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从组织决定奥运羽毛球运动员让球说起

（一）中国羽毛球选手让球与英国自行车选手假摔的对比
　　这次奥运会与中国的体育形象最有冲击力的事件，就是羽毛球队决定女双选手在比赛中故意输球的事件了。
　　包括中国羽毛球女双运动员于洋/王晓理在内的8名女子羽毛球运动员，因消极比赛而被取消伦敦奥运会羽毛球比赛的参赛资格。在7月31日晚的比赛中，为了避开提前与本方队友在淘汰赛中相遇，女双Ａ组的于洋／王晓理与郑景银／金荷娜，以及女双Ｃ组的河贞恩／金旼贞与波莉／乔哈里，都选择了消极对待比赛。这四对组合在场上缺乏斗志和求胜欲，击球不是下网，就是出界。两场奥运级别的对决，水平却还不如业余的。温布利体育馆近6500名观众嘘声四起。
　　与韩国和印尼的羽毛球选手的取消参赛资格相比，中国的一对选手被取消参赛资格又衍生出背后的很多故事，那就是中国羽毛球队一贯的做法──组织决定选手让球和退赛事件，甚至有人在羽毛球队搞一言堂，使得看不惯他那一套的人都被排挤离开。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同样的是出现让球丑闻，别的国家的运动员可以就事论事，而中国的运动员则会牵扯到这样多的历史和人脉关系呢？
　　让球被禁赛事件的第二天，8月2日的奥运会男子团体场地自行车赛上，英国选手在决赛中击败法国获得金牌。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英国队的夺金过程涉嫌“欺诈”和“作弊”而引起了争议。当时英国运动员辛德斯在英国队整体劣势的情况下，仅仅骑行了四分之一圈后就自己摔倒在地。按照国际自行车联盟的规则，英国队得到重赛的机会。这一次，英国队没再出问题，辛德斯的起跑相当完美，与队友肯尼和霍伊率领到达终点。辛德斯事后说：我和队友商量过，如果开局不好的话，我们就故意制造摔车事故。
　　一时间，对西方国家和对中国使用双重标准的说法就出现了。
　　西方的奥运参与者管理者，不光是有自行车赛场不光彩的事件暴露，而且在涉及到中国运动员的评判打分的多项运动中，都有不光彩的偏见和人为错误发生。
　　奇怪，为什么这些都没有进行背后的一系列历史人脉关系的事件发酵呢？
　　与英国运动员的坦然发言相比，据相关人士透露，于洋和王晓理被“队上已经宣布，不允许单独出门，不能接受采访，也不能提前走，要跟球队一起回国。”
　　在我看来，与于洋王晓理被取消参赛资格以后被禁止发言相比，英国选手坦言自己的作弊行为，可能为自己的加了分。中国运动员在对待自己的运动行为的不自主和自觉照顾整体组织的行为，可能被外国的管理方和观众认为是不透明和成为体制性的作弊。

（二）法治和人治的区分造成体制性和个别性的不同认定
　　体育是人生大舞台的浓缩，在具有法治传统、民主传统、言论自由的国家出来的运动员，也一样具有人性的弱点，也一样会钻规则的漏洞进行作弊，而由于他的法制民主背景，会被观众看作是个体行为。
　　但是，在不透明的没有运动员个性表达和内部不同声音的运动体制中，运动员的权利被组织决定牺牲，个人专制管理被披上组织的光辉，这很容易同样出现运动作弊一现象时被看做是体制性的作弊，这就决定了在对待同样现象时的不被世人所宽容、所淡化。
　　中国在竞技体育和奥运赛场上的成绩崛起，是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同步发展的。正是由于国家实力的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进步，自从1984年中国重返奥运会算起，中国人的体质和运动员的成绩都发生了很大的提升。中国的体育市场化和与运动有关的家庭投入也有了很大发展，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有了历史性的的接近。
　　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侧重于专家治国式的精英层治理，内部的不民主和外部的不透明给人以难以进入其中的感觉。就像中国乒乓球和羽毛球自己与自己玩的内部提升，给人以垄断的印象。
　　因此，在经济上西方国家经常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经济运作不透明、内部人权状况不佳等等。
　　在奥运赛场则指责中国对中国运动员使用“几近折磨的训练方式”。中国运动员一直“像机器人一样被从冷漠的人体生产线上制造出来”。 中国的奥运体系是“价值5亿英镑的官僚机器”，显然是为了“大批炮制”奥运选手及“确保中国在世界体育界中的优势地位”。
　　应当说上述指责都是不客观不真实的，有许多也是无中生有、别有用心的。
　　同时，通过此次羽毛球队让球事件，我们要在中国羽毛球队的内部治理上的一言堂、自我为是的管理中也应得到一定的反思。
　　组织与民主究竟不是对立的两个极端，组织与透明和个体的参与也不是对立的。
　　在这方面，下一步要在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建设上为中国社会、经济及文化各方面建设做出表率。

