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陈伯达：主席保全我使我免遭四人帮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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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于《文史博览》2005年第21期，原题为“陈伯达晚年的生活与自省”
　　晚年的陈伯达十分敬仰毛泽东，他常说，毛主席确实英明、伟大，他是个民族英雄，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陈伯达一直认为，批判他的鼓吹天才论、并且在全国掀起“批陈整风”运动的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他还说，我是永远感念毛主席的，就个人关系而言，是毛泽东发现了他，把他调到身边当第一号政治秘书长达三十多年；毛泽东曾经对他十分信任，交给他很重的工作担子，给他以主管全国意识形态的权力；是毛泽东提拔了他，使他从一个文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在三十多年中，毛泽东给了他很大教育；是毛泽东引导他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他才能写出《评“中国之命运”》、《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著作；是毛泽东的教导，才使他稍微懂得中国革命的某些道理；在毛泽东的帮助下，他才有了一些研究的条件和成果。他把自己当做毛泽东的一个“小学生”。他说，我这个“小学生”后来犯了大罪，不成器，是怪我自己没有走好路，不能怪先生。他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林彪自我爆炸后能保护他，使他得以保全生命，免遭“四人帮”的毒手，更是十分感激。他说，没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我可能早就没命了。
　　陈伯达晚年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总结了自己的教训。他经常真诚地说：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我对自己的过去是自责的。他对党和政府在他晚年能给他较好的生活条件由衷感谢。陈伯达晚年曾写过一幅字：“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幅字，充分体现了陈伯达在80年代的心境。
　　陈伯达于1982年5月写了《求知难》一文，投到《读书》杂志上。陈伯达发表此文用的笔名是“纪训”，意思是记取教训的意思。当年的《读书》杂志全文发表了《求知难》。陈伯达的这篇文章，是他总结自己一生教训之作。他在这篇文章中，把人比喻为一个求知者，而求知是很难的。他均以《西游记》的故事为例来谈他的认识。从他对求知者必经的诸多苦难的认识来看，他对自己的罪行还是认真反省的，而且，他虽然已是暮年，却努力改过自新，把自己当做一个求知者。
　　1989年9月，陈伯达在北京病故。香港和台湾的报纸首先报道了陈伯达病故的消息。陈伯达的遗体被送到八宝山火化。据在现场的陈伯达过去的一些部下讲，火化时，没有讣告，也没有悼词，但耐人寻味的是，他的遗体被安放在了按惯例只安放病故的高级首长遗体的第一告别室，他的遗像也挂在那里。有40多位他的亲属、老朋友、老部下、学生，前来为他送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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