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私人书信的社会功能

源自：《史学集刊》  : 梁满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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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公文书信在社会诸领域所发挥的功能都是在宏观问题上。然而，社会结构是复杂的，宏观领域含有微观分支，人的政治主张、政治态度、政治思想、军事战术、自然观、生死观、人生观、宗教观、友谊观等等都属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微观分支。私人通信的主要功能，就是深入到各社会领域微观分支发挥作用。探讨私人通信的社会功能，对于认识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通信的比重猛增，及其对书信礼仪系统化的影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私人书信;社会功能;媒介
　　如果把各类书信统而视之，毫无疑问，书信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诏令、诏书、奏、章、表、笺等各类公文书信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功能自秦汉以来就昭然可见，且为魏晋南北朝所继承。
　　改朝换代是魏晋南北朝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件，而禅让在当时是大多数朝代更迭所采取的形式。仅以汉魏禅代为例，整个禅让过程，贯穿着一系列书信往复。①均田制是北魏重要的经济制度，实行于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太和十一年，齐州刺史韩麒麟上表陈时务说：“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宰司四时巡行，台使岁一按检。勤相劝课，严加赏赐。数年之中，必有盈赡，虽遇灾凶，免于流亡矣。”②韩麒麟的这个表章，对于监督均田制的实施应该说起了良好的作用。西晋伐吴是关系到全国统一的重要战役，杜预是主战派的首要人物。他上表晋武帝陈述伐吴大计，③伐吴战役开始后，大将王濬、唐彬连克丹杨城、西陵、夷道乐乡城，杜预克江陵，胡奋克江安，武帝又下诏书作进一步指示。④杜预的上书及晋武帝的诏书只是伐吴战役中的部分文书，但却反映了西晋发动战役的决策及部署。早在司马睿在建邺继晋王位时，协助司马睿经营江东的王导就上书规划学校建设。⑤王导这封上书，指出了学校在育人、化俗、立德、正家、定天下方面的作用，对整个东晋的学校建设乃至文化建设具有深远影响。
　　上述公文书信在社会诸领域所发挥的功能都是在宏观问题上。然而，社会结构是复杂的，宏观领域含有微观分支，人的政治主张、政治态度、政治思想、军事战术、自然观、生死观、人生观、宗教观、友谊观等等都属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微观分支。私人通信的主要功能，就是深入到各社会领域微观分支发挥作用。探讨私人通信的社会功能，对于认识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通信的比重猛增，及其对书信礼仪系统化的影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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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其中包括左中郎将李伏表魏王曰符谶、曹丕辞符谶令、太史令许芝集魏代汉谶纬上表、曹丕辞许芝上谶纬令辛毗与刘晔等人再上符命书、曹丕再辞符命书、司马懿等再上符命书、曹丕答司马懿等再陈符命令、献帝诏魏王禅代天下书、刘廙和卫臻奏议修建受禅台、曹丕罢设受禅坛场令、刘若等一百二十人上书劝进、汉献帝三下奉献皇帝玉玺诏书、曹丕三让皇帝玺绶令、汉献帝三下禅位诏书、曹丕三辞请禅令。参见《三国志》卷二《文帝纪》及裴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魏书》卷六〇《韩麒麟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33页。
　　③《晋书》卷三四《杜预传》载：“自闰月以来，贼但敕严，下无兵上。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而陛下过听，便用委弃大计，纵敌患生。此诚国之远图，使举而有败，勿举可也。事为之制，务从完牢。若或有成，则开太平之基，不成，不过费损日月之间，何惜而不一试之！若当须后年，天时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难也。陛下宿议，分命臣等随界分进，其所禁持，东西同符，万安之举，未有倾败之虑。臣心实了，不敢以暧昧之见自取后累。惟陛下察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28-1029页。)
