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自信

源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 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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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预见到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当然，《共产党宣言》中没有使用全球化这样的概念。今天进入到全球化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作为思想家对社会发展规律趋势的把握与比较准确的预测。
　　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合理进程，是信息革命的必然产物，也是上述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必然结果。实践活动的本质是创造性的，然而，任何创造同时也是一种对原初平衡的破坏。人的创造性越强，破坏性就越大。因此，核威胁、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日趋严重的实践的负面效应，造成了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只有通过全球合作与努力才能加以消除和解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社会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
　　当前西方对于全球化出现了两种态度，推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中国对全球化的判断也分成了这样两个方向。主流的观点认为，要适应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中国加入全球化，通过全球化的积极影响使中国和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互动，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全球化。但在中国也有一种担忧，认为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文化传播的非对称性推动了当代多元文化与一元文化、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文化霸权和文化自主、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矛盾。我们可以用文化多元复合体的概念来理解多样性和一体化，从文化复合多元性的角度来理解和判断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文化影响。世界上几大文化都是综合了多种多样文化形成的。所谓文化的多元复合性，是指任何一种现代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融合而生成的，是多元文化要素层层叠加、不断累进的。原有的文化作为痕迹都会在这个文化中存在，不会被完全擦掉，这些痕迹会影响外来传播的文化。一个主体文化吸收了外来传播的文化以后，对于外来传播的文化、潜入的文化产生了一种变异，最后形成了一个文化的融合体。在现代文化中，这种文化的多元复合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在中国文化当中，这个特点尤为突出。
　　在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大一统的背后，深藏着具有文化包容性的文化复合性。我们往往强调中国文化自成一体，忽略了她是不断地包容外来因素的。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天下一体，但是儒家的天下一体不是天下唯一，而是海纳百川、中庸和合。通过分析，我们能看到，中国文化也不是单一的文化，实际上是两种或多元文化元素结合形成的。
　　中国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表明，文化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复合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每一个主体民族来说，都要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所以我不同意文化保守主义或激进民族主义的观点。全球化是客观的发展趋势，在这种多元文化的影响下，自身的文化要对它作出反应。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关键，在于解决文化自信、文化融合、文化传承和文化依存的问题。
　　首先，要有文化自信。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其次，要主动实现文化融合。面对变革的时代，梁启超先生有云：“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我们应该有一个多元复合的跨文化视野，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学习借鉴各种外来文化的有益特点，在多元文化影响下不断取长补短，自觉适应，自主选择。再次，要理性地对待文化传承。中国古代历史上，新王朝往往要把旧王朝的东西烧掉，于是往往造成文化的宏观传承与微观传承脱节，严重影响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中国文化现在有四大板块，即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外来文化和新兴的文化。这四种文化彼此之间都有矛盾，所以还不是一体的。我认为还是要启动我们文化的多元复合性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后，采取文化依存的态度。全球化的主要特点是整体性、互联性和依存性。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社会学者或者文化学者，能做的是在传播当中引导，在文化传播与文化选择中，做好推动文化自信、文化融合、文化传承和文化依存的向导，这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作者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