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若干构想

源自：贵州民族报  : 罗贤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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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十九次年会于2016年10月在西南民族大学召开。笔者借此机会，就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方法问题，略表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期与大家共同探讨。
　　加强理论建设
　　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历史研究，是盲目的研究;不以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清醒的历史工作者。事实也一再证明，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才能把握住民族史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做出科学的结论。如何使得我们的具体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地见出成效，并非易事。在这方面，还需要我们付出不懈的努力。
　　不论是研究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还是研究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的历史，都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要历史地观察问题，另一个是注意历史发展的主流。如果不掌握这样的两个基本观点，有许多历史现象就解释不清楚，许多学术问题也就不会得到科学的回答。例如，我国历史上统一和分裂的关系问题，就需要应用马克思主义这两个基本观点给以分析，给以判断。历史的客观事实昭示出：第一，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一个形成、发展和巩固的过程。这里要明确两点：一是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是历史形成的，不是哪一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够转移的客观规律。二是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在此过程中，各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等方面，都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第二，在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中，是走过曲折道路的。但是，统一始终是历史演进的主流，尽管在我国历史发展轨迹中屡次出现分裂的局面，但都不过是暂时现象，最后总是复归于统一。这是我国历史事实一再证明的客观规律。我们研究我国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确实有一个分清现象和本质、支流和主流的问题。如果把历史发展中的支流当成主流，把现象当成本质，就会使自己在研究历史过程中做出错误的判断，得出与事实相违背的非科学的结论。
　　用历史的态度观察问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同样是我们研究民族历史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都要放到他们所处的历史范围之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历史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其中许多历史事件都带有特殊性，都有它自己所特有的性质与规律。我们在研究时往往发现，不论是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是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是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自有其出现的必然性和特殊性，因此不能采取一概而论的态度，需要依照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在区别点上做出符合科学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广泛利用史料
　　以往在史学界曾经有过离开科学理论指导而“只凭史料说话”的观点，这自然是错误的。但也要认识到，我们坚持理论指导，并不是以此来否定史料在民族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恰恰相反，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学研究尤需注重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运用。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因为每一份史料，都是攀登历史科学高峰的一块基石。正确的做法，就是使科学理论和历史实际结合起来，即在理论指导之下，分析钻研历史资料，在民族史的研究中不占有大量确凿的史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就成为一句空话，我们的学术就会陷于枯干僵死的局面。所以，能不能使科学理论和历史实际相结合，能不能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依据于翔实丰富的历史资料，关系到能不能使民族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的问题，不容忽视。
　　在收集、整理有关民族史的史料方面，需要开拓我们的视域，扩大我们的眼界。自进入新时期以来，我们在搜辑史料工作中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绩有目共睹。但从整体上说，中国民族史学在史料的搜集、保存、整理和利用方面，还存在许多局限。长期以来，在这项工作中存在着视域比较狭窄、投入比较薄弱的情况也是不争的事实。今后我们应努力去做的，就是从具体史料整理出发，积累厚重而严谨的民族史及民族关系史的文献资料，再去研究比较宏大的学术课题，就能在细微史料中发现可探究的问题，在阅读深研史料的基础上，由史实发不得不发之论，就不会在我们的研究中时而有“凭空之举”，就能够避免产生本末倒置、议论空泛之弊病。
　　前辈史学家严耕望有一句名言：“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意思是好的史家不必讲求新材料，而能用寻常史料写出上乘文章。这的确道出了某些杰出史家的独到之处，但不能成为反对发掘和利用新材料的根据。事实上，现代史学的发展同不断发现和利用新材料有莫大的关系。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要用心寻找和使用新材料。具体到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目前汉文史料已经在国内外被广泛使用，但仍有拓展开发的余地。今后，除了二十四史等正史资料外，我们还应调动更多的人力、物力，运用现代研究手段，加强对野史、游记、档案、文集、笔记、写卷、碑铭、题壁、回忆录、访问记、地方志及文物遗址等各类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尽快培养出一批熟练的史料学专家和民族文献专家。
　　多学科协力发展
　　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日益为人们关注，中国民族史研究不但要追寻民族历史发展的轨迹，还应探求民族发展的现实和未来。中国民族史研究面临的历史使命，需要多学科的协力进行。我们知道，客观历史是人类历史文明进程的全部足迹，包罗世间的一切。民族史自不例外，在研究当中需要进行全方位、多学科的综合，充分发挥这一学科的本色。在老一辈学人当中，不少人都有多方面的造诣。像著名民族史学家马长寿先生，他早年攻读的是民族学专业，除了学习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外，还曾系统学习过比较语音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调查方法等课程。其史学著作中就应用了近现代西方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在民族史研究中贡献突出。再如另一位民族史学名家江应梁先生，他早年也曾专攻社会学、人类学，后深入研究民族史，创获颇丰。在学术思想上，他特别强调现实调查与文献材料相结合的方法，认为只有将民族调查、语言比较、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研究之路通达开阔，同时，研究的结果才更加真实可信。其研究民族史的代表作《傣族史》等专著，正是其学术思想的完美体现。
　　当今，中国民族史学的深化更是离不开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边疆学、考古学、语言学、地理学、宗教学、社会学、军事学、政治学，乃至文学、哲学、经济学、人口学、心理学、生态学等学科学者的参与。整合多方面的力量，在中国民族史的学科框架构筑上实现一次飞跃，使中国民族史学不仅成为一门学科群体，而且又是一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这既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要求。
　　大力开拓创新
　　当前我们正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转折时期，民族史学工作者任重而道远。希望学者群体继续发扬“砥砺品学，上下求索”的精神，为促进民族史学的发展继续贡献力量。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创新，而学术的创新无不因为有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材料，三者至少必备其一。在新的时代立足点上，以大量的创新性成果来推进中国民族史研究向纵深发展，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在给某教授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兄驰骋文场近五十年，涉及方面极多。──窃意年将七十，亦应有所结束，集中力量，搞一个或几个方面，写几本结实的书，留几个基本可以结论的结论，为学术界留点遗产，此下走所以厚望于吾兄也。”这段话虽然是对某教授的忠告，但我觉得对于我们所有学者来说，无疑都是极为有益的教诲。在浮躁之风盛行之下，时常出现一些名为学术成果，实为文化垃圾的东西。程先生所说“结实”者，不虚作也。“结实的书”，就是实实在在有见解、有分量的著作，于学术真有用处，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可以传给后世的学术成品。
　　总的来说，如今的研究条件，比起前辈来，不知好了多少倍。充足的读书时间，先进的科研手段，快捷的检索方式，广泛的资讯来源等等，都是前辈学者所难以想像的。现在的中青年学者就其整体而言，没有理由不超越前辈。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持续发展，不断拓进，长盛不衰，再创辉煌，希望主要寄托在我们的中青年学者身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