难以走出的历史局限，留下了负面影响。
　　中国，与西方许多单一民族的国度不同，自古就是多民族共存共荣的大国，国土上繁衍生息着不同族群，携手创造了中华恢弘的历史与璀璨的文明。翻开中华史册，人们看到，因各民族发展层次不同、经济方式有别、利益追求互异，千百年来曾经出现过相互间不少矛盾、冲突甚至规模化的战争；假如我们今天能够站得更高些去纵览史书，则会看到，不同民族的敌对状态，比起彼此的太平厮守还是少得多，相安相容互利互惠，是我国多民族交往史的习见场景与基本主题。就以清朝来说，因为不同民族所处立场及持有观念有明显差异，起初有过一些令中原人民特别是士大夫阶层身心痛苦、无法容忍的的事件发生；但是，若从将近300年的全部清史来看，清代却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封建时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鼎盛阶段，满汉民族间以及中华各民族间的相处，还是相当好的。
　　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推翻封建王朝而大做舆论准备之际，历史的某些真相被舍弃了。瓦解由满人当皇帝的清政权是当务之急，“殃及池鱼”般株连整个满民族便属难免；不仅满汉两个民族二三百年间总体上相安无事、友好相处的过程被遮蔽，满民族为中华开疆拓土、保国护民的慷慨奉献的历史也被忽略，满洲人被丑化乃至于妖魔化。在辛亥革命的造势阶段，两个半世纪之前的满族入主中原，被说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不仅中国古而有之的“夷夏之防”思想与西方民族沙文主义标榜的“一国之内不容有二族”理论相互合流，把满洲人统统诬称“满洲贱族”、“逆胡羶虏”、“满洲鞑子”、“野番”之类的辱骂也不绝于耳，最著名的政论也喊出了“兴汉复仇”、“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的声音。这些偏离民主革命应有之义而策动种族仇杀的言论，很盛行，并且奏效于现实。结果，辛亥举事得到了许多汉族民众尤其是怀有异端民族情绪的封建地主阶级分子以及与之声气相投的军阀势力的策应。辛亥鼎革就此告成。
　　辛亥革命的亲历者对其中原委有所披露。“1903年革命派就向康梁公开声明：‘……排满有二义：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庶使旧政府解体而新政府易于建立。’”“国民党元老、辛亥山西新军起义领袖阎锡山说：‘辛亥之改革，可以说不是民主主义的力量；有之，亦不过一二分，其余一半为利用时机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的力量。’”“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的胜利‘就是民族主义成功’。”历史学界也普遍地注意到了：“排满是辛亥革命思潮的主要特征。”
　　辛亥革命以民国临时政府与清皇室签订“清帝逊位”条约而告了结。逊清政权在大多数都市和八旗驻防重地，都是以和平方式完成了权力移交；尤其是在国家最高政权和首都控制权的平稳转移上面，体现出清朝末代执政者识大体顾大局、对国家与民众负责的高度政治理智，这不但为国内历代政权更迭之相关记录所罕见，也该在中国的近代史册上留下明确的评价。
　　不过，就全国而言，“驱逐鞑虏”口号还是产生了不小的激发作用，革命军与八旗军的仇视情绪未能因清帝逊位而化解，局部武装冲突也没能避免，南京、西安、福州、荆州等地，上演了种族仇杀的惨剧。例如在西安，驻防“旗卒死三千余人，妇孺投井者尤众”。
　　历史在肯定辛亥革命之际，却有意无意，淡忘了一个事实：在清朝垮掉同时，也株连着，完成了对满族的通盘否定。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满族遭受了为后人难以想见的民族歧视。作为一个世代以保国护民为基本职责的民族，满族自辛亥年起，不仅失去固有的谋生手段，生计上被推向困厄衰败的无奈境地，他们还要从此担起长久而不堪的骂名。许多年里，满人们不得不在惨淡的生存与肮脏的名声双重煎熬下挣扎度日。
　　清帝逊位前后，为了阻止动员革命时期的大量排满宣传继续在革命军中引发更多的过激举动，也为了化解满洲人们面临革命暴力产生的抵触恐惧心理，孙中山适时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他会见满族上层及八旗代表，公开承诺：“政治改革，五族一家，不分种族。现旗民生计困难，尚须妥筹，务使人能自立，成为伟大国民。”“现在五族一家，各于政治上有发言之权，吾意对于各种工业，应即依次改良，使各旗人均有生计，免致失业。”这些话对北京以及各地八旗民众，产生了心理抚慰作用。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沿着孙中山设计的“五族共和”蓝图前行，他的国内各民族都应享有平等政治权力的主张没有得到重视，妥筹满族生计免致失业的构想也远未得到实施。接下来，是袁世凯“加冕”闹剧，和封建军阀围绕北京无休止的割据战争，谁还把“五族共和”放在心里。
　　严重的民族歧视，没有因辛亥年间和平易政而收敛，反而持续风行。将旗人们一概贬斥为“封建余孽”、“亡国奴”、“懒惰成性的游民”的说法，以及像“鞑子”、“胡儿”、“满狗”之类咒骂声，随处可闻。当时流传极广的故事是，有个在新政底下当差的衙役问路人：“你是什么人？”对方说：“我是旗人。”衙役动了火，举起鞭子就抽：“什么？我们老爷才只是骑马，你竟敢骑人！”对方赶紧辩解：“我不是骑人，我是在旗呀。”衙役更加得理，高声呵斥：“你还敢再骑，我还得揍你！”当时，各类的读物、教科书、报刊常登载各种仇视和鄙视旗人的言论，政府及学校招收职员、教员，对旗人几乎不屑一顾；法庭办案也出现了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加重对旗人严办的情况。
　　旗人们不敢在公开场合暴露族籍成了普遍现象。本来按照旧有的习俗他们是不在名字前面加上姓氏的，为了防备歧视虐待，也都加冠了姓氏，假如从姓氏上仍然容易被认出是满族人，有些人便改用了他姓；为了找工作，不少旗人谎称是汉族人。生存在南方的旗人们，更须事事留意，防备泄露了身份会遭至打骂嘲弄。满族所人口一而再再而三地下降。
　　20世纪的下半叶，中国迎来了全新的历史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国内多民族共存共荣的政治格局，也确认了国家奉行各民族政治上一律平等的原则。经过了若干年不堪的生存际遇，满洲民族这棵濒临衰枯的老树，生出了新的枝芽。政府正式认定了“满族”作为共和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位置；满族的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出现在了国家级的议事场所。
　　当然，满族的新生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体制高层，对于这个民族的认识，也有个渐进过程。所幸，时代与社会总是在进步着。满族的人口，实际上也是满族感知现实存在状况的一支晴雨表。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满族人口239.9万人；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满族人口269.6万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满族人口430.5万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满族人口984.7万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满族人口1068.2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满族人口1038.8万人。为维护少数民族权益，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法，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先后在辽宁、吉林、河北，批准成立了13个满族自治县（其中一个是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后经县改市的变动，目前所有的11个满族自治县分别是──新宾满族自治县、岫岩满族自治县、本溪满族自治县、宽甸满族自治县、桓仁满族自治县、清原满族自治县、伊通满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青龙满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