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华春莹 龚澎才是外交部新闻司首任女司长

　　龚澎（1914～1970），女，安徽合肥人。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重庆《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秘书、中共香港工委外事组副组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组长。建国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1970年去世，终年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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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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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谁是外交部新闻司首任女司长？

　　7月22日，据外交部网站“组织机构”一栏更新的信息显示，华春莹接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在当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华春莹是否是外交部首位女性新闻司司长？
　　“很早之前还有。”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
　　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外交部首位女性新闻司司长名为龚澎，她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也是外交部首任新闻司司长。
　　龚澎出生于1914年，安徽合肥人。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重庆《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秘书、中共香港工委外事组副组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组长。
　　1949年8月至1958年3月，龚澎任外交部情报司、新闻司司长。1959年1月至1963年11月，再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1964年至1970年，龚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新闻司司长。
　　据两人的女儿乔松都在《回忆母亲龚澎》所写，新中国成立之后，龚澎在外交部担任新闻司司长，时年35岁，是当时正司级干部中惟一的女性。1954年和1960年，龚澎两次出席日内瓦会议，1964年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14国，担任新闻组长和首席发言人。
　　1970年龚澎去世，终年56岁。

⊙记者：董鑫

好文章，看完了，谢谢楼主了，请再多发点上来学习。

⊙作者：宗道一

一
　　新中国外交界最杰出的女性、外交部建部44年来任期最长的司长龚澎女士出身安徽名门望族。不过到了龚澎的父亲龚镇洲（原名龚振鹏）那一辈却很穷。龚澎的母亲徐文女士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令这位享年85岁的老妈妈伤心万分的是爱女龚澎竟先她一年去世。
　　龚镇洲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龚镇洲被任命为陆军第35旅（即“铁血军”）旅长，统率江淮500子弟，转战在长江流域。“铁血大将军”的美名传遍江淮大地。1913年“二次革命”时，安徽都督柏文蔚武力讨袁，出任讨袁军部司令。龚镇洲闻风响应，在芜湖发布《讨袁檄文》，痛陈袁世凯十大罪状，“愿与天下共弃之”。“二次革命”失败后，龚派“湖鹏”号鱼雷艇送柏去南京，自己因遭袁世凯明令通缉，乃于1914年初偕夫人徐文和刚满月的长女龚普生亡命日本。当时一家三口躲藏在一家小船里，在母亲怀抱里的龚普生一声也没有哭，使得全家安然抵达日本。
　　1914年10月10日，龚澎在东京湾西岸、日本最大的海港横滨出生。因为出生在旧中国的国庆节，她最初起名“庆生”，后来改为“维航”，直到大学毕业。襁褓中的龚澎在母亲的怀抱里度过许多难忘的日日夜夜，那个时候的龚镇洲常常奔波于日本与南洋诸岛。蔡锷的护国军兴，龚镇洲受托为护国军筹款代表，多次到新加坡南洋一带华侨中募捐。在全国人民一片讨伐声中，袁世凯在新华宫一命呜呼，龚镇洲始得以返回祖国。先应浙江都督吕公望之约组织爱国讨袁军，不久即赴广州，及至孙中山先生愤而揭起护法旗号，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自任海陆军大元帅后，即任命龚镇洲为虎门要塞总指挥。龚一家便在广州住了下来。
　　深得父亲钟爱的龚澎最初是在美丽的南国城市广州度过她的安定、幸福的童年。即使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之中，龚镇洲也不忘对自己的女儿进行道德感化和思想熏陶，他常常给龚澎讲述自己20多年来难忘的革命经历。那些永远也说不完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令龚澎十分入迷，不胜神往。父亲身材高大的形象以及他的许多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像烙印一样留在龚澎幼小的心灵里，对她的一生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父女的感情很好，以至于后来龚澎成了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后，还要坐到父亲大腿上撒撒娇。
　　由于龚镇洲曾是陈炯明的知己至交，也由于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关系，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从二十年代开始，龚镇洲大部分时间在上海作寓公。即使他一度沦为城市贫民，夏典冬赎，他也始终不忘子女的学业，经常为子女的教育奔波。龚澎和比自己年长一岁的姐姐龚普生（前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首任驻爱尔兰大使、杰出外交家章汉夫夫人）在1928年同时进入上海圣玛利亚女中就读。
　　地处旧上海梵皇都杰司斐尔路底的圣玛利亚女中是一所圣公会办的教会中学，和中西女中、启秀女中一样，它也是为上海中产阶级家庭受过普通教育的青年女子作进入社交界准备的进修学校。那时沪上流行一种说法，女孩子一定要到圣玛利亚女中去镀镀金，不然就嫁不出去。在这所极为严格的教会学校里，龚澎一度是“十分虔诚的基督教徒”（费正清语）。据与龚澎同一个寝室的郑安娜（冯亦代夫人，已故）女士生前告诉笔者，身材高大酷似乃父的龚澎一副男孩子脾气，衣着朴素，从不打扮。她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如醉如痴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据冯亦代、郑安娜夫妇说，天资聪颖的龚澎有两件法宝：一是书。一卷在手，深入故事人物，兴之所至，有时手舞足蹈，讲书中故事，以娱同窗学友；一是一只饼干桶。她读书入迷，往往错过吃饭时间，起初还忍着饥饿看书，以后她父亲知道了，怜惜女儿，便每周送她一桶马宝山饼干。她得了这桶饼干之后，如鱼得水，干脆也不上饭厅了，除了上课之外，便是看小说，饿了就饼干桶一开，好像面对王母蟠桃园中的仙果，一面执卷，一面随手捡吃饼干。一书看完又看一书，一桶饼干完了，父亲又送来一桶……为此，龚澎还得了个“饼干桶”的雅号。
　　令龚澎如此痴迷的是英国著名小说家和诗人沃可特·司各特的一系列历史小说。这也许多少可以解释日后她为什么在圣玛利亚女中毕业后报考燕京大学历史系。如果不是国难当头，龚澎真的会朝历史学家的方向一直走下去。即使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最紧张的时候，龚澎仍写出了史学论文《清代汉人拓殖东北述略》。这篇颇有造诣的学术论文后来发表在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主编的《禹贡》半月刊上。但是，从“五卅”运动，“九·一八”，一直到“一·二八”，国家民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多灾多难，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无法平静下来。
　　时代潮流的强烈冲击，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使龚澎很快成为圣玛利亚女中闻名的“异教徒”。
　　1933年夏，龚澎考取了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这对龚澎一生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她翻开了自己历史的崭新一页。
　　生在杭州武林门耶酥堂弄的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从二十年代开始，陆续取得了陕西督军陈藩的勺园（明代米万钟勺园旧地，后由晚清权贵和kun建为别墅）、徐世昌的鉴春园、张学良的蔚秀园和载涛的朗润园，建成了中国诸教会大学中最为中国化的燕京大学。这位声称“中国是我第二故乡”、“杭州乃我血脉之地”的司徒雷登先生在中国办学，自然有其目的。但是客观上，这所美国教会大学却替新中国的外交部培养了一个“方面军”：黄华、杨刚、龚普生、龚澎、柯华、凌青、周南、韩叙、包永清、齐宗华、吴青、杨公素等。它和上海圣约翰大学也算得上是南北遥相呼应的新中国外交官的“摇篮”。平心而论，作为美国的私立大学，国民党的控制相对于其他国立大学要松得多，这在客观上保护了学生爱国思想的发展，校园集体生活和学生自治又有利于凝聚成有组织的力量。由于中国政府的文武官员以及他们的军警宪特不能随便侵入燕大校园，由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命名的“未名湖”便成了一个“安全岛”。于是，身材矮小的北大数学系学生黄敬（当时名俞启威）和体格魁梧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拉丁化文字运动的积极分子姚依林（当时名姚克广），在崇文门内苏州胡同盔甲厂13号斯诺夫妇寓所的小客厅把燕京大学的黄华、张兆麟、陈翰伯、龚普生、龚澎等爱国进步学生聚集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旗帜下。
　　“一二·九”游行的那一天，燕京大学出动了6个大队（每队90人），一如其父性格豪爽、办事风风火火、在学生中拥有极高威望的龚澎是大队长之一。当国民党军警在高粱桥阻拦学生游行队伍时，龚澎带头大喝一声“冲啊”，一下子突破了军警的防线，真可谓女中豪杰。“一二·一六”大游行前夕，燕京大学成立“敢死队”，第一个报名的就是龚澎。“一二·九”游行后，学生自治会又成立了课外活动委员会，下设华北专题研究会、时事研究会、青年问题座谈会和宣传处共五个机构，龚澎是课外活动委员会的。据当时与龚澎共事的资深外交家，前驻几内亚、加纳、英国、菲律宾大使柯华先生告诉笔者，龚澎是一个对于工作非常负责，对人非常真诚热情的人。柯先生说：“回想当年‘一二·九’运动中的燕京同学，谁也不能不承认她是一个卓越的学生领袖，她是燕大同学的光荣，她是燕大同学的骄傲。”
　　经过“一二·九”的战斗洗礼，在晚清“太傅”陈宝琛的孙子陈洁（即陈矩孙）的介绍下，龚澎于1936年在燕京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底，由于持不同意见，燕大党支部没有参加北平学生第五次游行。中共北平学委对燕大支部此举非常恼火，认为燕大支部拒绝上级党的指示，闹独立性，不能容忍，就把燕大支部成员开除出党。陈洁、龚澎等10名学生就这样被“集体开除”了（1938年陈洁、龚澎等到达延安后，在刘少奇过问下，得以恢复党籍）。1937年夏天，龚澎自燕京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
　　在沪滞留的6个月中，龚澎在圣玛利亚女中教书，并兼任赈济工作。龚澎最后还是决定离开家庭，奔赴延安。早就支持女儿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父亲虽然感情上难舍难分，但是他没有阻拦，以默许支持了女儿的选择。
