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当场站起来反驳佩洛西 现场响起掌声

源自：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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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会争夺世界主导权？”
　　大多数中国人都对这个问题不太感兴趣，他们既不愿看到中国与美国争夺世界主导权，更不愿看到中国成为另一个美国。
　　然而，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许多人会问：我们怎么能相信中国不会这样呢？他们所担心的，是中国可能会试图建立新的地区秩序并将周边地区纳入其治下。
　　在不久前与亨利·基辛格博士的一次谈话中，他告诉我，应该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人的想法。因此，我选择了以下几个备受热议的话题，与各位分享一些观点。

傅莹：回答关于中国崛起的四个问题
首先，中国是一个世界强国吗？
　　对于美国和世界上大多数人而言，中国无疑已经是一个新兴的世界强国。
　　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头号经济大国。然而，中国人并未因此而表现得特别激动，多数人认为这样的头衔名不符实。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往往是他们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看到的高楼大厦。但是，如果驾车从这些特大城市往外开出100公里，你会发现很多人生活在相当基础的条件下。联合国划定的贫困线为每天1.25美元，至今仍有约2亿、即约14%的中国人生活在这条贫困线以下。
　　在中国，城镇化程度已达到51%。但如按人口计算，则生活水平达到城市标准的人数不超过人口的37%。也就是说，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质量还未达到城市标准，例如他们当前还未享受到洁净的水和适当的医疗。
　　总体上说，中国是一个刚脱离全民贫困的国家。“80后”这一代人是第一批成长过程中吃得上饱饭的中国人，开始享受选择的自由。
　　但在国家层面，还有更多挑战亟待解决，中国需要更多的医院、学校和更好的环境。中国正在一个陡坡上攀登，面临的困难有时超乎外界的想象。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坚持改革开放、促进发展仍将是中国的主要任务。
　　我们有两个“百年”目标，习近平主席称之为中国梦，人民对此充满期待。首先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时，实现GDP以及城乡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第二个“一百年”是到本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百年时，把国家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使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第二，中国是否一定会争夺世界主导权，以至于导致战争？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强大了就不可避免地要争夺国际权力。根据冷战后国际形势提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约翰·米尔斯海默也认为，大国间竞争的悲剧不可避免。
　　但是，希望世界能够注意到，中国正在树立大国崛起的新范式，走出一条和平发展的新路。
　　以人民币计算，中国2013年外贸总额比1983年增长了300倍，但这并非是以“炮舰开路”的方式实现的，相反，这个成果是中国在以现有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自由贸易大环境中，通过互惠互利的平等合作取得的。
　　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的国际贸易总额以年均18.2%的速度增长。中国现在是全球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每年进口商品总值超过2万亿美元，在世界各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与投资机会。贸易因素成为中国与其合作伙伴发展关系的压舱石。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GDP提高了95倍，而其军费开支增速为GDP增速的42%。在宪法规定下，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历史上列强们依靠军事力量抢夺资本、资源和市场的行径，在当今世界上是不必要的，这种政策也是中国所不赞成的。
　　和平发展之所以适用于中国，其中有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因素。
　　从内因上看，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自古就有“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世代相传。中国历史上尝尽被外强欺侮之痛，“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国内政策的核心所在是全体人民的利益，这决定了中国必须坚定奉行与所有国家和平合作的国际战略。
　　从外因上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外部条件为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创造了条件。
　　冷战结束后，因东西方集团对抗而形成的地域分割被打破。
　　经济全球化带来扩散的趋势。过去由西方发达世界掌控的资源、资金、人才乃至专业经验等各种要素，开始向更广大的边缘地区扩散。战争和地理扩张不再是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可行和必要方式。
　　中国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通过持续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在吸引国际投资和技术方面走在了发展中国家前列。中国通过开发全球市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不是单方面的，与中国合作的国家和企业都从大规模增长中获得了切实的利益。
　　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投身于全球化的浪潮中，在世界经济扩张的新时期，他们带来的活力是至关重要的。
　　未来，中国没有理由不将和平发展这条成功的道路坚持下去。只有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才能实现其发展目标。

第三，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如何体现出对和平的承诺？
　　当我们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周边已出现了太多不安。沉寂已久的领土争端和海洋管辖权纠纷不断升温。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2012年4月10日，菲律宾派出军舰和武装人员进入黄岩岛泻湖水域袭扰在那里作业的中国渔民。该事件的照片激怒了中国公众，引发舆论呼吁政府采取行动保护中国公民和领土。
　　同年9月，日本政府一意孤行，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打破了搁置争议的现状。日本政府此举在中国许多城市引发了大规模示威活动，并给两国关系带来了巨大压力。
　　面对菲律宾和日本的挑衅，中国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坚决地维护了领土权益。与此同时，中国保持了克制，并没有放弃通过对话解决争端以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此外，我们必须对这些挑衅背后可能存在的真实意图和其他复杂因素保持密切关注。
　　中国和东盟国家经过多轮协商，重申将尊重并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是维持中国南海稳定的基石，关于“行为准则”的商谈也已经开启。
　　维护南中国海航道的自由通畅，对中国这个贸易大国是至关重要的。维护航行自由将一直是中国的重要关注点。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洲在冷战结束后整体上保持着和平与稳定，没有爆发重大冲突，亚洲国家得以致力于经济发展与合作。
　　在这个过程中，各国不仅加深了共同利益，也使亚洲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在最近几年，全球经济增长约一半来自亚洲国家。
　　中国多年以来始终贯彻的睦邻友好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东盟方式
　　中国亚洲政策的重心之一，是支持和参加东盟开创的对话合作体系。这一体系奉行开放包容、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原则，也就是所谓的东盟方式。
　　东盟领导的这种看似松散的地区性架构，为冷战后凝聚亚洲国家营造了重要融合性框架。
　　中国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是东盟地区体系发展壮大的积极推动力量，这一体系已成为当前亚洲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平行于这个架构的，是冷战遗留下来的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其如何更新和适应变化令人关注。
　　美国近年奉行的“再平衡战略”主要聚焦于军事层面，已引发了新的争论。

