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支部建在连上”：与政府结合的党组织的作为分析

一：陕西凤翔、湖南浏阳地方政府都是在近几年引进了污染项目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党的十七大，中央已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路线。但是各级与政府系统结合的党组织贯彻的怎么样呢？
　　这些年的实践证明，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党与社会结合进行的政治内容，而不是一个由党与政府结合进行的政治内容。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政府在今天的社会中，扮演的是经济公司的角色。凡是中立、公益的项目，政府在依靠传统财政渠道不灵的情况下，都采取了变通的成立第二财政──成立投资性公司的渠道进行。因此，不少公益性投资变成了少数人从中谋取或政治或经济利益的平台，在操作中变了味道。
　　就拿科学发展观最紧迫的目标之一 ──环境保护来讲吧。最近发生事态就有湖南浏阳的村民镉中毒事件和陕西凤翔的村民血铅超标事件，都是因为当地地方政府放任高度污染的企业入驻该地造成的。
　　再往前，从松花江污染事件，到太湖蓝藻事件，再到阳宗海污染、盐城水污染事件，都是发生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
　　这样广阔的领域的地方政府出现与十六届三中全会路线完全相反的所谓政绩，就说明与之结合的地方党组织，他们贯彻党的决议的动力来源可以说是与中央完全相反。

二：以上海为例，分析地方政府的动力机制
　　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尽快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新飞跃。
　　实际上，在这之前，上海市已经有所动作。1987年，上海谋动发展，但资金来源了无着落，中央政府遂给予上海以“九四专项”政策，允许上海到国际市场上自借、自还、自担保32亿美元。于是，上海成立“久事公司”，统借统还。这个32亿美元贷款，就是著名的“久事债”。
　　久事公司工商注册资料显示，上海久事公司成立于1987年，初为“正局级事业单位，企业经营，属市综合经济领导小组领导，归口市计划委员会管理”。
　　上海市赋予久事公司的任务，是“审核‘94专项’项目的经济效益，负责资金的统筹调度和还款。”除此之外，久事公司还“开展综合开发经营等业务，以增强还款能力”。
　　随后，久事公司的业务外延不断扩展。1990年，跟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的“实事公司”合并，并于2年后正式获得房地产开发资格。1991年，久事公司还跟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合并。
　　同时，久事公司提出，“两公司要凭借各自的多功能配套和享有特殊优惠政策的优势，联合起来利用外资，运用好地方财力，开展综合经营，发挥‘第二财政’的作用。”久而久之，久事公司就明确成为上海市政府的“第二财政”。
　　依照久事模式，上海市随后又在市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上海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简称上海城投)，专事城市建设开发。城投和久事又共同成立上海申通集团有限公司，专营城市轨道投资。此后，工业、农业、商业、体育等大口相继成立了投融资公司。
　　久事模式的不断克隆，终于成就了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上海模式”。上海市政府一共拥有3家综合性投资公司：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上海盛融投资有限公司。这些公司在上海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官方数据显示，上海自1992年到2007年的15年间，共投资26000多亿元──其中“八五”期间全社会投入3900亿，“九五”期间9600亿，“十五”期间13000亿，分别占到全国的1/11～1/25的不等比例。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增长，其优势显而易见，但不足也马上暴露出来。
　　上海原有的全国轻工业生产中心的面貌迅速转变为一个外向型的大都市，在长江三角洲苏锡常等一批中等城市的烘托下，上海的大宗贸易地位十分明显。但是，上海缺乏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香港区位优势，和福建浙江的或侨乡或民营企业地下钱庄的优势。全球金融危机一来，上海周边外向型经济一受影响，上海的经济下滑就很厉害。
　　事实证明，上海没有了自己的制造业优势，是一个很大的失误。上海单纯做贸易做服务，空有一个外向型经济的架子。
　　那么，上海这样的局面是怎样造成的呢？
　　不能不说，这种局面是与上海长期依靠第二财政发展经济有关。

三：政府第二财政中，党的组织行为变形
　　在各级政府都有硬预算约束的情况下，为了扩大事权和扩大吃财政饭的名额，各级政府都在千方百计地寻找第二财政。在各级政府都在千方百计地寻找第二财政，扩展和庇护政府系统的公司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够指望当地的发展不落入单一发展的俗套，你怎么能够指望当地的社会和谐能够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呢？
　　与各级政府结合的党组织，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的科学发展观路线的贯彻中，就是面临着这样的局面。
　　还是回到各地环保事件层出不穷的话题上来。
　　众所周知，很多污染企业就是当地政府眼中的利税大户，对此局面，环保部门往往无能为力。云南阳宗海污染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阳宗海最大排污企业在建厂时根本没有办理任何环评手续。对此，群众投诉不断，云南省环保局多次点名通报该污染企业，但该企业竟被玉溪市政府授予“守信用、重合同企业”称号，企业根本不理会环保部门的警告与整改意见。
　　这次，湖南浏阳和陕西凤翔的化工厂和冶炼厂在污染环境与造成附近居民村民身体健康严重受损事态爆发之间，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这期间这些工厂在当地政府眼中又何尝不是香饽饽的呢？
　　现在事态爆发了，社会不和谐了，地方政府态度转变了。难道社会和谐必然要与经济发展严重对立吗？

四：血铅超标、镉中毒，社会为什么没有介入
　　这次湖南浏阳村民镉中毒和陕西凤翔居民血铅超标事件，都是在事后由民间自发进行抗争，唯一的外界社会介入，就是各个报纸的报道和各个网络社区的讨论。
　　应当说，媒体和网络监督都是事后监督，民间的自发抗议，又都会造成社会不和谐。这些都不符合党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论述，胡锦涛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务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关于核心“以人为本”，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发展是为了人；第二是：发展的结果要达到社会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就是说，以人为本的意思已经达到了全面协调的意思，也达到了统筹兼顾的效果。但是“以人为本”，究竟怎样体现呢？如果在政治上首先做到了“以人为本”，就不用再在后面后缀一个“全面协调”和“统筹兼顾”了。
　　显然，这个“全面协调”和“统筹兼顾”是指由政府来达到这样效果的意思。但是事实已经证明，政府的“全面协调”和“统筹兼顾”，往往是事后的、追加的。在事态爆发之前，政府由于第二财政的思路作怪，对此往往是麻木的、逆反的。
　　而“以人为本”如果做到了“政治上首先以人为本”，那么，就不会有事后抗争，而可以做到在湖南浏阳和陕西凤翔的金属污染造成事件之前进行事前控制了。
　　因此，真正贯彻科学发展观，需要的是党组织与社会的结合，而不是像以往的那样──指望在政府的第二财政动力基础上的党组织能够发挥作用了。
　　只有党组织与社会的结合，才能够保证政治上的“首先以人为本”，目标和手段都是稳妥正确的。而不会受到来自右的和“左”的影响，不会把路子走偏，从而避免社会出现更大的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