　　龚澎在延水河边、宝塔山下度过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她1938年春到延安后先在陕北公学22队学习，随后转至延安马列学院一班学习。在短短的几个月的学习中，龚澎有幸亲聆中共一大批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张闻天等的教诲，这对她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的提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龚澎那一口流利的英语也使她崭露头角，她经常参加一些翻译工作，甚至为毛泽东充任英语译员。鲜为人知的是，早在燕大时，龚澎就译过《西行漫记》。
　　1938年9月，龚澎打起背包，扎好绑带，告别延安，跟着彭德怀将军在垣曲渡过黄河进入太行山区。本来她是去沁县后沟村华北《新华日报》社工作的。但是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屯留，龚澎就停留下来──她被留下了，分配到总司令部秘书处工作。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在自己的对华回忆录中这样介绍龚澎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约在1938年底，她到达前线战地，帮助开展农运工作，在华北农村生活了两年，过着游击队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生活。她同农村妇女共事，帮助她们组织起来，反对男子欺压妇女的暴行，与她们同甘共苦，头上身上也长满了虱子。她还曾当过彭德怀将军的随从副官，对他非常崇敬。”
　　龚澎于1940年8月底奉党中央之命离开晋东南前往重庆，来到了被费正清幽默地称之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特务交错组成的三明”──曾家岩50号“周公馆”，来到了周恩来身边。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她不无遗憾地告别这个世界，龚澎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30年！据费正清称：“党的领导原来打算派她出国，后因皖南事变发生而耽搁。”无疑，这样却使龚澎更加辉煌。在山城重庆，龚澎历任《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秘书等职。但是她的最主要、最有成就的工作就是“周恩来与外国记者招待所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员”。龚澎还是周恩来的秘书和第二任英语译员。1945年春，直到已故资深外交家、前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章文晋来到重庆成为周恩来第三任英语译员时，龚澎方卸去此任。龚澎在重庆的工作驾轻就熟，卓有成效。她的外表形象和精湛一流的工作奠定了她作为“寰球新闻界最出类拔萃的妇女”和后来光彩照人的外交生涯的全部基础。龚澎学的是历史，也钟情于历史，但是她在新闻发布工作方面却表现出少有的天赋。倘若她不是到重庆南方局，而是去了华北《新华日报》，那么可以断定，她一定和彭子冈（《大公报》记者）、浦熙修（《新民报》记者）、杨刚（《大公报》记者、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秘书主任）一样是杰出的女记者。外交和新闻从来就有相通之处，杨刚的经历就是明证。其实，龚澎的新闻发布经历可以追溯到6年前的12月。
　　1935年“一二·九”学生示威游行后，根据斯诺的建议，在举行“一二·一六”大游行之前，为扩大影响，制造舆论，龚普生、龚澎姐妹于12月12日在临湖轩举行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除斯诺以外，前来参加记者招待会的还有合众社、《芝加哥每日新闻》、《华北明星报》（天津）、《亚细亚杂志》、《密勒氏评论报》（上海）和《大学》杂志记者。尽管和龚澎后来在中国外交部、日内瓦主持的外国记者招待会相比，这6位记者的规模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是龚澎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亦是她数十年新闻发言人不朽生涯的令人难忘的“源头”！
　　当时，欧美记者云集重庆，都住在巴县中学内国民党国际宣传处招待所里。龚澎向这些记者介绍解放区的抗日战争以及解放区统一战线的真实情况，从而击破了反动派的反共谣言。龚澎发布的新闻消息不断为日后的事实所证明。很多记者很清楚龚澎作为坚定的共产党人自然是为共产党讲话的，龚澎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但是龚澎的话得到了时间的验证，因而受到外国记者的欢迎。每与龚澎交谈，必有所获，记者们不仅得到了可靠的消息，也扫清了心中的疑团。对一些为反动派宣传所蒙蔽蛊惑的外国记者，龚澎极为冷静，不卑不亢，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耐心说服。龚澎所作的一切，很自然地赢得了记者们的敬重、钦佩。
　　费正清对龚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娓娓叙述道：“……我幸运地结识了几位散处在重庆城里的左翼人士，特别是两位善于辞令的年轻妇女（龚澎和杨刚）。
　　“作为毛泽东和延安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象征着统一战线，而对此统一战线，国共双方都还希望维持它在形式上的存在。因此，周公馆即周恩来驻重庆办事处能够在这里，把来自延安的消息提供给外国记者。1943年6月，在访问了行政院的几位部长和若干教育家，又累积了一些日本书刊资料后，我对美国《时代》杂志驻重庆记者白修德说，我觉得我应该接近中共，看看他们能提供什么。结果，没过几天，就有一位聪明而富有魅力的名叫龚澎的年轻女子来看我。那时，她刚刚开始走上作为周恩来新闻发布员的辉煌历程。
　　“龚澎答应定期过访，并教我学习华语会话。她的性格里，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再加上随军记者所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而单调乏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她所摆出的问题正是民主人士揭露国民党种种暴行的诉状态──暗杀、钳制舆论、捣毁印刷厂、捏造罪证而把民主人士投入监狱、不准游行示威、取消罢工权等等。当斥责国民党拒绝给予公民自由权，而共产党也同样拒绝给予时，龚澎就站在超然的立场，显得纯粹地正直了。她知道双方的内情，因为她在彼此争斗的国共双方都生活过。”
　　在这样的气氛中，龚澎在重庆很快成了言论自由的象征。
　　费正清继续写道：“龚澎总是挎着她那满装着延安最新广播新闻稿的书包来到国际宣传处的外国记者招待所。整天为国民党新闻检查扯皮不休的西方记者们特别欢迎这种对立面的材料。她对那些没有家室之累的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外国记者所产生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出于她那才智超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为在这个充斥着随声附和者和趋炎附势者的城市里，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以他们的改良理想来揭露执政党的罪恶事实。”
　　龚澎的性格和为人，她的充满青春活力，她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事业的坚贞与忠诚，再加上她对重庆的西方记者的了如指掌和她具有一股女性少有的幽默感，不仅仅是吸引了费正清。几乎那个时期的所有驻重庆外国记者都对龚澎怀有好感。他们对她的外表、为人和才能赞叹备至。这些记者在自己的通讯作品以及后来的回忆录里都毫无例外、相当突出地写到龚澎。
　　龚澎得了痢疾，《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艾特金森把她送到海军医生那里诊治。并非只有布鲁克斯·艾特金森感受到龚澎的那股奔放的热情，“我发觉她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了一种驯服功能。”费正清这样回忆，“别的记者更不用说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因她的魅力而发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律克·塞瓦赖德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利浦·司普劳斯则是暗自表示倾慕之情。英国大使馆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这样，还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主要之点是，她具有……善于同人交谈的特长。”
　　前外交部副部长、中美大使级会谈首任中方代表王炳南的德籍夫人安娜利泽博士在其长篇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的末尾写道：“……聪明的龚澎，她就像是画中描绘的美人。在外国记者中，龚澎很受欢迎，因此，那些怀着恶意的家伙便到处宣扬：外国记者的报告非常亲共，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这个很有魅力的女共产党员的偏爱。龚澎与记者们很友好合作，但并没有个人感情包括在内。对那些颇为露骨的求爱的话，她总是采取听而不闻的态度，不加理会。但外国记者中并没有人因此而对她抱有恶感。”
　　诚然，龚澎美貌绝伦，极富女性魅力。但是，龚澎主要是靠勤勉的工作，靠真诚的为人，靠几近严酷的自律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来征服外国记者。
　　据费正清回忆，皖南事变前后，他在街上与龚澎不期而遇，“时值清洗运动开始，她正被特务盯梢，处于被捕的威胁之下，因为知道我不愿在公开场合和共产党人接触，就和我擦肩而过，招呼也不打……”龚澎的善解人意由此可见一斑。
　　龚澎曾非常直爽真诚地对费正清说：“不管怎么说，我还非常肤浅。我没有进行深刻的思考。我喜欢接触各种事物，但一种事物也不精通。我没有读过多少书，但颇有成为一名宣传家的危险，所谈除应时的口号以外，全然空洞无物。”听罢龚澎这番坦率的自我剖析，费正清好久说不出话来，“多么严酷的自我批评！”他叹息道。
　　1941年“皖南事变”后，有的西方国家担心国民党的这破坏行为可能导致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进攻。驻重庆的英国大使克拉克·卡尔──这是一位对中共颇为友好的外交官──对于国民党的这种做法颇不以为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卡尔大使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凑巧龚澎在场，立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用大量事实揭露了事实真相和国民党的阴谋。结果，龚澎无形中成了这个记者招待会的中心人物，回答记者们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原则和立场，取得了极好的宣传效果。爱泼斯坦饶有感慨地说，龚澎“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来做工作，她往往实际上是在给舆论以正确的引导，但并不使你感到你是在被人引导。”
　　这是炉火纯青的艺术！这就是龚澎的魅力！
　　许多外国记者赞叹地说：“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赏的周恩来的工作作风。”这真是一语中的，入木三分！龚澎所以在重庆新闻界众望所归，其原因盖出于此也！
　　彼时重庆传播媒界曾流传一种说法：“龚澎有外国记者替她保镖。”话虽然过头，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她的工作成绩和效果。费正清曾写道“龚澎他们出了一本小册子，里面尽是共产党骂国民党的东西……这位令人赞赏的使者给了我几本（一半是她译的），然后告诉我：由于国民党认为她在外国人中散发宣传品太多正在准备绑架她，她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出来了。我于是向她保证，她的工作对象可以很容易就组织起一个车队来保护她。”虽是应酬时的笑话，但也说明“保镖”一说并非子虚乌有，空穴来风。“这真使我大吃一惊。她和她的伙伴们就在这种随时有可能被捕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不论是这儿，还是别的地方，他们一直是这样生活的。”费正清正是从龚澎和她的战友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那种舍生忘死、不怕任何艰难，为国家民族、为劳苦大众奋斗的最可宝贵的牺牲精神和崇高品德。
　　就在龚澎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生活中的灾难却接踵而至。