军事同盟带来的问题
　　首先，军事同盟是排他性的。在军事同盟的安全愿景中，非成员国被置于何处？军事同盟成员国如何与非成员国平衡各自的安全利益和责任？
　　其次，军事同盟应如何在原则问题上划清界线？成员国是否可以不分是非曲直地支持盟友？
　　其三，结盟制度将如何与本地区其他多边框架对接和相互包容？
　　以日本为例，其现任领导人拒绝承认侵略历史。他不但参拜靖国神社；否认慰安妇的事实；还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来为修改和平宪法的企图做辩护。
　　日本领导人如此做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让国家摆脱战后限制，成为能再次发动战争的国家。这是中国人民的关注所在。
　　作为日本最重要的盟友，美国将如何约束这个盟友，并将其保持在和平的轨道上？这将从根本上影响未来的地区秩序。
　　说到底，影响亚洲的决定性因素是中美两个大国如何处理好相互关系，能否在地区合力协作。
　　两国领导人已经同意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下一步是如何落实这一目标。
　　首先是中美两国能否建立互信，减少误解。无论在战略层面上还是在媒体舆论中，中国和美国之间都缺乏信任，经常导致误解误读，不但破坏氛围，还给合作造成阻碍。
　　关键是美方需要放弃从意识形态视角看待中国，重新认识并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中国。这个阻碍不移除，两国关系就总难免不断起伏。
　　再者是能否学会尊重彼此利益和关切。在中国人看来，似乎在涉及中国利益的任何问题上，美国都倾向于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例如，当邻国挑衅中国时，美国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中国，这样一来，美国加深了自己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负面形象。
　　为此，两国要开展一些可视的合作，对外发出更多积极信息，例如，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极端恐怖主义、抗击传染性疾病、维护网络安全合作等。
　　中美两国都需要一个繁荣和稳定的亚洲。两国首先应“求同”，在能达成一致的领域深入合作；然后要“存异”，在双方无法取得一致的地方，搁置分歧以待进一步讨论。
　　我们都应该支持东盟主导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消除地区国家对中美交恶、被迫选边站队的担忧。
　　从中国自身来说，我们的一举一动也要考虑对周邻的影响，尤其需要更加主动地对外说明自己，使中国的声音更加通达，使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意图和缘由有更加及时和客观的了解。

第四，中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国际角色和责任？中国应该分担美国的世界责任吗？
　　当今世界乱纷纷，局部战火不断。乌克兰问题仍然僵持，中东不断爆发冲突。在这些问题上，有舆论认为中国缺乏作为甚至回避责任。
　　在许多中国人看来，世界上一些矛盾最初的处理方式有问题，结果是越来越棘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停止冲突，达成妥协方案。
　　中国人普遍认同不干涉内政的理念，因此中国会尽力参与对国际热点问题的协商，目的是寻求和平解决，但不能成为冲突的一方或者采取激化矛盾的行动。

中国肩负怎样的全球责任？
　　首先，作为一个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繁荣增长和保持稳定本身就是中国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在世界安全问题上，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以及促进阿富汗稳定等方面发挥积极的斡旋作用，参与了许多关乎地区和世界安全的谈判。然而，中国并不认为自己拥有凌驾于别国之上的权力。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如果事态关乎国际和地区安全、发展到需要国际参与的地步，必须首先考虑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意见，并坚持恪守联合国授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阐述了亚洲安全观：这是一种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安全观。这是中国安全智慧的成果，它与亚洲人的安全理念也是高度契合的。

中国和全球公共产品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随着能力的增长，也提供了更多的公共产品。例如，自2008年以来，中国海军先后向海盗肆虐的亚丁湾派出了45艘军舰进行护航任务。中国海军帮助的船只中，有一半是外国船只。
　　中国积极参与防灾救灾、打击跨国犯罪、维护海上安全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在联合国维和摊款中，中国目前排在发展中国家之首；在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派出的维和人员是最多的。
　　中国还努力将自身的扶贫经验分享给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医务人员正在最前沿与致命的埃博拉病毒斗争。最近几周，中国为疫情最严重的地区送去了更多的援助和资源。
　　亚洲是中国国际合作的重点区域。中方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拓展与周邻国家互联互通，带动共同发展。这些倡议将中国的优势和该地区的需求结合在了一起。
　　现代丝绸之路不是一种封闭性、排他性的安排。我们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参与进来。
　　当美国评判中国或其他国家扮演的国际角色时，往往本着一种“跟我来”、“为我做”的态度。这样难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另一方面，中国人也需要充分了解和领会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新位置，并逐渐适应这个新角色。
　　中美两国人民应试着去更好地了解和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只有这样，两国才能在世界战略问题上更紧密而有效地协作。
　　（本评论节选自傅莹2014年10月14日在亚洲协会对话上的演讲。译者：观察者网，杨晗轶）

源自：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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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北京8月6日电（记者：阚枫）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6日在北京表示，“在处理当今世界事务中的矛盾和分歧时，美国的习惯思维是要其他国家‘跟我走，帮我忙’，这让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感觉困惑和难以接受。”
　　8月6日，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在北京举行“当前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和中美关系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布2014年版《美国蓝皮书》。研讨会上，傅莹就当前中美关系发展做了主题发言。

中国经济增长令美国人有“惊回首”的错愕感
　　“当前，在国际关系研究上有两个大课题，一是如何看美国，焦点是看美国如何适应新的、更加多元的国际环境，如何调整和选择政策。二是如何看中国，焦点是作为一个主要的新变量，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的走向。”
　　发言开头，傅莹就表示，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发达国家将如何相处？这已是国际关系研究界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傅莹表示，自己将美国对新时期的不适应归结为“焦虑”。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美国陷入对自身是否会衰弱、中国是否会与自己争夺世界权力的焦虑之中。
　　“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令许多美国人有‘惊回首’一般的错愕感。在2000年的时候，美国的GDP总额为9.9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30.8%，比排在后面的四个国家──日本、德国、英国、法国──GDP的总和还要多。而中国GDP的世界排名是第六位，1.2万亿美元，只是美国的九分之一。”
　　傅莹表示，进入21世纪后的十多年间，中国保持快速发展的步伐，没有严重内乱，也没有卷入大规模的外部纷争。2013年中国的GDP总额达到9.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还多。
　　傅莹称，从更广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成长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范畴。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原来集中在10亿人口的西方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向更广阔的地区扩散，发展中世界许多国家有效利用了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实现跨越发展，经济充满活力。2012年下半年，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度达到90%，目前也在50%以上。

