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氏家谱》：流沙河谈铁改余

彭雄 · 发表于: 2018-1-8 11:32:10

一、《余氏族谱》中的神秘传说
　　徒弟小陈在古玩市场地摊上买了一册清代光绪年间抄本《余氏家谱》，说是孝敬师傅，知道笔者喜欢这个，笔者粗略一翻，大吃一惊。原来这《余氏族谱》序中，竟然有一段成吉思汗家族世系考证：“稽我祖始姓奇渥温，其先尧时人，本胡地蒙古部人也”。奇渥温名孛端义儿，母亲叫阿兰。传说她在一天夜里见一束白光入窗，化为神感而孕。生子取名孛端义儿，其相貌奇异，沉默少言，长大后成为蒙古部落首领。传了十代，其势力愈大，其第十代子孙名铁木真，有大志，并吞诸部落，在宋临宗开禧元年称帝于干离河之源，号大元太祖皇帝。与宋金争战，四十三登大位，在位二十三年。《元史·太祖纪》记载“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讳铁木真，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哇，真的假的？这可非同小可，如果这段记录是真的，成吉思汗的直系血脉不就藏就在我们四川乡野间？

二、九子十进士的故事
　　再看看《余氏族谱》的记载：余氏先祖铁木健，初为“东路不花元帅”，后授封“两平王”（一作“南平王”），统管湖广行省的内属国王，封地为湖广麻城。铁木健与张氏洪氏共生九子一女，张氏生秀一、秀二、秀三、秀四；洪氏生根五、根六、根七、根八、根九。女名金莲，赘一婿，赐姓铁名弦。十人俱中元朝进士，官至四太守、五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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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子铁改余逃隐西南
　　接着《余氏族谱》又记载了“九子十进士逃亡的故事”：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天下大乱。铁木健的九子一婿面临被诛杀的危险。为了避免满门抄斩之祸，九子一女一起携带家属及随从数百人往西逃窜，逃至泸州凤锦桥，准备从这分散逃离，各奔东西。为了让后人记住自己是蒙元皇族，十人焚香对天，盟誓：我十人子孙，永世相亲相认，倘若违背，不认宗支，短命生癞。最后每人吟诗一句，作为日后认亲的凭证，这十句诗是：
　　本是元朝宰相家，洪巾作乱入西涯。
　　泸涯岸上分携手，凤锦桥边插柳桠。
　　余姓并更三两姓，一家分作百千家。
　　十人失散归何处，悲伤思我又思他。
　　否泰是天终是命，如梦云游浪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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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流沙河先生怕笔者不清楚，特意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这首诗中“凤颈桥”的写法，还画了一座拱桥像一只凤凰的颈项。

四、流沙河先生：祖先也骗人？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记得多年前，有一次大慈寺茶聚，笔者就“铁改余”这个问题，请教过沙河先生：“据说先生也是铁改余？”流沙河先生告诉笔者：“是的，我当小孩子时候，祖祖辈辈都有一个规矩，小孩子每天早上醒来，大人都要扯着小孩子的耳朵大叫三声：‘记到！我们是蒙古人的后裔！’。我家祖上神龛子上刻有一幅对联：‘九江开世泽，四谏齐家声’。肯定是说我们祖先的，但我们《余氏族谱》是清代中期修的，可惜没有康熙入蜀以前的。”沙河先生继续摆：“我查了旧谱，我们这一支余姓祖上，住在扬州府泰州县大圣村军旺庄余家湾的地方。始祖良正公，康熙年间入川。再往上推，良正公之父是同吾公；同吾之父是泗春公。老族谱上记载，二公皆葬在军旺庄余家湾。良正公之子为‘允’字辈，孙为‘绍’字辈，曾孙为‘心’字辈等等排下去。
　　良正公任武职，康熙初年奉调四川成都，见城已毁，便去职为民了。先移家资阳县，后迁居彭县隆丰场化成院侧，在此终老。其子余允信迁居金堂县外北大小寺，插占百亩，娶本乡黄姓女子为妻，协力垦荒。余允信算是金堂县我们余家的一世祖。他有二子，余绍唐行医，余绍虞读书。传到孙辈，余怀管理家业，人丁兴旺，田产增至千亩，虽已致富，犹勤劳作。又传到曾孙辈，其中余纯笏迁居金堂县城，修建槐树街的余家大院，时在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距今已有一百五十六年了。我的曾祖父在清同治年间考中二甲进士，任过广汉县官。他去世时人已经糊涂了，口中一直在说什么‘新都县城隍庙有人来接他了’。于是，我们余氏子孙都认为老爷子去了阴曹地府，派到了新都县做城隍菩萨。所以，每逢金堂县槐树街余氏子孙生病了，都要派人到新都城隍庙去进香，祭祀曾祖，叩求庇佑。”
　　笔者问道：“余姓后裔是否真是成吉思汗的子孙？铁木健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
　　流沙河先生说：“铁木健在蒙古正史上查不到，四大旧谱包括青神谱、西昌谱、云南谱、川南谱，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记载了‘铁木健是元成宗同父异母的哥哥’，你想，他妈妈在嫁给皇帝之前就生了铁木健，铁木健的父亲就可能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只是铁木健的父亲史书上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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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笔者带着自己收藏的《余氏族谱》，于大慈寺茶聚时，向流沙河先生请教。

