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党组织：左右之争影响到党内的历史根源

一：邓小平“主要是防左”，在十八大之前应验
　　“出问题还是在党内。主要是防左。”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最后的讲话精神。
　　虽然十八大胜利召开已经一段时间了，但是，对于十八大之前一段时间在重庆市党的领导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东西，究竟是个人的错误，还是事关路线方针的党内斗争，我们应当有一个认真的回顾和梳理。
　　通过以下的梳理，我们就可以在一段历史资料的重提中，看出为什么路线和左右之争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东西，为什么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停止这一词汇的使用，又为什么在他1992年最后的讲话中，特别一次提到了“出问题还是在党内。主要是防左。”
　　2012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说：
　　──是的，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今天，在胜利召开十八大完成了中央领导的换届以后，再来看这段话，温家宝作为即将卸任的中央老领导的话，就是继承了邓小平关于“出问题还是在党内，主要是防左”的精神的突出表现。
　　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是中国共产党受到左的毒害最深最惨烈的教训。
　　党史材料证明，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不是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几年之后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建国以后历史决议》那几百个人做出的，而是1978年底著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几十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几十个中央领导干部代表全体中国人民，违反原定会议程序从政治上向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政治的禁区进行发难才造成的。
　　当时的陈云在原定的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上提出了事关左右之争的重大的历史问题，在陈云发言之后，接着赵健民在东北组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姚依林、陈国栋、陈漫远、程子华、马文瑞在华北组讲了61人案、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第二天肖克在华东组明确表示，陈云讲的问题有关安定团结，有必要加快解决。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的曾涛等中共几个负责新闻的邻导同志率先打破党内程序，新华社通过电波向全中国发布了那条重要的消息──首都群众掉念周恩来的活动完全是革命行动。第二天，中国的许多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以通栏大标题刊登了这个只有239个字的消息。 当天的《人民日报》送到京西宾馆会场的时候，举座皆惊。代表们兴奋地争着去跟曾涛握手。 于光远还记得，那天上午8点多他去西北组住地的会议室，纪登奎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后来忍不住了，说了一句“像这样大的事，总应该在政治局谈一下才对”。他是政治局委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事先他一无所闻。当时在场的人几乎同时说：“这么做有什么不好？”“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实在太好了！”纪登奎就不再出声。
　　在二百多人参加的会议上，几十个中央领导干部突破原定议程，一下子提到了全国人民关心和急切希望得到解答的政治问题，这无疑是从政治上踢开了决定一切工作包括经济工作的左右之争的高度关键机关，打开了振奋民心党心的一片天。
　　搞工作抓经济先要解决路线问题，解决政治问题，解决历史评价问题，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够获得历史地位的关键所在。现在，党的十八大已经提到建党一百周年时候中华民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那么，党的十八大究竟能不能在全面小康目标上集聚人心，振奋党心，开一代风气呢？这里面什么是基础？是政治还是经济？
　　从前重庆市委的左的工作路线影响十八大的政治表现来看，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政治问题还是解决经济问题，不是十分明确了吗。

二：回顾党史，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并论的延安整风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当几十个中央干部突破议程提出左右之争时，邓小平当时并没有参加。
　　1978年11月14日晚，也就是发表重要消息的前夜，邓小平从东南亚回国。
　　11月19日，华国锋与湖北省领导座谈，他很中肯地说，会议开得好，畅所欲言。 他说，会议时间要延长，不能按预期完成任务。
　　很显然，这与邓小平回来后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的结果密切相关。
　　12月13日这一天，是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大会，原定召开16天的会议整整开了36天，相当于一次快速整风。
　　闭幕大会上，华国锋为自己的左的错误作了检查。
　　就此，叶剑英说：“民主作风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华主席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邓小平为此说了一句话：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
　　既然提到了延安整风，有必要回顾一下延安整风究竟是怎样搞起来的。
　　1935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到达陕北，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都在忙于国内外政治斗争的变幻局势的应对。到了1940年代初，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共在巩固的根据地广泛建立以后，党的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才有时机和条件进行中共自身在革命实践中的经验总结。
　　这一经验的总结的突出标志，就是使全党认识到1921年到1940年代这二十年中，中央的很多领导同志和实际工作同志所犯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让他们认这个账、服这个理。
　　经中央同意，从1941年9月开始，毛泽东开始着手《六大以来》的编辑工作。他按照“专题──时间”的体例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编排。《六大以来》分上下卷，汇集了从1928年6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到1941年11月期间党的历史文献519篇，包括党的会议纪要、决议、通告、声明、电报、指示以及党报社论、主要领导人文章、信件等，共约280多万字。在编辑过程中，毛泽东还有意识地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了筛选，先后挑选86件重要文献，以散页的形式发给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这86件文献有一部分是反映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形成、危害及其被纠正的文献，另一部分是反映党在这一时期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关于全面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形成的文献。这些文献在1941年12月合订成《六大以来》选集本。因此，《六大以来》实际有汇集本与选集本两种版本，选集本是当时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史的主要材料。
　　《六大以来》编辑出版后，对统一党的思想，特别是提高高级干部的思想觉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乔木曾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讲话时也说，《六大以来》的发表，对同志们认识六大以来党的历史“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明白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向全党发表过如此多的“左”的训令、决议等，认识到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确实存在一条错误的路线。个别原先不承认犯了错误的同志，也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承认了错误。
　　紧接着，毛泽东着手准备在《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的基础上，选编一本关于党的路线的专题学习材料，即《两条路线》。
　　从此，路线斗争成为对党内一种长期现象的总结之语，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就伴随着左的和右的路线不断在党内出现这一客观存在的党内现象。但是，路线斗争这一词汇只是在1940年代到1978年中间来使用。