国际学界为什么总有人误读中国？
　　傅莹引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数据称，在公元1000年至1820年，全球经济重心在东方，之后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转移到了西方，在整个20世纪，全球经济重心都处在美国主导的西方发达世界。但进入21世纪短短10多年的时间内，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快速向东方回移。这说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跟上了时代潮流，行进在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成为建设和平繁荣新世纪的重要力量。
　　“当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时候，将为世界带来什么？中国向世界要什么？能为世界做什么？中国是否能与各国一道制约战争，守卫21世纪的和平？这是我参加国际研讨会时经常听到的问题。”傅莹说。
　　傅莹表示，有观点认为，中国与历史上争夺国际权力的新生强国有共性，中国周边出现的争议热点也被类比为历史上新老强国之间的利益摩擦。“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些观点和疑虑是本末倒置。”
　　“国际学界为什么总有人误读中国？”傅莹说，这里的原因之一恐怕是源于西方传统的“国强必霸”逻辑，即：一个国家强盛起来后，必然寻求重新划分世界权力、试图取代现存强国的地位。
　　傅莹举例，每当自己介绍中国刚刚初步解决温饱问题，还有许多贫困人口，发展也面临许多严峻挑战时，美国学者告诉她，美国的普通老百姓并不了解中国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也不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美国人看到的是中国老百姓越来越有钱，觉得中国也变得更加富裕和强大，会越来越像美国。
　　“诚然，新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环境对中国也是挑战。”傅莹说，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处于边缘地位进入到国际事务的中心舞台，中国自身的利益也不再局限于国界之内，而是延展到周邻地区和全球。中国也在努力适应新的地位，增强国际意识，担当国际责任，不断增加外界对中国的了解。

中美要培养在国际事务中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在处理当今世界事务中的矛盾和分歧时，美国的习惯思维是要其他国家‘跟我走，帮我忙’，这让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感觉困惑和难以接受。”
　　傅莹说，中国与美国政治、文化差异很大，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很大，在对国际事务的政治思维上我们有很多不同之处。同时，中美现在是全球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之间合作之广泛超越了过去的任何时期。两国建立了90多个政府间对话机制，学术对话更加丰富。两国人员往来每年超过400万人次。
　　她表示，在国际方面，中美都表达了希望世界保持和平的愿望，都需要世界经济稳步发展，也都支持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原则。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都尊重和支持联合国所代表的多边合作框架。美国参与制订了很多现行国际规则，是收益者。中国也是现行国际体系的成员和受益者。同时，国际治理和规则的改革没有中国和美国的积极推动将难以实现。
　　“显然，中美关系具有双重性的特点，这也决定了这是一对复杂和不容易驾驭的双边关系，有时水火不容，有时又水乳交融。而中美关系处理不好，必然危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两国相互理解和信任的缺失则会使许多问题和矛盾放大化，对两国关系造成更多的干扰。”傅莹说。
　　傅莹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对中美双方都是新课题。美国国际合作经验很丰富，但是中国与美国熟悉的传统伙伴很不同。21世纪的中美跨太平洋合作关系应该是平等和双方都有需求的合作，不仅要双方都主动推进，还需要双方都能够妥协，能够照顾对方。
　　“关键是不能一方总是要求另外一方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应该是都有进有退，真正平等合作。特别是双方需要更好地沟通，不仅是在战略层面，还包括与彼此民众之间的沟通，以利于消除误会，要培养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合作的意识和能力。”傅莹说。 ●

原文标题：傅莹：美国“跟我走帮我忙”思维让中国难以接受）

　　因为她，历来显得硝烟弥漫的新闻发布会，多了几分柔和气息。傅莹举止雅致，思想锐利，她同时懂得，魅力亦可用作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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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莹

⊙作者：《小康》记者 鄂璠 北京报道

　　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这一天，对于参会报道的3000多位中外记者而言，拿到由会议发言人傅莹发出的总理记者会请柬，将是一种责任和荣耀；而对于傅莹来说，这一天，她也圆满地完成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这个富有挑战的任务。
　　从作为全国人大首位女性新闻发言人，于3月4日11时许出现在公众面前，傅莹就一直是国内外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人们用能最大化展现美丽的词语来形容这位60岁的女性：微卷的白发、轻柔的语调、亲切的笑容、优雅的气质……
　　那天去现场参加了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的一些记者甚至忍不住赞道：“好漂亮”。因为她，历来显得硝烟弥漫的新闻发布会，也多了几分柔和的气息。
　　她身上散发出的，仅仅是魅力吗？或许，从傅莹这些年的演讲、访谈以及文字中，我们能找到更多的答案。
　　“你的魅力和吸引力超过了盖茨！”
　　“我们更需要主动地介绍自己，尤其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和平常的语言，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传递我们的信息。”
　　傅莹在《在彼处──大使演讲录》这部书的自序部分，便写下这段话。
　　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之前，很多人便知道傅莹，新闻发言人，只是她的新角色。她最熟悉的领域是外交，她是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也是中国第一位驻大国女大使。2009年12月起，她出任外交部副部长。
　　但傅莹的外交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和英国担任大使期间，她常常为笼罩在中国形象上的那层拨不开的偏见迷雾所困扰。在她看来，这不仅对中国的形象造成了损害，也对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构成了潜在障碍，只要一遇到风吹草动，就会暴露出双方关系的脆弱。
　　好在，傅莹有很多被邀请演讲的机会，出任澳大利亚大使后的四个月内，她就发表过20多次演讲，她和她的团队思考着并想办法在演讲中针对上述出现的问题。2004年7月29日，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毕业典礼上，她讲的是“迎接多彩的世界”；11月8日，在澳大利亚大学校长委员会年会上，她讲的是“变化中的世界与中国”；转年6月24日，在中国20世纪版画与当代陶瓷展开幕式上，她告诉堪培拉的朋友们如何“从艺术作品中了解现代中国”……
　　这些“主动地介绍”，老外们会有兴趣吗？一场关于中澳关系的讲演最能说明问题，550多名听众闻讯而来，而且均是自费购票入场，讲演活动整整持续了三个小时，听众的提问热情也非常高。这样的效应在澳大利亚其实并不多见，甚至非常罕见，所以主办方都惊讶地和傅莹开起了玩笑，“比尔·盖茨来墨尔本演讲时都没有这么多人参加，看来你的魅力和吸引力超过了盖茨！”
　　然而，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传递中国的信息，却还只是傅莹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更大的挑战来自文化差异，有时也会夹杂着政治因素。

