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大到十八大：假如列宁看到广东的党代表常任制试点

一：代表常任制应当追溯到列宁的“工农检查院”思想
　　1923年列宁给联共（布）也就是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建议是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并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当时，苏联的重工业化、农村合作化等等尚未进行，工农检查院的设立，就是用工农代表来直接监督旧机关和旧的国家机构。
　　这是因为，十月革命以后，掌握国家的苏维埃于1920年成立了工农检查院，目的是与指挥红军作战保卫新政权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一道，保证政权的运行。
　　也就是说，当时的俄国新生政权，是实行党政分开的，党的部分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指挥红军进行保卫政权的重大领域斗争，而在日常的征集粮食、燃料等物资和保障运输等部门经济活动，还得靠旧政权留下的来的政府部门，唯一不同的就是成立了工农检查院来监督旧政权机关的运作。
　　由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与城市旧政权遗留的职员、公务员共同受到饥荒和国外封锁威胁，在战时共产主义不断颁布特殊法令时期，工农检查院的工农代表可以直接命令旧职员，可以直接介入旧政权的运作。但是随着后来新经济政策的采用以及允许一部分资产阶级经济成分进行合作，工农代表的文化素质和低下的效率，就不足以监督旧政权的运作了。
　　因此，列宁对于联共（布）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重大建议，第一是把优秀的工农代表加以培训或者提高以后，充实到工农检查院。第二是把工农检查院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运作合一成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它同时具有监督旧政权和联共（布）党的中央领导层的职能。
　　列宁的《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提出了工农代表应当向两个方面努力，一是提高文化水平和行政知识；第二是不怕党内的领导权威，大胆地执行党内监督职责。
　　《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中看到的列宁的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思想，应当说就是世界上所有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都会面临的党内民主问题的集中体现。
　　《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其中一条，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代表常任制，也就是出席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是具有监督对象机关的相应知识，应当是常任的。
　　在工农代表不怕党内的领导权威，大胆地执行党内监督职责方面，列宁在文章中写到：“我们中央委员会（相当于党的代表会议──引者注）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的和威信很高的集体，但是这个集体的工作条件还和它的威信不相称。我提出的改革必将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引者注）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
　　了解列宁去世之前与斯大林关系的人都知道，列宁对于像斯大林这样的党的领导人建立个人权威以个人意志强加于党的趋势是有所警觉的。因此，他的关于建立党内民主的思想是很有针对性的。但是，列宁去世以后苏联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实践，却没有按照他的设想发展。
　　苏联历史的进程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以及国内一长制的设立，加大了集权政治的发展。工农检查院并入党的中央机构，也使得党政分开的原始基因不存在了。
　　党政不分和经济中高度权力集中的计划经济使得斯大林因势利导成为党内高度权威，1934年工农代表进入监察机关的制度彻底终结。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和无情的党内斗争，伤害了无数的党内积极因素，破坏了执政党的形象。可以说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斯大林创造了一个破坏党内民主的不好的先例。
　　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破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1923年到1956年这30多年中，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都在党内民主问题上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探索。1956年这一年，苏共二十大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也提出了代表常任制的新主张。中心思想就是要实行党内民主，对于党的主要领导层和主要领导人实行有效的监督。
　　历史又发展到2002年和2007年，中共第十六和十七次代表大会，又一次重新提出了党的代表常任制的设计。这两次代表大会与1956年的八大又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在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建立了多种体制并存的新的市场机制情况下，党政分开和下放自主权已经有了历史性的改善。
