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高校“一把手”腐败观察

　　高校腐败案集中在招生录取、基建修缮等七大领域。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重点项目《基于廉政风险防控的北京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创新研究》已形成阶段性成果。
　　高校重点岗位负责人应轮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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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医大原副校长陈志中收受贿赂逾500万被判12年
  

源自：《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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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高校“一把手”腐败观察
⊙记者：柯高阳 吴晓颖 周立权

　　高校“一把手”在人权、事权、财权等方面有较大的话语权和支配权，直接介入教育、学术、基建等事务，廉洁风险较大
　　“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需加强监督高校“一把手”

　　近年，教育领域反腐持续发力，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仅2020年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就已通报30余名高校厅局级领导干部被查处。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多地高校调研发现，当前一些高校存在“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等漏洞，需加强对高校“一把手”的监督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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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招生成高校“一把手”腐败高发地
　　高校领导干部腐败既有一般腐败的特性，又有教育行业的特点。记者梳理近年查处的相关案件发现，当前少数高校领导干部腐败现象呈现以下特点：
　　其一，高校“一把手”存在较大廉洁风险。从人员构成看，去年以来被通报的30余名高校厅局级领导干部中，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被“双开”或开除党籍的党委书记、校长（院长）共20人。四川师范大学教育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苏镜祥分析，这表明作为高校“关键少数”的主要领导干部存在较大廉洁风险。
　　其二，窝案串案特点明显。高校“一把手”腐败案件往往牵连出数个或一批中层干部，出现“一腐俱腐”，甚至几任“一把手”接连落马的“塌方”式腐败。重庆安全职业技术学院原院长杜晓阳2018年案发后，该学院已有4名中层干部被查处；吉林省白城师范学院前后两任党委书记任凤春、刘晓春“接力”贪腐，两人案发后“拔出萝卜带出泥”，学校相继有近10名处级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查处。
　　其三，涉案贪腐罪名和领域相对集中。近年，涉案高校一把手的贪腐罪名多以受贿罪为主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并收受财物的受贿类案件居首位，涉案领域则主要集中在资金集中度高的基建后勤、校办企业领域，以及与师生群众利益密切联系的选任用人、职称评聘、招生考试等。“这些领域与社会关系比较密切，资源和权力都比较集中，问题也相应更为突出。”苏镜祥分析。
　　此外，近三年通报的高校“一把手”腐败案件中，西南林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吴松、重庆医科大学原校长雷寒等10余人被查处时已退休。专家分析，这表明高校反腐没有休止符，无论是退休还是在岗，只要违反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惩。

“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
　　近期多个高校书记校长被查，既印证了高校纪检体制改革、巡视监督等取得成效，也反映出对高校领导干部的监督仍需加强。
　　权力集中，廉洁风险较大。高校“一把手”在人权、事权、财权等方面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和支配权，直接介入教育、学术、基建等事务。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资金投入的持续加大，特别是高校自主办学权增加，在监督制度及机制未及时完善的情况下，高校“一把手”岗位廉洁风险较大。以基建领域为例，个别高校领导与开发商、承建商结成利益同盟，侵蚀学校基建项目费用。
　　此前，重庆市委巡视组对重庆师范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5所市属高校开展的常规巡视发现，5所高校均存在明显的廉洁风险，主要集中在政府采购、项目招投标、基建后勤、校办企业、国有资产租赁等领域，这些领域的师生群众满意度也相对较低。
　　监督较为乏力。白城师范学院纪委书记顾伟告诉记者，学校的管理和监督权限主要在省级教育部门，但学校远离省会长春，主管部门鞭长莫及，而所在的白城市对其没有管辖权。
　　同级监督执纪问责则往往偏宽、松、软。记者调研发现，作为高校内设机构，一些高校纪检监察机构易陷于高校的小环境、小气候中，人员少，业务能力弱。一些高校将纪检监察干部混岗使用，业务能力不足，在思想上存在不敢监督、不愿监督的问题。四川省相关部门此前开展调查的统计结果显示，2012年至2018年6年间，半数以上省属本科高校立案数不足4件。一位教育部直属高校纪委书记坦言，高校内部权力结构相对集中，纪检监督体制缺乏相对独立性和刚性保障，同级监督和下级监督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内部监督机制不畅。近年通报的高校“一把手”腐败案件中，有的书记校长结成利益共同体，权力失去制约，易滋生专制与腐败；还有“一把手”将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使得党政职责不清，书记校长关系微妙。以杜晓阳为例，她担任院长一职长达13年，一直保持霸道的“家长”做派：“这个工程交给某某老板，就这样定了”“这个处长谁谁来当，挺合适”……院长办公会形同虚设，从后勤基建到选人用人，基本不上会研究，杜晓阳一人说了就算；对于党委书记，杜晓阳敬而远之，大事要事能不让其知道就不让其知道。
　　一些高校对校领导的内部监督机制也不够畅通。在白城师范学院，曾有中层干部向任凤春提出不同意见，任凤春认为他不服从领导，便想方设法把他架空，直至将其调离工作岗位。