三：路线斗争这一词停止再用的背景
　　路线斗争这一词，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了最后一次有意识地使用以后，就被邓小平用宜粗不宜细的理由，被禁止再用了。
　　就在邓小平说“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的同时，邓小平就决定终止这种路线斗争的提法。
　　早在这次会议之前，胡乔木就作为邓小平讲话稿的起草人为他准备了一份讲稿，这也是依照邓小平本人的意思做的准备。讲稿内容有二：第一部分论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几方面的历史意义；第二部分论述如何实现这个转变。
　　从中也可看出，会前在邓小平思想里，只要说服中央委员会赞同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达到了会议的目标。
　　但是到了会议期间，会议形势出乎意料地发生了变化，僵局已被打破。邓小平也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性转折的机遇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下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了。
　　邓小平找到胡耀邦说：“这个稿子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重写。”
　　邓小平亲拟提纲，并提出了整体框架和思路。1978年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等人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是八个问题。
　　邓小平首先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第一个问题是对会议的评价。他说：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要“讲点理论的重要”。他说，这个争论（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他提出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要开动脑筋。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他指出：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他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还说，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要纠缠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就是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那个著名的讲话，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标题也是小平亲自拟定的。讲话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方向和指导思想。它以全新的理论视角，启发了全党的思路，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对于推动整个国家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基本口号，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四：左右之争影响到党内的历史根源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按照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一心一意谋发展，专心致意搞改革，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中，我们没有再用路线斗争和左右之争这样的词汇。
　　但是，我们在政治领域使用过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的词语，也在经济领域使用过保守僵化这样的词语，并在实践中用来解决党内的分歧。
　　一直到十八大之前的党内，我们面对着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是尽量按照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中表示的意思，不把这些分歧往路线和左右之争上靠。
　　邓小平在1992年那种特殊情况下提到的主要是防左，我们也理解为实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的一条历史根据。并不想把已经出现了问题的党内，搞成路线斗争的高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为什么我的这篇文章，要在十八大以后的政治现实中重新提这一条呢？
　　第一，由于网络的普及和历史知识以及言论的开放，党内禁区的不断开放，今天全民已经形成了对党的全面审视和历史评价的宏观氛围。在党的高层要求下级队伍，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时候，党外的汹汹物议，一直在我们已经停止使用的路线、左右的词汇高度，来在你的耳边鼓噪不断，并且大有为党定性、为党指路的架势。
　　第二，党内某些高层，比如重庆市某一任领导，就是在利用上述民间舆论的基础上，向党要舆论权，要领导权，要路线制定权。并且他已经在自己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中造成了政治影响，发生了党内问题出现的重大影响，印证了邓小平的预言。
　　第三，我们的党的基层组织，客观上已经扁平化，党内文件传达，然后一层层教育普及政治到群众中的传统，已经不再。倒反过来，社会上的泛知识化泛政治化的汹汹物议，已经在广大的接受过入党宣誓的普通党员和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干部群体之间插进了一条政治楔子，好像宏观的政治叙事，已经不再属于党内的正常程序范围的东西，反而成了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那种人人搞大批判人人用党的历史词汇互相指责互相批判的局面。
　　第四，自从在农业传统的中国进行农村改革得到皆大欢喜的结果之后，几乎每一次改革都伤害了一部分人或者很大一部分人的利益，这种改革在政治上缺乏保障和开拓，这种恶果越来越显露了出来。人们对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表达的结束党内争论以及后来越来越不提政治改革的情况当中看出有了毛病──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党内反腐越反越腐等等；越来越想回到当初改革的本源──政治推动、民主推动、党内民主推动的回顾当中，来从本源上找出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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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我们今天重提路线和左右之争，实在是也不想违反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应当从2012年3月两会上温家宝作为即将卸任的老中央领导的重提文化大革命的提法中，把今天一切问题的根源和本源找出来，让全党全社会都在这些历史资料的重新梳理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
　　那就是，回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工作会议的党内民主推动历史前进的本源中。
　　总之，政治──民主决定一切，政治──民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民主是纲，纲举目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