二
　　1942年春，龚澎因注射针头感染造成并发症，住进医院治了半年。在此期间，她的亲爱的父亲在凄凉境况中去世，身边并无亲人。
　　抗战中期，上海孤岛形势日益险恶，敌伪嘱意龚镇洲，汪精卫亲笔致函，敦请龚出任国民党“六大”中央委员，不就；随后又以“军政部长”相诱，也为大义凛然的龚镇洲坚拒。无奈，龚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匆匆逃离上海，绕道安徵屯溪抵重庆。虽然陪都国民政府委以“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的虚职，但龚却抱病奔走于桂、渝、昆之间，宣传抗日救亡。1942年初，龚澎已为卧病桂林的龚镇洲赴渝治疗妥作安排，谁料六七月间日机狂轰滥炸桂林，传染病流行，龚突染霍乱，旋以败血症恶化病故。噩耗传来，久染病榻的龚澎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而此刻，她还根本不知道，她新婚29天就匆匆分别的丈夫已先于父亲两个月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充满了哀伤和美丽的动人故事。那是1938年，太行山的冬天来得特别早，整个山区笼罩在一片银白色的世界里。龚澎刚到八路军前线司令部不久，一天，朱德总司令在太行深山一个小村庄（潞县所辖）里告诉龚澎和秘书处其他同志，有一位新从德国回来的留学生要来参加秘书处的工作。朱总言罢，显得很兴奋，20年前他亦曾留学德国啊！和大多数工作人员一样，龚澎是怀着非常好奇的心情等待这位甘心吃苦的“海外学子”的。当时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吃小米包谷，穿粗布草鞋，整天打仗钻山沟，苦得很！愿意参加八路军的留学生委实如凤毛麟角。
　　1939年旧历除夕那一天，秘书处移防，在一个老乡家里，龚澎第一次见到了颇有英武之气的刘文华。“他那时候很结实，脸上透露着黑红色的健康光彩。”龚澎后来回忆道。刘文华是河北大兴县人，生在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即考入唐山交通大学水利工程系。1932年赴德国柏林科技大学继续他所醉心的水利工程。他很快就和温朋久（中国首任驻日内瓦总领事、外交部前西欧非洲司副司长）、陆达（前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朱江户（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一起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救亡联合会和反帝大同盟。刘文华是抗日救亡联合会和反帝大同盟的中坚分子和核心领导成员。所以刘文华早在1936年在柏林就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旅德支部负责人、反帝大同盟主席王炳南的领导下，刘文华在海外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他和温朋久等人一起还主办深受旅欧侨胞欢迎的《中国出路》和《抗日救亡》两个油印刊物。他俩写稿编稿，又刻又印，起了很大的鼓动宣传作用。抗战爆发后翌年1月，刘文华跟随杨虎城将军一起回国，经香港、武汉到达西安。即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奔赴晋东南抗日前线。仅仅一个月，刘文华就从繁华的柏林、巴黎来到抗日最前线。他很快适应了这种反差，不久就调到前方司令部秘书处，担任朱德、彭德怀的秘书。
　　也许是前世有缘，初次相见，龚澎就感到刘文华并不陌生。刘的弟妹是龚澎燕京大学的同学，两人的出身经历也颇相似：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受的大城市教会学校的教育……在一个特殊的战争环境里，彼此朝夕相处，很容易接近、交流，也容易获得共识。半个世纪后，笔者在刘文华当年的同窗、战友陆达先生厚厚的相册里看到了青年时代的刘文华：架着一副不深的眼镜，方圆的脸上微露出一丝笑意，天庭饱满，十分帅气。清秀的脸庞让人感到有一种书生气。刘文华才华横溢，绝顶聪明。扎实的文学功底使得他落笔成文，出口成章。他对中国古典诗词、文学名篇，甚至外国文学名著中的词句烂熟于心，不少篇章背诵如流。龚澎后来赞叹地说：“他的聪明，对事物的了解和分析能力是我稀见的。”让龚澎芳心暗许的主要原因还是刘文华对革命的忠诚、坚定和成熟，以及他的崇高道德品质和思想境界。
　　50多年过去了，陆达先生仍激动地对笔者说：刘文华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我受他的革命影响最深！龚澎在获悉刘文华噩耗后写给吴青的回信中深情地写道：“我初到山西，还不过是23岁的青年，带着浓厚的过去的生活习惯，还不太会适应新处的环境，显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我都具备了。我时常伤感自己不为同志们了解。他们忽视我所珍贵而自满的优点，同时又不能指出我自己觉得很明显的短处。只有文华了解我；但是他并不因同情而助长我的感伤。他非常爱我，他对我的弱点很严厉地加以纠正。有时候，我不愿在他面前低头，我和他争吵起来。但是静下来想一想，我总是接受他的批评的。就是这样，他给我的帮助真不少啊！”“我爱他的才，而我更爱他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他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否定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残余意识，同时力求和工农出身的同志生活打成一片，以加强自己无产阶级的意识。他和上级下级同志相处非常融洽，赤诚地爱护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个人生活方面，他从来未要求过舒适，穿着一套土布做的，被太阳晒成非黄非灰的军衣──我们笑他连友军（指国民党军队）的伙夫也不如──代表十八集团军出入于友军司令部，他从未希望过穿得好些。今年年初他给我信中提起最近有些进步，就是对同志的缺点能够坦白直接指出，诚恳帮助他们纠正。他说这方面受彭德怀同志的影响不浅（刘文华深得彭德怀的器重）。前多少还有些‘少管闲事’的态度。只要是党的工作，事不分大小，他都一样认真严肃地做。他教过伙夫、饲养员的功课，也帮助过文化程度低而经验比较丰富的同志学习。对我，他时常督促我读书。那时候，他很仔细地读过联共（布）党史两遍，敌后环境可能找到的参考书也都看过；而我呢，却差得远！在任何生活上的问题，他完全服从我，爱惜我。但是，我的懒，对我小资产阶级性的发作，他却是毫不放松地和我争辩不已。他的为人非常实际，他并不希望将来有勋功伟绩，但愿能做一个好党员。记得有一次，他的软铁米达尺和对表尺──紧随着他身边的水利工程学生时代的纪念品──已经成为我的消遣物了，我问他：‘你六七年学的东西掉光了！现在做的事和工程师毫无关系，将来你还是改行吧！’他不同意我的话，‘我将来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工程师。现在我正在锻炼自已党的意识和提高自己马列主义的认识，这不能说和工程师无关。’”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经过朦朦胧胧、若即若离的短暂迟疑，爱情的幼芽便乘着敌人大扫荡前短暂宁静的“缝隙”钻出了头。但是龚澎没有马上答应和刘文华结婚。在婚姻问题上，龚澎是很严肃慎重的。还是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位新闻系的男生发狂似地追求被誉为“校花”的龚澎。最后，这位痴情的“无冕之王”一直追到延安。但是毕竟是“道不同，不相与谋”，那位后来当了中央社记者的男生见龚澎不为所动，“精诚所至”，金石不开，只得怏快回到武汉，最后郁郁病逝。这回，经过一年零八个月“漫长”的反复“考验”、仔细“考察”后，当周围的同事都认定刘文华和龚澎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时，龚澎把自己和刘文华的关系告诉了远在上海“孤岛”的老父、慈母和姐妹、弟弟，让亲人们一起分享自己的欢乐。
　　1940年8月1日，龚澎和刘文华宣布正式结婚。没有婚礼、没有喜宴。龚澎和刘文华在自已所在的小村落旁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找到一棵小杨树，用全部的挚爱和柔情在树干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和结婚的日子，作为永久的纪念。两人满怀美好的憧憬，希望自己忠贞爱情和美满的婚姻能够和小杨树一起生长和发展。年轻的夫妇当时想，倘若三五年后有机会旧地重游，该有多么欣慰、多么幸福！
　　但是，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新婚燕尔，蜜月未满，这对缠绵恩爱、充满柔情蜜意的少年夫妻便依依不舍地匆匆分别了。因工作需要，龚澎于8月30日离开太行前往重庆南方局。整整两年了，这里有她青春的足迹，忠贞不渝的爱情，还有难舍难分的新婚丈夫！临别的那一天夜晚，年轻的夫妇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刘文华后来告诉陆达，龚澎当时整整哭了半夜，清泪涟涟，枕头都湿透了半边。谁无儿女柔情？刘文华也是血肉之躯。但是，为了不影响龚澎的情绪，他极力克制自己的伤感，好言劝慰道：凡是党需要的地方，就应该毫无牵挂地去。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分手的时候终于到了。刘文华和左权将军站在山坡上一直目送自己的夫人龚澎、刘志兰渐渐远去，消失在弯弯太行山道两旁的密林深处。龚澎、刘志兰出发后在一个苹果园憩息，还每人买了一堆苹果，找人带给自己的丈夫。
　　分别之后，刘文华按照夫妇俩事先的约定，每10天必给龚澎一信，而且依次编了号。这位多情的留德学子还特意把那棵“证婚”的小杨树下一片飘零的残叶连同从树杆刻字处用钢笔拓印下的纸片一并寄给了远在巴山蜀水的爱妻龚澎。而在山城重庆的龚澎每逢刘文华生日、结婚纪念日，必展开粉红信笺，写满了自己的满腹思念。魂牵梦绕，相思密密寄。可恨的是烽火三月，关山阻断，很多信都没有收到。不久，深得彭德怀将军赞赏的刘文华调任太行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与司令员秦基伟将军共事。一次行军路上，斑疹伤寒初愈便随军作战的刘文华因盲肠炎突发，迅速转为腹膜炎，碍于医疗条件，得不到及时诊治，溘然长逝。在难忍的疼痛而引起的剧烈抽搐中，刘文华提笔，颤颤巍巍地给龚澎写下读之肝肠寸断的遗书：
　　“我现受著有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的痛苦。倘若我是普通的人，我宁愿自杀；但对共产主义者，这是懦弱的表示。我感觉，就是在与民族敌人苦斗面前，我一定会苦斗到最后一息。就是死，我也不愿违背共产主义者美德。我相信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相信坐镇华北抗战的彭德怀同志，相信党的土地政策，‘三三’制政策，相信新民主主义，相信共产主义。我爱我的同志，我亦有时怪他们，那是为了帮助他们。但是我恨仇敌。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她不脱离革命，她就永远对得起我的……”
　　后来捧读着这封遗书，龚澎的心都碎了，潸然泪下……
　　周恩来接到刘文华病故的消息，没有马上告诉龚澎。当初，周恩来获悉龚澎新婚别夫时，曾很歉意地说：真对不起，把你们夫妻拆开了。嗣后，他一直向华北方面提议调刘文华来重庆，终因前方工作需要，路途遥远，无法南来。当龚澎病愈出院后收到吴青来信（该时左权、何云均已牺牲）时，读着读着就感到非常恐惧和不安。战争年月，很多夫妇都如此敏感。虽然吴青并没有直言刘文华已去世，她只是推己及人地写道：“革命是长期的，一点点牺牲算什么呢？”吴青是自 慰，也是慰人──也许是给龚澎透点风吧。可是晋东南战事激烈，“扫荡”频仍，龚澎读了一遍又读第二遍，越读越感到不妙，越读越感到吴青太行来信的沉重。急促的呼吸，沸腾的热血，联想到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和不测，龚澎愈发不能自持。她找到周恩来，请求他告诉自己，是否已得到了刘文华的不幸消息。龚澎其实只是问问，并无精神准备。她期待着周恩来笑自己愚蠢和神经过敏。龚澎紧张地盯着周恩来那张非常熟悉的脸庞，迅速捕捉着这位敬爱领导的任何变化。面对龚澎的单刀直入，周恩来猝不及防。他知道没法再瞒下去了，脸上顿时失却了往日的温和与微笑。眉宇紧锁的周恩来严肃而沉痛地说：“龚澎同志，刘文华同志已经在五、六月前患急性盲肠炎因医药设备条件所限而病故了。我收到电报也迟了些，你在病中又遭父丧，……到目前为止，你的身体尚未完全恢复，我不忍心加深你心中已有的创痛，所以一直瞒着你……”
　　什么都不用说了！一切都明白了！犹如晴天一声霹雳，龚澎呆立半晌，久久说不出话来，只有两行清泪顺着双颊滚滚滴落下来。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两年前太行山道上的分别竟是永别！“三八”妇女节收到刘文华的那张颇为雅致的明信片，竟是他们恩爱夫妻的诀别！那时他是多么乐观；在叙述了自己在敌后的生活和工作后，含情脉脉地告诉妻子，无时不刻不在思念。他希望很快打垮希特勒，然后打倒日本鬼子，“到那时，我们就可以相见了！”这突如其来的痛苦，“像几卡车的装货，上面标记着‘悲痛’、‘失望’、‘惊恐’、‘苦恼’，要我一下子容纳下来，并且把它们消化，随着我的血液，流输到身体每一个细胞。你说这是什么滋味？”龚澎这样告诉吴青。
　　但是龚澎没有垮下去。作为女性来说，她有柔弱的一面；但是，作为革命者来说，她是坚强的。“幸而接到文华的噩耗是在父亲逝世之后”，龚澎这样写道，“──当我被逼对人的生死已经作过一个比较彻底的思考之后。”抹干眼泪，便是冷静的思索：“人有生长也有死亡。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人的生死既不单纯由自己主观决策，也不能由爱他的人决定。人和爱他的人宝贵他的生活是希望他在生的旅程中多做点事。而且和他相处多些，可以多得到他和给他一些爱护和帮助。纵使由于体贴和注意，人的生命可以延长，但是长生不老的人并不存在。物质的形体必归还物质──人化剩骨，骨化为土，一切都在变动中。像父亲、文华这样充满着生命力和战斗意志的人，不也是按着这规律而消逝在大自然中了吗？！痛定思痛，我抬起头来，决心将文华中途放下的事业继承下来，一则以纪念他；一则以贯彻我的信仰。”龚澎无法抑制自己的激情：“亲爱的朋友，我和你一样地爱着太行山那块贫瘠的土地。因为它是被我们最亲爱的同志们的血滋养着的。它曾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的见证；它本身包藏着我的丈夫的尸骨。我更爱在那坚持抗战和敌人作殊死战的同志们、老乡们。我们是要靠他们来保卫这块土地，替成千成万和我们遭遇相同的姐妹们复仇的。你放心，我会顽强地接受文华遗留下来给我的责任。我会更注意自己，并不是希望多活几年，但愿能在活着的时候，多做一些有益于民族、有益于党的事。在这大时代中，我绝不会被私人感伤所湮没，因为这便不是父亲教养成人的我，也便不是文华所期望的我。”
　　在这封1942年11月29日深夜里写给远方与自己相同遭遇的吴青的长信最后，龚澎请求女友：“假使他安眠的那块地，不被战争的炮火所毁损，还在我们队伍保卫之下，待明春雪融冰化的时候，我恳求你委托附近的同志和老百姓在它上面种植一些树秧；让他知道这是在辽远的西南角上，他的妻的意思……”
　　斯人不再，逝者长已矣！龚澎很快从失父失夫的痛苦中挺立起来，用更紧张的工作来缓解那绵绵不绝的哀痛和悠悠长长的情思。差不多在此前后，龚澎认识了刚来重庆的乔冠华。