　　今年，我们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大之前，重新回顾和重温历史，把党的代表常任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是十分有必要的。
　　回溯列宁关于改组工农检查院的思想，概括起来，那就是工农代表进入旧政权进行检查与进入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行监督，应当是同等重要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需要引入一部分资本主义因素的情况下，工农代表需要学习检查对象的业务知识、提高文化水平。并且，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个人领导权威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应当“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

二：十六大、十七大以来代表常任制试点情况分析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以后，对于党的代表常任制试点就是党内一项重要的探索实践活动。为此2008年中央颁布了党的代表常任制试点条例，实行试点的很多省份也出台了各自的试点条例。
　　可以说，逐年扩大的党的代表常任制试点可以说在实行试点的很多省份都有大量的实践，取得了一些经验。但是集中分析起来有几个共同的弱点：
　　第一是试点中的党的代表不专职、不专业，对于党的领导业务的工作程序不熟悉，无法实行有效监督；
　　第二是党的代表与产生代表权力的来源关系不十分紧密，没有政治授权与特殊的党的宗旨和群众基础关系的设计；
　　第三是党的代表的人格化权威还不十分明显，没有当初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工农检查院的对于行政人员的威慑力。更谈不上对于党内一把手权威的那种人格化权力的对等。
　　在第三点上可以讲一个故事：在中央的党代表常任制试点条例中规定，党的代表有权列席同级党委会全体会议。但是，条例没有规定党的普通代表出席全委会具有的发言表达权利的具体内容。
　　2011年7月11日，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上，44岁的省党代表，海丰县海城镇新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陈东平列席了会议。作为来自基层的党代表，列席会议的陈东平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点名发言。普通话不太好的陈东平显得有些紧张，还是按照人大代表出席会议的惯例只介绍自己单位的情况，因此向汪洋书记讲述了当地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问题。
　　从19岁中学毕业后就进入居委会的陈东平，是干了20多年基层工作的基层干部，1999年—2002年曾在海丰县党校函授行政管理大专学习。虽然海丰县地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已经向城市化经济发展，村委会早就变成居委会，但是陈东平还是感到自己是一个农民，用他的话说“非常渴望学习！”
　　学习什么？就是学习实际上党在城市工作中是怎样一个工作程序，党的主要领导与当地的各项行政和业务工作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些东西不了解，单凭几十年一个居委会的工作经验，参加或者列席党的高层会议，别说是省委全会，就是县委或者镇委的会议，陈东平都会难免紧张。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此并没有简单对待，而是从试点代表常任制要从全局和深远考虑的出发点着想。他认识到，代表常任制试点，不是一个简单应付的问题，而是要真正发挥作用。不能是实行了好几年常任制试点，还是让代表做一个哑巴代表。
　　他提出，“列席代表不要光带耳朵来，还要带嘴巴来！”为此，在广东进行了全国的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对像陈东平这样来自基层的工农党代表共有100人，专门选拔出来进行培训，并放在一定岗位上代职一年。目的之一是把陈东平们培养成为“四会”（会想、会写、会说、会干）的党代表。
　　在100名工农党代表代理的岗位中，市直部门6个，县直部门80个，镇街部门14个，全部为涉工、涉农及社会事务管理部门。他们还可列席县委常委会或政府常务会。在进行一段时间的培训结束后，这100人就会出任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新的职务。陈东平将在海丰县出任代理县民政局副局长。

三：党的八大关于代表常任制的设想与列宁的思想并不一致
　　十六大、十七大以后进行的常任制实践，并不是在列宁改组工农检查院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而是在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代表常任制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那就是仿照党的八大关于代表常任制，进行每年一次的年会，提提案，列席会，搞调研。看中央关于常任制试点条例和试点省搞的试点条例，也都是如此规定的。
　　“列席代表不要光带耳朵来，还要带嘴巴来！”试点中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看到了其中的缺陷。
　　党的代表常任制运行，能否只局限于模仿党的八大关于代表常任制呢？
　　人大代表的现行运行，已经与党的代表的运行要求和出发点不一样了。作为人大代表的发言，往往具有人大代表所在的企业和行业的锤炼特征，人大代表了解行业和企业相关市场的情况。他们的发言抽象的往往是社会经济和相关现象。
