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巴中籍将帅名录

吴瑞林（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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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瑞林：四川省巴中市人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川陕甘少年先锋团连长、营长、团政委，川东北少共特委组织部长、书记兼特委委员，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政委，中共泰山地委军事部长兼第一大队大队长，鲁中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山东纵队第一旅第二团团长，鲁中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山东警备第二旅旅长兼政委，东南满军区参谋处长，东北民主联军安东纵队司令员，安东省军区司令员，辽南军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一师师长，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副司令员，军长，海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海军南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常务副司令员等职。革命战争年代，他经历了数十次大小战斗，带领部队南征北战，奋勇杀敌，屡立战功，先后七次负伤，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为人民海军的发展壮大，为捍卫祖国的领海主权，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吴瑞林同志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吴瑞林同志因病于1995年４月２１日在北京逝世，享年８０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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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巴中籍将帅名录：姓 名 性别 籍 贯 最高(后)职务 军衔 刘伯坚 男 平昌县龙岗寺 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王明坤 男 巴州区清江 陕西军区副司令员 少将 王良太 男 巴州区 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 少将 邓仕俊 男 通江县苦草坝 南京军区司令部顾问 少将 刘自双 男 巴州区 福州军区空军顾问 少将朱兆林 男 平昌县板庙乡 北京军区军政治部副主任 少将 朱士焕 男 通江县石门镇 沈阳军区后勤部政委 少将 冯丕成 男 巴州区渔溪镇 成都军区后勤部部长 少将 阳自碧 男 南江县八庙乡 四川省军区副司令员 少将 李　勃 男 平昌县马鞍乡 济南军区顾问 少将 何正文 男 通江县板桥乡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少将 何云峰 男 平昌县张公乡 成都军区副政委 少将 吴瑞林 男 巴州区化成乡 海军常务副司令员 中将 吴荣正 男 通江县腊溪口 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 少将 吴仕宏 男 通江县流二沟 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顾问 少将吴　忠 男 南江县 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少将 陈其通 男 巴州区 文化部、宣传部副部长 少将 陈　彬 男 通江县麻石场 国防科工委主任 少将 张德贵 男 巴州区恩阳镇 呼盟军分区第二政委 少将张显扬 男 通江县碧溪场 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少将 张荣森 男 通江县 中共贵州省委书记 少将 张世盖 男 巴州区恩阳镇 二炮司令部顾问 少将 胥光义 男 平昌县 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 少将 姜　钟 男 平昌县 总参三部部长、党委书记 少将 赵兰田 男 平昌县岳家乡 军委空军顾问 少将 傅崇碧 男 通江县沙溪乡 北京军区政委 少将 程登志 男 巴州区 旅大警备区政委 少将 蒲大义 男 平昌县镇龙乡 云南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 少将 熊国炳 男 通江县洪口乡 西路军政政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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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仕俊：四川省通江县苦草坝邓家湾人，南京军区司令部顾问、少将