三
　　1942年9月下旬，乔冠华在韶关安然送走邹韬奋以后，经桂林赴重庆，谁料途经贵州娄山关下“七十二回”处翻车，乔冠华九死一生。当他出现在老友冯亦代先生面前时，一副狼狈模样，连眼镜的“腿脚”也折了，只好暂且系根绳子挂在耳朵上。
　　乔冠华和冯亦代是在香港相识的老朋友，乔一度还睡在冯家楼上。自1938年夏天在香港告罗斯打行的“聪明人”咖啡馆里两人第一次见面后，到现在已有4个年头了。只是冯亦代早在年前2月离港抵渝。故友阔别重逢，别提有多高兴。乔冠华还是住在冯家。夫人郑安娜为乔搭了一张行军床。但是好景不长，军统局二处处长王新衡很快警觉地嗅出乔冠华的行踪和落脚点，并亲自上冯家“调查”。乔冠华无可奈何，只好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搬到纯阳洞的《新华日报》宿舍去了。在此之前，郑安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忽然与龚澎在重庆街头不期而遇。睽违多年，郑安娜明显感到老朋友变化很大：成熟、老练、更加朴素。龚澎很快到枣子岚垭重庆印刷厂宿舍来看望郑安娜和冯亦代。龚澎饶有感慨地说：现在自己已没有时间看书了。郑安娜问及婚事，龚澎不由得低下头，轻声地说：“丈夫已死了，我现在就是一个人……”
　　龚澎走后，郑安娜就和冯亦代议论开了。“你还记得我在香港跟你说过的话吗？我说龚澎和老乔是天生的一对，一个是才女，一个是才子。”郑安娜对冯亦代说。冯亦代当然记得，只是当年他还没见过龚澎。先前流寓香港时，乔冠华是自己家的常客。自从见过乔冠华后，郑安娜经常感叹地说，如果龚澎与老乔相识，倒是蛮般配的。其实当初也不过是说说而已。郑安娜那时根本不知道龚澎人在何方。“现在可好了，两人走到一起了。”郑安娜又动了旧念。于是，冯亦代夫妇分头征求龚澎和乔冠华的意见。不想他们亦有此意，却缺少一个当面说情或点破的人。冯亦代夫妇挑破了那一层薄薄的窗户纸。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周恩来后来获悉此事，十分高兴，说早该如此，安娜、亦代做了件好事。
　　于是，龚澎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也不再掩饰乔冠华与自己的关系了。费正清对乔冠华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龚澎向我介绍了她的未婚夫乔（即乔冠华）。乔个子高大，几乎和我差不多，戴着一副大眼镜，留着大学生式的长发，再加上露着牙齿发出爽朗笑声和不拘礼节的十足幽默感。”“他在《群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我读后发觉其文章辩才滔滔，热情奔放，议论纵横，结构严谨，不带半句赘言。革命既是他的哲学，又是他的宗教。我对他说：‘看来你曾学过极权主义的理论。’他说，‘我是个极权主义者’。”
　　1943年11月，龚澎和乔冠华毫不声张地悄悄结婚了，没有惊动任何同事朋友。老友徐迟颇为不快，大大地发了一通议论：“这在事先我们全不知道。事成以后，我们感到惊喜。但是，和当时的任何婚事是完全不相同的，他们的婚礼竟然什么礼仪形式一概没有的。我也反对一般的繁琐的礼节，但认为有一定的朴素的礼节还是应当的。他们这样的做法却连我都感到太不习惯，不可理解了。”
　　新婚不久，乔冠华、龚澎夫妇便不幸遭劫。他俩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被小偷一扫而空。当时乔冠华夫妇的爱情小屋筑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三楼上。这位高明的“梁上君子”是用一根前端带铁钩的竹竿从窗格子里伸进去，轻而易举地得手的。费正清慷慨解衣，“由于我和乔木的身体相仿，又加上我正准备搭机回国，我便取出一套1936年在牛津时做的蓝哔叽西装，极力说服他把它作为友谊的纪念品接受下来。他回答道：‘物质的东西是供人们使用的。重要的是使用者是谁……我相信，我文章里的观点是你所同意和欣赏的。我们正在追求一种共同的理想，并在同一条战线上作战，不是吗？’”
　　乔冠华到重庆后，照例承袭了在香港的惯例，在神仙横街《新华日报》社租住的一间屋子继续举办读书会。结婚后，乔冠华不再唱“独脚戏”，而是开“夫妻老婆店”了。冯亦代两年前还曾饶有兴味地回忆当年愉快的情景：“老乔照例做总结发言，但是龚澎常有质疑，两夫妻往往争得面红耳赤。不过他们的争论，我们其他参加的人很难提意见，一是他们理论水平高，二是他们看的材料多，而龚澎看的材料和她得到的时局消息，特别牵涉到国际问题，使她说来头头是道，我们听了不得不点头称是。老乔也看书多，而且特别熟悉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主张，对世界大战的形势研究有素。听他们的争论，对于我们听者常是一种快感，因为他们言必有据，决不信口下结论。我看当时能参加他们争论的也只有胡绳、杨刚两人，其他人只能洗耳恭听。他们的争论往往使复杂的形势、暖昧的外交辞令，几句话就说清楚了，揭穿了那些所谓政治家的谎言。我想我们这些人在抗战时能够对世界及国内形势看得比较清楚，和他们的谠论是分不开的。”而那时，小小的一间房屋前后竟布满了特务，他们如同恶狼一般的眼睛闪着绿光，监视着室内人员的每一个举动！
　　1944年秋，龚澎在山城重庆一家简陋的医院里生下了第一个小孩，他就是现在继承父业的中国驻朝鲜大使乔宗淮。
　　龚澎临盆之际，适逢同窗郑安娜也有孕待产。也许是人生的“第一回”，母亲又不在身边，不免有些慌乱失措，连婴儿的衣衫尿布等杂什都未及准备。大约是福人自有天助，正当乔冠华夫妇一筹莫展之际，忽然有人从“孤岛”上海带来一个包裹，打开一看，原来是冯亦代大儿冯浩襁褓时所用的旧物。乔、冯两家皆大欢喜，遂一分为二。后来龚澎分娩之时，乔冠华始终精心侍奉在侧。为了照顾好母子俩，乔冠华就在产房席地而卧，一时传为美谈。
　　满月不久，龚澎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有时就把宗淮丢在“周公馆”，由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帮忙照看，哭了抱，饥了喂，忙得不亦乐乎，同志们都说这个“仔仔”福大命大。
　　乔冠华和龚澎尚有一女，名“松都”（即“松松”）。朝鲜停战谈判时，乔冠华作为李克农的顾问随志愿军代表团驻开城松岳山麓来凤庄。一向善解人意、体恤属下的周恩来曾命龚澎前往探视夫婿，故有“松都”之名。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随后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作为中共代表团外事组的成员，龚澎比以往更为忙碌。张彦先生在龚澎逝世12周年写的一段回忆，反映了龚澎当时的工作状况和精神风貌：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时间是1945年9月……”“当时我刚刚跨出校门，迈向生活。凭着地下党的一封隐蔽在牙膏里只有半寸长的介绍信，来到了中共代表团的驻地。接待我的，就是龚澎。她显然已经很了解我的底细和来意，一见面就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战斗！’我顿时感到热乎乎的。虽然初次见面，我却在她面前丝毫也不感到拘束。她俨然是以一个大姐姐的身份，在为我这个还不知如何迈步的小兄弟安排着前途。”
　　这时，她从外面劳累了一天回来，已经很疲惫了，却仍然兴致勃勃地和我谈到深夜。她谈到当时重庆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谈到正处在斗争最前线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她也谈到，在外国记者中，她和同志们怎样去争取那些正直的，警惕那些别有用心的。他们巧妙地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通过不同类型的外国记者，把中国斗争的真实情况及时传播到全世界去。这种冒着风险的虎穴里战斗的生活，在她嘴里却成了一个个十分风趣的故事，个人安危似乎根本不在话下。她的语言，她的表情，都让人感到，她已经把自己溶化在这种特殊的战斗生活中了。
　　龚澎的这一夕谈，在张彦先生的生活道路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抗战胜利以后，乔冠华、龚澎这对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夫妇在中共对外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是周恩来麾下的两员得力干将。作为唯一的女性，龚澎和夫婿乔冠华（研究处处长）、章文晋（秘书处处长）、陈家康（联络处处长）还是以周恩来挂帅的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委员会的四员大将。
　　龚澎还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长，这是当时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内的军调部国民党、美国、中共三方所有工作人员中唯一的女性。龚澎在中共方面新闻处处长黄华（前外交部长、驻加纳、阿联酋、加拿大、联合国大使）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共代表叶剑英将军与公众的联络事务。龚澎再一次成为外国新闻记者注意的中心。《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菲尔·波特称，龚澎“俊美潇洒，身穿蓝色旗袍，头上却是烫着美国发式。”龚澎自己幽默地解释，“这并不意味着对北平居民的挑战”。显然，这位波特先生也像重庆国际新闻处外国记者公寓里汉子们那样，对龚澎的才智品貌竭尽推崇渲染之能事。在最初那一阵颂赞声沉寂下去以后，北平军调部开始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龚澎在军调部散伙前夕回到上海。
　　1946年四五月间，国共和谈破裂已成定局，反人民的内战已迫在眉睫。为了更有效地揭露国民党的阴谋，随中共代表团东下的龚澎，一到上海立即根据党的指示，组织力量，千方百计以最快速度出版了英文刊物《新华周刊》。这家设在上海大法马路（今金陵东路）23号的16开本的宣传刊物又是一家“夫妻老婆店”，主编就是乔冠华，龚澎担任该刊发行人。遗憾的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对外宣传刊物刚出版到第三期，就被色厉内荏的国民党当局无理查封。
　　国共和谈破裂前夜，为了暂时将核心骨干力量储存起来，根据周恩来指示，乔冠华、龚澎夫妇以及夏衍于10月底离沪前往相对安全的香港。行前，周恩来特地在福州路一家饭店为乔冠会等人饯行，飨以有名的上海大闸蟹，中共上海发言人陈家康作陪。这实际上是新中国外交部亚洲司主要负责人的一次酒会。3年后，夏衍、陈家康分任亚洲司正副司长，乔冠华在夏衍未到任视事时任代司长。席间，周恩来感慨地说：“好容易打败了日本，老百姓都想过和平生活，而现在又得打仗了。你们南行，我回延安，可能要以后再见面了。”

