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保持政教分离、政主教辅的人文传统

再轮回 · 发表于: 2017-2-14 09:44:01

源自：中国民族报 : 王珍

　　中华文明绵延不绝，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其主要原因在哪里？
　　文明要“持续不断地绵延”下去，便是要有传承的人脉、入世的精神与人和精神结合的比较稳定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以人文政权为要。因此，本文对中华文明传承的3个要素：人、精神与人和精神结合的组织形式──政权，做一简要探讨。
　　第一，以传承的人脉为基础。文明的传承需要人，但仅仅是人口无意识地一代代繁衍与存在，并不能保证文明的延续。人类其他很多文明湮灭了，一代代的人仍然繁衍着、存在着，其中很多人只是靠游离的、碎片化的文明本能地生存。显然，如果不从传承的角度自觉地提出人口延续的相关文化，仅凭人在生存资料的获取上，对后代自发的情感和需要等自然本能，文明的延续几乎不可能。因为人的情感和需要是历史的产物，会随着时代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文明传承所需要的人口延续，需要文化自觉地引导和塑造。法律、法规、政策、道德、风俗都可以是这种文化的引导和塑造形式。中国传统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文明的绵延提供了源源不断相接相续的人口保障。即使在艰难困苦的时候，也首先想到延续后代。这构成了文化绵延传承的基础。
　　应当看到，古代的人口延续方式于今未必适用，因为时代不同，需要的形式也会多有不同。依照中华文明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我们可以大致分为3个阶段：农耕社会的，工业社会的，后工业社会的。农耕社会的，主要是基于血缘的；工业社会的，主要是基于地缘的；后工业社会，会基于更加自由的方式。农耕社会，居住地相对固定，主要基于血缘关系，例如中国传统上，便主要是基于家族的人口延续；工业社会中，庞大稳定的家族观念淡薄，基于地缘的人际关系逐渐上升；后工业社会，不但基于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继续衰退，而且基于地缘的人际关系也不如之前强大，更加自由的人口选择整合形式逐步上升。
　　当前，中国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因此，中华文明的延续，需要考虑以地缘关系为主的人口延续形式来引导。
　　第二，以入世的精神为支撑。以入世为核心，不废出世。文明的传承需要精神，但是仅仅有精神，并不能保证文明的延续，它更需要的是入世的精神。如果文明的形态鄙夷、唾弃人间世界，或者以出世精神为基础与核心，文明便难以主动积极地进行传承和延续。入世的精神才能够给文明的延续坚定有力的支撑。但是，只有入世的精神，世界就会成为倾轧之地；只有出世的精神，世界又会成为摒弃之地。积极博容、绵延流长的文明需要以入世为基础、核心和主导，不废出世。古代儒家讲“不语怪力乱神”、“不知生焉知死”，以入世为主，同时也为兼融释、道的超越留下空间。
　　中华文化绵延不绝是一个事实，但它只有以人为本、彰显道义，才是“应该”努力创造的现实和未来。传统上，儒家以“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纲，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融贯以仁爱孝悌的情感培养，把完善人格、奉献家国天下为道义的入世传统很好地传承下来。在此基础上，道家的明哲保身、和光同尘；佛家的自利利他、无我利他，乃至“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烦恼即菩提”、“世间即涅槃”等，作了协同性的扩充，从而形成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翼、以百家为辅，各家共存、共享、共乐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当前，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者、继承者、弘扬者，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如何以入世的精神为基础、核心和主导，以科学人文理性的时代精神为特征，汲取中西文明中的积极因素，建设各家共存、共享、共乐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把中华文化绵延不绝地传扬下去，成为当务之急。
　　第三，以人文的政权为保障。以人为本，政教分离。一方面，世界是物质的世界，如果不辅以、不外化以物质载体的形式，尤其是组织的形式，再完美的精神都是脆弱的、难以延续的。其中，最为强大、富有影响力的文化传承组织形式当是政权。另一方面，物质的载体形式需要扎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和广泛的民众基础，否则，再强大的政权也都是脆弱的、难以长久的。