1967年2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自无锡回程途中，有位陪同的将军不幸被意外的车祸撞破了头颅和脾脏，撞断了左胸的两根胁骨。在以后长达5年的治疗日子里，先后动大手术17次，仅静脉就切开了10刀。他积极配合治疗，凭着坚强的信念和过人的毅力，同死神搏斗，硬是从病床上站了起来。被医疗专家们称为：不仅是中国动大手术最多的冠军，而且是世界上动大手术最多的冠军，他的康复也是医疗史上的一大奇迹。这位创造奇迹的人，就是当时南京军区副参谋长邓仕俊。　　邓仕俊，四川省通江县苦草坝邓家湾人，1918年生，他出世3个月，父亲就患肺痨离开了人间。他在苦难中长到11岁，便给地主家当长工，放牛、割草、打柴、干牛马活，吃剩饭菜，住牛草棚，睡竹板床，苦度岁月。1932年12月，他被“棒老二”（土匪）抓夫，背粮到两河口，巧逢入川而来的红军。土匪逃跑，民夫自散，只剩下邓仕俊和另外几个孩子。红军给他们饭吃，给他们讲革命道理。他便要求参军，因他年纪小，不被批准，他就跟着队伍走，红军打仗他送饭。在红10师攻打竹峪关前，红军部队就被他的精诚所感动，同意了他的要求，15岁的邓仕俊就这样当上了红军。他参军后的第一仗，是攻打竹峪关东南的佛爷山，一颗子弹从他的后脑勺上穿破头皮而过，他仍勇敢作战，战后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部队新扩大的独立营成立，他被调任班长。在反敌“三路围攻”的包台山战斗中，排长牺牲了，领导让他接替，他急得直哭，只说不行不行，教导员问他：“你怕苦吗？”“不怕！”“怕死吗？”“不怕。”“这就行了，再加上两条：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你就是个好排长。”他仍在求情，教导员火了，厉声地：“共青团员，服从命令。”他这才抹干泪水赴任去，带领全排抢战竹峪关，掩护主力转移。他冲在前面，跑得满身大汗脸发青，幸亏教导员骑马赶来，让他抓住马尾巴，借助马力最先登上山顶，抢在敌人前面占领了制高点，阻击敌人，坚守阵地一昼夜，打退敌人4次进攻，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当上级表扬他时，他谦虚地说：“多亏了教导员的马尾巴。”接着他又带全排在亭子庙的战斗中，打退敌人3次冲锋后，又协同友邻部队反击敌人，追歼敌人20里，消灭敌军一个团，缴获枪弹无数，实现了战前动员的口号：“自己武装自己。”　　1933年7月，红10师扩编为红四军，邓仕俊被调去先后担任连、营、团部的文书，随部参加了宣达战役、反敌“六路围攻”的万源决战防御和陕南战役。长征开始时，他被调到红12师师部作书记。在茫茫草地，他在包座求吉寺战斗中负伤后，又染上了伤寒。师领导派来4个战友抬着他行军。他躺在担架上，高烧不省人事，当他清醒过来，抬他的战友因饥饿陆续死去了三人，只剩他和刘宏了。他被刘宏背着走，跌跌撞撞，一天只能走十几里，他们夜宿石洞野林，白天餐野菜，他知道自己实在不行了，便再三动员刘宏去追赶部队，幸许能活着一个。刘宏实在没法，含着热泪去了。邓仕俊孤身一人强忍疼痛与饥饿爬行，他摸到一个村子附近，偶遇一位四川老乡，是刘文辉部跑到藏民区安了家的。他好心地将邓仕俊扶到家里周密掩护，细心照料，终于使他的伤与病慢慢地痊愈了。他婉言地谢绝了老乡的美意和他女儿的爱，悄悄地离开这里，追到丹巴，又回到了革命部队。　　1935年11月，邓仕俊被调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当作战参谋。从此，他就与参谋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当时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领导人整天生活在一起。刘伯承听说他是通江人，高兴地说：“你是我老乡哩。”帮助他把原名邓仕金改为邓仕俊，还帮助他学文化，并说：不学文化，参谋当不好，最多只能当个武参谋。参谋参谋，要有谋可参。光从战争中学还不够，还要向书本学习。他谨记参谋长的话，行军途中也学文化，慢慢就能读完《三国演义》了。红军第二次过草地，他专门负责给朱总司令管文件，总司令平易近人，毫无官架子的作风对他影响深刻。西安事变后，他到“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任区队长。毕业后分配到八路军129师司令部任作战参谋，随刘伯承师长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夜袭阳明堡战斗。战前，刘师长笑着对他说“你知道什么叫官僚主义吗？官僚主义就是只有部署，没有检查。现在你快到769团去替我看看，看他们各种准备工作落实了没有？”他迅速深入769团各连队，逐项进行检查，回来向师长报告道：“他们按照你的指示，让善于隐蔽，动作果断灵敏，长于夜战的第三营袭击机场；一营袭击并牵制崞县之敌；二营为团预备队。战斗开始前，团里还要组织突击队，各级指挥员，化装成老百姓，对机场进一步侦察，详细了解机场敌人兵力部署，工事建筑，进出道路和飞机停的位置等。另外，还针对战斗打响之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作了周密的准备和演习。现在，各部队都已到达了指定地点。”刘师长满意地点头说：“这就好了。”然后下达了攻击命令，仅激战一小时，就毙伤敌人百余名，焚毁敌机24架，取得了胜利。　　在与日寇斗争的第一年，邓仕俊先后参加了粉碎敌人“六路围攻”和神头岭等大仗恶仗，在响堂铺战斗之前，他受徐向前副师长的委派，飞马到达东阳关外，化装成老百姓，混进东阳关，摸清了敌情，为徐副师长最后下决心伏击敌人提供了有力的情况。