是前进还是后退？
　　“作为演讲者，当你期待别人付出时间和注意力的时候，就要准备好应对可能的难题。”
　　这是傅莹笔下的一则关于莎翁故居演讲的趣事。2009年4月24日，在英国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莎翁故居举办大规模的纪念巡游活动，傅莹受到邀请，将代表宾客致辞。
　　主持人是英国很有名气的86岁高龄的话剧和影视演员唐纳德·辛登，在傅莹演讲前，他一连讲了三个笑话，最后一个笑话显然是“冒犯”了傅莹。他讲，一位中国老人在弥留之际，他的英国朋友来看望，老人费劲地反复讲着一句话，英国朋友没听懂，就记了下来。之后他找到老人的后人，模仿着转达。不料老人的后人一脸恼怒：“老人好像是在讲，‘你踩着我的氧气管子了。’”
　　全场的听众几乎都笑了，只有傅莹在思考。
　　“可见语言是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下面请中国大使致辞。”主持人说完这句话不到一分钟，傅莹就走上讲台了，讲台上有好几个话筒，每个话筒都带出几条线来，站上讲台时需要小心地绕过脚下的线头，只见她站好后抬起头来，面对听众，慢声地对着话筒说：“我得小心一点儿。”然后她停顿了一下，听众们都静下来后。她说，“我可别踩着唐纳德的氧气管子。”
　　结果，不仅仅是听众们笑了，唐纳德自己也笑了，接受了傅莹的回击。
　　“我面临的难题在于，一方面，我是作为各国各界宾客代表上台致感谢辞的，在好几百宾客面前不好直白反应；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人我也不能回避。斗智就像打网球，球打过来不能不接，回球出界也不行。”
　　如何“打好网球”，其实是傅莹在2007年4月至2010年3月出任中国驻英国大使期间，一直面临的课题。以前参加外交谈判时，每当双方僵持不下，傅莹常借用哈姆雷特的名言“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她把这句话改成，“是前进还是后退，这是个问题。”而“打网球”，也同样面临着“是前进还是后退”的问题。
　　那段时期的中英关系并不平静。2008年3月14日西藏发生打砸抢烧事件后，英国部分媒体不仅不报道骚乱实情，而且刻意剪辑录像或加工图片，制造假象，甚至“唱衰”北京奥运会。
　　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作为女性，常被称赞为有着温婉个性的傅莹会如何应对？17天后，她在曼彻斯特市政厅发表演讲，在围绕着“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与英国的作用”这一主题发表了演说后，傅莹严肃起来，“我想再谈谈两国关系出现的一些困难，特别是最近的拉萨骚乱造成的不友好氛围。我觉得西方一些媒体的表现起了不好的作用。”她直言，骚乱一开始，他们就假定有“镇压”，便在报道中说中国“镇压”，要求中国“克制”。但随着事件发展，他们找不到图片或事实证据，就把其他国家警方驱赶人群的照片拿出来，说成是中国警察镇压。“这些错误报道不仅误导了公众，还营造了负面的情绪。这种移花接木的做法在中国招致了很多民众的不满，激发了批判西方媒体的浪潮……”
　　真诚而直接地表达，让人们看到了傅莹的柔中带刚。除了利用演讲机会“主动地介绍自己”外，傅莹打算在“打网球”的过程中来一次“主动出击”了。

“主动出击”的智慧
　　“外界为什么不理解中国？我们自己也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还是缺乏沟通……另一方面，西方也应该冷静下来，认真看一看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继续猜测……”
　　这是2010年1月30日，与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辑莱昂内尔·巴伯共进午餐时，傅莹说的一段话。
　　在这之前的近两年时间里，傅莹成功地进行了多次“媒体公关”──这就是她的“主动出击”──虽然她知道和媒体打交道是有风险的，而且在聚光灯下，她也会紧张。
　　2008年3月28日，傅莹来到英国广播公司（BBC）第一新闻频道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早餐》，接受现场直播的电视采访。她穿着中式服装，还把两只“福娃”抱在怀中，她希望大家能够“还奥运一个单纯的意义”。4月5日，奥运火炬在伦敦传递的前一天，她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奥运之火生生不息》，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描绘了自己过去在西藏的经历与感受，并用翔实的数据，展现西藏真实的历史与现实。4月13日，傅莹又在《星期日电讯报》上写下《奥运火炬传递后的思考》，以亲历者的视角，讲述同行的中国志愿者所受的委屈、中国年轻人的愤慨和自己女儿的困惑不解。
　　然而，要做到每一次都把愤怒隐藏，却也并不容易。傅莹也曾因为心中不爽而随手写过几页纸的感想，再找出来的时候还丢失了一页。
　　傅莹的著作《在彼处》中，收录的唯一一篇国内中文演讲节选是2005年9月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谈的是“从外部环境的变化看我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的主题，从那个时候起，傅莹就意识到“与西方媒体打交道风险是比较大的”。在她看来，公共外交对外交官的个人素质是很大的挑战，因此她很希望将来的外交新一代在与媒体打交道方面具备更好的能力。
　　在国际上积累了“与媒体打交道”的丰富经验的傅莹，在2013年3月迎来了新的挑战，作为全国人大的新闻发言人。这一次，她更多面对的是中国的媒体，当然，她仍要面对常常“毫不客气”的外媒，她仍要向世界介绍中国，这一次，最大的挑战是她必须要突破往常以外交为主的知识经验积累，熟悉中国近期方方面面的热点问题。