让反腐利剑高悬
　　少数高校“一把手”腐败不仅污染校园政治生态、误导师生价值观，也损害了高校形象和教育事业发展，亟需加快推进高校纪检体制改革，为高校纪检工作“补钙充电”。
　　应强化巡视巡察等外部监督，使利剑高悬、震慑常在。2018年10月，《关于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见》印发，31所中管高校纪委书记的提名、考察、任命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会同主管部门党组进行，对中管高校纪委、纪委书记开展考核工作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进行，高校纪检工作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得到增强。
　　2021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明确指出，高校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上级纪委在监督检查、纪律审查等方面强化对高校纪委的领导。苏镜祥等专家建议，加快推进高校纪检体制改革，对省属高校可采取由省级纪委监委向高校派驻纪检监察组的方式加大监督力度，改变以往高校纪委存在的“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善监督”状况。2018年9月，四川省作为全国唯一试点，率先在全省省属本科高校开展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实现了派驻监督对省属本科高校的全覆盖。
　　与此同时，针对高校腐败风险较大的重点领域，亟需填补监管漏洞。纪检部门要紧盯管人管钱管事、权力集中、腐败风险高或群众反映较多的重点领域，强化风险排查与防控，健全完善各项内控机制，确保权力规范运行。特别是要对高校基建工程、物资采购、选人用人等违纪违法行为易发多发环节，进一步健全完善机制，减少人为因素的控制和操作，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纪委书记雷超建议，加强高校纪检干部队伍建设，提升纪检干部专业素质和办案能力。
　　此外，加强内部民主监督制度建设，也是完善高校管理体制机制的应有之义。专家建议，对高校重要岗位负责人，应实行定期交流和回避制度，避免形成“个人山头”和绝对威权，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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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近10人被查的高校，涉单位受贿罪

　　8月5日，据吉林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经吉林省委批准，吉林省纪委监委对白城师范学院党委原副书记孙永利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孙永利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律，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违反工作纪律，违规插手干预工程招投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共财物，涉嫌贪污犯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为单位索取或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单位受贿犯罪；工作严重不负责任，给单位造成重大损失，涉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失职犯罪。
　　孙永利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毫无党性原则，毫无组织观念，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把公权力变为谋取私利的工具，长期与私营企业主不正当交往，搞权钱交易，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吉林省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吉林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孙永利开除党籍处分；由吉林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此前4月11日，孙永利在任上被查。
　　根据纪委通报，孙永利的部分违纪行为，是为单位索取或收受财物，涉嫌单位受贿罪。
　　“政事儿”注意到，白城师范学院此前爆发腐败窝案，自去年5月至今一年多时间里，该校有至少9名干部被查，包括两任党委书记任凤春、刘晓春。
　　2018年5月9日，白城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任凤春落马，几天后，该校大学外语教学部党总支原书记陈静东被查；3个月后，任凤春的继任者、时任白城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刘晓春落马。
　　据公开资料，任凤春和刘晓春为前后任关系，2007年10月，任凤春任学院党委书记，2015年2月离岗；刘晓春于当月接任直至去年8月落马。
　　目前，任凤春已因受贿罪获刑7年，刘晓春已被提起公诉。
　　去年9月，时任白城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惠洲，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房书君，党委常委、人事处处长王世龙等3人被免职。
　　据吉林省纪委通报，上述3人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不严格要求自己，不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反廉洁纪律；作为高校工作者，不珍惜荣誉、不爱惜职业，失德失范，败坏学校风气，被给予免职处理，调离高教系统。
　　今年1月吉林省纪委监委网站透露，刘惠洲系“迷途知返、主动投案”。
　　此外，据新华社报道，任凤春、刘晓春案发后，“拔出萝卜带出泥”，该校有近10名处级干部受到查处。
　　任凤春在任时，刘晓春任学院副院长，分管基建和财务。刘晓春充当任凤春贪腐“马前卒”，把基建处长、财务处长等干部拉进来，与一些不法商人共同形成了“贪腐圈”。
　　2009年初，学院开发建设实验楼和教职工公寓楼项目，时任白城师范学院外语教研部党总支书记陈某找到任凤春，承诺“工程给我干，挣了钱咱俩平分”。任凤春答应后，由陈某承揽工程，任凤春从中收取巨额钱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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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永利
  