　　④《晋书》卷三《武帝纪》载：“浚、彬东下，扫除巴丘，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顺流长骛，直造秣陵，与奋、戎审量其宜。杜预当镇静零、桂，怀辑衡阳。大兵既过，荆州南境固当传檄而定，预当分万人给浚，七千给彬。夏口既平，奋宜以七千人给浚。武昌既了，戎当以六千人增彬。太尉充移屯项，总督诸方。”(第71页)。
　　⑤《晋书》卷六五《王导传》载：“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五教明，德礼洽通，彝伦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易》所谓‘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圣王蒙以养正，少而教之，使化沾肌骨，习以成性，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后裁之以位。虽王之世子，犹与国子齿，使知道而后贵。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学。故《周礼》，卿大夫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贵士也。人知士之贵由道存，则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乡，学于乡以登朝，反本复始，各求诸己，敦朴之业著，浮伪之竞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则忠，用之莅下则仁。孟轲所谓‘未有仁而遗其亲，义而后其君者也。’”(第1747-1748页)。

∷　基金项目
　　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12&ZD134)

⊙　作者简介
　　梁满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礼制史。

一：私人通信的政治功能
　　在通信中对政治家误国行为的批评，是私人通信深入政治领域细微分支的表现。这种批评不是泛泛的，而是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如东晋殷浩善于谈玄，朝廷屡征其做官都被他称疾拒绝。安西将军庾翼给殷浩写信说：
　　当今江东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诸君，外托庾、桓数族，恐不得百年无忧，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标令名，十余年间，位经内外，而欲潜居利贞，斯理难全。且夫济一时之务，须一时之胜，何必德均古人，韵齐先达邪！王夷甫，先朝风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终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当超然独往，而不能谋始，大合声誉，极致名位，正当抑扬名教，以静乱源。而乃高谈《庄》、《老》，说空终日，虽云谈道，实长华竞。及其末年，人望犹存，思安惧乱，寄命推务。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虏，弃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会处际，宁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实之未定，弊风之未革也。①庾翼通过对西晋王衍空谈误国行为的危害，间接地批评了殷浩。如果说庾翼写信是对人，两晋之际陈頵给王导的信则是对社会重名轻实的虚浮之风提出批评，信中说：
　　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事，浮竞驱驰，互相贡荐，言重者先显，言轻者后叙，遂相波扇，乃至陵迟。加有庄老之俗倾惑朝廷，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物坠丧。夫欲制远，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应之。今宜改张，明赏信罚，拔卓茂于密县，显朱邑于桐乡，然后大业可举，中兴可冀耳。②
　　信中所说“先白望而后实事”即取人以虚名而不以实事之意。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士人往往面临着出处进退的选择，这种选择有时候也是他们表明自己政治态度的方式。南朝江淹经历宋齐梁三朝，刘宋时受牵连身陷囹圄，也曾因忤权贵之旨遭到贬黜，可谓仕途坎坷。他的好友袁炳写信劝他隐退，“息心越地，采药稽山”，江淹回信说，自己既非隐逸狂士，也非社稷奇才，只是“以盗窃文史之末，因循卜祝之间，俛首求衣，敛眉寄食”的俗人。因此隐逸之言，“可为智者道，难与俗士言”。信的最后说：“独念贤明蚤世，英华殂落，仆亦何人，以堪久长，一旦松柏被地，坟垄刺天，何时复能衔杯酒者乎？”③表示人生短暂须抓紧时间建功立业。有的选择是出于对自己长处的分析和认识。东晋王羲之“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扬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写信劝他应命，王羲之回信说：