　　党的代表需要的出发点是基层和联系群众的根本宗旨，这是与今天的资本力量和市场力量代表出发的人大代表所不能比的。但是，在常任制试点中，党的普通代表往往对于高层中发生的党的领导行政的渠道和数据不了解。没有高屋建瓴的发言角度。因此造成了试点中列席代表的只听不说的毛病。
　　广东的试点中出现的问题，暴露出了关于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呢？还是相反的，由社会民主带动党内民主的问题。也就是说，仿照人大代表的运作实行党内民主的试点这一条路到底行不行？
　　这是因为，人大代表的运行目前越来越暴露出少数人的民主的特征。
　　在前面提到的广东省委全会上，汪洋在报告中就强调，要高度重视基层群众话语权，更多地倾听来自基层的“沉默的声音”，而不把民主变成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学术精英、网络精英等少数精英的事情。
　　这里面的内情就是，目前人大代表的运行越来越显现出“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学术精英、网络精英等少数精英的”特征。如果按照人大代表这种精英民主特征运行党代表常任制试点，那就会越来越严重地出现哑巴代表的情况。
　　广东省从去年大抓基层党的工作，就是因为社区中大量的流动人口和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管理要素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党的领导只抓招商引资和治安、常住证等硬件管理，已经越来越跟不上形势。需要在动员社会管理和社会改革方面动用全体政治资源包括党的整体领导力，所以，在党代表常任制试点中广东省委确立的目标与人大代表的运行机制是不一样的。
　　因此在试点中，原来的按照人大代表的运行设置的党代表常任制试点思路就不适用了，脱离了实际。我们就不应当局限在党的八大的关于提出代表常任制的思路中，而应当更加深远地追溯到列宁的改组工农检察院的党内民主设置思路，从中来设计今天的党内民主制度。

四：假如列宁看到广东的党代表常任制试点
　　1923年，列宁虽然身体虚弱、距离他去世一年时间了，但是他一直关注着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被允许存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力量会与工人阶级争夺停止了余粮征集制的农民。这个问题后来被斯大林解决了，斯大林采取的方法就是合作化和重工业化。第二个就是即使采取高度计划经济的工业化方向，怎样在这之前切实解决党内民主设置问题。一旦此问题不解决，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必然会出现党内权力垄断和个人崇拜的现象。
　　列宁为此发表了作为对党的十二大会议的建议的文章《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这之后一直到联共（布）十七大，工农检查院都作为一个监察机关存在着。但是1934年苏联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建立起来，工人的劳动特征被局限在工会组织的活动中，被认为没有必要从工人的特点出发去在中央一级对党的权威实行检查和监督，因此，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取消了工农检查院。
　　与取消工农检查院相关联的，就是把联共（布）的原先每年一次的党的代表会议，被不断拖延召开，越来越加大了党的全体代表会议的召开间隔。
　　这种情况在各级各地的党委会与代表大会的关系上带了不好的头，也在国际共产运动中带了不好的头。
　　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重提阶级斗争以后，中国长期实行这种政治体制和党的体制，结果就是像邓小平曾指出的那样：“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
　　改革开放时期，上述政治体制上的问题被不断放大，在各种暴露之处被丑陋地暴露出来，非常醒目和令人不舒服。
　　邓小平的话在经济任务繁重、改革开放内容繁多的广东省委的代表常任制试点工作中带有紧迫性，因此在去年的一次省委全体会议上暴露出党代表的意识能力不足，特别是从党的观点出发的议事能力不足以后，今年广东出台了百名各级党代表进行岗位培训了解政府运行规则，从党的观点总结今后议事能力建立途径的方案。
　　2001年即当选为镇级党代表的贾东亮已有10余年的代表经验，对于如何做好一名党代表，他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想法。但是对他来说，代职仍然是个“新事物”，这个平台让他“很兴奋”。
　　“在农村，很多人不清楚党代表是干什么的，甚至有人会问党代表是多大的官。”贾东亮认为，作为党代表要常怀“爱民，亲民，为民”之心，要多干惠民之事。更重要的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展开深入的调研。以前，他常常苦于缺少这样的平台。
　　“作为一个农民，对于党委和政府部门如何运作，我并不了解，而这次代理的副局长职位将是个很好的平台。广宁县是农业大县，在农业局代职，我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调研和学习，从而更好地了解农业现状，为农业产业化发展做一些工作。”贾东亮说。
　　陈东平和贾东亮等一百名代表在代职一段时间以后，一定能够提升对于党委和政府部门的实际运行关系的认识，以及对如何恰当地进入以往只有领导才有的议事气场中有相应的认识，这对于今后他们列席党的各级全委会增加发言的全局性和前瞻性，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特别是，一旦每年一次的代表会议经常性的召开，代表们有了更多的全新的促进政治生活的亲身体验，将会在与基层的群众和党员的互动和切磋中产生植根于民主渠道当中的巨大管理力量和创新力量。
　　这样的党代表常任制试点就是成功的，就是符合推广要求的。
　　假如列宁看到今天的广东省党代表常任制试点，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