源自：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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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牙塔里的反腐风暴
　　2014年以来，已有56所高校的83人被调查

⊙记者：张燕｜北京报道

　　12月1日，教育部党组通报中央音乐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3所部属高校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典型案件。就在此前一周，包括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在内的8名党员领导干部因违纪问题接受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而接下来的一周也不平静。12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涉嫌受贿案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3天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湖南省纪委、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对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胡铁辉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已先后进驻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纪检监察报》显示，2014年教育部巡视5所直属高等学校和3个直属单位后发现突出问题130个，提出整改意见建议40条，7名处级以上干部被免职。今年4月，教育部曾提出，全年拟派出20个巡视组，实现直属高校、直属单位和驻外教育机构巡视的全覆盖。
　　而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2014年至今，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信息，全国已有56所高校、83人被调查，其中有17所属“211”或“985”高校。截至目前，据公开信息显示，32人正接受组织调查，已有14人被“双开”，11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另有6人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教育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曾表示，高校绝非一片净土，违规违纪问题仍然严重。原本安静平和的象牙塔里，一场反腐风暴正在展开。

招生、基建、科研经费使用是高校腐败重灾区
　　从已经被通报的案例来看，招生、基建、科研经费使用已经成为高校腐败的重灾区。
　　在本月开庭的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涉嫌受贿一案中，根据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指控，在2005年至2013年间，蔡荣生利用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职务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永华香港集团董事长王某等人的请托，在招录考生、调整专业等事项上为王某之女等44名学生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王某等30人给予的财物共计2330万元。而就在其案件开庭前，《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政文”刊文透露，在蔡荣生任职期间，担任人大校长的纪宝成被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目前仍没有公开纪宝成被处分的原因，但是据人大内部人士称，纪宝成在蔡荣生被捕后被怀疑存在“与大学招生有关的不当行为”。
　　蔡荣生涉嫌的违法违纪行为主要发生在人大自主招生环节，但是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调查，除却5%的自主招生名额外，利用预留指标进行“点招”、操控艺术体育类招生面试环节、“定向生指标”招生、造假舞弊获得保送生资格，在专业调剂、调档、补录报送等环节暗箱操作等都是招生领域权力寻租的重灾区。
　　此外，另一个腐败高发领域便是基建工程。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曾在2014年年底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透露，基建工程案件占到全国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情况统计总数的24%。
　　在今年11月17日进入二审程序的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是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第一位“211”高校正职校长。根据南昌市检察院的指控，周文斌涉嫌受贿2200万元、挪用公款5800万元，主要来源为南昌大学新校区的工程招标及工程款项使用环节。今年4月开审的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涉嫌受贿案中，安小予被指控在工程招投标、工程建设等方面非法收受现金和财物共计人民币353.4万元。
　　如果说招生或者基建还需要当事人在高校内有一定的职位基础，那么在高校内更加普遍的贪腐行为便涉及科研经费的违规使用。2013年以来，教育部面向直属高校开展了两批科研经费管理情况专项检查。在去年通报的几起典型案例中，浙江大学原教授陈英旭通过将科研经费划入自己控制的公司贪污945万余元；北京邮电大学原教授宋茂强借用他人身份证办理银行存折冒名领取劳务费68万元；北京中医药大学原教授李澎涛、王新月夫妇以虚假采购涉嫌贪污264万余元；山东大学刘兆平通过开虚假发票骗取科研经费341.8万元。由此可见，科研经费在项目立项、经费使用管理、项目审查监管等环节都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和制度约束，形成了容易滋生腐败的土壤。

