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捷人民日报撰文：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源自：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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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张钟尹 全国两会现场报道 每经编辑：贾运可

　　财政部部长肖捷谈个税改革：综合与分类相结合 免征额该提高就提高

　　昨日（3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迎来了一张“新”面孔，履新财政部部长4个月的肖捷在全国两会“首秀”。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肖捷同时也是一名财政系统的“老兵”，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财税系统度过的。正因如此，早在去年11月财政部部长更替时，外界便对其如何继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给予了极大关注。
　　不过，在外界看来，肖捷一直比较低调，甚至显得有些神秘，极少接受媒体采访。记者发现，在任职财政部部长的4个月里，肖捷多次赴地方调研，足迹遍布广西、福建等地。
　　在昨日的发布会上，各路媒体终于一偿所愿，前后提出了十余个问题，涉及个税改革、PPP项目、财政赤字、地方债以及新能源补贴等诸多方面。肖捷也没有让大家失望，来者不拒，在80多分种的发布会上，一力回答了所有问题，展现出了深厚的财税功底。

“二孩”教育开支或可抵税
　　个税改革，尤其是免征额调整，一直为社会各界所普遍关注，在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有关于此。
　　“个人所得税改革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到每个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对于这项改革，财政部和有关方面高度重视。”肖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案正在研究设计和论证中，社会上普遍关心的是否提高个税免征额问题，将根据居民消费水平等因素综合测算，该提高就提高。
　　他介绍，目前方案的总体思路是个人所得税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方案总体设计、实施分步到位，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个人所得税制。
　　肖捷进一步介绍道，改革方案的基本考虑是，将部分收入项目比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等，实行按年汇总纳税。还将考虑制定另一项新的政策，适当增加与家庭生计相关的专项开支扣除项目，如有关“二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会考虑在内。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专项扣除项目也要予以考虑，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不过，肖捷同时表示，从国际经验来看，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增加税前扣除的一些专项项目，需要相对成熟的社会配套条件。比如作为税收征管部门来说，需要掌握与纳税人收入相关的涉税信息，以保证新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能够顺利实施。另外，按照税收法定的原则，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研究制定之后，还需要相应地修改税法，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中国政府还有举债空间
　　除个税改革外，地方债、PPP推进等问题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肖捷表示，当前我国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因为我国政府的负债率并不高。去年末，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约为27.33万亿元，按照2016年GDP初步核算数计算，负债率约为36.7%。与国际水平相比，中国政府还有一定的举债空间。
　　不过，肖捷也指出，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题，个别地区的偿债能力还有所减弱。对此，财政部将坚持“开前门”和“堵后门”并举的做法，进一步健全管理机制。
　　所谓“开前门”，就是要合理安排地方新增的债务规模，以满足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降低融资成本。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将安排地方专项债券8000亿元，继续发行地方政府置换债券。
　　对于“堵后门”，肖捷指出，要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制度，健全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加大对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的查处和问责力度。
　　地方债风险管控趋紧的同时，PPP则成为地方政府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重要抓手。肖捷介绍说，截至去年底，PPP总投资达到2.2万亿元，项目落地率达31.6%。与上年初相比，无论是项目落地的数量，还是投资规模，都增长了4倍多。
　　不过，肖捷同时表示，PPP在中国还处于探索阶段，项目资金规模普遍比较大，涉及领域也比较广，专业性很强。如果前期准备、论证不充分，会给项目后续开展带来不良影响。
　　大岳咨询总经理金永祥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很长时间以来，各界都急着使项目落地而不顾PPP本身的发展规律。而PPP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我国文化、法律、经济甚至发展阶段的产物，要做好PPP只能是一步一个脚印，部长的态度值得点赞。
　　“开前门”：合理安排地方新增债务，以满足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降低融资成本。
　　“堵后门”：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制度，健全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

源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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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邱海峰

　　中国不存在债务风险（热点聚焦）

　　3月7日，财政部部长肖捷表示，截至2016年末，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为27.33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 前不久公布的去年GDP初步核算数计算，负债率约为36.7%。对此，专家指出，当前，无论是横向看还是纵向看，我们都有底气说，中国政府债务风险在可控 范围。未来，在积极稳妥的赤字安排、安全合理的债务结构及不断健全的管理机制下，中国不存在债务风险。

