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珍珠港事件”给中国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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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2-11-7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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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珠港事件中遭到袭击的亚利桑那号战列舰

　　半个世纪以来，不少西方人士认为，珍珠港事件的发生必然使蒋介石欣喜若狂。原因是在事件爆发之前，蒋介石早已丧失战斗意志，因此美日开战一直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事件。
　　当它终于到来时，蒋介石自是难以抑制其内心的喜悦。这个说法的含义非常明确：珍珠港事件爆发给美国带来灾难，但它却让蒋介石的军队从此以后无需认真作战，可以静待盟国把胜利果实双手奉上。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吗？
　　A
　　第一反应是后悔
　　美国人关心其他国家和人民如何对待他们的灾难，这本是极为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可以从这些国家的反应中分辨出敌人和朋友。在美国新结交的盟邦之中，苏联领袖斯大林个人当时的态度不甚清楚。倒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坦然承认，珍珠港事件让他舒了一口气，甚至感到欣慰。
　　有趣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似乎并不在意斯大林或丘吉尔的反应，反而对中国的态度异常关注。早在日本尚未发动攻击之前，他已经主动地向胡适大使提出警告，万一美日战争爆发，他希望中国领袖及人民群众能够自我克制，避免公然庆祝。
　　但是翻看中国公私各方面资料之后，我们并不能找到任何迹象足以支持罗斯福的担忧。这些资料显示的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们似乎完全没有想到美日之间会突然爆发战争。相反地，他们真正不断期盼的是苏联和日本之间能够发生大战。事实上，他们并不曾仔细推想过，美日战争对中国前途到底会有何种影响。因此，罗斯福的这种顾虑，与其说是基于对中国的了解，不如说是对中国的偏见。
　　按照蒋介石的叙述，他对珍珠港事变的第一个反应是后悔，觉得自己早先不应该过度敦促美国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以致日本丧失谈判耐心而决心展开攻击。但是到了12月11日，他又从日本攻击西方国家的速度之快和执行之彻底等迹象得到一个新的体会。他推测日本必定是早有预谋，而且经过长期准备，绝不会因为美国在谈判桌上牺牲中国利益而改变其主意。
　　对于罗斯福经由胡适传来的警告，蒋介石则要到12月14日才在日记中作出反应。根据他的记载，他不仅感到不快而且大为不解，何以像罗斯福如此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不能超越典型西方人对华人的优越感，居然以为中国人对美国的被突袭会幸灾乐祸。在蒋介石看来，也正是出于这种白人优越感，才会使英美两国对于日本的攻击都疏于防范，以致一败涂地。
　　事实上，在中日两国四年多“战而不宣”的日子里，国民政府一直希望能够争取到的盟邦是苏联，而不是美国。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苏日开战才能即刻威胁到中国境内的日军。因此自从1937年以来，蒋介石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满怀兴奋地预言苏日战争即将爆发。所以等到美日战争果真爆发时，他们其实并不感到特别兴奋。纵使如此，他们依然决定把国家命运和西方国家捆绑在一起。