　　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当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汉末使太傅马日磾慰抚关东，若不以吾轻微，无所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④
　　王羲之“素无廊庙志”，不是隐居江湖无所作为，而是不愿意在朝中作护军将军，他的抱负是远至关陇、巴蜀，宣扬国家威德。当时关陇、巴蜀地区为十六国政权统治，信中王羲之为朝廷统一天下的热忱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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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晋书》卷七七《殷浩传》，第2044页。
　　②《晋书》卷七一《陈頵传》，第1893页。
　　③(明)胡之骥注：《江文通集汇注》卷九《报袁叔明书》，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6页。袁叔明即袁炳，字叔明。《南齐书》有载。
　　④《晋书》卷八〇《王羲之传》，第2094 页。
　　兴亡观也代表了人们的对国家兴衰规律的总结，既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人们的一种政治观点。晋松阳令钮滔的母亲孙琼喜欢养鹄，从弟写信以春秋时卫懿公养鹤败亡的教训对她进行劝诫，孙琼回信说：
　　省尔讥我以养鹄，乃戒以卫懿灭毙之祸，斯言惑矣，吾未之取。彼卫懿之好，民无役车之载，鹤有乘轩之饰，祸败之由，由乎失所。若乃开圃即于灵囿，沃地矩乎神沼，文鱼跃于白水，素鸟翔乎神州，岂非周文之德，大雅所修哉？ 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豆，殷纣著以玉杯，而此圣以兴，彼愚以灭，盖置之失所。如其无失，来难可施乎？①
　　孙琼借论养鹄之事阐明了一个道理，即同样的事情由于做事人的不同结果也不同，同样的国家由于治理者圣明愚昧之别，造成国家兴亡的两种结果。
　　忠义观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南朝梁陈之际，陈霸先袭杀王僧辩，推立敬帝萧方智，实则掌握朝中大权。湘州刺史王琳起兵反对陈霸先，另立萧庄，兵败以后与萧庄一起逃入北齐，在与陈将吴明彻的战斗中被杀。陈琳的故吏朱瑒写信给陈尚书仆射徐陵，请求要回王琳的首级。信中说：窃以朝市迁贸，传骨梗之风;历运推移，表忠贞之迹。故典午将灭，徐广为晋家遗老;当涂已谢，马孚称魏室忠臣。用能播美于前书，垂名于后世。梁故建宁公琳，洛滨余胄，沂川旧族，立功代邸，效绩中朝，当离乱之辰，总方伯之任。尔乃轻躬殉主，以身许国，实追踪于往彦，信踵武于前修。而天厌梁德，上思匡继，徒蕴包胥之念，终遘苌弘之眚。洎王业光启，鼎祚有归，于是远迹山东，寄命河北。虽轻旅臣之叹，犹怀客卿之礼，感兹知己，忘此捐躯。至使身没九泉，头行万里。诚复马革裹尸，遂其生平之志; 原野暴骸，会彼人臣之节。然身首异处，有足悲者; 封树靡卜，良可怆焉。②
　　在朱瑒看来，王琳起兵包括投入北齐，乃至最后战死，都是为了恢复梁朝，他是梁朝的忠臣。这样的忠臣不该身首异处。朱瑒这封信最后说，“不使寿春城下，唯传报葛之人;沧州岛上，独有悲田之客”，表示自己要像曹魏诸葛诞部下和秦末田横的部下那样忠于主人，充分阐释了自己的忠义观。同样的内容还有东晋时期蔡谟给庾冰的信。东晋建立之初，尚书令刁协主张抑制世家大族王氏的势力，招致了王氏的怨恨。手握重兵的荆州刺史王敦，以诛刘隗、刁协之名起兵，元帝知其冤枉，给其人马，让其逃命。结果刁协在途中被杀。一直到成帝时，也没有为刁协恢复名誉。左光禄大夫蔡谟给辅政大臣庾冰写信说：“刁令中兴上佐，有死难之名，天下不闻其罪，而见其贬，致令刁氏称冤，此乃为王敦复仇也。内沮忠臣之节，论者惑之。”③在蔡谟眼里，刁协是为朝廷而死的忠臣。古代社会凡论人才，大多以政治标准，即使从道德角度，也多为政治道德。所以，人才观也是政治领域里的一个分支。南朝萧齐谢腓给王俭的信中说，天下士人可贵者有三种：最高的隐匿于山壑之中凌气于风霞之上;其次为放弃隐逸生活作杰出的佐国之臣;最次为立功于国家而不求奖赏之人。其他的人如桓谭、冯衍、孔融、嵇康，“率以方寸之情，丧不訾之德，盖无取焉”，司马相如、徐幹、乐广、裴楷，“心之所谙，咫尺千里，志之所符，沧洲暧然，揣而论之，实山河之不肖者也”。④在私人通信中，有不少是推荐人才的，其推荐人才的标准，也反映了写信者的人才观。西晋时，河东太守刘原“以旌才为务”，冯收给刘原写信推荐王接，说他“居丧尽礼，学过目而知，义触类而长”，⑤以礼、义、学作为人才的标准。西晋蔡洪被刺史周俊要求举荐人才，回去之后经过思虑写信给周俊举荐吴展、朱诞、严隐、张畅四个人。