经两小时激战，焚毁敌人汽车180辆，毙敌森木少佐以下400余人。1941年，刘伯承率部转出外线时，获悉集总机关和北方局机关一部被敌包围。任师参谋第二期集训队队长的邓仕俊赶回师部，看见刘师长正在为电话线被敌人窃听，无法和集总联系而焦心时，急中生智，提醒师长打哑迹，把集总的险境告诉他们。刘伯承想到自己和左权同在苏联陆军大学学习，都会俄语，就用俄语和左权副参谋长通了话，告诉他“你们被包围了，赶快突围。”事后刘师长表扬邓仕俊有脑子，关键时刻想到打哑谜，提醒了他。邓仕俊在刘伯承身边工作，迅速成长起来。　　1943年，邓仕俊被调到太岳军区任参谋处长，后任二分区参谋长，不久又被升为军区参谋长。上党战役前，他被任命为23旅副旅长。临汾战役总攻前，他又升任为24旅旅长，参加了晋中战役和围歼敌赵承绶集团。旋又参加太原战役，他指挥部队迅速攻下太原城外四大要塞之一的小窑头阵地。接着便率部协同兄弟部队攻占了阎锡山的命根子──东山大门。解放太原后，他升任60军参谋长，随18兵团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扶眉战役，突破秦岭，转战西南，进军成都，任川西军区绵阳军分区司令员。　　1951年，邓仕俊入朝参战，先后任60军参谋长、副军长兼参谋长，参加了五次战役，北汉江以东坚守防御，夏季进攻战役，协助指挥大小战斗上百次。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国旗勋章和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3年，他回国后仍任60军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入北京高等军事学院深造，1960年毕业，出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一干就是20余年，1983年他改任南京军区司令部顾问。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自此，邓仕俊就在人民军队的参谋工作岗位上奋斗了半个多世纪，贡献了他的全部精力和智慧。

王明坤：学名王维，四川省巴中县清江渡王家湾人，1911年生，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王明坤，学名王维，四川省巴中县清江渡王家湾人，1911年生，自幼家贫，6岁始读书，13岁时被迫辍学，习艺糊口。17岁时，他父亲病故，全家只得搬到大河坝乡场上开饭店，但因生意萧条，难以维生，他不得不辞别亲人，远上通江板桥口一家百货店帮工，干了约两年，又因土匪抢掠，无法再经营，他又只好回家苦捱岁月。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来到通南巴，解放了王明坤的家乡，并在当地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他被选入乡苏维埃政府作文书。不久他经乡苏维埃政府介绍，到红四方面军12师36团3营9连当了战士，4个月后，升任班长，旋调1营3连任文书。1933年6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6月，被调到营部当文书。1935年8月，他在长征路上，被送入红军大学参谋训练班学习，翌年6月毕业后，被调到红9军75团任测绘员。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又参加了西路军，随部渡过黄河，转战河西走廊。他在永昌战斗中被敌弹炸成重伤。由于战事危急，他伤未治愈，就出院到红9军司令部搞测绘工作。当部队转战到梨园口，73、74、75团被敌重兵包围，他及时将情况报告给军参谋长李聚奎，但因敌众我寡，经昼夜奋战，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军部仅率75团部分人员突出重围，到康龙寺缩编为一个团，机关人员编为第二连，他也被编到二连当战士，由于伤口恶化，出血不止，难随部队行动，被卫生队收容后，用牲口驮着他转移。到达野牛河上游的一片森林时，司令部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卫生队队长从司令部开会回来，向大家宣布"分散行动，打游击"的决定后，多数人痛哭失声地四散走了，军作战科统计员刘鹏旭和经理部出纳员在黑夜中摸了摸他的腿，见无法带他走，便给他留下一些银元，追赶部队去了。剩下他独自一人，摸到一个石洞里，躺了三天三夜。直到第三天中午，才惊喜地看见有4个红军战士牵匹骡子在河边弄冰。他们会合一处，决定用骡子驮着他走，走了两天，才进入有人居住的地区，由于5个人目标大，他们分作两路行动，他与两个小战士在一起。又走了两天，小战士俩也走散了，仍只剩下他一人，找到山脚一户放羊的人家，给了3块银元，换了顿饭吃。他又继续前行，在一座破房子里，又幸遇参谋长李聚奎，告诉他"敌人要搜山，不能在这里久呆"。他按李聚奎指的方向，又独自一人赶了六、七天才到达山丹南部，找到一个挖煤的给了三块银元，又住了三天。他想通过公路到北山找红军，不料又被民团抓住，将他全身的银元全部搜了去，换去了他的衣服后，却让他跑。可当他跑到凉州东边，涉水过河时，又被马家军抓住，押到武威监狱。后来他在被敌人送往西安的途中，逃到了镇原我援西军司令部，受到了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的接见，便被分配到援西军司令部任侦察参谋。　　