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大到十八大：对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时期党内民主的分析

　　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党领导的国家，因此，中国社会的民主发展与中共党内的民主有着历史性的关系。在1949年以前，还没有执政的中共党内的民主作风曾经吸引过社会上的年轻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靠民主发家的。1949年以后，有人说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在强调党的领导方面多了一些，在具体落实人民当家作主和民主的法规制度建设方面做得不够。应当说这是有一定的社会发展历史事实做依据的。但是具体情况分析起来，这里面还是与党内的民主发展有关。
　　因此，党的十六大在新世纪开端的历史时刻，提出党的指导思想是努力做到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三方面的代表，做三个代表要让全社会都认帐，具体指标就是带领中国人民在头二十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以及在本世纪中期实现在世界上的中等发达国家地位，而且这两个目标都要伴随着在中国社会进一步建设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政治社会制度。
　　谈到民主建设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认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在十六大报告中，针对此项认识，党中央提出要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当中吸取足够的经验教训。基本原话是这样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国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的党。我们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究和解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下面我们就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一下，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时期，是如何由党内的民主状况而影响到社会上的人民民主发展的。

一、革命时期的党内民主
　　共产党历史上是靠民主发家的。那时候说到共产党的军队，人们的印象都是官兵一致、官兵平等。说到共产党根据地，人们也想的是民主改革、减租减息。在共产党的地盘，从政治上来说地方士绅不是权威，被打倒了；经济上地主大户也不是权威，被削弱了。共产党的作用似乎就是在自己的军队和地盘中打倒了这些权威，而留下的政治、经济空间就自然是人民当家作主以及由官兵一致来作主。道理似乎很简单。
　　但是仔细总结共产党根据地、八路军的历史，就会看到，也不是打倒了那些权威，人民就自然做到了民主改革、经济平等，官兵也不是一下子就做到了官兵一致。例如，在井冈山时期就曾经发生过打土豪打得过火、军队官兵不一致一遇到不顺利时军队容易散伙的情况。应当说，后来共产党八路军的地盘出现了适宜于民主革命阶段的经济政策和官兵一致的制度，是来源于党内的民主发展。
　　当时党内的不同思想意见争论，又不超出一定的界限，不发展成为残酷的党内斗争，成为了共产党能够在不断试错的情况下，逐渐找到上述民主革命阶段树立新的权威做法的基本前提。假设没有一定的党内民主的保证，一出现不同意见就被压制，那末上述好的作法就不能出现。另一方面如果共产党内部一直把不同意见作为成为不同派别互相斗争的基础，提出不同建议的目的是为了有不同意见好分派结伙，以此来开展无情的党内斗争，那么党内的斗争开展的再激烈也与社会无关。那样只能损失党的力量。
　　因此总结历史经验，就应当提出下列观点：
　　（一）党内一定要有民主。党带领人民打倒了旧权威，党的在社会空白中树立的权威是一个虚拟（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的、由民主程序产生的新权威，党的作用是要通过带领人民树立新的权威形式来代替旧权威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党必须通过人民自己的活动找到一种党的领导体现其中的政策实现过程，才能树立起党的领导权威。这与过去的地主豪绅的人格化的权威，是绝对两个领域的权威。党内有民主就说明允许革命事业有一个试错机制。而且这种民主进行的前提是，不把不同的意见之争上升到残酷斗争的高度。
　　（二）党的权威不是通过派别斗争产生的。派别斗争说到底还是共产党人自己思想革命不彻底造成的，搞派别斗争的人认为似乎权威一定要靠在肉体上消灭持不同意见的对方才能建立。有这种思想的人，本身就不配做共产党员。
　　（三）党内信息在不会被敌对分子利用的情况下，应当相信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应当让他们及时了解党的所谓机密，让他们来决定挑选哪些正确意见和哪些正确领导来指导带领他们。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挑选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是要充分相信群众。最终人民的选择是会让党的事业走到光明和正确的方向上来的。
　　以上三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关于开展党内民主的经验总结。过去由于过分强调了个人的作用，在分析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民主经验时忽略了上述这三点经验，应当说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损失。比如，在1949年以后的党的认识上一直认为，党内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的反映。这种以历史功过地位的结果来论英雄和狗熊的作法，这种把党的虚拟路线权威等同于人格化的权威的作法，极大地限制了党内关于民主革命经验的总结。