此轮高校反腐查出“顶风作案”
　　除去持续查处高校内的腐败案件，查处象牙塔内的违纪行为也同样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中国传媒大学是中央第八巡视组10月31日进驻教育部以来第一所有党员领导干部因违纪被通报的高校。资料显示，早在2014年10月15日，教育部巡视组就曾进驻过中国传媒大学，并进行了为期6周的巡视工作。
　　在2015年1月教育部巡视组向中国传媒大学反馈问题时，当时的巡视组组长、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朱玉泉曾特别针对八项规定指出，现任校级领导干部办公用房面积超标，退出领导岗位的校领导仍然超标配备办公用房；住在校外的现职和近年退出领导岗位的校领导均配备固定公务车辆和固定司机。此次因为公车和住房问题被通报的党委书记陈文申和校长苏志武当场都表示会“立行立改”。
　　4月，中国传媒大学向教育部汇报巡视整改结果，表示违规使用公车和超标使用办公用房问题均已整改完毕。但是根据媒体报道，一直到11月底8 名党员领导干部被通报违纪后，中国传媒大学才开始“紧锣密鼓地给学院办公室做隔断”。
　　事实上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这并不是第一起被通报的高校领导违规使用公车或超标使用办公用房。就在今年2月，华中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发展院副院长兼基地建设与成果管理处处长、学校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负责人万青云就被教育部通报批评存在公车私用问题，对此，华中科技大学纪委给予万青云党内警告处分。对此，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袁贵仁在事后接受采访时表示，近期通报的一系列案例都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典型案例。案例表现形式不一，但从根本上讲是教育系统管党治党的力度有层层递减的现象。他同时指出，此次所涉及的党员干部，有的自我膨胀、党性弱化，有的心存侥幸、顶风作案，有的自作聪明、欺上瞒下。这些问题充分印证了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面从严治党任务依然艰巨繁重。
　　袁贵仁同时点名批评了北京邮电大学虚列支出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的问题。他表示，国家开展“小金库”治理多年，但北京邮电大学有关部门、部分科研人员知错不改，虚列支出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严重违反工作纪律、财经纪律和廉洁纪律。“小金库”时间跨度之长、开设账户之多、涉及人员之广，在教育部查处的问题中前所未有，令人震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近来纪检监察部门加大对“象牙塔中的腐败违纪案件”的查处与通报力度，可以看出“教育领域的反腐工作力度正不断加大，覆盖面越来越广，既要查贪污腐败问题，也要让高校领导干部队伍不断强化廉政意识”。

专家：从小细节入手能起到釜底抽薪的反腐效果
　　尽管自十八大以来，重拳出击高校腐败已经逐渐成为“常态”，但是在一周内连续两次通报4所高校党员干部违纪问题也实属罕见。对此，袁贵仁表示，此次教育部密集通报和曝光一批违规违纪问题，就是要释放一种强烈信号：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政治使命，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和纠正“四风”是硬任务，教育系统绝不允许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有存在之地，也绝不允许个别领导干部在其位不履职、不尽责、不担当。
　　虽然这一轮象牙塔反腐风暴因在短期内密集通报而格外引人注目，但也有评论认为所涉情节与以往对比“看起来并不严重”。既没有耸人听闻的贪腐数字，也没有触动神经的“桃色新闻”。各所高校的主要负责人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办公用房、用车超标、违规宴请等方面。其中，中国传媒大学被通报的8名党员领导干部中，有一半涉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违规超标使用公务车辆。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则因为其女违规操办结婚宴席而被给予处分。
　　“这些看上去是小细节，但也是底线，是对高校管理者的权力监管和限制。”汪玉凯表示，从八项规定入手查高校违纪腐败，更能起到釜底抽薪的反腐效果，也显示了教育部打击教育腐败的决心。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无论是大的贪腐行为，或者是小的作风问题，都是对高校管理者和党员干部的硬性要求。二者也是需要“同时抓，时时抓，防微杜渐”。
　　此外，此次新一轮的高校反腐风暴还出现了“连窝端”的情况。有别于过去分别通报，最近的两轮通报中，涉及的4所高校都出现了多名领导干部同时被通报的情况。汪玉凯表示，对于高校的违法违纪现象，不仅要严查，同时还需要对高校的管理体系进行深度改革，尤其是在对高校领导权力的监督上。

