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实践

源自：贵州民族报  : 张浩 杨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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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学者戴维·麦克道尔认为，“影视人类学注重的不是影视本身，而是渗透并且编码于影视中的涉及文化的一系列关系。”影视人类学是以影视与影像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及诠释某种民族文化或社会事实的学科，其作品又称为人类学片。在影视人类学作品的拍摄中，它以目标文化群体为主角，通过直观的方式将某种文化的“原生性”呈现在观众面前，引发人们对异文化的认知。
　　在人类学界，影视人类学一直被视为主流人类学的旁支，尽管有关人士也指出了影像视频缺少系统的理论梳理与逻辑推演，然而，影视人类学对文化所进行的直观描述与写实记录，却能让普罗大众摆脱冗赘的理论羁绊，而这正是其独到之处。尤其是在传统文化的记录问题上，人类学片对文化的保存与记录较之传统文献更为直接。最早的影视人类学作品首推雷格纳特的尝试。在20世纪30年代的人类学研究中，玛格利特·米德与贝特森就曾将影视手段用于巴厘岛的田野作业。影视技术的使用，开创了人类学研究的新方法，也推动了人类学研究手段与学科理论的发展。相对于传统的人类学叙事范式，影视人类学作品强调在记录文化真实的过程中，合理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反映目标文化群体的文化模式。
　　由庄孔韶等策划和编导的人类学片《虎日》以大小凉山彝族社会为背景，记录了当地彝族如何运用传统仪式力量进行戒毒实践。彝族学者巫达《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凉山彝族的个案研究》中曾就凉山地区的毒 品历史进行过梳理：“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中华民国的建立，在政权交替的间隙期间，鸦 片第一次大规模在凉山彝族地区种植泛滥。民国初期，民国政府曾经严厉禁烟，可是，由于凉山特殊的地理位置及行政管理的薄弱，内地禁烟而缺货，而凉山因驰烟而成为鸦 片货源的主要区域”，“后来由于一些地方军阀为了从鸦 片中获利，在暗中支持凉山种植鸦 片，又造成另一次的大规模鸦 片种植高潮”;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大小凉山处于无毒期;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在发展进程中，一方面由于重经济轻文化，导致物质资料虽然得到极大发展，但精神生活却相对贫乏，且教育的滞后与文化素质有限、法律意识薄弱使大小凉山地区缺少对毒 品应有的认识;另一方面，广泛存在于大小凉山地区的贫困问题与人口流动问题等也成为当地制毒、贩 毒、运毒、吸毒等事件频繁发生的诱因。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民族自救与建立民间反毒机制便成为凉山地区的重要社会问题。《虎日》便是以此为题材拍摄的影视人类学作品。
　　“虎日”是古代彝族出征前的仪式活动，彝族出征一般都选在“虎日”祭军，在“虎日”这天举行盟誓戒毒仪式，表明当地彝族家支对毒 品的态度与重视。与此相应，通过“虎日”传统仪式的力量，将其运用于民间戒毒实践，成为影片《虎日》所探讨的传统文化现代实践的主要内容。作为人类学片，《虎日》通过大小凉山彝族盟誓仪式的呈现，使观众认识到地方性知识潜藏的社会价值，尤其是影片对彝族传统文化的呈现较之传统的人类学文本更加直观。其文化记录方式也给予了人们更多启迪：“在解决戒毒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问题上，一般都是医学科学家在做工作，那么人类学家可以做应用性的课题吗？”在人类学片《虎日》中，通过人类学者对大小凉山地区彝族“虎日”仪式的记录，有力地证实了传统地方性知识及民间家族集团在戒毒实践中的功能及价值。《虎日》的意义不仅在于其运用影视技术完成了大小凉山地区民间戒毒的实践描述，更在于其透过个案，展示了当地彝族社会的传统文化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物质资料的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经济与社会也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科技、商业、市场的力量加快了文化的大范围传播，消费主义与工业科技引领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展，人们的社会观念不断更新。在大小凉山地区，因交通、区位、信息等因素的影响，当地的文化形态依然以农耕文化为主要内容，其文化结构具有稳定性、保守性与原生性等特点。而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由乡村向城市的流动也成为大小凉山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在此过程中，由于传统社区整合力量的弱化与文化保护机制的缺失，当地原有的社会结构不断受到外界生活方式与文化行为的影响，这也成为大小凉山毒 品问题的滥觞。
　　与传统的禁毒记录片不同，《虎日》的叙事采用的是人类学的路数。在如实记录彝族民间戒毒自救的基础上，成功地将影视人类学用于毒 品问题的应对与处理，反映了特定社会地方性知识的力量。“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源于克利福德·格尔茨在爪哇、巴厘岛、摩洛哥等地的田野观察。格氏发现，在西方文明社会一贯认为的“正统”知识体系之外，还存在着各种“异类”的知识谱系，这些知识是当地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下来的社会经验，是当地社会系统赖以维系与运行的文化工具。将“虎日”举行的盟誓仪式与戒毒行为相结合，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大小凉山彝族社会地方性知识的现代实践。在“虎日”举行戒毒盟誓也就体现了当地家支族人对毒 品的认识，“虎日”戒毒盟誓也彰显出浓厚的地方文化特色，这也是大小凉山彝族家支运用传统文化对毒 品的抗击。据庄孔韶等编著的《人类学概论》(2006年版)数据：截至2005年，参加1999年“虎日”盟誓仪式的吸毒者戒毒成功率为64%;而参加2002年仪式的16人中，戒毒成功率达到87%。这些数据充分显示出川滇彝区的地方性知识在现代社会的实践效果与文化价值。
　　《虎日》对川滇彝族家支戒毒盟誓仪式的记录，引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实际上，对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属性的界定只是学界为理论研究的方便而形成的概念分类，而在地方社会的文化实践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其核心是地方群体在面对相关社会问题时，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不断做出的文化调适。换言之，“传统”也好，“现代”也罢，都是文化模式的外在表现。我们看到，在与现代社会毒 品问题的交锋过程中，传统彝族社会的家族宗法力量和习俗范式所彰显出的社会功能从侧面反映了彝族社会的文化智慧。
　　在传统文化的现代实践中，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性问题有：我们在追求现代社会发展成效的过程中，怎样认清现代文明可能给传统社会带来的社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传统社会是否具备相应的文化应对机制？那些行将远去的民族智慧如何在现代文明中发挥其功能与价值？或许，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博弈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其解决的方式也理应在地方性知识的实践中去发掘。
　　(本文系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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