四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香港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与海外世界联系的一个窗口。党在这里展开了广泛的国内国际统一战线工作，配合著解放军在战场上的浴血斗争，为新中国的诞生创造条件。乔冠华、龚澎始终并肩战斗在外事工作的最前列。乔冠华是章汉夫为书记的中共香港工委外事委员会的主持人，待夏衍离港后，他又出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乔冠华还是新华社香港（华南）分社社长。
　　1946年12月的最后一天，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真实情况的英文半月刊《中国文摘》（《China Digest》）在香港正式出版。这家由钟威洛主编的英文刊物及时地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大陆上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激烈斗争，报道解放战争的消息，刊登延安的时事评论，揭露蒋管区的民不聊生和白色恐怖……刊物一问世，各国要求订阅的函电就雪片般飞来。这位“钟威洛”先生不是别人就是龚澎。据当时参与其事的张彦先生回忆：“龚澎既是这个小分队的头头，又是和大家滚打在一起的普通一员。每期杂志有相当一部分是她写、她编或者她译的，且不说她还要审定全部稿件。每期的时事评论《观察家》专栏，几乎都是出自她的手笔。她屋里的打字机声，常常是深夜不停。在每两周一次的编辑会上，她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仔细倾听大家的意见，然后才发表自己的见解。她很注意让每一个同志都有一份贡献。”
　　两年后，乔冠华、龚澎奉命离港北上。新中国外交部建部后，乔冠华出任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亚洲司代司长，同时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等职；龚澎出任情报司（新闻司前身）司长，这一重要职务非她莫属。龚澎是外交部建部初期十余名正司级官员中的唯一女性（其胞姐龚普生出任国际司副司长）。作为外交部的第一个女司长，她在情报司（后为新闻司）一直干到1963年升任部长助理为止，整整14年，这在外交部是空前绝后的。从此以后，龚澎一直与新闻发布为伴，这对她来说真是驾轻就熟，老马识途。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龚澎和黄华一起成为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1960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周恩来亲自提名，龚澎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20年中，龚澎多次以新闻司长、部长助理身份随周恩来、陈毅出访，足迹遍及亚非欧。
　　龚澎继前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夫人刘英之后，成为第二个女部长助理。本来，她是最有希望升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理想人选，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中龚澎惨遭迫害，英年撒手而去！圈内人士无不扼腕叹息！
　　“文化大革命”风暴骤然而来，龚澎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三反分子”。她首先遭到抄家。已故资深外交家、外交部美澳司首任司长、前驻罗马尼亚、丹麦大使柯柏年的次子李元和先生作为目击者告诉笔者，那是一次真正的洗劫！屋子里满地都是水，乔冠华耷拉着头，一言不发，水珠顺着他的头发一滴一滴往下掉──大约是造反派给他当头浇了一桶凉水。室内墙壁上涂满了“打倒陈毅”、“打倒三反分子龚澎”的大字标语。
　　龚澎长时间不让粉刷掉这些口号。“让它们留下作纪念！”她冷笑地对来人说，脸上充满了轻蔑而坚定自信的神态。抄家的人要她划清“界限”，她却毫无表情地回答：“我没有什么界限要划清的。”抄家的人要她背语录，她马上流利地背诵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造反派虽然恼羞成怒，但也无可奈何。
　　一次挨批斗后，龚澎在回家的路上特意去选购了一张用毛泽东手书体印刷的语录：“勇敢、坚定、沉着。在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回到家里后，龚澎把这张语录用图钉牢牢地钉在已刷过“打倒”标语的门上。她背靠着门，在这条语录旁边，让自己的孩子拍照留念。在这张早巳泛黄的照片上，龚澎神态坚定自若，目光刚毅有神，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在过去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敢于斗争、不向邪恶低头的精神风貌。龚澎是用这种独特的斗争方式，来表示她对林彪、江青鼓吹极“左”思潮的愤怒谴责和“造反派”强加在她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莫须有的罪名的极大蔑视。显示了龚澎为了党的事业敢于牺牲自己一切的大无畏精神。
　　有一天，被揪走的乔冠华秘密打来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自己写材料怎么办？龚澎不加思索地回答：“不要写任何东西，你要是写了东西就不要再进家门。”真是掷地而作金石声，难怪不少资深外交家都赞叹在政治上龚澎要比乔冠华强得多！诚然，乔冠华虽然恃才傲物，锋芒毕露，但对夫人龚澎，30年来却是恩爱笃深，言听计从。在很多问题上，乔冠华总是习惯向龚澎请教，拿主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在大是大非的原则立场问题上，在处理问题的坚定、果断上，乔冠华确实稍逊一筹。除了各自个性方面的原因以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纵观龚澎数十年走过的道路，可以发现她一贯严于律己，时时解剖自己，平时注重提高理论修养。特别是她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朝夕相处，耳提面命，获益匪浅。同时，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使她身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得到了最彻底的根除，具备了别人少有的革命坚定性。龚澎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乔冠华的骨子里依然保留着才子文人气。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差异是由于环境和气质所造成的。
　　周恩来终于知道了龚澎的处境。在一次外交部的集会上，周恩来亲切地让龚澎坐到前排来，似问非问地对龚澎说：“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显然，这是说给“造反派”听的。一天龚澎病了，医生开了两天病假，但蛮不讲理的“造反派”却将假条撕毁。周恩来获悉此事，立即通知外交部有关部门，让龚澎休息4天。
　　龚澎终被“解放”了。但是，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忧郁，她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1970年5月，龚澎在获悉韩素音将来中国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就在她去卫生间的时候，突然跌倒在地，不能动弹。乔冠华赶紧将她送到医院，主治医生却不在。大约过了十来个小时龚澎才获得诊治。后来确诊，龚澎患的是脑动脉血管破裂症，不仅如此，龚澎的脑溢血是大面积的，颅内的另一根血管也已破裂，失去了思维能力。她的脑子的上半部完全被破坏了！
　　从5月以后，龚澎一直处于完全昏迷之中。像所有失去思维能力的人一样，她也是靠机器维持呼吸，维持生命。人虽然还活着，但龚澎那充满智慧的头脑已经一片空白。乔冠华含着眼泪和韩素音讲述所发生的一切。医院里的情景使她黯然神伤：龚澎蜡黄的脸露在被子外面，身上插着很多管子……一切都已无法挽救。
　　周恩来对龚澎的病情极为关注。他在会见伤了胳膊的韩素音及其丈夫陆文星时，甚至温和地指责韩素音：“病得厉害的是龚澎，不是你！”周恩来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他说：“我们必须保持冷静，要尽最大的力量为龚澎治疗。”其实他自己也知道，纵有回天之力，不省人事的龚澎也无法苏醒了。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了最好的医疗小组，实行24小时值班。但是在动不动手术的问题上，医疗专家们分歧很大。事情又反映到周恩来那儿。尽管第二天将启程访问朝鲜，周恩来还是匆匆赶到医院。周恩来的到来使医护人员惊喜交加。周恩自己数十年的优秀部属。外交部建部20年来，周恩来最为欣赏的女外交官就是龚澎以及前些年去世的杨刚。被采访的十余位资深女外交官员告诉笔者，周恩来言必称龚澎，他说龚澎是外交部女性的一面旗帜。如今，这位女中豪杰就这样静静地躺着，洁白的床单覆盖在她那为革命、为人民奔波30余年的充满活力与青春的活生生的血肉躯体上。清瘦苍白的脸上毫无血色，紧紧阖起的大眼睛失去往日的光泽和美丽，灰蒙蒙的头发向枕上四周散落飘零……神色凝重的周恩来良久默然无语，他真想哭。接着周恩来俯下身来小心翼翼地在龚澎那只枯瘦而全无知觉的手上把脉，“太虚了！”他老人家微微摇头，像是喃喃自语地长叹一声。
　　周恩来认真了解有关情况，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最后果断决定立即施行脑颅手术。明晃晃的手术刀在龚澎美丽的脸庞上来来回回毫不怜惜地横行，即使满脸绷带也遮不住那无情的钢刀留下的痕迹。昔日光彩照人的龚澎已永远不复存在。当周恩来再度来医院探望时，无限痛苦地说：“我不愿看到龚澎这个样子。看了我就难过……”那一次周恩来流出了眼泪：“以后我再也不来医院看她了……”泱泱大国的总理用最浅显的语言说出了最沉痛的情感。
　　但是，周恩来依然想留住龚澎微弱的生命。那时，民进中央主席、前教育部长马叙伦作为植物人已经活了12年，他躺在床上像正常人一样。周恩来受到启发，特意让自己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和北京医院业务组的马普远到马叙伦家了解，为什么马老先生能活那么久？护理工作是如何搞的？有什么特殊的护理技术？以供护理龚澎时作参考。
　　周恩来的决策和种种努力使龚澎的生命延续了几个月。然而1970年9月20日，龚澎终于走到了她生命旅程的尽头，像一只燃尽了的蜡烛，化作了缕缕青烟。23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右下角刊登了龚澎的讣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同志，于1970年9月20日因病逝世。龚澎同志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终年56岁。”
　　“龚澎同志患病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曾前往医院看望她。”
　　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月里，虽然这则消息只有豆腐干那么大，但实在是非常难得、弥足珍贵了。
　　龚澎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正一室，左侧就是一年前去世的前卫生部副部长伍云南（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父亲）的骨灰盒，不是部长级高干而能享有如此哀荣的，龚澎为第一人（第二人是她右侧的铁人王进喜）。整个骨灰堂里只有两位女性，另一位是前卫生部长、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女士。
　　周恩来没有参加龚澎的追悼会，但是他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场合对来访的龚澎生前结识的外国朋友沉痛地说：“龚澎死了！”“龚澎死了！”
　　乔冠华在八宝山公墓礼堂嚎啕大哭，一如他以往的大笑──毫无顾忌。闻者无不为之动容，欷嘘不已，乃至同洒伤心之泪。