“新手”成功的武器
　　“我这个新手要找到路也不是那么容易，抱歉。”
　　“最能清晰地传递中国声音的使者之一”，这是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对傅莹的评价。在他看来，傅莹一直致力于把中国介绍给全世界，并向全世界敞开中国的大门。
　　受到过如此赞誉的傅莹虽然在普遍都比她年轻许多的记者们面前自称“新手”，但她的新闻发言人“首秀”还是受到了极高的好评。她最大的特点是善于讲故事、拉家常，“以柔克刚”。回答《人民日报》记者关于环境问题的提问时，傅莹讲到了自己的感受，“每天早上拉开窗帘都要看一下今天有没有雾霾，我家也有两个口罩，我女儿一个，我一个，但是还没有用过……”而对于日本共同社记者提出的“中国外交是否会更加咄咄逼人”这个问题，傅莹则用平和的语言委婉地表达了“尊重事实”的建议。她说，“刚才你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注意到中国记者都笑了。其实你在中国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几乎是另外一方面的意见，很多中国人的意见包括媒体人的意见，是希望中国更加强硬一些，尤其面对挑衅的时候，希望有更加强硬的姿态，这个差距是存在的。”
　　“发挥得不错”，是丈夫郝时远对傅莹的“首秀”评价，不过，他也注意到，傅莹在回答“全口径预算”这个经济问题时稍微有些“小磕巴”，郝时远也参加了全国两会，他是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他还建议妻子抽空看看直播视频，可以总结总结。
　　郝时远还向媒体透露说，年轻时的傅莹对未来其实并没有特别的预期、规划，只是她的工作很努力、很敬业，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成绩。为了做好新闻发言人的工作，她每天睡得很少，做了大量的阅读。在郝时远看来，“努力”是对妻子最公允的评价。
　　说到傅莹的努力，不得不提的一个人是丘吉尔。上世纪80年代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傅莹曾到丘吉尔故居参观，还买了一本丘吉尔自传。对于当时的她来说，买课外书是件奢侈的事情，因此她把那本书一字不漏地从头读到尾。
　　“丘吉尔勤奋好学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他在自传中讲到，没有勤奋就不可能有聪明……这对我很有启发，尤其是当我在学习中遇到困难的时候。直到今天，我对自己做的每一场演讲和接受的每一次采访都精心准备。”
　　傅莹的勤奋当然也离不开家庭的影响，她的父亲阿民，是蒙古族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学生，曾官至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在父亲的教导与家庭氛围的熏陶下，傅莹从小就热爱读书。《在彼处》的扉页，印着傅莹亲笔写下的字迹：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
　　傅莹的英语很好，她曾跟着中国的广播电台学习初级英语，还以数学满分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进入外交部翻译室工作后，她做过邓小平的翻译，除了汉语、英语外，她还掌握了法语和罗马尼亚语。
　　傅莹认真地学习、工作，也认真地做每一件事情。很多与她接触过的英国人对她的评价都很高，说她是第一位善于发挥智慧和魅力攻势的大使，有幽默感。
　　工作之外，傅莹对于生活的热爱则鲜为人知。
　　傅莹是个地地道道的蒙古族人，从很多细节中可以看出，她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亲友、同事。她会记住并感谢每一个帮助过她的人。她身上有着蒙古族人豪放且重情义的气质。
　　她会穿着民族服装出席一些隆重的场合，显得别有韵致；她喜欢喝奶茶，出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期间，她对当地媒体说，自己从国内带来了砖茶，周末还会熬奶茶喝。她还喜欢蒙古族的长调，在外交场合，她常常将蒙古族歌曲的CD作为送给老外们的礼物。
　　在英国期间，傅莹喜欢参观文学家的故居，像简·奥斯汀和勃朗特姐妹的故居，她都去过。她还喜欢英国的文化生活，例如伦敦西区的剧院和足球赛。傅莹非常喜欢足球，在一位好友的感染下，她成了阿森纳的球迷，还拥有一件阿森纳的8号球衣。她把外交与足球有趣地联系在一起，并把她在足球场上“外交失误”的故事讲给了莱昂内尔·巴伯听。
　　那是2009年11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日，傅莹去观看阿森纳队对切尔西队的比赛。
　　“天冷极了，我穿上羽绒服，是亮丽的蓝颜色，配浅蓝色牛仔裤和湖蓝色围巾，很漂亮，我对这身装束非常满意。但当我抵达赛场的时候，发现不对劲了。”

怎么了？
　　原来，傅莹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穿蓝色衣服给红色的阿森纳队加油，岂不是很尴尬。“我的朋友接我去看比赛，一路上也没有提醒我。这就是英式礼貌吧？”傅莹显得有些调皮地反问巴伯。
　　从事外交事业的傅莹也是爱漂亮的，她很讲究装束，今年3月4日的发布会，她选择的是一件宝蓝色西服外套。直到3月17日全国人大会议落幕，仍有媒体在做“两会盘点”时再次提及傅莹时尚的着装风格──“东方范”、“很国际”──这几乎给所有现场的媒体记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仅仅与傅莹共进过一次午餐后，巴伯便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傅莹女士很有魅力，但她明白，魅力还可以用作武器。
　　我面临的难题在于，一方面，我是作为各国各界宾客代表上台致感谢辞的，在好几百宾客面前不好直白反应；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人我也不能回避。斗智就像打网球，球打过来不能不接，回球出界也不行。
　　‘发挥得不错’，是丈夫郝时远对傅莹的‘首秀’评价，不过，他也注意到，傅莹在回答‘全口径预算’这个经济问题时稍微有些‘小磕巴’，郝时远还建议妻子抽空看看直播视频，可以总结总结。

　　从最会用讲故事的方式介绍中国的大使，到全国人大第一位女发言人，人们对傅莹的评价越来越多，有网友觉得她“气质大于年龄”，有媒体认为她“温雅中透着力量”。她自己却表示，“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希望慢慢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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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交官到人大发言人
傅莹的柔与刚
　　2013年3月4日，全国人大新任发言人傅莹首次亮相，就引来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从大草原走出来的她，究竟有着怎样的性格？又经历了哪些风雨才走到今天？她的丈夫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讲述了她的一些故事。
　　丈夫郝时远向本刊讲述妻子点滴生活。

她从草原来

⊙记者：廖楠

　　看了傅莹作为人大发言人的首次亮相，她的丈夫郝时远觉得“挺好”：“两会期间我们分别住在各自住地，见不了面。发布会结束后，我只发了两条短信给她，表示祝贺，也鼓励她继续努力。”郝时远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3月5日，他在政协委员住地昆泰酒店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讲述了妻子的点滴生活。

当“忙”成为常态
　　大约是在两会召开前10余天，傅莹告诉郝时远，自己将出任全国人大发言人，直言自己压力不小。郝时远也认为，从外交官转到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发言人，对她是个不小的考验。
　　那段时间，傅莹比以前更忙，连着好几天都是夜里11点多才到家。郝时远不知道，她是在部里办公还是在别的地方为两会作准备。他心疼妻子，却又对她的这种状态习以为常。在傅莹担任驻外大使的10多年里，夫妻二人只能借着休探亲假的机会团聚，2007年傅莹出任驻英国大使时，郝时远曾陪她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递交国书。2010年傅莹回国后，两人还是聚少离多。“每周5个工作日，她能有一天回家吃晚饭就不错，一般还在8点后，周末也至少有一天要加班。有时回来得稍微早点儿，她就会念叨，‘哟，我今天走得比部里其他领导还早’。今年春节，她也是大年初四就开始加班了，忙（外交）部里的事。做她这个工作，肯定是这种状态，这一点，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也理解。”
　　因为忙，傅莹很难有时间陪伴家人，于是，郝时远左肩挑着科研重担，右肩也不得闲，回到家“要操持家务、带孩子”。他笑言，因为厨艺不错，自己成了家里的主厨，平日里会做些家常便饭，“有时也会做一些内蒙古的家乡菜”。“当然，她（傅莹）的西餐也做得很好。我们这代人都插过队，从小就帮着操持家事，都会做饭，关键是现在没有时间。”
　　郝时远回忆说，多年前，他们还年轻，职级也比较低的时候，工作还不是特别忙。每到周末，他们总会去打网球、带孩子玩。当记者提到有媒体报道说傅莹的高尔夫打得比较好时，他皱了皱眉，半开玩笑地说：“高尔夫我倒不觉得她很会打，也还行吧！”但现在两人已经几乎没有什么运动的时间。
　　好不容易有一天能休息，夫妻俩一定会睡个大懒觉。“我们家这位，最缺的就是睡眠，毕竟都是这个岁数的人了，我很担心她的身体。”每当这个时候，郝时远总不太愿意和妻子谈论工作，特别是“外交大事”，两人只想平静地待一会儿，聊一些平常人家都会说的琐事，或者看看电视。傅莹有时也会忙一些家务，比如清理衣服、打扫房间。“我们其实就是普通人、普通家庭，生活内容什么的，和大多数人没什么不同。”