还有一定举债空间
　　就2016年中国政府债务负债率来看，专家指出，36.7%的负债率远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也低于当前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如日本200%、美国超过120%、法国120%左右、德国80%左右、巴西100%左右。
　　“根据我们的预测，预计到今年底，负债率也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如果与国际水平相比，应当说中国政府还有一定的举债空间。”肖捷表示，当前中国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因为中国政府的负债率并不高。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中国政府负债率较2015年下降了2.2个百分点。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中国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元，加上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元，全国政府债务共26.66万亿元，政府债务的负债率为38.9%。
　　“在中国债务规模增长得到有效控制、经济保持平稳的中高速增长背景下，2016年中国政府负债率有所下降，债务风险继续保持在可控范围。而除了数据，还 有两点可以支撑‘中国政府债务风险可控’的判断：一方面，中国政府债务中很多已形成了优质资产，且不少收益良好，净负债并不高；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债务水 平与经济运行相适应，政府的适当发债不仅没有扰动市场资源，反而是带动了不少投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开前门”“堵后门”
　　关注中国政府总体负债率的同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情况一直以来也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业内人士指出，以国际通用的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指标衡 量，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9.2%；2016年，经全国人大批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18万亿元；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2016年末地 方政府债务率应仍会低于100%的风险警戒线水平，风险总体可控。
　　“当然，近年来一些地方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题，个 别地区的偿债能力还有所减弱。”肖捷说，为了制止违法违规举债担保的行为，下一步，财政部将坚持“开前门”，合理安排地方新增的债务规模。同时，“堵后 门”，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制度，健全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加大对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的查处和问责力度。
　　白景 明表示，近年来，中国正在加快健全债务管理机制。就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而言，中国已在地方债的限额、发行及预算等方面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体系，包括新 修订的《预算法》、‘开前门、堵后门’的思路及其他相应的规范措施，这些都将有助于合理地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总量的增长。

赤字规模留有余地
　　在风险总体可控的背景下，今年中国财政赤字率拟继续安排在3%。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赤字率拟按3%安排，财政赤字2.38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0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1.55万亿元，地方财政赤字8300亿元。
　　“关于今年赤字安排，至少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赤字率保持不变，但由于GDP增长所带来的赤字规模增加，已可以满足今年政府减税降费及保障民生等重点领 域支出的需要，体现了积极有效财政政策的安排；二是今年财政赤字规模增幅与前两年相比有所降低，这在充分考虑上述实际需要的情况下，也将有利于进一步保持 中国政府债务风险在可控范围。”白景明说。
　　总体来看，现有的赤字规模是留了余地的。那么，未来中国财政赤字空间究竟还有多大？肖捷指 出，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看需要，今后是否再继续扩大赤字，应根据需要来确定。其次，要看赤字形成的债务是否有能力偿还。当前，中国政府债务是有资产 对应的。另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始终没有改变。中国经济的蛋糕会越做越大，财政收入的蛋糕也会随之增大，这是偿还债务的根本支撑。

源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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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7日9时举行记者会，邀请财政部部长肖捷、部长助理戴柏华就“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肖捷谈及PPP时表示，中国有一句老话，在座的记者朋友们可能都耳熟能详，叫做欲速则不达。PPP项目只有前期的准备充分了，后期的实施才能更加顺利。截至去年底，已经签约落地了1351个项目，总投资达到2.2万亿元，项目落地率已经超过30%。

以下为文字实录
　　问：我注意到经过三年的探索，PPP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重要抓手，但它在推进和落地中面临一些问题，比如落地率不高，请问您对此怎么看？未来又将拿出哪些新的举措推进PPP项目落地，以及加强项目管理？谢谢。
　　答：关于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也就是英文缩写的“PPP”的问题，现在确实很热。对于有媒体报道的有关PPP项目落地率低的问题，这里我想做一些简要的说明。
　　首先，我想告诉大家，PPP在中国还处于探索阶段。客观上，各方面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提升，都需要一个过程。随着各项工作的推进，我们国家PPP项目的落地周期已经开始缩短，落地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从财政部示范项目落地的情况看，第一批示范项目的平均落地周期大约是15个月，也就是一年零一个季度。第三批示范项目的平均落地周期已经减少到11个月，也就是说，第三批和第一批相比，落地的周期已经缩短了4个月。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PPP项目普遍资金规模比较大，涉及领域也比较广，同时专业性也很强，如果前期准备、论证不充分，会给项目后续带来不良影响。同时，有关PPP项目的信息发布后，社会资本也要有一个适应期和响应期，这些都需要时间。中国有一句老话，在座的记者朋友们可能都耳熟能详，叫做欲速则不达。PPP项目只有前期的准备充分了，后期的实施才能更加顺利。
　　在关注PPP项目落地率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项目的规范实施和风险防范。
　　在这里，我想给记者朋友们再通报一组数据，截至去年底，已经签约落地了1351个项目，总投资达到2.2万亿元，项目落地率已经超过30%，与年初相比，无论是项目落地的数量，还是投资规模，都增长了4倍多。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好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进一步优化项目融资的环境，加大业务支持和项目推介的力度，推动PPP项目更加规范运作。谢谢。

源自：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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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周潇枭 北京报道