信中说吴展“忠足矫非，清足厉俗，信可结神，才堪干世”，朱诞“体履清和，黄中通理”，严隐“禀气清纯，思度渊伟”，张畅“禀性坚明，志行清朗”。⑥南朝梁陆倕写信给上书仆射徐勉写信推荐沈峻，说他特精《周礼》，他开肆讲学时，众多儒生“并执经下坐，北面受业，莫不叹服，人无间言”。如果启用他，可使“圣人正典，废而更兴，累世绝业，传于学者”。⑦西晋并州刺史刘琨，与卢志为好友，辟举卢志的儿子卢谌为从事中郎。后来卢谌离开刘琨任幽州牧段匹磾别驾，他给刘琨写信一方面表达对刘琨的眷恋，一方面解释为什么离开刘琨。刘琨回信说：“夫才生于世，世实须才。和氏之璧，焉得独曜于郢握？ 夜光之珠，何得专玩于随掌？ 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昔騄骥倚辀于吴坂，长鸣于良乐，知与不知也。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遇与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勖之而已”，⑧展示了人才当为天下所用不为自己私有的人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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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九〇《鸟部·玄鹄》，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69 页。
　　②《北齐书》卷三二《王琳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35-436页。
　　③《晋书》卷六九《刁协传》，第1843页。
　　④(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二六《人部·言志》，第480页。
　　⑤《晋书》卷五一《王接传》，第1434 页。
　　⑥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赏誉》注引《蔡洪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2页。
　　⑦《梁书》卷四八《沈峻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79页。
　　⑧(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二四《赠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9-1170页。

二：私人通信的经济功能
　　谈及国家经济问题的私人通信不多，但仍可找到一些。北齐阳斐善于营造工程，“石济河溢，桥坏，斐修治之。又移津于白马，中河起石潬，两岸造关城，累年乃就。”东郡太守陆士佩给他写信，想举荐他主持在黎阳修建皇家苑囿工程。阳斐回信说：
　　当今殷忧启圣，运遭昌历。故大丞相天启霸功，再造太极;大将军光承先构，嗣绩丕显。国步始康，民劳未息。诚宜轻徭薄赋，勤恤民隐，《诗》不云乎：“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刊树，未足尽其意;下辇成宴，讵能穷其情。正足以靡天地之财用，剥生民之髓脑。是故孔子对叶公以来远，酬哀公以临民，所问虽同，所急异务故也。相如壮上林之观，扬雄骋羽猎之辞，虽系以隤墙填堑，乱以收罝落网，而言无补于风规，祗足昭其愆戾也。阳斐在信中阐述了自己拒绝的理由，认为不应该像汉武帝扩修上林苑那样劳民伤财，应当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三：私人通信的军事功能
　　私人通信深入到军事领域发生作用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协调军事行动。东晋苏峻之乱发生后，江州刺史温峤推荆州刺史陶侃为盟主，发布讨伐檄文公布苏峻罪状，移告四方征镇讨伐苏峻。陶侃虽然答应，但并不积极，还一度召回其派出的都护龚登。温峤便给陶侃写信说：仆谓军有进而无退，宜增而不可减。近已移檄远近，言于盟府，克后月半大举，南康、建安、晋安三郡军并在路次，同赴此会，惟须仁公所统至，便齐进耳。仁公今召军还，疑惑远近，成败之由，将在于此。
　　仆才轻任重，实凭仁公笃爱，远禀成规。至于首启戎行，不敢有辞，仆与仁公当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卫，又唇齿之喻也。恐惑者不达高旨，将谓仁公缓于讨贼，此声难追。仆与仁公并受方岳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顷之顾，绸缪往来，情深义重，著于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众见救，况社稷之难！
　　惟仆偏当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翘企。假令此州不守，约峻树置官长于此，荆楚西逼强胡，东接逆贼，因之以饥馑，将来之危乃当甚于此州之今日也。以大义言之，则社稷颠覆，主辱臣死。公进当为大晋之忠臣，参桓文之义，开国承家，铭之天府;退当以慈父雪爱子之痛。