　　另外，古代笔记《草木子》上，列出‘平西王’、‘补花元帅’，也没有‘铁木健’。内蒙古社科院的专家，查到历史上有叫‘铁米吉’、‘铁米兹’的，但后代的谱又没有记载。铁木健这个人是最关键的，不过要搞清楚，恐怕要花些工夫在历史书籍中去查找铁证。”
　　笔者问道：“听说先生曾去信泰州寻根问祖？”
　　流沙河先生答道：“是的，我们那一支余氏曾流落到苏北（现在泰州市），是三百年前入四川，可惜没有入川前的老家谱。大约到了清代，才留下家谱，入川以前的历史都是代代口传的，我记得祖宗牌位木板上写有‘泰州大圣村军旺庄’。
　　前几年我曾委托杨州市文化局的同志，按家谱上所说‘泰州府’、‘大圣村’、‘军旺庄’、‘余家湾’的记载去查找。他们去了，找到了‘大圣公社’、‘军旺镇’，可就没有找到‘余家湾’。那里也没有余姓大户，只有在80华里以外的‘桑井村’找到大量余姓家庭，他们也说自己是蒙古人的后裔。
　　文化局的同志找来当地地方志再查，发现这支余姓家族和我们的那支对不上。泰州市电视台来接我，请我去，说欢迎我回去认祖归宗。我说不对，小地名之间不可能差那么远，更不可能在80华里以外。我没有去，去不得，不能乱认祖归宗。”
　　看来流沙河先生对历史的态度，还是比较客观的、谨慎的。

五、余家湾余氏祖地终于找到了
　　2017年10月31日，笔者又去拜访沙河先生，喝了几口茶，我们又聊到余氏族谱，沙河先生说：“我和弟弟余勋禾去年去了一趟江苏泰州市，同行的还有泰兴市文联的四个同志。非常感谢他们陪着我，他们找到了余家湾余氏祖地，还找到了余家祠堂、余家庙。又找来当地明代编修的余氏老家谱，我终于搞清楚我们这支余姓不是‘铁改余’姓。我要感谢当地的文史专家张建同志，他考证‘大生公社’，现在叫‘大生村’，距离‘大生桥’12华里，古代叫‘郡王庄’，现在叫‘蔡家庄’，有个‘桑井村’，有名余家湾，原来住着几千余姓。我们迁蜀祖先一定没有什么文化，把平仄声搞错了，过去讥笑他们是‘平声蛮子’。突然发现，以前我可能被入蜀第五世老祖宗给骗了。他们在清初时，与青神那支‘铁改余’姓的余氏联了宗。当时或许那支‘铁改余’的势力很大，我的老祖宗或许被他们‘动员’下就附会上去了。或许是我们入蜀先祖没有老谱，在修族谱时，就以‘铁改余’的资料，作了自己先祖的资料。我记得文革前，我家祖上神龛子上刻有一幅对联：‘九江开世泽，四谏齐家声’。九江对四谏，‘四谏’是指宋代庆历年间的余靖、欧阳修、蔡襄、王素四位谏官，皆敢直言。可能是祖上余靖曾给皇帝上过书，提过意见，这显然与‘铁改余’的历史没有关系，当时只是有点怀疑。只是没有铁证罢了。”流沙河先生继续说：“我们入蜀余氏有十六班辈：允、绍、心、纯、克、鸿、懿、勋、奎、璋、庆、达、孟、进、臻、荣。‘克’字辈有四个儿子，所以我们老家有一块匾就叫‘四兴堂’，希望他们能兴旺发达。”