抗日战争时期，王明坤历任八路军129师司令部侦察参谋、股长、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侦察科长，冀南军区第9旅26团参谋长，第一军分区司令部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晋冀豫军区第二纵队六旅参谋长，冀南军区第八军分区参谋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29旅参谋长，桐柏军区汉南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湖北军区襄樊军分区司令员，1952年入南京军事学院深造，毕业留校任军事科学研究部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学校校长、副军长，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军功勋荣誉章，1988年9月9日，病逝于西安。

王良太：四川省巴中县人，1917年生。沈阳军区工程兵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举世闻名的长征途中，有个关系着中央红军命运的战斗，那就是突破天险腊子口。在这个战斗中，第一个突击队战斗到剩下最后两人，其中之一的队长身负7处重伤，还顽强地战斗，掩护并配合后续部队一举攻克了腊子口。这位队长就是王良太。　　他是四川省巴中县人，1917年生。1933年1月参加红四方面军川陕保卫营，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反敌“三路围攻”、“六路围攻”的战斗中，他作战英勇，不怕牺牲，不久就被任命为红33军98师294团2营1排长。1935年3月，他随部参加长征。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他被调到中央红军部队。1935年9月20日，他担任攻克腊子口天险的第一突击队队长。毛泽东同陈光、肖华、杨成武亲自看望突击队，要求他们一定要突破腊子口。王良太不负厚望，按时完成了任务。1936年2月，他被调到红二师四团四连任排长，在消灭阎锡山“满天飞”四团的战斗中，他率全排缴获山炮三门，不仅为当时部队中拥有最好的重武器，而且还为后来建立延安炮校奠定了基础。不久他就升任为四连连长，在攻打曲子镇的马鸿宾部队及攻打城子活捉敌骑兵旅长王有哲等战斗中，他又立大功。山城堡之战，他率全连与敌人拼刺刀，俘敌800余人，震动全军。　　抗日战争中，王良太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4连连长。首战平型关，他所在的团由杨得志指挥，担负主攻任务，他率全连110余人英勇拼杀，战斗到最后仅剩30余人，仍坚持到取得胜利。由于他屡立战功，1938年他被提升为三营副营长。1939年6月，升任营长。他利用青纱帐，组织一支80多人的侦察队，骑自行车，佩20响驳壳枪，化装成老百姓，驮着柴禾、粮食潜至虞城县东门外埋伏，天黑后侦察员摸进城去，打开城门。他看到信号，即率两个连队打进城内，包围日军据点和伪县政府，一举消灭日军12人，伪军200余人，还活捉了伪县长。不久他又率4个连队，长途跋涉，成功地袭击了夏邑县的太平庄，全歼守敌。正当部队休息时，敌伪又组织小刀会4000余人将部队包围。他指挥部队沉着应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歼敌1000余人。当天下午，200多日军带着1000多名伪军，又兵分三路前来围攻，他派出小分队利用夜色和青纱帐作掩护，迅速消灭日军30多人，使全营巧妙地突出了包围。　　1940年，王良太任教导一旅三团副团长，“皖南事变”后，他被调任新四军3师21团团长。率部在盐阜地区进行抗日活动。1941年6月，日伪军进攻新四军，他率全团从正面阻击敌人，掩护军部转移，还抓住战机指挥部队偷袭敌伪军，打沉敌军汽船三艘，消灭日伪军1000余人，受到军部首长表扬。1943年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他率团直属队和二营与建阳县大队合并成立了县总队，他任县长兼县总队长、总队政委，指挥部队进行游击战，拔出日军据点9处，使全县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1944年成立盐阜独立团，他任团长兼政委。次年1月他被调任第3师8旅22团团长，在攻打阜宁的战斗中，他率团担任阻击敌人增援部队和相机占领阜宁城的任务。他指挥部队痛击了敌增援部队后，尾随敌人迅速占领阜宁城外，抢修工事，乘其不备，一举攻入城内，并乘胜攻克了大蒲桥。他由指挥游击战转入指挥攻坚战，他再次受到军部通令嘉奖。　　解放战争开始时，王良太奉命率部从苏北出发，日夜兼程3000余里，进入东北，一举解放了齐齐哈尔。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成立时，他被任命为五师参谋长，不久任副师长，后调任二纵队副参谋长。沈阳解放后，他升任二纵队四师师长。辽沈战役刚一结束，他即奉命率部挥师入关，直抵塘沽。他带领参谋人员深入塘沽镇北察看了地形后，在纵队党委扩大会上，提出了攻打塘沽的困难：“一是不利于兵力开展，水中无法构筑工事，也很难隐蔽接敌；二是水沟甚多，会迟缓战斗动作，增大伤亡；三是不能快速断敌退路，一旦战斗打响，敌人如从海上逃走，就达不到预期作战的效果。”他根据存在的困难，提出要神速地占领有利地段，采用“关门打狗”的战法。天津前线司令部根据敌情迅速做出部署，将二纵和一纵调至天津西郊。1948年12月30日晚，王良太率部迅速抵达天津城郊两块南北并列的坟地，进攻安徽义地和鲁西义地的敌人据点。旅即指挥部队一举突破城墙，将红旗插上了城头。