夫妻互当“参谋”
　　除了生活上相濡以沫，工作上遇到问题时，夫妻俩也常给对方当“参谋”。
　　一直以来，傅莹总喜欢根据不同的场合，以简约的素色长围巾搭配各种彩色西服外套亮相。她的穿着总会让人眼前一亮，更有人称她为“时尚外交官”。
　　虽然在着装方面已经有很多心得，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此次发布会前，傅莹还是拿着几套比较正式的服装，让郝时远帮忙看看穿哪套亮相更合适。“我们一起讨论了许多细节。比如，背景板可能是什么颜色？全国人大的新闻发布会，背景板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大红色块，背景板之外的墙壁又是灰白色，这些色差都需要考虑进来。”最终，他们选定了一件宝蓝色西服外套。
　　郝时远在此次政协会议上提交的“关于建立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的提案，也事先和傅莹在家里讨论了一番。“去年，我参观完南京大屠杀博物馆，心情沉重极了，同行的人也都流下了热泪。我当时就开始思考，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我们建起了几百处抗日的纪念设施，几乎每个省都有，但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为纪念英烈而立，我们的爱国主义是建立在‘勿忘国耻’的悲情之上的，这也容易导致一种‘现代抗日’的心态，缺乏一种战胜国‘振我国威’的豪情，以及豁达的大国胸怀。傅莹曾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现在也负责亚洲事务，一直比较关注中日外交关系。回到家后，我跟她讨论起这个问题，她也认为我们应该建立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纪念碑，要实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很有必要。”

“一直努力，这才有了今天的她”
　　傅莹和郝时远都是蒙古族人，自大学时代相识至今，夫妻俩已携手走过数十年，他们唯一的女儿也已嫁为人妇。记者想从郝时远口中问出更多二人间的往事，他“吝啬”地说，那么多件，没法挑出哪一件来仔细说，但有一点，妻子的性格的确一直没怎么变：“大家都说她温婉，我看也是。还有努力，这是她最大的特点，从小就是这样。”
　　1953年1月，傅莹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不管走到哪里，傅莹总忘不了内蒙古，她喜欢喝自己熬的奶茶，喜欢听内蒙古的长调，喜欢选择蒙古族歌曲CD当作外交礼物。内蒙古这片广袤的草原赋予了她开朗、热情的性格，也让她变得坚韧。
　　傅莹的父亲阿民是蒙古族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学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在父亲的教导与家庭氛围的熏陶下，傅莹从小就热爱阅读。“你刚才问到我们共同的兴趣，那可能就是阅读吧。一有时间，我们都愿意坐下来读书；一有新的书、新的讯息，她都想学习。”郝时远说，知识的不断累积，让傅莹具备了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更养成了思考总结的好习惯。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父亲蒙冤被关押，傅莹中断了中学课程。1970年，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她来到内蒙古西部的一个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一待就是3年多。在广播站工作期间，她毫无文弱女孩的娇气，而是像男人一样，经常携带沉重的放映设备奔走于兵团的各个站点，爬电线杆、架银幕，为战友们放映影片。日后，每每回忆这段经历，傅莹总说让自己印象最深的其实是身体的各种极限──饥饿、寒冷、体力透支、精神磨练：“这些体会，都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让我能够吃苦、更加坚强，也让我变得更豁达，做事情不那么斤斤计较，乐于也敢于奉献。”
　　工作的艰苦却并没能磨掉傅莹对学习的渴望与斗志。那几年，她硬是靠着自学，学完了高中各科目的知识。1973年，她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
　　对傅莹来说，能重新获得专门的学习机会太难得，她非常珍惜。除了英语，她又选择法语作为自己的第二外语，可她似乎还觉得不够。大学毕业后，傅莹进入外交部工作。在第一次驻外工作期间，为适应工作需要，她又学习了罗马尼亚语。在郝时远看来，“傅莹对未来并没有特别的预期、规划，只是一直努力、再努力，这才有了今天的她”。他说，两会结束后，傅莹可能会接到正式任命，换一个新的角色，到全国人大工作。“但我相信，无论在什么职位，她都会一如既往地努力下去。”

在人大新闻发布会首次亮相
我是“新手”

⊙记者：李荣刚

　　3月4日10时50分，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即将开始，一名工作人员走上台，将印有“傅莹”名字的台签放到主席台正中间。台下出现一片小骚动，“果然是她！”11时05分许，身穿蓝色上衣的傅莹微笑着从新闻发布厅西门进入。如媒体之前猜测的一样，这位现任外交部副部长，正式成为全国人大新一任新闻发言人。

亮相人大注意细节
　　宝蓝色上衣配以黑色镶金项链，傅莹的服装显得十分简洁，虽是一头银发，但看上去精神而干练。尽管比原定的发布会时间晚到了5分钟，傅莹还是特意多站了一会儿，以配合摄影记者拍照。落座后，傅莹始终微低着头，翻阅手上的材料。当新闻发布会的主持人介绍说她是全国人大设立发言人以来的第七位发言人，也是全国人大第一位女发言人时，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一开口，傅莹先是向媒体道歉：“来得稍微晚了一点，因为刚从会场过来，大会堂的路径也是比较曲折的，我这个新手要找到路，也不是那么容易。抱歉！”但媒体并没给作为“新手”的她太多适应的时间。在其介绍完大会议程和日程后，媒体提问环节正式开始。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会期压缩。傅莹坦言，大会秘书处对如何压缩会期做了不少研究，并解释这次大会因为是五年一度的换届大会，议程较多，需要有充分的时间让代表们讨论和审议议题，现在确定的日程与第十届、第十一届相比，会期已减少了1天时间。接下来，傅莹又回答了8个问题，内容涉及代表构成、环境、外交、反腐等多个方面。面对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傅莹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回答与外交相关的问题时，有着多年经验的她基本不用看电脑或笔记，对答如流，非常自信；而遇到“全口径预算决算”（将政府所有财政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预算和决算的法制化运行机制）这样不太熟悉的问题时，她虽然做了充分准备，但还是会先直言自己也是“刚刚学习了解”，十分谦虚。
　　此外，据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观察，傅莹在听提问时，不时在纸上记下要点，回答时则始终轻声细语、耐心解释。而在回答问题的间隙，傅莹会轻轻揭开手边的茶杯盖，把它放到一边，双手捧起茶杯，喝完后又双手轻轻放下，生怕弄出一点声音，非常细心。