笔者与沙河先生在槐树街，老墙大约两百来米长、七八米宽。斑剥而苍桑。

六、城厢镇老屋寻旧影
　　2010年9月一天，笔者有幸陪同流沙河先生回老家金堂（现青白江城厢镇），作了一次小小的寻根之旅。我们先到沙河先生弟弟余勋禾家里，他带我们穿过城厢糠市巷，往左转便进入槐树街。槐树街在城厢镇西街中间，名为街，实为一条不宽的小巷子。槐树街的老墙，斑驳而苍桑。大约两百来米长、七八米宽的小街上，住着何姓、余姓、范姓三个大户人家。从这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走出过清代二品按察使何元普、成都大学前副校长何寿以及流沙河先生。
　　沙老指着小巷里的房子，告诉笔者：“这里曾是清代官员何元普的何家大院。何家大院门前过去还有一块大匾上书：‘大夫第’，因为他曾作过清朝二品按察使。如今他的后人何寿先生仍住在大院的一个小角落里。你看，这条街上还有李洪波的‘李家院子’、朱家的菜园子，中间有一座土地庙。对面是‘何家小院’，还有‘米家花园’。”再往前走，看见有一段古老围墙，这里便是沙老的老宅--余家大院。正如《锯齿啮痕录》上所描述的：“……从西街拐入槐树街口，遥望老家门墙内的五棵大槐树（沙河先生纠正为3株），浓荫可爱，上有栖鸦聒噪……”余家大院大门不在了，不过遗址还在，前面搭建一间房子遮住了原貌。我们从侧面进去，有两个砖石小拱门呈左右对称，右题“毓秀”，左题“延英”。笔者不解，忙请教问先生这两个词怎么解释，先生答：“毓秀，培养读书人也，‘毓’：培育；秀，人材。这里过去是书房。延，生长；英，花木。‘延英’就是花木繁貌。这里过去是花园，还有假山。”流沙河先生还给笔者介绍：“这里是厅堂，原来有一块匾，上书：‘龙飞凤翥’。另有中堂上书对联：‘忠厚余地，勤俭家声’，中间题‘耕读传家’。后面是堂屋，供祖先牌位，左右对联‘九江开世泽，四谏启家声’，还有匾曰‘国恩家庆’。”先生在他的《锯齿啮痕录》中说：“我的老家在距离成都市八十八华里的金堂县城厢镇（该镇今属成都市青白江区）槐树街余家大院内，原是一个大地主家庭。我三岁那年随父母迁回老家的时候，家道早已式微，父辈们分了家，各自挥霍殆尽。我的父亲余营成这一房有田二十亩，算是小地主……”

　　流沙河先生与最小的弟弟余勋禾一家重访余家老院子余家大院，虽然搬入许多外姓居住，但整个院子基本完好，依稀还能看得见四合院庭院式建筑布局──分主房、厢房、书房等，老建筑百分之七十还在。先生还带笔者到他小时候与父母居住的那两间屋子，那六扇雕花大门居然完好如初。进入室内，先生指着这里说：“这里曾经放着一张书桌，我每天都在那里读书写字。”又指指旁边说：“这里放一张小床，我就睡在那里。里屋是爸爸妈妈的卧室，靠里有一扇门，那时就封了的，前面放一大梳妆柜。”我们又来到余家后花园的一个角落里，那里有一小屋，先生说：“这是我文革期间居住的地方。1967年我栽女贞子树，嗬！你看，都五六层楼高了。”出了余家大院，当年的邻居还有廖家、许家都来送。走到槐树街尽头，便是西街。沙河先生告诉笔者那里曾立有一个小门牌，上书：“槐树街”三个字，落款题“光绪十九年”。可惜这块牌子已不知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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