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专家：为避嫌终身不买文物

作为贫穷旗人家庭的孩子，那志良只读过几年免费的慈善中学，后来在恩师的介绍下去故宫做了一名看管清点文物的职员。在典守故宫国宝的几十年里，他一直坚持研究，最后成为一代研究古玉器的顶级专家，中间的曲折过程，自然一言难尽。

      亲历数万公里的文物南迁
那志良1906年生于北平，自幼成绩优秀。中学毕业后，校长让他留校当老师，半年后又介绍他到故宫做事。溥仪出宫后，故宫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宫中文物。1925年，19岁的那志良正式成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一名职员。与故宫珍宝的缘分从此开始。那志良进宫的10个月后，紫禁城正式改名为“故宫博物院”。

北伐成功后，博物院的工作正式展开，那志良被分派管理玉器，在这期间，他接触到大量的故宫珍贵玉器，比如著名的“翠玉白菜”。他逐渐了解到一些基本的玉器知识，并引发了兴趣，使他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超越了一个普通人对待一份职业的本分，上升到了不离不弃的热爱，最终，成为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一部分。

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华北告急，故宫就开始准备将文物装箱撤离北平南迁。那志良负责玉器的装箱，他仿效江西景德镇装瓷器的方法，把沉重的玉器和玲珑小巧的玉件分开装，都装得满满的，这样不容易破碎，也能尽量装得多。

1933年2月6日晚上22点30分，这批文物在大批军警的监视下从故宫运到北平车站，由火车运往上海。从这一天夜里，近两万箱，近百万件文物，开始了数万公里的南迁历程，历时15年。

那志良随这批文物到上海、南京，之后又迁到长沙，其中最重要的80箱文物由庄严负责从长沙辗转运到贵阳安顺华严洞存放。那志良奉命北上宝鸡，在那里，他接收保管了国子监托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运送的石鼓，又一路护送到峨眉存储，那志良自己就在库房边保管石鼓，天天对着石鼓，搜集石鼓资料，后来运送回南京，也是他一路押运。这段经历的积累让他在台北写成了一本《石鼓通考》。

关于这段南迁经历现存资料不多，那志良保存了大量这段时期的往来公函、字条借据和运输账册，甚至还有采买用品的清单。这些资料的保存对后人了解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有参考价值。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又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近在咫尺的南京政府为了保护文物安全，又开始安排疏散到后方。这次迁运马衡派庄严负责，那志良参与运输。文物迁运到长沙后又多次转运，宝鸡、汉中，每个地方停留不过月余，最后运到了成都，存放于大慈寺，后又转运到峨眉。战乱中路途惊险甚多，而近百万件文物，却毫发无损，冥冥中，似乎有天神在佑护一般，那志良在自传《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里感叹:“都说古物有灵，炸不到，摔不碎，是真的吗？”

       押运5458件书画作品迁台
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眼看大势已去，决定将故宫宝物运到台湾。那志良当时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觉得国共之争，与抗战完全是两回事，抗战时唯恐把国家文物陷入日本人之手，是必须要迁移的，这回却完全不同，他并不愿意为了政治问题影响到文化事业，因为在爱国宝如命的他看来，文物多一次搬运，便多一次损失。

可是，国民党政府已经下了命令。最后负责挑选这批运台文物的是号称“故宫四大金刚”的专家:书法专家庄严、瓷器专家吴玉璋、图书专家梁廷伟以及玉器专家那志良，他们从堆积如山的文物箱中抽出自己眼中的精品，构成了今日台北“故宫博物院”价值连城的馆藏。据杭立武《中华文物播迁记》一书记载:“南迁书画9000多件，运台5458件，其中就有堪称‘中华第一宝’的书圣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南迁铜器2787件，运台2382件，其中就有铭刻字数最多的西周重器毛公鼎。”

迁台文物一共运了3批。那志良负责押运第二艘船，于1949年1月9日到达基隆。

文物运到台湾后，暂存台中糖厂仓库。糖厂开工后，文物要另觅存放处。最后由杭立武带领理事会选定了台中雾峰乡北沟。1950年，在北沟租了地，盖库房存放文物，又盖了宿舍分配居住。那志良分到北沟宿舍，负责保管文物，一直住到台北故宫新馆落成，才搬去台北。

       正告老外:国宝不能玷污
到台湾一年后，那志良心里已经知道，在台湾不会是暂时的了。一年中他目睹了很多官僚行径，无聊是非，心中有时会后悔台湾之行。1965年台北新馆建成后，那志良跟随文物从台中雾峰北沟的临时仓库搬到了台北士林外双溪。那里专门修建了4间一级专家宿舍，那志良在那里住了30多年，直到1998年去世。1978年台湾艺术大学聘请那志良去教授古器物学。在王庆台的回忆里，那志良温文儒雅，非常准时。那志良有时会和王庆台等学生聊天，说到两岸局势，他认为将来必然会走向复合，故宫文物属于全中国人，是一个历史的结晶。

说到那志良对文物的爱惜和严谨，有许多故事。一次台北故宫文物到纽约展出，美国《生活》杂志前来拍照。为了表现出一个清代瓷碗的薄度，摄影师拍死一只苍蝇想放在碗内，这样从外面拍照，苍蝇便清晰可见。然而这个别出心裁的创意却遭到那志良的拒绝。他坚持认为国宝不能沾有污浊之物。几经争执，摄影师只好妥协，换了一只草虫。