　　这样，就可以看到精神文化与政权的关系：精神文化融合并外化于政权的形式，为政权提供支持；政权彰显精神文化的要义，保障其维持、弘扬、传承。中国传统上，皇权不断，它承载的文明就不间断。但这种以政权为主导的文化传承形式是否能够长久，则主要取决于是否彰显道义。这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是否符合天地自然法则；是否以仁、以提高人性向善为本。当然，也可以说天地自然之道本身就是仁，仁本身也是天地自然之道。
　　政权要成为文化长久传承下去的力量，在性质上就需要是世俗的、人文的、以人为本的，也就是以入世为重要内容的。所谓“人文”，在西方传统上，是与“神文”、“神本”相对，表现为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中国传统上，“人文”与“天文”相对。《易经》提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由于中国传统上并没有西方传统一神教意义上的“神”，更没有出现过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神本主义，因此，相对于西方传统而言，中国传统整体上呈现出人文性、人本性，甚至是无神性。当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并非没有“神”，而多是“神道设教”人文教化层面上的，并不是西方一神教“有神论”意义上的。
　　实行政教分离，政权方能成为世俗的、人文的、人本主义的。这是因为，近现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源自于对“神本主义”的反抗。之所以反抗，是由于“神本主义”在西方历史上产生了无穷无尽的人类灾难。“神本主义”、以神为本，如果以民间的、私人化的形式存在，除了对奉行的民间或个人产生危害之外，对其他则可能较少波及。然而，如果它与政权相结合，政教合一，如西方历史上的那样，不幸便产生了。一系列的政教争霸、以宗教为名义的战争，把人们拖入长期残酷的流血争斗与相互残杀之中。
　　人本主义反抗的一个重要的结果，便是政教合一的体制被打破。政教分离的首要意义，就是把国家政权从一神教神本主义神权控制之中摆脱出来、解放出来，使教权不能干预政权。因此，人本主义、政教分离是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成果。政教分离才能保障人本主义的长久立身。中华文明很早被一些学者定性为“早熟的文明”，而在这一点上，尤其表现出异常的“早熟”。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类似西方中世纪的政权、教权激烈抗争的政教合一时代，即使在三皇五帝时期也没有。但存在过极其消极的政权、教权相混的形式，这就是上古时期民神杂糅的混沌状态。中国先人颛顼帝时代，以“绝地天通”这样一种划时代的事件解决了这一问题。《国语·楚语下》记载：“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在于使人神杂糅转变为人神相分，教权置于政权之下，奠定了以后中国政权强大、神权弱小、以政施化、教以辅政的政教关系的模式。之后，在中国历史上，即使佛教、道教，也都没有产生宗教权力应凌驾于世俗政权的理论，更没能取得凌驾世俗政权的地位，甚至很少进入过国家政权的核心。
　　虽然中国传统的政教关系不完全同于近现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但是，如果近现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主要表现为教权不能干预政权、政权不受神权的主宰支配干扰的话，那么，中国传统的政教关系则必然地包含了近现代意义上政教分离的首要因素。正因如此，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如同西方那样大规模的宗教战争，中华文明的延续有了坚实的人文政权的保障。
　　排除了宗教权力的干扰，但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组织整体上并没有成为毫无价值导向的空壳，或者成为道德贫瘠之地，失去了精神的支撑。恰恰相反，以天为则、惟德是辅的人文精神为政权提供了道义支撑。中华传统文化把入世的精神，通过儒家的表达，用较为合理的机制融合到政权之中，使得政权不仅是世间资源的掌握者，更以此为基础，成为精神的引领者，道义的代表者、维护者、弘扬者，从而使得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地延续下去。
　　当今世界，全球范围内，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宗教有神论以新的姿态重新兴起，很多地方受到全球性神权意识的持续冲击。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塑造、走向未来的关键时期，需要继续保持政教分离、政主教辅的人文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汲取中西方优秀文明成果，塑造一个不以“独乐”、而以“众乐”为归旨的政权文化形态，传承文明，造福中国，协和万邦，有益人类。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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