　　新财长上任百日改革思路渐显 首次调研提醒地方债风险

　　2月6日至7日，肖捷开展新年首次地方调研，目的地为福建省福州市，调研对象为财政部驻福建专员办。肖捷提出专员办要认真思考如何更好发挥职能，防止财政领域乱象丛生问题的发生，特别是财政一个突出风险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肖捷上任财政部部长，至今大概百日，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报告、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答记者问等形式，其改革思路大致显现。
　　关于各界关注的企业税负问题，肖捷指出2017年要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继续落实并完善“营改增”试点政策，扩大减税效应，研究实施新的减税举措等。
　　对于2016年规模达5.29万亿元的转移支付，肖捷表示转移支付改革与其他改革衔接不够、资金统筹力度有待加强等。他还指出其体制症结──后续要加快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理顺央地关系，调动央地两个积极性，加快地方主体税体系建设等。
　　公开报道显示，2月6日至7日，肖捷开展新年首次地方调研，目的地为福建省福州市，调研对象为财政部驻福建专员办。肖捷提出专员办要认真思考如何更好发挥职能，防止财政领域乱象丛生问题的发生，特别是财政一个突出风险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财税改革涉及利益广泛，势必面临多方博弈，改革落地还有待更多切实工作。正如去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讨论上，对财政部部长肖捷的报告，很多人大常委认为新财长的报告客观全面，问题看得准，给出的解决路径有针对性，但常委们还是提出了很多建议，对财税改革也有更多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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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财政，熟悉相关工作
　　2016年11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肖捷为财政部部长。当时任职国务院副秘书长的肖捷，时隔11年后，重回财政部。
　　2016年12月29、30日，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有参会人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新财长风格比较务实，肖捷在分组审议报告环节直言，离开财政工作有段时间，尚需要时间来适应。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梳理发现，上任百日来，新财长公开活动并不多。
　　上任后的首次公开亮相，是去年11月25日，财政部召开党组中心组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扩大会。肖捷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谈了认识和体会，并对财政部贯彻落实工作提出了要求。之后，肖捷在部内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一行。
　　12月12日至13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肖捷出席财政部与广西工作商谈会。针对广西主要领导对财政部提出的希望，如在均衡性转移支付、脱贫攻坚、债券发行等方面继续给予倾斜，为广西更好落实国家发展战略提供财力支撑等，肖捷表示，财政部正按照中央要求，认真研究完善有关政策措施，会充分考虑广西的实际情况，不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12月23日，肖捷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国务院关于深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报告》，介绍了转移支付改革进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下一步改革举措。
　　12月29、30日，肖捷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总结2016年财政工作，研究部署2017年财政工作，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等。

新年首次调研提醒债务风险
　　2月6日至7日，肖捷到福建省福州市开展调研，在听取福建、厦门专员办党组工作汇报后，还询问了机构设置、人员以及福建省地方政府债务等情况。
　　2016年，财政部采取了系列举措，加强对地方债的管理，包括组织财政部驻各地专员办核查地方人大或政府违规提供担保承诺情况，致函督促有关金融机构不得强迫或接受地方政府担保承诺，发函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机构研究解决地方人大违法担保问题；还启动了对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或担保等情况的专项核查工作；此外，财政部还频频发声，通过国新办发布会、答记者问的形式，明确融资平台公司等国有企业债务不属于地方政府债务，分清政府与企业责任等。
　　财政部驻地方专员办的职能也得到扩张。2016年12月19日，财政部印发《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实施地方政府债务监督暂行办法》，明确财政部驻各地专员办对地方政府债务监督重点在于，政府债务管理、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两方面。
　　中国政府债务虽整体风险可控，但地方违规举债、债务底数不清等问题仍存在，肖捷新年首次调研去到地方专员办，也直指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为财政的一个突出风险点。
　　肖捷在听取福建、厦门专员办工作汇报后，指出专员办要认真思考，如何更有效发挥职能作用，特别在查找监管漏洞和空白点方面，要注意提前发现问题，要坚决防止和有效避免财政领域乱象丛生问题的发生，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这是财政的一个突出风险点。同时，专员办作为财政部的派驻机构，要主动加强和省里的沟通，在财税政策、收支管理的重大问题上，要及时向书记、省长及分管省领导报告。