　　1943年（民国32年）深秋，龚澎和乔冠华在重庆结了婚，毛泽东赞誉他俩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龚澎家庭背景厚重。父亲龚镇洲，是辛亥革命时安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他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时，和蒋介石是同班同学。1942年（民国31年）龚镇洲去世，周恩来、董必武唁电致吊；蒋介石撰联“解环钩党留元气，树帜张军振义声”来表示悼念；李济深主持追悼会并题写了碑文。龚澎的母亲徐文，懂英语，写一手好钢笔字，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龚澎的姐姐龚普生，是共和国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司长，首任驻爱尔兰大使。龚澎的姐夫章汉夫，是共和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在加上夫君外交部长乔冠华，可见龚姓姐俩在共和国外交部怎生了得？
　　龚澎不仅才貌双全，还是一个豁达大度的人。她在工作中平衡能力很强，很会处理部门之间、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与国际友人的各种关系，还能把握住夫妻间同时在工作上、前途上和家庭中的关系。建国后，龚澎、乔冠华都在外交部任重要职务，国务院想先提拔龚澎为部长助理时，她谢绝了，并推荐了自己的丈夫。龚澎甘居夫后、以维护丈夫形象就是维护自己的理念，维系着家庭中爱的成长，由此可见龚澎的女性心理细微之处。龚澎病重期间，几次想和夫君谈谈自己万一不测后，丈夫以后生活的选择。可乔冠华哽噎拒谈，却为以后的家庭不够和睦留下了遗憾。龚澎说乔冠华在政治上天真直率，果真龚澎辞世之后，走上辉煌之后的乔外长，磨难多多。