不仅如此，他家中没有任何文物藏品。因为人在故宫，一定要避嫌。他把这称作文物守护者的基本职业素养。甚至，他招收弟子的前提也是不准购买古玩。

1994年，当年曾与那志良一同共事的单士元访问台湾，与那志良在几十年后再见。当单士元问及第一批南迁时的4位元老，那志良轻轻回答，已故去3位。而那志良也迫不及待询问当年留守在故宫的几位故友，单士元只说了三个字:“没有了。”往事如烟，单士元与那志良当时心里感慨，能侃谈初建北京故宫博物院者，海峡两岸故宫各只剩一人了。

1998年5月，单士元去世。4个多月后，那志良也故去了。从此，一段活的历史便随他们去了。

       索予明
索予明是故宫搞漆器研究的一个专家，今年90岁了。当初故宫文物迁台，分三批走，他押运的是第三批。战时什么都紧张，前两批也不容易，但第三批的经历最曲折。当年31岁的索予明是押运第三批文物的人里唯一还健在的一位，现今，那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也只有他能讲给后人听了。

       赴台20天，一别故乡30年
1949年1月29日，第三批文物离开南京，2月22日才到台湾，中间走了20多天。通常南京到台湾只需3天，之所以这么久，是因为出了意外。

运送文物的有几个不同的机构，文物的数量有些混乱。文物开始都堆在南京下关码头江边，当时没有起重机，船来了，就找工人把箱子一个一个搬上船。据索予明回忆，第一批船起航时，有人送来了几件文物，其中有价值昂贵的翠玉屏风和玉花瓶，都是当初汪精卫伪政府带去日本谈和的礼物，抗战胜利后日本归还给中国。杭立武觉得这几件文物很有意义，想带到台湾去，但前两批船都走了，只有第三批的“昆仑号”。但“昆仑号”已经装得满满当当，最后这几件塞进了船上的一个小房间里。屏风很长，装进去和取出来都颇费了些力气。

索予明说屏风是中国一个很特别的陈设，“屏风是八字，他是再折起来的，折起来好收藏。折起来，他分成两个，一个四折，两个八折，合起来是八折屏风。打开以后七尺到八尺那么高，比我们人高一点”。

当时第三批船离开南京之后，不到12个小时后，在路途中遭到解放军的炮火拦截，船身有部分损坏，人员躲在船舱里，船趁着傍晚时晦暗的光线迅速逃离。

这批船上有五六十人，押运文物的有3个机构的6个人。船上物资和淡水缺乏，所以第二天到了上海，船停下来补给。大家上岸去买水，有些人直接从上海回了南京，没再上船。

从那以后，船一直走走停停，索予明记得在舟山因为修船停了7天，在马尾又停了10多天，没有人说明是什么原因。就这样，20多天后才到了台湾。索予明感到幸运的是“路上一路波折，东西到了一点都不少，这就算不幸中之大幸”。

而不幸的是，索予明这一走，就永别了亲人。一别就是30多年。1981年他终于回到大陆探亲，家里全变了样，家族里的所有人都不在家了，有的被下放到云南，有的被派去了新疆，剩下的老年人都不认识。最终他得知母亲已经去世。他是家里的独子，他走了后母亲就孤单一人。母亲的房东告诉索予明，他母亲的身体很差，有病的时候没人照顾，“有时一口面条还没到口里，就掉到地上去”。

       清点文物长达10年
船在台湾靠岸时，船上的官兵征求押运文物的专家的意见，停在高雄还是基隆。索予明他们认为从基隆到台中交通会方便些，就停到了基隆。住了一晚后，第二天跟台湾铁路局交涉好了，他们就乘火车到了台中。

到了台中之后，三批文物都到齐了，共有3000多箱，需要一个稳妥的地方堆放，在台中糖厂仓库暂存了一段时间后，又搬到了雾峰北沟村，建了仓库和宿舍，文物和它的保护者们在北沟一住就住了17年。初到台湾安顿下来，说不上出版、研究，重点就是在保管。索予明说当时就是想把这个东西保管好，“这个任务现在是达成了，到现在我一直还在保管这个”。

他和其他几位故宫的“老宫人”一样，在保管的过程中，自己也做研究，但到台湾之后，想继续做研究，都找不到参考书。文物不能随便开箱看，故宫博物院跟“中央图书馆”有几千部书，也不能拿出来参考，迁运过程和最初安顿时的重点只在保管。安顿好以后，才慢慢开始业务推展。1951年前后，有人提议应该清点文物，得到了理事会同意，于是开始清点文物。各组把箱子打开跟名单对照。由于文物数量庞大，清点工作展开以后，差不多10年才结束。大家发现文物基本上没有丢失和损坏，可以称得上奇迹。

清点过后开始办小型的展览。在北沟建起了小型的展览室、陈列室，把文物分批展览。很多人慕名去参观。

      最大愿望:回到北京
在北沟生活了17年，生活虽然清苦，索予明却很怀念那种淳朴的乡情。

后来在研究所时索予明教授古器物学。在他看来器物学它是连贯的，古器都是有生命的。教古器物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瓷器有非常好的手工艺，后来他个人做研究的重点就转到了瓷器。瓷器在秦汉的时候开始制造，一直到唐代、宋代，做得非常之好。现在的瓷器传到日本、韩国去，也成了他们文化一部分。

在索予明的弟子眼中，他是一个严谨治学、不求名利的人，“先生不是那种习惯于在光环下接受掌声，享誉学者专家的令誉美名，许多时候，他是身著灰色的工作服，戴着口罩手套，侧身在深冷的地下室，挥抖满身积尘，默默无声，检索、抄写，册复一册，日复一日，做着一些乏人问津的冷门事业。”

从1965年台北故宫新馆落成之后，索予明就随着文物一起到了台北。索予明说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由两个单位合并起来的，一个是“故宫”，另一个就是叫“中央博物院”。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故宫的文物将来还都回到北京，“中博”的文物还回到南京，他也跟着回去。而实际上“中博”已经消失60年了，他的愿望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