2017年如何减税降负？
　　除了债务问题，横亘在新财长面前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应对外界减税呼声。
　　2016年末，福耀玻璃赴美投资设厂，将中国企业税负的问题摆上台面，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并引发热烈讨论。
　　2016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将近16万亿，同比增长4.5%；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将近18.8万亿，同比增长6.4%～财政收支规模均再创新高，但支出增速要快于收入增速，收支矛盾加剧。
　　一边是企业呼吁减税降费、减轻负担，进而稳住经济；另一边是部分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需要资金“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如何实现平衡？
　　1月5日，财政部相关负责人答记者问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强化“放水养鱼”意识，在落实好现有的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着力完善税收制度，研究新的减税降费措施，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1月6日，肖捷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回应“营改增”等热点问题，指出“对于财税部门来讲，宁可收入减少，也要把减税政策兑现到位”，后续“将在全面总结评估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对增值税制度作进一步完善，更好地发挥增值税的独特功能”。
　　此外，财税改革也任重道远。去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肖捷就转移支付改革作的报告，引发人大常委们的热议，很多常委均表示要加快推进央地事权划分、地方主体税体系建设等。
　　如全国人大常委吴晓灵在分组讨论时表示，刘家义审计长谈到的现在有些整改工作不到位的深层次原因和肖捷部长谈到的转移支付中所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都谈得非常到位，2017年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一定要把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财力支出责任的划分放到首要位置上，把部门定位放到首要置上，这是客观的问题。
　　彭森委员表示，2016年很大的财税改革是“营改增”，这减轻了企业运营成本，提高社会总体效益。但是营业税是地方最主要的税种，取消营业税后，将来如何实现地方税体系建设，这个问题要研究，不能光给地方画饼充饥。肖捷部长报告中提到加快地方税体系建设，如何加快，需要财政部抓紧研究。

源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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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板块减税效果明显（政策解读·聚焦）

　　12月29日，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召开之际，财政部部长肖捷接受本报专访，就营改增试点有关问题回应社会关切。

前11月减税4699亿元
　　问：5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国务院要求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现在到了年底，请您“盘点”一下，这个目标是否实现了？
　　答：营改增试点全面实施以来，财税部门一直在实时跟踪试点情况，并针对试点中有的行业和企业反映的问题，及时进行调研分析，完善试点办法，以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这一目标的实现。对于财税部门来讲，宁可收入减少，也要把减税政策兑现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减税规模在持续增大。试点首月减税355亿元，截至11月底，已累计减税3387亿元。营改增减税，主要分布在三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新增试点的建筑、房地产、金融和生活服务四大行业实现减税1105亿元。5～11月份四大行业累计实现增值税应纳税额6409亿元，如果按照原营业税征收，应纳税额7514亿元，这两个数据相比较，按增值税纳税的数额比按营业税纳税的数额少了1105亿元，税负下降14.7%。
　　第二个板块，今年5月1日以前已进行营改增试点的交通运输业、电信业，以及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部分现代服务业，由于将不动产纳入了进项税抵扣范围，以及新增的四大行业进行试点后增加了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进一步减轻了企业税收负担，5～11月份累计实现减税1102亿元。
　　第三个板块，1994年已经实行增值税的行业，主要是制造业。随着2012年进行试点行业范围逐步扩大和今年5月1日起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可抵扣的进项税不断增多，制造业等行业减税的效果更加明显，今年5～11月份累计减税1180亿元。
　　上面讲的这些数据，都是根据纳税人自主申报的基础数据汇总出来的，不是拍脑袋估算的。如果加上1～4月的减税数额，以及个人二手房、随增值税附征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减税，1～11月份营改增带来的减税已达到4699亿元。

对培育新动能具有重要作用
　　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除了给企业减负之外，您认为这项改革还有哪些重要作用？
　　答：增值税以增值额为税基，其链条抵扣机制避免了重复征税，有利于社会分工协作，不会对经济行为产生扭曲。正因为如此，增值税除了筹集财政收入外，还有一些其它流转税不具备的独特功能，就我国当前情况而言，尤其是对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是由于消除了重复征税，有效降低了分工细化过程中的税收成本，促进专业化分工、拉长产业链，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孕育了新动能、涵养了新税源。今年5～11月份，仅新增试点的四大行业新办企业户数就累计增加58万户，每个月平均有8万多户。
　　其次，由于打通了二三产业的抵扣链条，制造业企业外购服务、不动产等支付的增值税都可以抵扣，在拉动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了服务业与制造业互促共进，推动了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5～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幅由6.4%上升到9.4%。
　　第三，增值税替代营业税后，消除了以往企业因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导致的经营行为扭曲问题，为公平竞争创造了良好的税制环境。在增值税抵扣机制的作用下，企业为了实现充分抵扣和充分利用税制安排的有利条件，会更加注重经营管理规范，减少暗箱操作，积聚发展的内生动力。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相信，营改增对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会起到更加有力的推动作用。

个别企业税负增加问题将逐步缓解
　　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也有企业反映税负没降反增了，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在试点过程中，财税部门也确实听到有企业反映税负上升问题。从目前掌握的税收征管数据分析，约有1.5%的纳税人出现了税负不同程度上升的情况。
　　这些企业税负上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增值税对新试点的纳税人来讲是一个全新的税种，财税部门虽然前期做了大量宣传解读和培训工作，但是由于纳税人数量众多、业务类型丰富，也存在工作没有完全到位、政策细节不明确的问题；再如，有的企业对试点政策的理解不深入，对制度规定可以抵扣、免税的政策没有用足，还有的企业是受经营周期影响，进项税额在某个时段偏少或没有，导致税收负担增加；另外，也有的企业由于市场不景气，销售价格低迷，税负不能顺价转出，出现阶段性税负上升。
　　对此，财税部门高度重视，将继续加大政策宣传和辅导力度，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帮助企业将政策用好用足，使更多的企业在改革中受益，享受改革红利。企业也要创新完善自身经营管理模式，主动适应税制转换的新要求。随着整个经济形势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积极因素的不断积累，税负增加问题将会逐步缓解。