与媒体交锋“以柔克刚”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注意到，傅莹发言的最大特点是善用故事“拉家常”。回答反腐败立法问题时，她以此前回内蒙古老家时许多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例，说明人们对反腐败的重视，并表态要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在回答环境问题时，她则说自己每天早上拉开窗帘都要看一下有没有雾霾，“我家也有两个口罩，我女儿一个，我一个，但是还没有用过”。
　　在回答一些外媒提出的“刁钻”问题时，傅莹的语调和语速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回答却是一针见血。对于路透社记者提出的中国2013年国防预算问题，傅莹说“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卫自己的国防安全，对世界不是好消息”，直接点出其提问的重点其实是我国增加军费的问题。之后，又用事实阐明了中国的国防政策和军事力量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与积极作用。当日本记者提出“中国外交是否更加咄咄逼人”的问题时，她以一句“刚才你问到这个问题时，中国记者都笑了”轻松回应，直指外国媒体对中国的误读。但谈到中国面对来自外国的挑衅行为时，她又以“来而不往非礼也”表达了果断应对的立场。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吉米问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时，傅莹回答说：“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面对这样的问题，马上就有这样的训导，说你们应该用别人的模式。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这也是为什么相当长时间，外界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对中国整个改革进程看不透、看不懂。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正确道路，而且正在取得成功，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
　　记者还注意到，除了语言表达，傅莹也常借助手势：谈合作共赢时双手十指轻扣，论及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时几次单手握拳，有礼有节之外，更多了一份坚定。

“不好给自己打分”
　　发布会一结束，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和许多其它媒体同行一起冲上台，问傅莹给自己的首次亮相打多少分。她回答说：“不好给自己打分，看你们的感觉、镜头背后公众的感觉。我自己觉得挺紧张的，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希望慢慢改进吧。”她也透露，为了这次发布会，她和她的工作团队共准备了100多个问题，其中有她熟悉的，也有第一次接触的。当记者问她设想中会被问到的最难一题是什么时，傅莹笑说：“当然想过，但不能告诉你，不然你拿这个来问我，就麻烦了！”
　　新闻发布会之后的几天里，傅莹受到的国内外关注持续升温。截至出刊前，傅莹成为网友搜索资料最多的人大代表之一；涉及她的微博数量，多达近40万条。3月4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起了一项调查──“用一个词形容傅莹，你会选哪个？”回答中提到最多的是“大气端庄”、“知性优雅”、“以柔克刚”等。而当记者3月5日在全国人大开幕式后遇到前任新闻发言人李肇星时，他则评价说：“傅莹是一个优秀的女孩。她会的好多事情我都不会，比如她的蒙古语说得很好，歌也唱得好，乒乓球也打得好。”
　　社会各界对傅莹的评价也不尽相同。国内许多媒体直言她“台风不错，清新自然，容易让人产生好感”；而在傅莹曾出任过大使的澳大利亚，许多主流媒体表示对她并不陌生，说她此次的表现“反应机智，言谈优雅”。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说，中国过去习惯于用“你听我说”的方式，而傅莹是用“你能听我说吗”的方式。他认为，这是发展的中国可以让世界安心的一种方式。
　　为了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傅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希望专访她。人大开幕式一结束，记者就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等候，但傅莹却低调地从工作人员通道离开。此后，记者曾数次来到傅莹所在的代表团住地内蒙古大厦，却一直没有见到她。内蒙古代表团新闻联络人告诉记者：“傅莹代表太忙，只参加了一次小组会，也没接受任何媒体的专访。什么时候会再过来，我们也不知道。”记者通过傅莹的好友给其打电话，也未接通。“我的电话她也总不接。”傅莹的丈夫、全国政协委员郝时远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他解释说：“除了新闻发言人，她还是大会副秘书长，代表散会后依然有很多工作。”
　　郝时远告诉记者，他看完新闻发布会电视直播后，第一时间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告诉了傅莹：“我跟她说你可以抽空看看那个直播视频，总结总结。她说到现在一直在忙，还没来得及看。”近几天，媒体的各种报道和评论，郝时远也都会专门去阅读。“包括报道她的和不少媒体采访我的，我都得看看。”
　　对于外界对傅莹的多种评价，郝时远说：“这是个见仁见智的事。”在他看来，长期的外交官经历对于傅莹做发言人有很大的帮助。“她的外交经历中，除了跟驻在国的政界、经济界、文化界打交道之外，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面对媒体，包括发布一些中国信息、进行一些事件的沟通等。这些面对媒体的经历对她肯定有很多帮助，至少不会怯场。”