　　约峻凶逆无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来者，不可忍见。骨肉生离，痛感天地，人心齐一，咸皆切齿。今之进讨，若以石投卵耳！今出军既缓，复召兵还，人心乖离，是为败于几成也。愿深察所陈，以副三军之望。①
　　信中所说“退当以慈父雪爱子之痛”，即指苏峻杀陶侃儿子陶瞻之事。在温峤的协调下，陶侃亲率大军汇合诸路勤王之师将苏峻之乱迅速平定。第二，具体战术指挥。蔡谟与弟书说：军中耳目，当用烽鼓。烽可遥见，鼓可遥闻，形声相传，须臾百里，非人所及，想得先知耳。近别菽麦者皆当解之，而王苟诸人痴顽之甚，乃至于是，常令人怪之。然烽鼓之法，当豫敕诸军，见烽闻鼓便严。而此间恒举烽之后，须文书上言乃符，游军须被符乃当严。昔年石头，夜半举烽，至明日食时，台中乃知。弟在石头时，隅中举烽，至下晡，游军故未严，此即是苟晞等覆车之轨也。②《晋书·蔡谟传》载，蔡谟为征北将军、领徐州刺史时，与石勒对抗，“是时谟所统七千余人，所戍东至土山，西至江乘，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烽火楼望三十余处，随宜防备，甚有算略”。③蔡谟告诫其弟弟使用烽鼓传达信息的战术当在此时。第三，分化敌人。北魏末年，爆发六镇起义，并蔓延到河北地区。北道行台杨津在与义军对抗中，给敌军首领元洪业等人写信，授其铁券，许以爵位，让他们杀掉首领毛普贤。元洪业回信说：“今与诸人密议，欲杀普贤，愿公听之。又贼欲围城，正为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须尽杀。公若置之，恐纵敌为患矣。愿公察之。”④此类分化敌人的信件还有西晋刘琨致石勒书、⑤东晋桓玄与刘牢之书等，⑥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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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晋书》卷六七《温峤传》，第1792-1793 页。
　　②(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八〇《火部·烽燧》，第1367-1368页。
　　③《晋书》卷七七《蔡谟传》，第2038-2039页。
　　④《魏书》卷五八《杨播附杨津传》，第1298页。
　　⑤《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第2715页。
　　⑥(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二五《人部·说》，第451页。

四：私人通信的文化功能
　　文化思想是私人信件最为活跃的领域。礼仪制度、佛教、生死观、人生观、节操观、经学、儒学、史学、文学、医学、音乐等都是私人信件所涉及的内容。
　　魏晋南北朝是五礼制度孕育、产生、发展的时期，不但国家在正式场合讨论礼仪制度，朝臣们私下通信中也有大量的此类内容。东晋会稽王司马道子给王彪之写信问：“东海王来月欲迎妃，而女身有大功服，此于常礼，当是有疑。但先拜时，大礼已交，且拜时本意，亦欲通如此之阂耳！不得同之初婚，固当在于可通。”彪之答曰：“女有大功服，若初婚者，礼例无许;既已拜时，犹复不同。昔中朝许侍中等曾议此事，以为拜时不应以丧为疑，倚傍经礼，甚有理据，谈者多谓是。殿下可视而量之。”①此为关于嘉礼的通信。东晋王导与贺循书论虞庙说：“王所崇惜者体也，未敢当正位入庙及毁废之数，不知便可得尔不？”贺循回信说：“汉光武于属，以元帝为父，故于昭穆之叙，便居成帝之位，而迁成帝之主于长安高庙。今圣上于惠帝为兄弟，亦当居惠帝之位，而上继武帝，惠帝亦宜别庙，则虞妃庙位，当以此定。”王导又问：“戴若思欲于太庙立后别室。”贺循答：“愚以尊王既当天之正统，而未尽宸居之极称，既名称未极，更于事宜为难。或谓可立别庙，使进退无犯。意谓以尊意所重施于今，宜如有可尔理。若全尊寻备，昭穆既正，则俯从定位，亦无拘小别。然非常礼，无所取准。于名则未满，于礼则变常。窃以戴所斟酌，于人情为未安。”此为关于吉礼的通信。②裴松之答何承天书说：“礼，嫡不传重，传重非嫡，皆不加服，明嫡不可二也。范宣所云次孙，本无三年之道。若应为服后，次孙宜为丧主，终竟三年，而不得服三年之服也。”③此为关于凶礼的通信。东晋袁乔与褚裒是好朋友，二人相处以朋友之礼。后来，褚裒的女儿成了皇后，并临朝执政，袁乔便给褚裒写信说：“皇太后践登正阼，临御皇朝，将军之于国，外姓之太上皇也。至于皇子近属，咸有揖让之礼，而况策名人臣，而交媟人父，天性攸尊，亦宜体国而重矣。故友之好，请于此辞。”表示不能像“平昔之交”那样尽“箕踞之欢”，④而要遵循上下相见之礼。此为关于宾礼的通信。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大发展时期，在此期间，出现了大量的关于讨论佛教问题的通信，讨论的问题既涉及佛教与世俗的关系、佛教与道教的关系，也涉及佛教本身的教义和理论。这些往来信件比较集中地保存在南朝梁僧祐编纂的《弘明集》及唐道宣编纂的《广弘明集》中。《弘明集》中有：宗居士炳答何承天书难黑白论、颜延之与何承天就因果报应、人与“众生”、形与神等问题的通信、罗含与孙盛关于生死轮回讨论的通信、张融与周颙关于佛与道关系的通信、道高法明二法师与李淼关于佛与身形的通信、萧子良与孔稚珪关于道与佛的通信、道恒道标二法师与后秦主姚略关于佛教徒能否罢道入世的讨论、范泰与释慧义关于沙门进食坐姿的讨论、桓玄与慧远关于沙门应否敬王者的通信等等。《广弘明集》中有戴安与慧远通信讨论因果报应、萧子良与荆州隐士刘虬通信传播佛法、梁昭明太子答云法师请开讲书、慧远与隐士刘遗民书劝其简绝常务专心空门等。此外，梁元帝与萧谘等人书、梁简文帝答湘东王书、释昙瑗与梁朝士书、释慧津与释昙瑗书、王洽与林法师书、沈约与约法师书、刘之遴与印阇梨书、王筠与云僧正书、王筠与长沙王别书、刘孝绰答云法师书等都是关于佛教问题的通信。