二、建设时期的党内民主
　　建设时期从1949年开始。中共成为执政党，但是在建立计划经济的过程中，中共一直奉行着针对中国社会的社会改造以及经济上高度计划经济的、延续过去军事共产主义的权威主义做法。
　　从1949年开始，中国大陆境内开始扫清帝国主义经济成分、封建经济成分。这些失去了旧权威的经济成分与一个虚拟的共产党的领导权威──一个新权威的结合，是亿万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欢欣鼓舞的天大事情。
　　但是，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试错过程的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又一个轮回开始了。就连毛泽东都于这一年春在进北平的路上说，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第一次当家作主，是一场“进京赶考”。毛泽东说，进了城“我们过去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论人民民主专政》）
　　正因为共产党实现了中国第一次由一个虚拟的非人格化的权威与国内数万万人民的资源──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结合，才使得亿万人民获得了极大的解放感和生活战斗热情。中国人──世界上人口最多、文化传统延续最长的国家的人民，他们此时拥有的大革命时期的热情，只有1789年法国大革命、1848年欧洲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才能与之相比。
　　党获得的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是两面剑：
　　我至今还羡慕那个热情似火的年代，亿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获得的解放感和整体力量感。人民的热情来自于第一次当家作主。想一想：整整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人都只是在皇帝的旗号下成为人格化权威下的一个子民，获得皇帝的保护。而三皇五帝到如今，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够在一个共和国内能够自己当家作主？
　　但另一方面，亿万群众似乎又重复了井冈山时期对经济、政治斗争对象的找不到适当把握的度，找不到在程序化和政策的掌握上适当的度的情况，又一次陷入了超越阶段的历史狂热，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一起犯了不少错误。
　　这一时期的党内民主是与共和国的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建立共同演进的。
　　一方面，新中国培养了一批批新时期的知识分子，这使得过去中共内部的斗争方式在社会层面上更进一步放大地克隆一遍──过去党内不同意见之争发生在革命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今天在更大一个尺度上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中产生了批评的力量。这种批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演化成无情斗争。过去党内残酷斗争的影响，今天发生在新时期的知识分子身上，悲剧在又一个更大层面上演。
　　另一方面，新中国从由苏联援建的新建立的200多个新的工厂、电站等开始，新建立的经济实体，它与共产党的组织领导是如何结合的？是一长制，像苏联那样？还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些党政、党企结合方式和经验都要从头摸索。
　　这些来自新知识分子和新制度建设层面上的分歧，本来都是很正常的，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过程，不幸的是：这些摸索过程中产生的意见分歧被我党不正确总结的路线斗争经验所左右和提高来认识。不同意见之争成为了互相扣大帽子的过程，还是上面说的：过去党内的无情斗争，今天在一个更大尺度上又被复制克隆了一番。
　　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建国史，必须看到人民群众在根本制度上当家作主以后所焕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热情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也不可否认：党内对过去所谓路线斗争经验的不正确总结导致了──在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时期对制度建设和力量运用不断试错过程中，正常的意见分歧和建设性批评，被扩大为路线斗争，提高到党内斗争反映社会阶级斗争的高度。因此这一时期的党内民主并不正常，是与社会上的扩大化斗争互为影响的。

三、改革时期的党内民主
　　改革开放时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在国内扶持不同的所有制经济，鼓励各种社会民间经济力量自主发展。在国际上，中国共产党将各种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生产生活水平上台阶的东西和发展因素，不问所有制、不问政治背景地，一视同仁的引进来。20多年来，中国由此发生的历史性巨变，有目共睹。
　　应当说，这一时期引入和允许搞活的多种经济成分、社会成分、国外成分，都没有出现危害共产党领导的情况，只是促进了共产党治下的社会经济发展。
　　因此，除了个别时段以外，中国共产党与各种力量共处相洽得很好，这种社会发展状况也反过来影响到党内民主的发展。党对现阶段党与社会上的各种经济成分共处有了清醒的认识，这一点保证了党内的意见分歧能够正常进行，不再重复过去党内无情斗争的路子。在这一时期，党内民主发展还有以下几大方面：
　　（一）首先是邓小平带头，和平交接领导岗位。大张旗鼓的成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让一大批年轻领导干部顶了上来，走进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岗位。并且进一步实现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和高素质化。
　　（二）其次是，一方面中共干部在地方和企业由于本人具有高素质多以专业人士的面貌出现，不再强调党的干预特征；另一方面在社会上，经济和事业单位的大批岗位由非党人士出任。因此保证了经济社会方面的种种正常争论，抛开了党内斗争的影响，能够正常地进行。
　　（三）再其次，配合以上政治经济能量由专业化渠道传递的发展趋势，党内的信息传递也打破了过去的先上层后基层、先党内后党外的传统。这种党内信息产生和传递模式的改变，也就适应了社会上的信息传递由过去的金字塔和封闭、单向模式转到今天的横向、瞬间大覆盖的网状传播模式的发展趋势。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内民主状况与社会发展状况，可以预见下列趋势：
　　（一）党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全面介入社会事务的状况，将被大多数事务由社会有关专业人士处理的现代社会管理模式所取代，而党的组织应当只负责干部的任用和监督。
　　（二）进一步说，党的组织对干部的任用和监督的方式也将被与地方的民主选举法规结合的程序化渠道所替代，因此要求党的组织活动不是以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与经济单位结合的方式进行活动，而是以与地区选民、纳税人的活动规律结合的方式进行活动。
　　（三）因此，现在的党的基层组织以经济事业单位的党组织活动为主的状况，应当被地区的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在地区活动的方式所取代。党的基层组织活动着力点也应当放到与选区、社区对应的事务当中。只有这样，才能继续用党内的民主发展去影响社会上的人民民主发展。
　　在这方面，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我认为在这方面，国外一切有关执政党的党组织和党员活动与宪政活动结合的好的经验和方式，我们都可以借鉴。
　　我们希望在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能够出现一种积极探索的空气，党内带头改革，走出一条执政与发展宪政很好结合的新路。只有这样，才能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当中的关于加快民主制度和政治文明发展的人民迫切要求尽快得到落实，用空气一新的民主局面，促使国内的各种积极力量团结起来，去完成新世纪我们中华民族的宏伟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