最终目标是建立现代增值税制
　　问：营改增试点已经全面推开，试点什么时候结束，下一步有何考虑？
　　答：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是增值税改革取得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也是规范我国流转税制走出的关键一步。增值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现代增值税制。
　　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实现了对货物和劳务征税范围的全覆盖，结束了在我国已经具有66年历史的营业税，但就增值税本身而言，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比如，与世界其他实行增值税的国家相比，我国的标准税率虽然不算高，但税率档次过多，也存在税收优惠政策碎片化等问题。
　　下一步，我们将在全面总结评估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对增值税制度作进一步完善，更好地发挥增值税的独特功能，为下一步试点结束后贯彻税收法定原则，启动增值税立法创造有利条件。

源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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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璁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国务院相关报告（聚焦审议）
　　审议深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情况的报告
　　加大重点民生领域投入力度

　　12月2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深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情况的报告。
　　财政部部长肖捷在报告中表示，2016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达到5.29万亿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3.2万亿元，专项转移支付2.09万亿元，有力地推进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保障了各项民生政策的顺利落实。
　　在转移支付结构的优化方面，报告显示，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重由2013年的56.7%逐步提高至2016年的60.5%。均衡性转移支付2016年增长10.2%，高于转移支付总体增幅4.6个百分点。
　　“专项转移支付数量明显压减。”肖捷表示，通过加大清理整合力度，取消了一批政策到期、预定目标实现、绩效低下等已无必要继续实施的专项，包括竞争性领域专项以及以收定支专项，整合归并了一批政策目标相似、投入方向类同、管理方式相近的专项。
　　肖捷还表示，现行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
　　主要表现在转移支付改革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衔接不够；转移支付资金统筹力度有待加强，资金闲置沉淀问题依然存在；专项转移支付清理整合没有到位；转移支付管理有待规范，预算公开和绩效评价有待加强。
　　《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4日06版）

源自：财政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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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召开党组中心组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扩大会
　　2016年11月27日 源自：财政部新闻办公室

　　11月25日，财政部召开党组中心组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扩大会。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肖捷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谈了认识和体会，并对财政部贯彻落实工作提出了要求。财政部党组成员、驻部纪检组组长莫建成就深入学习贯彻《准则》和《条例》谈了体会。
　　肖捷指出，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贯穿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主题，是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根本遵循。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反映了全党的共同意志和人民的共同心声。
　　肖捷强调，财政部各级党员干部要切实增强贯彻执行《准则》和《条例》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贯彻落实《准则》，要抓好思想教育这个根本、严明纪律这个关键、选人用人这个导向、组织生活这个经常性手段、继承和创新这两个关键环节，更好发挥党内政治生活的作用。贯彻执行好《条例》，关键要落实党内监督责任。财政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把责任扛在肩上，做到知责、尽责、负责，敢抓敢管，勇于监督。要发挥党员的民主监督作用。要把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结合起来。
　　肖捷要求，财政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全会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好六中全会精神。
　　第一，要进一步深化对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真正把全会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举措搞懂悟透。通过学习，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更加坚定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组同志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真正把《准则》和《条例》学懂弄通。各基层党组织要把学习全会精神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结合本单位实际，切实把学习贯彻活动组织好、落实好。
　　第二，要坚决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部全体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对财政工作政治性的认识，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破解财政改革发展的实践难题结合起来，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更好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第三，要发挥好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党组同志要带头增强自律意识、标杆意识、表率意识，模范遵守党章。要认真履行管党治党责任，在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各个环节敢抓敢管。部内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在贯彻落实《准则》和《条例》上发挥好示范表率作用，管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第四，要不折不扣抓好巡视整改落实。部党组和各单位都要进一步落实好主体责任，全力以赴抓好巡视整改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抓好巡视整改工作的责任感，确保整改取得实质性成效。对完不成整改任务的责任单位，部党组将严肃问责。
　　莫建成深入阐述了制定《准则》、修订《条例》的历史背景、重大意义和基本原则，系统介绍了《准则》和《条例》的主要内容及特点。他指出，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制定《准则》、修订《条例》是完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需要，是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是解决党内存在突出问题和矛盾的需要。
　　莫建成强调，财政部各级党组织要按照中央要求，在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全面从严治党，营造财政系统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各级党组织要坚定不移地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坚持业务工作和党的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各级纪检机构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落实党内监督责任；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率先垂范，当好学习上的表率、遵规守纪上的表率、勇于担当的表率。
　　在京的财政部党组成员，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在京直属单位处级以上党员干部，以及离退休党员干部代表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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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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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付聪 发自广州