配合兄弟部队经过27小时战斗，就解放了天津，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多人。平津战役结束后，他被调任115师师长，率部南下河北、河南、湖北，抵达湖南，参加了衡宝战役，转经贵州插入广西，解放了柳州，进南宁抵镇南关，再克龙州，全歼国民党军33师后，他兼任宜山军分区司令员，指挥部队担负护路、剿匪，稳定社会秩序的任务。　　1950年7月，王良太奉命率部回师东北，于10月20日入朝参战，他指挥115师参加了解放平壤，攻克汉城的战役。1952年4月，他升任第38军副军长兼参谋长，1953年回国后，他奉命组建沈阳军区工程兵部队，先后任东北军区工程兵部主任、沈阳军区工程兵司令员等职达12年之久。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他下部队调查研究，发现雷锋的先进事迹，亲自布置培养和搞好雷锋事迹的宣传工作，还多次找雷锋谈话，进行教育培养。1965年他被调内蒙古军区参谋长、后任副司令员。1982年离休后，写诗习字，著《攻克天津》等回忆录。

刘自双，四川省巴中县（现巴中市巴州区）人，1915年10月26日出生，福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副司令员，福州军区空军顾问。1964年晋升为少将。

刘自双1915年10月26日出生在一个佃农兼手工业者的家庭。他于1933年夏天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初在红四方面军9军74团3营8连当战士。1934年入党后，被调到27师80团2营营部作通讯员，随部参加了反敌“六路围攻”的“万源保卫战”。1935年3月28日夜，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刘自双所在的二营为渡江突击队，他们悄悄地登船驶向对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滩头阵地，取得了渡江的胜利，旋即便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经受了三过雪草地的磨难，才到达了陕北。　　抗日战争时期，刘自双为民族独立而战，1940年他任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新四旅30团2营5连指导员，率部在正太铁路线上打击日本侵略军。日本投降后，他被任命为太行二分区39团团长，与38团、34团共组成一个支队，由秦基伟指挥，在平汉路北段阻击敌军增援邯郸。接着他又率部与38团一道攻克了平汉路南侧的柏乡县城，控制了平汉路，保证了我军全力发动邯郸战役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刘自双任中原军区第9纵队25旅副旅长，许昌军分区副司令员、河南军区警备第二旅副旅长。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副师长，华南军区防空司令部参谋长，中南军区防空司令部第二参谋长，南昌防空指挥所副主任，防空军师长，北京军区空军高炮指挥部司令员，福州军区空军高炮指挥部司令员，福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副司令员，福州军区空军顾问等职。他于1964年晋升为少将，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朱兆林：四川省巴中县江口分县（今巴中市平昌县）板庙乡人，1907年出生。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朱兆林，1907年出生在四川省巴中县江口分县（今巴中市平昌县）板庙乡朱家沟的一户佃农家庭。自幼饱受饥饿的煎熬，10岁就给地主家当短工、打长工。艰辛的生活使他养成了倔强的性格。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来到他的家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打倒以收租派款抓壮丁的地主和保甲长。他带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带头报名参加了红军游击队伍，积极配合县苏维埃政权打击地主豪绅，相继镇压了大地主孙级三、何长乐以及民愤极大的民团团长孙全武。两个多月后，游击队被编入红31军新兵营，他也被调到该军宣传队任分队长。随军东征西战，于1936年，在长征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朱兆林初在129师386旅政治部任宣传干事，组织干事，后任补充团教育股长。1940年秋他被调到18团作政治处主任。此时日伪军不停地进行"蚕食"、"扫荡"和"清剿"，给八路军的活动造成很大的困难。在严酷的现实和困苦生活面前，一些意志薄弱者革命信心动摇了，继而发展到开小差和叛变投敌。他到任不久，团长阚兴学就开了小差，新任团长闵学胜和参谋长周学义又相继在战斗中负伤，18团奉命由临漳开回太行山休整，途经邯大公路时，政委高鸿儒与营长又诱骗一营投靠了敌人据点。在全团情绪不稳，部队处境危险的关键时刻，长期作政治思想工作的他仍沉着稳定。首先与排以上干部通气，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接着又派人与兄弟部队取得联系，得到冀南军区三分区的有力支援。司令员高厚良亲率部队掩护他们安全通过了平汉铁路。