　　龚澎既有男人一样宽广的胸怀，又有女人一样细腻的情感；既有理想主义的事业心，又有现实主义的责任感；她既是浪漫的妻子，又是温柔的母亲。她实际是乔家的顶梁柱。

女儿回忆
　　乔松都　《回忆母亲龚澎》母亲人生的重要启蒙教育来自我的姥爷龚镇洲。他是安徽合肥人，出身贫寒。年轻时身上带着仅有的一元钱，徒步从安徽走到保定报考陆军速成学校，主修炮兵，成绩优异。毕业后被任命为35旅旅长，龚镇洲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是中国同盟会会员。1913年（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姥爷遭到袁世凯通缉，全家连夜逃往日本，第二年（1914年）母亲诞生于日本横滨，她是家中第二个女孩儿。袁世凯倒台后，姥爷才得以回国，被孙中山先生任命为虎门要塞总指挥。后来，他退出军界，寓居上海，一家人过着和睦而清贫的生活。

母亲履历
　　1933年（民国22年）母亲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联组织近万名学生举行抗日救国游行，燕京大学出动了6个大队，每队90人，母亲是大队长之一。那时，我的大姨龚普生也在燕大读书（她后来是新中国第一任驻爱尔兰大使），她们和一批向往真理为民族献身的青年知识分子经常聚集在埃德加·斯诺夫妇家中，探讨救国图存之道。根据斯诺的建议，母亲和大姨在燕大临湖轩主持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有十个新闻报刊的记者出席。她们正义和激昂的勇气、流利的英文，使得中国学生主持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开得十分成功。母亲与斯诺的友谊也由此延续一生。
　　母亲于1935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在燕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3月，母亲在即将毕业之际，看到了刚刚发表的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和200张陕北照片，还有苏区的小电影。母亲把英文原稿中精彩章节译成中文，在燕大同学中传阅。1938年初。母亲决定和几个同学经香港奔赴延安，走时没有告诉家里真实的去向，但姥爷已猜出八九分，姥爷对母亲说，你认为你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就不要回头。
　　1938年3月，母亲成为马列学院第一批学员，在这里她见到了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在7月的一次活动中，她第一次为毛泽东做英文翻译。1938年9月，母亲前往太行山《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路上她恰巧与彭德怀同行，边走边谈。最后，母亲被留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担任秘书工作。
　　1939年8月，她与曾在德国留学8年、同在秘书处工作的刘文华结婚，30天后母亲便奉中央之命调往重庆。1942年5月日军进攻太行山，在反扫荡的行军途中，刘文华因阑尾炎无药医治而病故。
　　1940年在重庆时，母亲除了担任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兼翻译外，还是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每天都要和很多外国记者打交道。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母亲勇敢机智地周旋在他们中间，利用一切机会做工作。一位美国友人回忆说，当时他在重庆接触的人当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周恩来的助手龚澎和王炳南。他说龚澎才华出众，举止大方而洒脱，和她交谈没有拘谨之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对共产党人原有的印象。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谈到母亲时说，她的个人魅力的确是吸引人的一方面，但是更多的是外国记者可以从她那里听到许多事变和真话。
　　1942年7月，我的姥爷在桂林病故，晚些时候母亲才得知刘文华伯伯已先于姥爷去世，她难过得蒙着被子在床上睡了一天。后来，邓妈妈去宿舍看她，周恩来又找她谈话，给了她很多鼓励和支持。
　　1942年末，我的父亲乔冠华来到重庆，他在曾家岩50号见到了早已仰慕的周恩来同志，同时，也第一次见到我的母亲。他们一见如故，从此再也没有分离过。1943年9月母亲父亲结婚，朋友们戏称“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毛泽东称他们是“天生丽质双燕飞，千里姻缘一线牵”。1944年我哥哥宗淮出生。他们把孩子放在周公馆门口一个笼子里，谁有时间谁就帮着照看，周恩来有时也来抱抱孩子。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母亲在外交部担任第一任情报司《新闻司》司长。35岁的母亲是当时正司级干部中惟一的女性。
　　母亲对人宽厚，严于律己，时过境迁几十年，当年的老同事还都记得和她在一起的那些难忘日子。在家里，母亲和父亲都喜欢听古典音乐，特别喜欢肖邦的《军队波罗乃兹》。我父亲是个书生型的革命者，他和母亲在一起，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珠联璧合。我们一家四口是令人羡慕的温暖之家。
　　1960年斯诺冲破种种阻力重访中国，周总理指定母亲负责接待工作。1965年毛主席接见斯诺时，仍是母亲父亲陪同斯诺走上天安门。
　　英籍作家韩素音对新中国感到陌生，她把自己的困惑写信告诉母亲，母亲真诚地邀请她来中国看看。1956年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韩素音终于来到中国采访。经过母亲的引见她见到了周总理和邓妈妈。以后每年她都来中国，母亲常常和她畅谈。
　　1954年和1960年，母亲两次出席日内瓦会议，1964年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14国，担任新闻组长和首席发言人。每当总理接见记者时，母亲都用简短的语言介绍出客人的背景和政治态度，使总理很快就掌握了情况。周总理有时候让母亲坐到他的车里，一路走一路与母亲谈工作。
　　正当母亲的事业蒸蒸日上时，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临了。母亲父亲遭到了批判。母亲在被批斗时还要爬上6楼打扫厕所，她常常坐在楼梯上休息，此时她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在一次外事会议上周总理问，龚澎来了没有，你过来坐在前排，龚澎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还有一次母亲高血压，医院给她开了三天假，可只获准休息一天，周总理得知后立即通知让她休息五天。
　　那时我们家被抄了两次，在门前刷的大标语前，母亲让我们贴上毛主席语录，勇敢，坚定，沉着……并照相留念。对此母亲很乐观，她对我说，我给你爸做了一套棉衣棉裤，如果我们不能继续做外交工作就全家到乡下去，我和你爸可以在农村教书。只要咱们全家还在一起就是幸福的！1968年哥哥下放到东北农村，1969年我下乡到内蒙，母亲每周都写信给我，希望我尽快成长。半年之后她病倒了。周总理曾亲自来到病床前为她把脉。
　　当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到我出现在面前时，高兴地对护士说，女儿来了我的病就好了一半！母亲非常希望我学医，可是她却因为脑部第二次出血再也没有看到她的女儿成为医生的那一天。
　　1970年9月20日，不到56岁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悲痛欲绝。一年之后的9月，父亲作为第26届联大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讲坛上为中国人扬眉吐气，在那张“乔的大笑”照片的后面，有一双明亮深邃的大眼睛默默地注视着我们，那是母亲。
　　1983年9月22日，我的父亲也走了。往事如烟……如今我常常对我的儿子说，瞧，天上那两颗眨着眼的星星是姥姥和姥爷，他们看着你在笑呢。