源自：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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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汪红制图/廖元

基建成高校腐败“重灾区”  U12008P1T1D31486605F21DT20150205144609.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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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件中，基建工程领域案件占2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课题《高校基建领域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研究》显示，高校基建腐败有多达58个廉政风险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杜治洲表示，防治高校基建领域腐败，必须尽快建立高校基建项目主要负责人廉政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反腐专家庄德水提出，对于一切基建领域的行贿者和受贿者都要记入黑名单，禁止他们的市场参与资格和决策资格。

现状分析 总投资动辄几亿违纪处理结果公示少
　　课题组在教育部直属及北京市属54所高校中发放调查问卷，回收52份，发现这些高校平均每年花费在学校基本建设方面的金额多在5亿元以下。其中，年均基建投资在5000万元以下的学校有16所，投资在5000万元至1亿元的有16所，1亿元至5亿元的有20所。
　　从立项到建成使用周期来看，有时长达几年。工程立项、采购和施工三个环节，权力基本都集中在同一个职能部门（通常是基建处），容易导致权力滥用而发生腐败。
　　在公示环节中，进行网上公示最多的程序是招标公告（44所），接下来依次是采购结果公告（32所）、招标文件（10所），违法违纪调查处理结果和工程结算审计报告均只有一所学校进行公示。

腐败特点 为逃避处罚把同事拉下水
　　高校基建腐败的行为主体多为学校分管领导、基建部门领导或直接经手人员；涉案人员通常多次、连续作案。
　　如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刘代宁，在三年间先后10次收受人民币14万元、价值2000元的超市购物券和1部高档手机，收受贿赂的次数竟高达78次。
　　此外，由于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容易在上下级之间形成关系密切的团体，为逃避处罚，犯罪分子会想方设法将本单位其他工作人员拉下水，避免其检举、揭发。
　　课题组分别对15所高校的工程技术人员、监理人员、行政运行人员、监察审计人员和行政负责人进行了问卷调查，汇总出易发生廉政风险的基建领域的五个阶段，包括项目立项、采购方式的确定、招标过程、合同管理和施工及验收，共梳理出多达58个风险点。

专家建议将行、受贿者记入黑名单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防止高校基建领域腐败，就要建立健全社会征信机制，对于一切基建领域的行贿者和受贿者都要记入黑名单，禁止他们的市场参与资格和决策资格。同时，还要实行基建项目负责人终身负责制，让决策者、承建者和监督者等都对工程质量负责。
　　课题组认为，凡是重大问题都要经会议集体研究决定，不能个人说了算。凡涉及工程招标、合同签订、工程重大变更、大额工程款支付等相关内容和事项的决定，均要基建、监察、审计、财务四方共同会签把关，或共同参与讨论研究并形成会议纪要，确保权力规范透明运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杜治洲表示，要尽快建立高校基建项目的立项、采购、招标、验收等各个环节的信息公开制度。
　　可制作《高校基建领域重大事项集体决策记录本》，由专人负责对招投标文件的编制、招投标信息的公开渠道和入围队伍的遴选方式等作详细记录。

源自：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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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重点岗位负责人应轮岗
　　高校腐败案集中在招生录取、基建修缮等七大领域。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重点项目《基于廉政风险防控的北京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创新研究》已形成阶段性成果。
　　课题组专家提出，预防高校腐败应完善重点领域廉政风险制度，特别是重点岗位要建立人员轮岗制。《法制晚报》记者日前专访了课题组负责人、首都教育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工业大学纪委书记冯虹教授。

