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与小鲜：从精神文明建设到重庆唱红打黑

一：宗教性的精神文明与文化提升后的精神文明
　　重庆的唱红打黑做法，并没有从意识形态上另搞一套。而是把几十年前中国在人们当中培养一种类似于宗教性质的精神崇拜时的一些情绪性的东西，又摆在人们面前。这与老年人的怀旧，是不同的，是上升到政治层面上的东西。
　　中国的改革设计师邓小平，对于四项基本原则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要求提的比较笼统。比如，不像邓小平对于经济体制方面提的那样明确具体，例如他提出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搞市场经济，可以引进外资，可以允许一定程度的剥削等等。
　　事实证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以后，政治上历次出现问题，就是事后由领导人来认定──笼统地认定是精神文明没有搞好。
　　但是，在允许市场经济的利益至上、物质刺激至上的原则通行于世以后，精神文明究竟如何搞，这是一个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遇到的世纪难题。
　　有一点可以清楚，几十年前宗教性的集体崇拜阶段的精神文明，与邓小平设想的与开放的富裕的物质文明配套的精神文明，与建立在多数人享受到充分的信息、文化、政治权利以后的精神文明，应当是有区别的。

二：两千年前的克己复礼，与今天的干部自律
　　有人说，重庆的唱红打黑是针对干部队伍的腐败和与资本家走得太近的现象的。唱红可以造成一种气势一种气场，把暗地里与资本家房地产商和黑道老大走得很近的干部感到一种震慑。
　　这种震慑就是，中国曾经搞过运动，曾经发动过群众，那是很暴力和无情的。
　　但是，比起法律保护社会的那种公开、程序和整体配套性，群众运动式的暴风骤雨，真的适合一个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吗？
　　两千多年前，中国正处于由血缘关系的分封制，向生产经济发展以后的官吏管理的任命制转变的阶段。
　　当时，各个诸侯国内的豪强地主，已经把西周的血缘贵族抛开，自行任命自己的门客担任各种官职。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中国的封建历史可能是以联邦制的众多小国存在的。但是考虑到中原地区以外当时已经有了匈奴和各种游牧民族的强大威胁存在，中国迫切需要的不是一个松散联邦，而是一个大一统的新型政权组成形式。
　　所以法家应运而生。
　　但是，长期存在的大一统中国，光有法家还不行。
　　在法家和秦国的短暂成功以后，还需要制度配套。因此，以后的历朝历代，在精神层面上才有了儒家对于西周的精神实质的继承和发展。例如，孔子提倡新时期的君主，要克己复礼，要名正言顺，要以礼治国等等。
　　以后的历史证明，中国历代君王的法制与儒家精神的配合，延续了中国的大一统和精神文明的传承。
　　儒学后来虽然由于历代君王的加封加冕，有了一点宗教性，但是它一直保持在民间和人与人的潜移默化中，并没有脱离人间烟火。

三：文化传承提醒我们：精神文明首先要有制度搭配
　　儒学对于民间的影响是通过对官吏的影响来逐步做到的。汉朝以后，特别是隋唐实行科举以后，各种提拔出来的人才，他们的儒家制度性的涵养和作风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一场运动简单逼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形成一种士大夫知识分子传统的独立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眼下对于世风日下的民风的整理梳理，应当从干部队伍整顿做起。
　　设想一下，如果不是中国确立官场精神价值以后，有着东汉刘关张、西晋王羲之、东晋各位名士等儒官儒将儒风影响的上层的存在和逐渐影响民间，怎么会有后来朝代的杨家将、岳家军等老百姓对于中原文化的自觉捍卫呢？
　　所以，借鉴到今天，整顿干部队伍作风，首先要整顿产生这些干部的执政党的党风，这个原则是早就看到的、早就提出来的。
　　整顿党风，搞过很多次，形成低层次的制度也有很多。为什么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呢？
　　历史上的儒家对于上层的影响，也是与时俱进的，例如在儒家对于上层的影响中就与游牧民族带来的各种外来文化进行互动，与接受了佛教等民间文化进行互动，所以儒家士大夫队伍是在一个动态的与民间互动关系中产生的。
　　由此可知，改革年代历次整风时在制定整顿党风措施时没有与经济社会变动极大的民间形成互动，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历次整顿党风而没有取得实效的根本原因。

四：唱红打黑既然是人们对干部队伍的长期不满引起的，就要对症下药
　　中国的老百姓长期保持精神健康的方式，并不是通过宗教形式来保持的，这是有着历史依据的。
　　这个依据就是，中国不是一个宗教性的民族，而是一个入世的、保持尊重长辈和领导层的精神价值并与之一体的民族。
　　什么时候，老百姓开始趋向以一种宗教形式的唱红来向什么东西进行抒发情感的时候，那就要从根子上来认识其中的原因。
　　例如，干部队伍的长期以身不作则，以及干部腐败问题的长期根治不了，来源所在就在这里。联系到最近领导人在提到食品行业的添加剂、以次充好和危害健康问题时说到的道德水准在民间的丧失问题，人们会不会再进一步追问它的来源呢？
　　一个民族的复兴和物质文明经济发展关系极大，但是一个民族的软实力和精神凝聚力的来源，绝不是单靠物质和经济增长就能够同步增长的。
　　古罗马帝国和历史上很多强盛一时的民族，盛极而衰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邓小平以后，十几年了，各地的领导干部进行历史探索，例如从精神文明建设到重庆唱红打黑，应当说出发点就是为了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