　　生死观、人生观、节操观属于思想文化，私人通信中也有不少反映这方面的内容。南朝萧齐永元二年，平西将军崔慧景起兵反，兵败被杀。其子崔觉亡命为僧人，后来被捕，判死刑。临刑前给妹妹写信说：“舍逆旅，归其家，以为大乐;况得从先君游太清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锥之叹，以此言死，亦复何伤！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既不得附骥尾，安得施名于后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⑤把人生看做是临时住店，死亡看做是离开旅店回家，这种生死观显然是受佛教影响。⑥人生观即指导选择生活方式的思想。反映人生观的书信以南朝陶弘景、陈暄、北朝李绘最为典型。陶弘景在三十六岁的时候被拜为奉朝请，拜竟反而怏怏不乐，给其从兄写信说：“昔仕宦应以体中打断，必期四十左右作尚书郎，出为浙东一好名县，粗得山水，便投簪高迈。宿昔之志，谓言指掌，今年三十六矣，方作奉朝请，此头颅可知矣！不如早去，无自劳辱。”⑦无意仕宦，亲山近水，放任自然，这封信反映了陶弘景的人生态度及选择。同样的意思在《与亲友书》、《答虞中书书》、《答谢中书书》中都表达得淋漓尽致。⑧陈庆之是南朝梁名将，胆略谋略俱佳，有强烈的事业心。但他的儿子陈暄却与其父大相径庭，“尤嗜酒，无节操，遍历王公门，沈湎諠譊”。侄子陈秀写信给陈暄的友人，希望他劝叔叔有所收敛。陈暄知道后给陈秀写信说：“旦见汝书与孝典，陈吾饮酒过差。吾有此好五十余年”，“吾生平所愿，身没之后，题吾墓云‘陈故酒徒陈君之神道’”，“汝宁与何同日而醒，与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营糟丘，吾将老焉。尔无多言，非尔所及”，⑨这些只言片语，反映出陈暄愿醉而不醒的人生态度。李绘任高阳内史，河间太守崔谋依仗其弟弟崔暹为朝廷重臣之势，向李绘索要麋角鸰羽。李绘写信说：“鸰有六翮，飞则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肤体疏懒，手足迟钝，不能逐飞追走，远事佞人。”⑩反映了李绘重清廉之节持正直之操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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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唐)杜祐：《通典》卷五九《嘉礼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81页。
　　②(唐)杜祐：《通典》卷四七《吉礼六》，第1318-1319页。
　　③(唐)杜祐：《通典》卷八八《凶礼十》，第2431页。
　　④《晋书》卷八三《袁乔传》，第2167-2168页。
　　⑤《南齐书》卷五一《崔慧景传》，第877页。
　　⑥东晋竺昙无兰《五苦章句经》：“三恶道者，是一切众生之家，暂得为人，暂得为天。譬如作客日少、归家日多”。参见[日]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741册，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544 页。
　　⑦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29册，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832页。
　　⑧陶弘景《与亲友书》：“畴昔之意，不愿处人间，年登四十，毕志山薮。今已三十六矣。时不我借，知几其神乎！毋为自苦也。”《答虞中书书》：“野人幸得托形崇阜，息影长林，每对月流叹，临风轸慨，徒事累可豁，而发容难待，自非齐生死于一致，孰不心热者乎！ 举世悠悠，孰云同此。傥遇知已，相与共忧。”《答谢中书书》：“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髙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沈鳞竞曜，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参见(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九《陶弘景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1415册第217、218页。