　　新财长肖捷：掌管国家钱袋子的挑战

　　“与前任财政部长楼继伟类似，肖捷同样是学者型与改革派官员。另外，肖捷在国务院的任职时间更长，在地方也有过任职经历，可能会让他更加知道如何协调各方关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多年前，他曾参加肖捷召开的税收座谈会，胡怡建回忆说：“肖捷对税收很有自己的见解，也很重视专家的意见。”
　　11月7日，根据新华社消息，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免去楼继伟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国务院原副秘书长肖捷为财政部部长。值得一提的是，其时肖捷正陪同李克强总理出访。11月9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肖捷部长刚从国外回来。
　　眼下年末将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即。这场高规格的经济会议，将成为来年经济发展的“风向标”。
　　“肖捷肯定要为此做准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为了配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他要对全国经济进行盘点，为明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厘清思路。”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储殷表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肖捷此时担任财政部长，说明中央对他的能力是高度认可的。”
　　根据最新消息，楼继伟将履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地方债务管理、预算如何更加科学化、决算公开如何突进等诸多问题，这些楼继伟任内被不断讨论的事项，也是新财长肖捷未来需要接力求解的。毋庸置疑的是，财政部要进一步推进财税改革，依然需要面临诸多的挑战。
　　“财政部当下面临的最大挑战主要有两个方面。”11月11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朝才对时代周报记者说，“第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财政增长缓慢，民生支出压力大；第二，改革进入深水区，涉及各方利益，各方也仍然在博弈，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等各方的财权与事权关系，是难度很大的挑战”。

曾与楼继伟合写论文
　　今年59岁的肖捷，金融科班出身，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财政金融专业。1982年，毕业后的肖捷进入到财政部综合司，担任综合计划司长期计划处干部，此后历任综合计划司长期计划处副处长、处长，综合计划司副司长，综合司司长、国库司司长。
　　肖捷先是在1987-1989年前往联邦德国进修；1992年9月～1995年7月，又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财政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7年，肖捷与楼继伟等人一起发表了题为《关于经济运行模式与财政税收改革的若干思考》的论文。在该文中详细讨论了中央、地方、企业的事权划分，行政性分权等问题。这可以看成是两位未来财长的一次学术合作。
　　2001年，年仅44岁的肖捷出任财政部副部长，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副部长，分管财政综合、国库和社会保障事务，并协助时任财政部主要领导处理农村税费改革日常工作。
　　2005年7月，肖捷离开了工作了23年的财政部，出任湖南省省委常委、副省长。现任中国上市协会党委书记的姚峰曾是肖捷早年的同事，他撰文《我所认识的肖捷》一文中，透露肖捷在湖南省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先后协助周伯华、周强两位省长工作，为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口碑极佳，深获湖南人的认可和赞誉。
　　在文章中，姚峰还写了肖捷在湖南的三段往事。
　　肖捷来到湖南后，特地声明自己只抽北京出产的香烟，并对外宣称自己其他的烟抽不惯。姚峰写道：“他本来抽烟很杂，但为了防止有人给他送烟，而采取了这么一种策略。”
　　第二则往事则是肖捷开会的故事。当时，湖南省按照国务院关于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的工作部署，对辖内四家证券公司进行清理。一次一家证券公司就重组方案给他汇报，汇报的材料厚厚一沓，肖捷进入会场后，听了几句话，就打断了汇报人的发言，直接提问“现在问题在哪？需要省政府怎么支持你们？”在现场的一位官员表示很久都没参加过这样短小而又高效率的会议了。
　　第三则往事则是肖捷在湖南曾专门推荐人去长沙的贾谊故居参观。贾谊曾著有《过秦论》，提出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关于肖捷本人对于历史的态度，还有一处细节，他在给《中国税务年鉴》创刊20周年时写信道：“以史为鉴，可知兴衰。”
　　“肖捷在地方工作的经历，让他了解了地方财政的真实状况。为他日后在财税改革中，尤其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胡怡建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写过不少“营改增”的报告
　　2007年8月，在湖南历练了两年的肖捷回到北京，出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我国历任财政部部长，不少履历表中都担任过国税总局局长或副局长，此前的项怀诚、金人庆、谢旭人皆是如此。储殷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国税总局主要负责人的资历，必然使其非常熟悉财政业务，对担任财长很有帮助，毕竟财税不分家。”
　　当年年底，履新国税总局一把手的肖捷召开了一场与税收专家的座谈会，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等八名财税专家来到了会场，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胡怡建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当时肖捷很仔细地听了我们几个人的发言，他对专家的发言很重视。他自己对财税的见解也很独到。”
　　在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结构性减税”一词被正式提出。“保增长、促发展”成为当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肖捷作为国税总局的一把手，“结构性减税”成了他工作中最重要的主题。从2009-2012年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肖捷每年都会提到结构性减税。
　　2012年1月1日，“营改增”作为结构性减税的重头戏拉开了帷幕──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一个月后，肖捷前往上海调研，当年，他还调研了北京、广东等地“营改增”的情况。
　　“肖捷对业务很熟悉，他还给总理和国务院写过不少关于营改增的报告。”胡怡建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
　　在国税总局的六年时间里，为人低调的肖捷也曾表露感性的一面。2010年，他在人民网“部委领导留言板”看到“让我们纳税人也活得有尊严”的留言，大发感慨，专门撰文呼吁“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纳税人应有的尊严”。
　　翻开新旧财长的履历表，肖捷与楼继伟都曾担任过国务院副秘书长。不同的是，楼继伟半年后就出任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而肖捷则在此职位工作了三年时间。官方宣布肖捷出任新财长时，他还跟着李克强总理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出席“16+1”领导人会晤活动。