　　2013年3月19日，国务院免去傅莹（女）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
　　2018年3月1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傅莹（女，蒙古族）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
　　2008年4月6日那天早上，我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不禁想：今天的北京奥运火炬伦敦段的传递将会怎样？
　　大约八个小时以后，当第80位火炬手，英国著名中长跑运动员霍尔姆斯手举祥云火炬，跑上千年穹舞台，点燃了圣火盆时，场内4000多名观众一片欢腾。
　　这一天将以北京和伦敦之间的一次碰撞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个碰撞火花四溅，充满躁动，中国是首次举办奥运会的发展中国家，而英国则是迎接火炬的第一个西方国家。
　　在返回机场的大巴上，北京奥组委年轻的女士们，包括前奥运冠军乔，都坚定地认为是全英国的人在跟她们作对。一个女孩说，“这哪里是养育了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国家啊！”另一个说，“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到哪儿去了？”我花了很长时间试图说服他们，但从她们潮湿的眼睛中我明白，我没有做到。
　　我完全理解她们的看法。她们一整天都在车辆间来回穿梭，照应火炬手，鼻子冻红了，双手冰凉，前一天晚上只睡了三个小时的觉，有些人刚刚吃上午餐留下来的三明治。更糟糕的是，她们一路上还要反复经受暴力冲抢火炬的行径。
　　而我很幸运地坐在后面的车上，有机会看到数万伦敦人顶风冒雪前来欢迎火炬，有挥手致意的老人，也有在风雪中表演节目的演员们。
　　夜幕降临，看着奥运包机慢慢滑动到跑道上，我不禁想，飞机是否变得更加沉重了？北京奥运火炬全球传递这个艰难的旅程将让13亿中国人民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一个年轻朋友看了BBC对火炬伦敦传递的转播，他在给我的信中写到，此刻百感交集，有悲哀、愤怒，也有不解。像他一样，很多人可能从中领悟到，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
　　2008年，在中国两亿网民中最流行的不仅是有人企图抓抢火炬的场景，更是一些感人至深的场面，例如火炬在巴黎段的传递中，坐在轮椅上年轻纤弱的中国残疾人运动员金晶，用自己的双手和身躯紧紧护住火炬，使冲抢火炬的暴徒无法得逞。中国网民们对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一些媒体不惜使用移花接木的手段和来自别国的假照片攻击中国进行所谓“镇压”，也感到尤为愤怒。
　　而在这堵墙的另一边，情况则完全不同。像我这样身处中西方之间的人，不能不对中国和西方国家公众之间彼此印象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下滑的趋势深感忧虑。
　　我不禁要问：为什么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一些媒体的一概而论的随意批评能够被西方公众不加思考地接受，为什么没有人质疑，这样的批评到底涉及到哪些具体问题，确切情况如何？为什么一些报道，包括数字，能够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连日登载在新闻里面？
　　那些大声抗议和示威的人里，很多可能从来没有见过西藏。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西藏是备受喜爱的一片热土，关于西藏的信息也很充足。每年有四百万游客到西藏观光旅游，过去五年，西藏农牧民收入增长了83.3%。2006年，西藏全区有学校1000多所，在校学生50多万人。西藏有宗教活动场所1780余处，平均每1600人一处，比英格兰地区每3125人一座教堂的比例还要高。在宗教卷入政治这一复杂的问题上，分裂是不能接受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民群众衣食无忧，居住条件不断改善，而解决温饱问题正是历届中国政府多少个世纪追求的政策目标。西藏有自己的自然特色，不会像东部城市一样完全工业化，但是它会以符合自己条件的方式，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不断取得进步。
　　我亲身经历了中国逐步扩大的开放过程，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
　　80后出生的中国年轻一代成长在国家不断繁荣富强、人民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自由度不断扩大的年代。在事态的冲击下，他们开始对西方世界进行新的集体的反思。我的女儿也是西方文化的爱好者，在我们周末长时间的网上交谈中，她至少问了几十个‘为什么’。我深深地感受到她的困惑。很多对西方持有浪漫看法的年轻人，对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企图十分失望，而妖魔化往往会引发相应的反作用。
　　我衷心希望通过这些事情中国的年轻一代能够对西方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西方国家仍然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伙伴。
　　在西方很多人抱怨中国对媒体不够开放。而在中国，我们则认为西方媒体也应该学会如何努力获得尊重。如果西方媒体能够更加关注和报道今天中国的真实情况，而不是纠缠一些不存在的或者陈旧的问题，这将有助于改善他们的声誉。
　　我在英国的这一年里，深感外界对中国的报道比80年代中期我在英国留学时多多了。大多数的报道还是贴近中国的实际的。中国也处于信息爆炸的年代。希望西方国家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努力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更多了解真正的中国。世界曾等待中国融入世界，而今天中国也有耐心等待世界认识中国。

　　傅莹的父亲阿民，是蒙古族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学生，曾官至新中国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在父亲的教导与家庭氛围的熏陶下，傅莹从小就热爱读书。阅读的爱好，训练了她缜密的逻辑，也培养了她独立思考的能力。“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蒙冤入狱，傅莹的读书时光也被打碎了。她16岁上山下乡，来到内蒙古一个生产建设兵团的广播站劳动。回忆起这段岁月，傅莹说：“这是一段很艰苦的经历，但并不都是不愉快的。上山下乡锻炼使我能够吃苦、坚毅，而且做事情能够不计较得失，能够敢于奉献。”三年中，她往返于兵团各处，不辞劳苦地爬电线杆、架银幕，给战友们放映电影，与此同时还坚持自学，完成了高中各科目的学习。1973年，傅莹作为工农兵学员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她的数学得了满分，被同学们戏称为“数学家”。正是这种“数学家”的精神激发她孜孜不倦地努力，提高专业技能。她的专业是英语，第二外语是法语，可是傅莹似乎还嫌不够，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她又学习了罗马尼亚语。
　　在2008年西藏骚乱发生后，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在英国受阻，傅莹以中国驻英大使的身份在英国《每日电讯报》撰文，对示威者试图夺取火炬的“暴力行为”加以谴责，并抨击西方传媒企图把中国“妖魔化”；同时，她还警告“中西间了解的鸿沟愈来愈大”；而中国则更需要“保持耐性”，“等候世界了解”。
　　傅莹是个地道的蒙古族人，始终表现出蒙古族人的坚韧与睿智。进入外交部后，傅莹很少有机会回家乡，但不管走到哪里，她都带着蒙古族人的习惯。在一些隆重的场合，常能看到她身穿民族服装，庄重之余，更有一种特别的韵致。2004年，傅莹出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当有媒体问及她的饮食习惯时，她说：“我喜欢喝奶茶，就从国内带来砖茶，周末熬奶茶喝。”除了喜欢奶茶，傅莹还喜欢听蒙古族的长调。在外交场合，她从来不需要为赠送礼物发愁，因为蒙古族歌曲的CD是她的“送礼专利”。
　　2016年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一层新闻发布厅举行，大会发言人傅莹就大会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的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已婚，有一女。

丈夫
　　郝时远，男，1952年8月12日生，蒙古名沙力克。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蒙古族。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学部主席团秘书长，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1978年～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使馆职员、随员；
　　1982年～1985年，外交部翻译室随员；
　　1985年～1986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肯特大学进修；
　　1986年～1990年，外交部翻译室三秘、二秘、副处长；
　　1990年～1992年，外交部亚洲司副处长、一秘；
　　1992年～1993年，联合国驻民主柬埔寨临时机构职员；
　　1993年～1997年，外交部亚洲司一秘、处长、参赞；
　　1997年～1998年，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1998年～2000年，驻菲律宾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2000年～2003年，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2003年～2006年，驻澳大利亚联邦特命全权大使；
　　2006年～2009年，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2009年～2013年3月，外交部副部长；
　　2013年3月～2018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