18团二、三营在他的带领下，终于转危为安，回到了太行山。1941年下半年，他被调到386旅政治部任组织科长，直接在旅长陈赓，政委王新亭的领导下从事政治工作，使他学到了不少优良作风和领导艺术。　　抗战结束后，朱兆林调到386旅20团任政治委员，与团长楚大明率全团在上党战役中，参加了长子攻坚、老爷山打援，土落村激战，桃川追歼等一系列战斗，圆满完成了任务。解放战争中，他相继担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第二野战军13军39师副政委、第二野战军后勤部副政委等职。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西南军区军需部政委、西康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空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军事法院院长、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长等职。1964年他晋升为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各一枚。1988年他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朱士焕：1913年生，四川省通江县石门镇人。沈阳军区后勤部政委、顾问。1961年晋升为少将。

朱士焕自幼家贫，从童年起，他就与父辈和兄弟在通江河上划船谋生。7岁时入石门镇私塾，仅读了两年便因家穷而辍学。1925年他家境稍有好转，又重新入学。又读了3年，因父亲被抓丁的军阀队伍毒打致死，他再次终止学业，承继父业以划船为生。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以后，朱士焕就参加了石门镇苏维埃政府的筹建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便被选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共青团支部书记，后又担任了区赤卫队中队长。1933年4月，他被调任少共赤江县毛浴镇区委组织部长，9月任少共赤江县委书记，同年冬调任共青团苍溪县委书记。1934年8月，他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长赤区县委书记兼县独立团政委，后随军参加长征。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他被留在中共川陕省委担任巡视员，经历了三过草地的磨练，于1936年冬随军到达陕北，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37年10月，朱士焕进抗日军政大学深造，毕业后留校任抗大四大队组织干事、六队指导员、第三分校一大队政治协理员。1940年后任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政治协理员、副政委。1942年再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中央党校干部队赴东北，奉命筹建延边军政大学，任副政委。该校后与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合并，他仍任副政委。1948年该校又与东北军政大学合编，他任第4团政委，1949年东北军政大学南迁武汉，他仍留东北，奉命组建了东北军政学校，任副政委。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朱士焕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步兵学校副政委、政委，吉林军区副政委兼长春警备司令部政委、吉林省军区第三政委、沈阳军区后勤部政委、顾问等职。1961年，他晋升为少将，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曾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冯丕成：1908年1月生，四川省巴州区渔溪乡人。成都军区的后勤部长，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1983年6月11日，成都军区后勤部队院内，一位将军悄然去世，没有花圈，没有追悼会，更没有葬礼。遵照他的生前遗嘱，他死后丧事从简，老家的亲人也不通知，只有子女们和少数几个知情人把他送到了火葬场。他就是被全体指战员一致称赞为“清廉将军”的原成都军区后勤部部长冯丕成。　　冯丕成，1908年1月生。四川省巴州区渔溪乡人。自幼家贫，因是独子，8岁时父母拉账借款送他进私塾。1924年6月因父亲不幸病逝，他被迫辍学。1927年冬，又因母亲病故，他成了孤儿，不得不去给地主当长工谋生。　　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解放了冯丕成的家乡，他便毅然报名参加了红军，被分配到红9军25师75团2营5连当战士，由于他作战勇敢，很快被提升为班长；在攻打开县回龙场的战斗中，他负伤不下火线，带领全班完成了任务，受到团部的表扬和奖励。他伤愈后被调到师政治部搞宣传、做地方工作，不久又调红31军274团政治处当粉笔队长。1934年10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3月，冯丕成随军西渡嘉陵江，参加长征。