央地问题待解
　　如今，阔别了财政系统三年的肖捷，接棒楼继伟。近年来，财政部接连操刀推进了地方债务管理、预算制度改革、清理税收优惠、推广PPP模式等系列财税改革，当然，“难啃的硬骨头”仍有不少。
　　南京国际税收研究会副会长刘小川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财税关系的立法和具体落实；新预算法的落实；六大税种的立法和修法，还有税制改革等问题。
　　今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在这份文件里，详细划分了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当时，王朝才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就表示：“这其中涉及了利益集团。它们想让该清楚的地方不清楚，从中谋利。”如今肖捷履新，王朝才表示摆在财政部面前最大的挑战便是要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除此之外，按照《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从2016-2020年，中国要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现代财政制度。在这其中，预算更加科学化、决算公开如何突进成为了重要的一环。
　　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新《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改革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根据新《预算法》，我国目前中国财政预算报告包含四本账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11月4日，前任财长楼继伟在“财政与国家治理暨财政智库60年”研讨会上就表示“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决定性进展”。
　　蒋洪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现在公布的财政账单还是太少，四本账单远远不够。例如现在公布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其中利润只占国企营收的十分之一。国企其余九成的营收是在账外的。政府如今掌握了这么多的资金，那么财政部就应该在将来让财税的数据更加透明化。”
　　在财税改革领域，房产税和个人所得税同样是被反复讨论的问题。二者到底如何征收、征收多少，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刘小川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目前，房地产税推进速度缓慢，个人所得税改革基本没有进展。”11月11日，新财长上任4天后，财政部税政司的所得税处分拆为个人所得税处和企业所得税处。刘小川认为，这的确释放了个人所得税改革推进加快的信号。
　　同时，根据十八大要求，中国将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稳定宏观税负，也意味着要降低间接税的比重，其中房地产税就属于直接税。对于财政部来说，这其中的文章大有可为。
　　蒋洪认为，直接税的调控比间接税更加复杂，利益更加敏感。哪个群体提高，提高多少，这都是复杂的利益分配。这将充分考量我们财政决策者的改革勇气与智慧了。

源自：政事儿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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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抽“中南海”，新任财长肖捷的三段往事

　　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三年后，59岁的肖捷重回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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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免去楼继伟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肖捷为财政部部长。

资深“财税学人”
　　“政事儿”注意到，生于1957年、现年59岁的肖捷，是财经专业科班出身，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财政金融专业，毕业后就进入财政部工作，成为综合计划司长期计划处干部，此后沿着综合计划司长期计划处副处长、处长，综合计划司副司长，综合司司长、国库司司长的轨迹，2001年44岁升任财政部副部长，成为当时财政部最年轻的副部长。
　　在财政部副部长岗位，肖捷干了四年，其间还曾兼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2005年，肖捷离开工作了23年的财政部，“空降地方”，任湖南省省委常委、副省长。
　　在湖南工作两年后，2007年肖捷回京任职，出任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当了6年国税总局局长后，于2013年3月起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上述仕途履历表明，除了在湖南的2年任职经历、3年国务院副秘书长经历，肖捷一直在财税系统工作，前后共计达29年，是名“老财税人”，财税系统的资深官员。
　　“政事儿”发现，早在1987年，年仅30岁的肖捷就和楼继伟等人合著《关于经济运行模式与财政税收改革的若干思考》一文，提出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的基本构思、原则设想以及经济体制配套改革方略。该文后被收录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中。
　　2010年10月初，肖捷还曾发表《走出宏观税负的误区》文章，反驳国外某杂志发布的所谓“2009年税负痛苦指数中国排行第二”的说法，并对中国宏观税负的趋势进行分析和判断。
　　其在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工作时，我国财税系统多次推出重大改革措施，包括分税制改革、企业所得税改革、个税改革等等。肖捷是这些重大改革的亲历者和推动者。
　　目前，增值税改革已在全国展开。“政事儿”注意到，肖捷曾力主推动这项改革。2012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开始试点，肖捷带领税务总局相关人员前往广东、福建、湖北、天津等地，调研试点准备情况。