　　⑨《南史》卷六一《陈庆之附陈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02-1503页。
　　⑩《北齐书》卷二九《李浑附李绘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95页。
　　经学、儒学、史学、文学、医学、音乐等属于学术文化，书信也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
　　南朝萧齐永明年间，国学置郑、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谷梁》，郑玄《孝》。陆澄认为《孝经》不应该列为帝典，给尚书令王俭写信说：“世有一《孝经》，题为郑玄注，观其用辞，不与注书相类。案玄自序所注众书，亦无《孝》。”王俭回信说：“疑《孝经》非郑所注，仆以此书明百行之首，实人伦所先，《七略》、《艺文》并陈之六艺，不与《苍颉》、《凡将》之流也。郑注虚实，前代不嫌，意谓可安，仍旧立置。”①此为对经学的讨论。傅玄是西晋儒学代表人物，其所著《傅子》一书“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傅子》内篇初成，其子傅咸便拿给司空王沈看。王沈看后给傅玄写信说：“省足下所著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每开卷，未尝不叹息也。‘不见贾生，自以过之，乃今不及’，信矣！”②此为关于儒学的通信。
　　魏收曾与李德林反复通信讨论如何书写《齐书》“起元”的问题。所谓起元，即新君即位之年称元年，然而高欢、高澄、高洋父子相继以王的身份摄政十多年，在称帝即位之前，能否称元年？就此问题，魏收写信请教李德林。李德林回信，用春秋时鲁隐公不称即位也有元年、周公摄政始终没有即位也有元年的例子，说明未即皇帝位也可称元。针对北齐的实际，李德林又说：“或以为书元年者，当时实录，非追书也。大齐之兴，实由武帝，谦匿受命，岂直史也？”“二代相涉，两史并书，必不得以后朝创业之迹，断入前史。若然，则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唯入魏氏列传，不作齐朝帝纪，可乎？”③此为关于史书书写的通信。
　　南朝梁文学士人刘峻撰写《类苑》，刘之遴写信给刘峻，对《类苑》作了高度评价：间闻足下作《类苑》，括综百家，驰骋千载，弥纶天地，缠络万品，撮道略之英华，搜群言之隐赜。铅摘既毕，杀青已就，义以类聚，事以群分，述征之妙，杨班俦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虽复子野调声，寄知音于后世，文信构览，悬百金于当时。居然无以相尚，自非沉郁澹雅之思，安能闭志经年，勤成若此，吾尝闻为之者劳，观之者逸。足下已劳于精力，宜令吾见异书。④此为关于文学的评价。
　　西魏将独孤信进入洛阳后，任命王晞为开府记室参军。王晞称被疯犬咬伤，以治病为由不受命。有故人疑其非疯狗所伤，写信给他，劝他接受任命。王晞回信说：
　　辱告存念，见令起疾，循复眷旨，似疑吾所伤未必是猘。吾岂愿其必猘，但理契无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过说。足下既疑其非猘，亦可疑其是猘，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猘而营护，虽非猘亦无损; 疑其非猘而不疗，傥是猘则难救。然则过疗则致万全，过不疗或至死。若王晞无可惜也，则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夺其万全，任其或死。且将军威德所被，飙飞雾袭，方掩八纮，岂在一介。若必从隗始，先须济其生灵。足下何不从容为将军言也。⑤
　　信中所说“猘”即疯狗，反映出当时人们已具有被疯狗咬伤应极度重视、及时治疗的医学认识。啸是魏晋南北朝时流行的发声方法，“啸咏”、“啸歌”常出现在当时的文献中，可见啸与音乐有关。东晋桓玄给袁山松写信论啸说：
　　读卿歌赋，序咏音声皆有清味，然以啸为仿佛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将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瞻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极，阮公之言，不动苏门之听，而微啸一鼓，玄默为之解颜，若人之兴逸响，惟深也哉。
　　袁山松回信说：
　　啸有清浮之美，而无控引之深歌，穷渊根之致，用之弥觉其远。至乎吐辞送意，曲究其奥，岂唇吻之切，发一往之清吟而已。若夫阮公之啸，苏门之和，盖感其一奇，何为征此，一至大疑啸歌所拘邪！ ⑥
　　上述人们之间的通信往来，反映了书信在制度文化、宗教文化、思想文化、学术文化各方面交流的媒介作用，对促进文化的发展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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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南齐书》卷三九《陆澄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83-684,685页。