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他被升为团政治处地方工作股股长，同年冬，他在天全县刘家沟7天完成扩大红军队伍的任务，受到表扬，并奖励新军装两套，接着他又在道孚，炉霍等地出色地完成了筹粮任务，再次受到嘉奖。1936年1月，他到274团任总支书记，担负全团的收容任务，饱尝了吃草根、树皮和皮带的艰苦，才走完了长征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冯丕成被编到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2营6连当指导员，随部东渡黄河开赴前线抗日，参加了长生口、板桥口、安丰、长乐村、神头岭等战斗。1939年初他被调到772团供给处任政治委员，从此他就一直在军中后勤部门工作。历任386旅政治部总务科长、旅供给处政委、太岳纵队供给部副部长、太岳军区后勤部部长、政委、8纵队后勤部长等职，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浮翼、中条山、太原、临汾、郓城、西安、成都等战役，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后勤保障任务。他在工作中，始终同群众打成一片，部队给他配备的战马，他却用来驮运物资和病员；部队行军或看守物资时，他晚上还亲自站岗放哨。　　全国解放以后，冯丕成先后任川西军区、四川军区和成都军区的后勤部长等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文化大革命"期中，他也受到了冲击。1978年他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冯丕成长期从事后勤工作，手中有权，有钱，有物，但他始终保持了清政廉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不徇私舞弊、铺张浪费。1947年部队攻克郓城后，缴获了大量物资，被服科的同志见他的棉被烂了，送去一床被面，他却交回了库房。1959年四川省军区后勤机关修建办公大楼时，他组织干部、战士和家属义务劳动，拣石头，挖地基，为国家节约了开支。他在担任军区后勤部长20多年的日子里，未休过假，也未外出疗养过，每年以三分之一的时间到边防和基层部队工作。他对子女要求严格，动员子女参加志愿军，回国后却不满足他们要到成都工作的要求，教育他们服从安排，安心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他还利用每年春节子女回家看父母的机会，教育他们，发扬革命传统。在他严格的教育和父母的要求下，他的5个子女都靠自身的努力入了党，提了干。他在临终前还把子女叫到跟前，叮嘱他们要努力工作，与群众打成一片。冯丕成在部队默默无闻地奉献了几十年，一生以廉洁为本，死后都不给组织添麻烦。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闻讯后，特地发来唁电。高度评价“他是我军优秀的后勤干部，在各个革命时期为后勤工作做出了贡献。”

阳自碧：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八庙乡杨家湾人，1918年12月出生。

少小离家当红军，南北征战为穷人。烽烟岁月青春过，十年噩梦近黄昏。离休赋闲弄翰墨，读书劳作度余阴。

　　阳自碧这首感怀自叙诗，基本概括了他的戎马一生。他是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八庙乡杨家湾人，1918年12月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全家8人，他为最小，7岁被送到小学读书。12岁时又辍学回家务农。　　1933年夏天，红四方面军解放了他的家乡，不满15岁的阳自碧就参加了革命。初在川陕省少年先锋队指挥部作识字排长，1934年春，他随少先队指挥部来到通江城，被调到城区少先队大队部作文书，不久又调任游击队的文书，同年8月他加入了共青团。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游击队编为33军独立团，阳自碧被分配给团长当警卫员，不久因该团在旺苍坝的一次战斗中团长负伤牺牲，他即被调四方面军总参谋部通信连当传令兵，旋即随部参加长征，作过红左路军参谋主任的公务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机要科译电员。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他又被调到中央军委前敌指挥部机要科工作，因工作积极，1937年2月，他由团转入中共党员，并先后在该科担任组长和股长职务。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阳自碧在八路军总部机要科工作，一直干到1942年，被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次年又进延安中央党校四部学习。日军投降后，他被派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机要科任副科长，后到野战军司令部任机要科科长。1946年春，回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机要处任副处长、代理处长。1948年夏天，他被任命为华北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