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广东高州帅堂中学在“破四旧、立四新”中焚烧“封资修”书籍等物资。资料图片 图1.jpg 保存到相册
尽管迄今不过三四十年，但包括“文化大革命”本身在内，许多“文化大革命”时期流行的词汇──它们的身影屡屡出现，但往往讳忌莫深；人们貌似能脱口而出，但对其涵义的理解却含混不清。“破四旧”亦是如此。
“破四旧”的提法，首次出现在 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这篇名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传达的是“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的精神。 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第一条强调，“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移风易俗，本是中共自建立就一直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但出现在这两个文件里的 “破旧立新”非同以往，逾出文化习俗层面，而是直接与“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实现途径等挂钩。 毛泽东当时的判断是，中共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要彻底改变社会面貌，建设他所憧憬的社会主义，唯有诉诸群众，来一场大革命。 革命的号召很快得到响应。《五·一六通知》出台后的第13天，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贴出的大字报上，出现了“红卫兵”的署名，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6月1日之后，其它学校贴的大字报也纷纷以“红卫兵”署名。 “十六条”通过之后的第11天，8月17日晚，北京二中红卫兵的几个头目聚在一起议论，决定采取行动，破除北京市服务行业的“四旧”，为此起草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 次日凌晨0时50分，这份首倡“破四旧”的文告起草完毕。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实际上是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会，后来习惯称之为“八·一八”大会。 会上，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代表，戴上红卫兵献上的袖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现场直播大会实况，第一次正式向全国人民介绍红卫兵这个“首都大中学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林彪在大会上作了以“打倒”为特色的讲话，号召“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毛泽东的接见和林彪的讲话给红卫兵以极大的鼓励。8月18当天和次日，北京二中的红卫兵印刷、散发了他们的传单。20日，更多的红卫兵走上北京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演说，反对“四旧”。22日，新华社发出消息，报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 “此举起初并不引人注目。主要是新华社连续作肯定性、歌颂性的报道，由于《人们日报》、《红旗》杂志予以高度评价，除“四旧”不几日就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已故国防大学离休教授、“文化大革命”研究专家王年一在其著作《大动乱的年代》中如此说。 8月18日的“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召开之后，第一股狂飙运动，就是 “破四旧”。或者可以说，“破四旧”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个“战役”。之所以如此，在王年一看来，大概是因为北京的红卫兵认为林彪所号召的破‘四旧’既易实行，又易立竿见影，更易显出红卫兵的“威风”。 “年轻人有点荒唐本不足怪，连上帝都会原谅；问题在于上面加以支持和鼓励，以致这股歪风刮遍全国。”王年一认为，“上面的支持和鼓励不是出于荒唐，而是出于发动群众的需要。支持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得到发扬，可以使社会震惊，发动群众的效果远非几篇文章可比”。 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8月22日，公安部转发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很快，“破四旧”就从思想文化批判，从改商店、街道、工厂、学校的名称，放大并简化为“破除”一切物化形态的“封资修”，一切物化形态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各地红卫兵竞相抄、砸、烧…… 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迅速升级的严重暴力行为在9月初开始受到抑制，下旬，全国性的“破四旧”运动逐渐平息。但此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各地仍有“破四旧”的提法和行为。造成的财产、文物的损毁，至今无法全面精确地统计，更难以计算的，是隐形的损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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