　　②《晋书》卷四七《傅玄传》，第1323页。
　　③《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195-1197页。
　　④(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五八《杂文部·书》，第1043页。
　　⑤《北齐书》卷三一《王昕附王晞传》，第417-418页。
　　⑥(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三九二《人事部·啸》，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915页。

五：私人通信精神物质交流的媒介功能
　　除深入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的分支细节外，私人通信还有一个公文所不具备的功能，即它是私人间精神和物质交流的媒介。
　　私人间的精神交流在信中的表达是真诚的、思想深处的。北齐崔瞻与赵郡李概是莫逆之交。李概离开崔瞻东还时，崔瞻给他写信说：“仗气使酒，我之常弊，诋诃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归，吾于何闻过也？”①西晋赵至远赴辽西，写信给好友嵇蕃叙离别之情：
　　去矣嵇生，远离隔矣！ 茕茕飘寄，临沙漠矣！ 悠悠三千，路难涉矣！ 携手之期，邈无日矣！ 思心弥结，谁云释矣！无金玉尔音而有遐心。身虽胡越，意存断金。各敬尔仪，敦履璞沈，繁华流荡，君子弗钦。临纸意结，知复何云。②
　　东晋谢安任吴兴太守时，听说高僧支遁欲到剡县养病，便给他写信，请他到吴兴来，信中说：
　　思君日积，计辰倾迟。知欲还剡自治，甚以怅然。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戚戚，触事惆怅。唯迟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当千载耳。此多山县，闲静，差可养疾。事不异剡而医药不同，必思此缘，副其积想也。③
　　南朝梁王褒在西魏军攻克江陵后，被迁至长安，从此与好友周弘让久别。后来周弘让的哥哥被陈朝委派出使北周，武帝准许王褒与南方的亲友互通消息，王褒便给周弘让写信说：
　　河阳北临，空思巩县;霸陵南望，还见长安。所冀书生之魂，来依旧壤; 射声之鬼，无恨他乡。白云在天，长离别矣，会见之期，邈无日矣。援笔揽纸，龙钟横集。
　　周弘让回信说：
　　吾已愒阴，弟非茂齿。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难为胸臆。且当视阴数箭，排愁破涕。人生乐耳，忧戚何为。岂能遽悲次房，游魂不反。远伤金彦，骸柩无托。但愿爱玉体，珍金箱，保期颐，享黄发。犹冀苍雁赤页鲤，时传尺素，清风朗月，俱寄相思。子渊，子渊，长为别矣！ 握管操觚，声泪俱咽。④
　　上述私人通信，无论是对朋友的评价、邀请，还是对朋友抒情、倾诉，字里行间都浸透着浓浓的真情。
　　私人书信也沟通着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流。西晋刘琨给任南兖州刺史的侄子刘演写信说：“前得安州干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信致之。”刘琨要求刘演经常给他送兖州茶，⑤以解体中烦闷，反映了信件在物质交流中的作用。
　　私人书信广泛应用于君臣之间、上下之间、同僚之间、不同政权之间、家族成员之间、宗族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僧俗之间、对手之间各种人际关系，并深入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社会领域的分支细节，表明其应用性大大加强于以往各个历史时期。私人通信强大的应用性掀起了巨大的盖过公文书信的社会浪潮，也催生了书信礼仪系统化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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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北齐书》卷二三《崔附崔瞻传》，第336页。
　　②《晋书》卷九二《赵至传》，第2379页。
　　③(梁)释慧皎撰：《高僧传》卷四《义解一》，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0页。
　　④《周书》卷四一《王褒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732-733页。
　　⑤(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八六七《饮食部·茗》，第3844页。清严可均辑《全晋文》疑南兖州之“南”为衍字。笔者按：安州为东晋成帝咸康四年(338)置，八年罢。刘琨于建武元年(317)被杀，故疑安州为兖州之误。

源自：《史学集刊》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