腐败特征 七大领域腐败案高发
　　冯虹说，近年来，高校腐败案件的发案量远高于教育领域其他单位。以北京为例，2008年至2012年，北京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教育领域职务犯罪案件68件97人，其中大专及以上院校案件为46件65人，案件数和涉案人数占比均超过67%。
　　高校腐败案件高发于招生录取、基建修缮、物资采购、财务管理、科研经费、校办企业、学术诚信七大领域。冯虹说，这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高校扩招扩建、科研项目、基建项目、物资采购大量增多有关。
　　高校腐败案件罪名包括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等，以受贿罪、贪污罪占比较高。
　　某大学原副校长利用职务便利，在学校日常工作和建设过街天桥、综合楼、教辅楼等基建项目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和收受他人所送现金并接受他人出资为其房屋装修、安装空调等，总计折合人民币900多万元。
　　犯罪人员将受贿款用于购买住宅、商铺等。

腐败手段
利用制度漏洞“蚂蚁搬家”
　　冯虹说，高校的部分人员长期任职某一重点岗位，对工作环境、业务流程十分熟悉。有些制度只是根据上级文件列一些原则性条款，并未制定明确的约束性较强的条款。
　　如在招投标领域，对于校内评标专家的遴选目前就无明确的统一规定，给了腐败分子可乘之机。
　　冯虹说，大多数犯罪个体接受过高等教育，或是具有某一领域专门知识或技能，多数案件为高校领导和权力集中部门负责人犯罪，或与高行政职务人员腐败相关联。
　　北京市检察机关2008年至2012年查办的案件中，本科以上学历的犯罪嫌疑人占总人数的76.2%，其中不乏硕士、博士学位者。这些人会利用制度漏洞，采取隐蔽性极强的“蚂蚁搬家”式的作案手段，长时间作案，不易被发现。
　　某高校原会计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通过伪造他人名章、假冒他人签名的手段，先后106次将个人消费的各种票据在学校财务部报销，共计骗取公款96万余元，其中绝大部分是科研经费。
　　作案手段还包括利用他人报销的账单，在已签好字的报销凭证上，私自篡改、添加数额和发票，将自己的私人发票混杂其中进行报销等。

腐败原因 纪委监督校级领导有难度
　　冯虹说，目前高校监督机制不到位，首先就是对高校校级领导的监督机制不到位。
　　目前高校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人员多数从学校内产生，且按现行管理体制，高校纪委在上级纪委和学校党委双重领导下工作，高校纪委难以监督校级领导。同时，高校监察部门受到业务知识、人力的限制，面对多个领域的监督难以深入。
　　此外，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符合现代大学制度要求的高校权力制衡机制，高校内部管理权力主要包括党组织拥有的政治权力、行政系统拥有的行政权力、学术系统拥有的学术权力、社群系统拥有的民主权力四大权力系统。
　　四种权力常交织在一起，行政领导往往同时担任学术系统、社群系统的重要成员，权力之间缺乏制约，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力相对弱势，为腐败发生提供了便利。
　　冯虹表示，随着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这样的情况相信会逐渐有所改善。

反腐建言
摸清易腐败领域风险点
　　冯虹说，每个易发生腐败的领域都有风险点，先把它们梳理出来，再有针对性地制定制度防范，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腐败。

基建项目物资采购
　　建立健全招标管理和采购管理，规范招标评审专家的遴选、变更、资产处置等流程，严防材料供应商倾向性选择、后续增项吃回扣

招生领域
　　加强艺术类招生、特长生招生和自主招生的制度建设

财务管理
　　加强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预算外资金管理、财务报销审批等制度建设

科研领域
　　加强科研经费预算申报评审、支出审核等制度建设

校办企业
　　完善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强化校办企业投资、借贷程序控制制度、财务制度，强化对外经济合同的监管等

重点岗位负责人须轮岗
　　冯虹提出，应在高校易腐败的重点岗位建立人员轮岗制度，避免部分人员由于长期从事某个岗位而逐渐权力膨胀。
　　重点岗位主要指拥有资源配置权、组织人事权、业务处置权，且权力运行中廉政风险比较集中的关键岗位。如高校组织人事、招生录取、财务管理、物资采购、基建修缮等领域的一些岗位。
　　可在高校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岗位聘任工作中，实现部门之间的交流制度，如规定重点岗位的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任职满几年必须进行交流，在同一岗位任职达到几个任期的必须进行交流。
　　据了解，北工大的招生、国资、基建等风险较大的正处岗位就规定最多两个任期，也就是六年一轮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