（三）专家式的管理究竟不能代替民主文化的确立
　　中国的竞技体育基础还不是市场化的各个俱乐部，而是由国家和各地政府出资建立的各种国家队地方队。在这种情况下，体育的最初参与者都是拿着国家工资的政府雇员。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谈得上运动员的民主参与。一般都是组织培养、教练或者专家治理一言堂的运动参与。
　　中国的竞技体育市场化步伐之所以走得慢，是因为中国的服务业水平和民众的生活水平还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在运动市场主体是运动员的认识方面还有差距。
　　在网球运动员管理上，中国运动员李娜、郑洁和彭帅是第一批以运动员为中心为主体进行市场化管理的例子。
　　李娜、郑洁和彭帅在聘请教练、训练师和医疗师方面有自主权，她们的体育运动在规则遵守和信息透明方面，与体育界市场化规则结合的较好，因此，她们不会被指责为“冷漠的人体生产线上制造出来的机器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共同的一些表面现象，西方无端的指责来自于不同的体制背景，我们只有在建立运动员为主体的运动体制方面有所突破，才能在共同的竞技赛场上得到同样的宽容和理解。

（四）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党内要做表率
　　李娜、郑洁和彭帅在以运动员为主体，进行竞技体育基础搭建方面做出了具有时代性的探索。给了各地运动队和队员未来的参加竞技体育一个未来体制性建设方向，这是结合市场化建设，具有趋势性的党外民主的探索。
　　但是，具有根本性的党外民主发展还是要靠党内民主来推动。
　　7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讲话时强调，“新形势下，党所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党员队伍组成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根据已经披露的数据，可以认定，高学历人才和年轻人的剧增是中共党员结构方面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
　　1949年，当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掌握执政地位时，党员总数为449万人；截至201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则高达8260.2万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党员队伍中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3191.3万名，占党员总数的38.6%；35岁以下的党员2062.2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5%。
　　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中共党员的高学历化和年轻化增长程度是惊人的。党员队伍组成结构的重大变化，其影响之一在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更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更强的权利意识，他们与社会的连接也更加密切；时尚的价值观念和时兴的思潮理念对于他们其中的相当部分人具有吸引力。之二则突显为这一代年轻而高学历的党员，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成长，对于党的历史传统和传承也许更加陌生和游离，对于党内政治斗争更缺少经验和共识。这样势必会给党组织带来新的变化和新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民主必然要存在发展的趋势。党内民主的发展重要的方向就是确立党员的主体地位，把组织的教育约束与党员的主体地位平衡起来。
　　如果说党外民主要靠的是市场化民众主体的确立，那么党内民主的党员为主体则是要在对于社会的市场化的结合方面有所探索、有所建树。这样才能做到真正成为最广大群众利益的代表。
　　奥运赛场上，中国乒羽中心领导已经就中国羽毛球队的让球事件表态要进行反思。
　　支部建在连上，作为代表最广大群众利益的国家羽毛球运动队党组织，就应当表现出胡锦涛所说的“党所处历史方位”意识，那就是在国际赛场上，在得到运动成绩同时要得到世界各国民众的精神层面的认可。
　　在这方面，以小见大，我们不是可以反思出很多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