防有人送烟，只抽“中南海”
　　“政事儿”注意到，肖捷素来低调，很少接受采访，可查询到的多为政务活动信息。2008年，曾任证监会会计部巡视员副主任的姚峰发表《我所认识的肖捷》一文，从中可以了解肖捷的性格特点与执政风格。
　　姚峰自述，他1983年进入财政部综合计划司，此后跟肖捷共事20年多年。“在很多人看来，从他25岁进入财政部，30岁任处级，36岁任司级，44岁任副部级，50岁担任正部长、中央委员，他的仕途堪称顺利。但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在这些光环的背后，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姚峰写道，“作为他20多年的同事、朋友，我可以见证他的成功来源于他超乎常人的努力，他的勤奋、刻苦、自律、博学、敬业，来源于他对很多物质享受的放弃。如果说他的成功有七分努力，三分运气，那这三分运气也是上苍对他‘放弃’的补偿。他为每个机遇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文中，姚峰讲述了肖捷的三段往事。
　　第一件往事，与有人想托姚峰找肖捷跑官有关。
　　姚峰讲述：他到我家乡做“父母官”时，有个别人知道我和他曾是同事，想通过我“跑个官”，我就把我观察到的一件事讲给这人听。肖捷到湖南工作后，只抽一种北京出的“中南海”牌子的香烟，对外宣称其他品牌的烟他抽不惯。我是知道他为人处事之道的，他这么说是因为湖南出一种“芙蓉王”牌的香烟，质量高，口感好，在湖南官场很流行，迎来送往，送几条烟也很普遍。他本来抽烟很杂，但为了防止有人给他送烟，而采取了这么一种策略。既不伤感情、伤面子，又巧妙地拒绝了别人的送礼。那人听后，仔细一回味，恍然大悟，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也理解了我不能陷朋友于不义的境地、所以不能给他“帮忙”的难处。
　　第二件往事，是肖捷开过的一个短会。
　　姚峰讲述：在湖南工作时，湖南省按照国务院关于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的工作部署，对辖内四家证券公司进行清理。一次一家证券公司就重组方案给他（肖捷）汇报，作了精心的准备，又是投影，又是书面材料，厚厚一沓。他进入会场后，听了几句，就打断了汇报人的发言，说，材料我事前已看过了，你简洁点，就直说，现在问题在哪？需要省政府怎么支持你们？重组成功后对省里有何实际意义？当时的湖南证监局局长参加汇报，事后对我感慨许久，说很长时间没有参加过这样短小而又高效率的会议了。
　　第三件往事，是陪同尚福林视察，肖捷专门推荐到贾谊故居参观。
　　姚峰讲述：2006年3月，时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到湖南考察工作，肖捷以地方首长又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的身份陪同。他专门推荐尚福林去长沙的贾谊故居参观。说来惭愧，我生为长沙人，却不知贾谊其人，更不知其故居在何处。湖南局的同事跟我谈到此事时，我不甚了了。后来，我去长沙公干，专程瞻仰贾谊故居，凭吊完毕，才明白肖捷为什么安排尚主席去贾谊故居参观，也更了解了肖捷的志向和为人。
　　“回想起来，贾谊其名虽然不熟，但其《过秦论》还是略有所闻的”，姚峰写到，贾谊故居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肖捷的心境。

源自：北京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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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第一副秘”肖捷任财政部部长

　　（记者：蒋梦惟 张畅）11月7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免去楼继伟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肖捷为财政部部长。
　　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3月，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的肖捷被正式任命为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成为2000年以来继马凯、汪洋等之后又一任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第一副秘”），主要负责国务院办公厅常务工作，保障李克强总理的日常工作。

肖捷  kmgC-fxxnety7552169.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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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履历
　　1976年03月至1978年10月，北京市机械局机械研究所、机电研究所工人；
　　1978年10月至1982年09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财政金融专业学习；
　　1982年09月至1987年01月，财政部综合计划司长期计划处干部；
　　1987年01月至1991年12月，财政部综合计划司长期计划处（长期计划预测处）副处长（其间：1987年11月至1989年4月赴联邦德国进修）；
　　1991年12月至1993年11月，财政部综合计划司长期计划预测处处长（1991年10月至1992年10月挂职任辽宁省阜新市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993年11月至1994年07月，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
　　1994年07月至1998年07月，财政部综合与改革司副司长（1992年9月至1995年7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财政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9月至1995年7月，在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8年07月至2000年06月，财政部综合司司长；
　　2000年06月至2001年09月，财政部国库司司长；
　　2001年09月至2005年07月，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2004年10月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委员（2002年7月任）；
　　2005年07月至2007年08月，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
　　2007年08月至2013年03月，任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
　　2013年03月，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正部长级）。
　　中共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