才干和魅力
　　龚澎──新中国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杰出的外交家。她的才干，她的人格魅力不仅为她的同事所钦佩，也令无数对手所折服，周恩来说：“没有人能够代替她。”在《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这本书中，作者乔松都以一个女儿的独特视角和挚切情感，为读者展示了乔冠华与龚澎的革命传奇人生和三十年风雨同舟的动人情感，读来催人泪下。
　　母亲在山城有一项必做的工作：每天下午准时来到两路口附近巴县中学内的外国记者站，在这里，她将要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记者发布来自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新闻和消息。此时周恩来同志已经开始着手培养我们党自己的新闻发言人了，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外事组的同事们以逻辑严密、真实可信的发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立场和观点。
　　1941至1942年间，日军飞机不停地在重庆上空轰炸，曾家岩50号的部分楼房也被炸坏了，母亲与部分工作人员临时搬到了红岩村。为了开展外联工作，母亲每天冒着酷暑从郊区步行数里，先在化龙桥坐马车到上清寺，然后再换乘公交车赶往闹市区。那时，她经常身穿一件简朴而合身的旗袍，随身的手包里放满了来自解放区最新的广播稿副本，她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当时中共南方局可以经常接收到延安的消息和来自抗日前线的战地新闻，母亲和同事们总是即时将有关内容编写翻译成英文，然后编印为若干份材料，并将它们很快分送到外国记者手中。
　　为了及时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局势的讲话翻译成英文，母亲承担了大量的笔译工作，很多重要文章都是她在打字机上翻译成英文的。母亲要求自己精益求精地译好每一次谈话，校准每一份稿件。后来，上级专门抽调了两位同志负责编译对外宣传的英文小册子。最初他们出的是油印本，后来改进为铅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庆已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种力量的聚合地。这里设有四十多个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此外，还有各种国际性反法西斯组织与十多个中外文化协会。据1943年10月底重庆官方统计，常驻渝的外籍人士达1192人，其中英国人329名、美国人168名、苏联人163名，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商业、外交等各个领域。
　　驻重庆的上百名外国记者来自合众社、塔斯社、路透社、美联社、德新社、哈瓦斯社、海通社、国际新闻社、北美联合通讯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著名国际新闻通讯机构；美国《时代》、《生活》、《读者文摘》、《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英国《每月邮报》、《每日快报》、《泰晤士报》，《悉尼晨报》，《巴黎晚报》，《莫斯科世界新闻》等著名报刊在重庆都派驻有记者。
　　两路口的记者站实际是国民政府为外国记者办的新闻招待所。旧址原有的砖楼成为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的办公室，操场上建了一批棚屋式简易房，里面居住着世界各地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来自美、英、法等国各大新闻媒体，左、中、右各派势力都有。这是一批极为活跃的人群。
　　记者们以俱乐部的形式聚在一起，每天都要交流最新的战时消息和发布当日的重要新闻，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信息抢先发到世界各地。按照外国人起床时间比较晚的习惯，他们的新闻活动大都选择在午后进行。在记者站里可以遇到各方熟人，还能结识新的朋友，母亲的到来和她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受到了瞩目与欢迎。尤其是她带来的那些已经翻译成英文的印刷品，上面登载的内容引起了外国记者的极大兴趣。
　　驻重庆的西方记者每天都在跟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机构展开斗争，他们对国民党当局封锁新闻消息和独家专政的做法极为不满，自然更加关注来自反对党方面的消息与报告。
　　“宣传出去，争取过来”是抗战期间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方针。来到山城后，母亲陆续结交了几乎所有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无论是美联社、法新社还是各国大报刊的记者她都认识，与美国新闻处也时有来往。母亲还与在外国新闻机构中的中国雇员广交朋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宝贵的信息。后来，有些记者时常主动代母亲传递宣传材料，给她以多方支持。
　　母亲认为，与西方记者打交道就要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是如何看待问题的，要做到随时准备与他们打交道。当时美联社的记者是个出名的右翼分子，但母亲并没有疏远他，不理他，而是耐心地向他介绍中共的政策和事实真相，后来，这个记者发回的稿子尽管态度不怎么友好，可其中的很多内容仍是引自母亲提供的资料。
　　记者站也是许多国民党特务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常混杂在其中盯梢监视进步人士。中统特务更有阴险的一套，他们不但分区搜集情报，还会蓄意制造事端，挑起激化矛盾。每天出入这里随时都会遭到绑架和不测。斗争是严酷的。
　　可这些并没有吓倒母亲，在朋友和同事们的眼里，她既是一个热情善良的女记者，又是一个顽强不屈的勇士。母亲大胆机敏地周旋在各国记者中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她总会化险为夷，把最新的消息迅速发布出去。“横下一条心！”“要做事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这是她的口头禅。
　　母亲临危不惧、忠诚事业的精神和她从事外交的才智赢得了外国记者的钦佩，他们称她是消息非常灵通而又富有吸引力的“中共外交发言人”，一些朋友主动帮助她传送消息。母亲也与许多外国记者和外交官成了朋友，他们也时常在周末去看望她。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先生潜心研究中国问题几十年，是西方最具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1943年他以美国国务院文化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的身份来到重庆。经过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先生的引见，他见到了母亲。他曾回忆说：
　　“没几天后，就有一位聪明的富有魅力的名叫龚澎的年轻女子来看我。那时，她刚刚开始走上作为周恩来新闻发布员的辉煌历程（1970年她因病早逝时，已是环球新闻界一个出类拔萃的妇女了）”，“龚澎对那些没有家室之累的、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国外记者所产生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出于她那才智超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为在这个充斥着随声附和者的趋炎附势者的城市中，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而在野党的改良主张暴露了执政党的罪恶。”
　　母亲答应定期来访并辅导费正清先生学习中文会话。费正清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1943年10月25日去曾家岩50号拜访母亲的经历：
　　“一步一滑地沿街去看望我们那位信奉共产主义的女朋友龚澎。她立即拿出一本政论小册子，里面共产党扮演了痛斥国民党的高贵角色。此书印刷精美，纸张洁白，真是鬼神莫测，他们竟能搞出这么漂亮的小册子，其中一半已经由她译成英文。当递给我这些书时，这位非常令人钦佩的传教士解释道，国民党机关认为她散发了过多的宣传品，正打算在某一天对她进行绑架，因此，她不能过多离开这个庇护所。我向她保证，她的追随者马上就会订出一种护送制度……由于史迪威将军的一位随从武官来接她去吃午饭，我便离开了这位年轻小姐所在的老鼠横行的堡垒。”
　　这位来自哈佛的中国通在其日记中这样评价母亲：
　　“龚澎的性格里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再加上随军记者所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她所提出的问题正是民主人士揭露中国国民党种种罪行的诉状──暗杀、钳制舆论、捣毁印刷厂、捏造罪证而把民主人士投入监狱，不准游行示威，取消罢工权等等。当斥责国民党拒绝给予自由权，而共产党也同样拒绝给予时，龚澎就站在超然的立场上，显出纯粹的正直了。她知道双方的内情，因为她在彼此争斗的国共双方都生活过。”
　　龚澎的魅力倾倒了美国大使馆和外国记者招待所里不少年轻人，她成了“言论自由的象征”。费正清在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发现龚澎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一种驯服功能。布鲁克斯·埃特金森也同样感到了她那奔放的热情，别的记者更不用说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因她的魅力而发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律克·萨瓦莱德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利浦·司普劳斯则是暗自表示倾慕之情。英国大使馆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这样，还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主要之点是，她具有像你一样的善于同人交谈的品质。”
　　自然，在这样一位受欢迎的女记者周围，浪漫的插曲会悄然响起。当时曾有一位出色的美国记者对母亲极有好感，尽管他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却一往情深地暗恋着母亲。他没有任何非分的举动，却总是默默地出现在妈妈经常出现的地方，希望能更多地看她一眼。母亲一如既往地对待每一个朋友。很多年之后，几位老记者还得意地讲起这段浪漫的故事。

新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家
　　龚澎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1938年（民国27年）到延安，在八路军总部当秘书期间和从德国留学归来也在秘书处工作的刘文华相爱结婚。婚后不到一个月，龚澎被调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1942年（民国31年）6月，30岁的刘文华病逝于从晋中返回八路军总部的途中。
　　龚澎在重庆期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成为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她在与各国通讯社的交往中，以流利的英语、缜密的思维、机智的反应、美丽的品貌，给外国记者们留下了深深的、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的良好印象。有的外国记者“因她的魅力而发狂”，有的外国人暗自表示对她的倾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