　　B
　　同盟国的“局外人”
　　珍珠港事变立即造成的后果，是让蒋介石有了信心，认为他自己先前向西方国家所提出的日本侵略威胁警告，证明果然是正确的。
　　根据蒋介石的看法，同盟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盟邦机制，协调共同作战。但他马上就发现，盟邦仍然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盟友，根本不屑把他们的防务计划告知中国。12月10日，当中国政府接到情报，日本不久将同时进攻香港、菲律宾、马来亚、泰国和婆罗洲时，蒋介石赶紧把情报转送给英美两国，并主动提议中国军队开赴这些地区去和英军并肩作战。12月11日，蒋介石再度警告英国，日本随时可能攻击香港和新加坡，并建议中英两国应尽速拟订联合防务计划。然而蒋介石不久即发现，原来美国、英国和荷兰三国早在1941年中期就已经安排了共同防务，但对中国却秘而不宣。这个发现使得蒋介石首次在日记中表露了他对盟邦的不满。他写道：“是其对我各种轻蔑之行为，视中国为无足轻重，徒利用之以消耗日本之经过事实，更无足为叹也。国际间本是利害为主，决无为人牺牲之国，若以此为怪或为愧，则痴矣。”
　　在同盟国领袖之中，蒋介石对罗斯福最具好感而且心存感激。但是这些感情很快就因盟国对中国的歧视和排挤而受到干扰。
　　在珍珠港事变发生之前，中国领袖只能“诉请”西方以平等方式对待中国；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他们认为中国无论在道德上或是法理上，都已经赢得了参加同盟国所有最高层次政治军事会议的“当然权利”。中国如果仍然被摒除于门外的话，其含义就不再是西方的疏忽而已，而是西方国家明目张胆地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次等盟邦和一个次等民族来对待。“种族歧视”的标志立刻变得无所遁形。
　　蒋介石本人此时确实被西方人士所表现出来的种族优越感所激怒，而且逐日加剧。在他看来，西方在战争初期之所以遭受巨大挫败，正是因为它们太不把日本人（亚洲人）放在眼里了。他也感叹，尽管美国过去曾经多次反对日本的“南进”或“北进”政策，但却从不曾反对过日本的“西进”（侵略中国）政策。
　　等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约定在华盛顿召开代号为ARCADIA的会商时，盟邦排除中国的迹象就变得明目张胆了。因为在这个会议里，英美两国不但制定了有关全球作战的大方针，而且成立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机构，一是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二是军火分配局。这两个机构都将对中国的战局产生重大影响，却都不允许中国派代表参加，也不向中国政府通报会议讨论的事项。尤有甚者，这个会议还径自宣布成立中缅印战区，事先也都未曾和中国商量。尽管蒋介石内心对此感到强烈不满，但是为了维护同盟国的团结形象，他还是对英美的决定加以隐忍，甚至接受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称呼。

　　C
　　熊式辉的“噩梦”
　　众所周知，中国加入同盟国最早得到的好处，便是大幅提升了它的国际地位。作为世界反侵略宣言的签字国之一，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四强之一。无论用何种尺度来衡量，这个事实都是中国自1840年代以来的重大外交里程碑。然而大部分学者却把这一事实，解释成是罗斯福总统对中国的恩赐。原因是只有罗斯福坚持承认中国的四强地位，而英国和苏联两国都对之视若无睹，觉得他是多此一举。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追问：罗斯福的态度到底有多少成分是发自内心的高尚情操或是“浪漫主义”（借用马歇尔的话）？是他纯粹想要帮助中国，或是出自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精准盘算？我们甚至可以问：在珍珠港事变爆发之后，假如西方国家没有把中国列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一个主要盟国的话，那么它们将会在世界人民心目中产生何种印象？
　　其实，此时正值印度的甘地公然宣称不与西方合作，而在东南亚也有相当一部分当地人士热烈响应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号召。这些发展都让中国成为整个亚洲地区唯一旗帜鲜明地反抗法西斯的国家。当然，更现实的考虑是中国已经拖住了超过50万以上的日军。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罗斯福是否在实行恩赐，而是西方国家在它们自己危急存亡之秋，是否还能够冒险地把中国排拒在主要盟国之外？
　　退一步说，排除一切温情主义，而从一个纯粹外交权谋问题来考虑，一个拥有强国地位的中国，也完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罗斯福在1942年1月邀请中国派遣军事代表团常驻美国。邀请函所表达的诚意和重视的口气，很容易就感动了国民政府，使他们相信美国政府会重视中国军事代表，就连宋子文也因此敦促蒋介石赶紧委派代表赴美。蒋介石把罗斯福的邀请当作认真大事，几天之内就任命亲信智囊熊式辉为代表团团长。
　　几乎从一开始，熊式辉的处境就陷入一个无止境的噩梦。登上横渡大西洋的美国军用飞机时，机组人员要求中国代表团成员坐到机舱后方，因为较好的前舱位子是专为白人所保留。
　　他们在美国南方迈阿密市着陆后，又被塞进火车里一个狭小的包间，因为大包厢只供白人享用。即使抵达华盛顿之后，他们的屈辱也还没有结束。当他们去一家犹太人经营的理发店理发时，店主拒绝为他们服务，理由是他们是有色人种。因此，熊式辉在还没有展开工作之前，就已经被这一连串的侮辱弄得极为不快。从最宽容的角度来说，这些侮辱事件之所以发生，显示军部一路上负责接待任务人员的无能。从最糟糕的角度来解释，它们却可能非常正确地反映了军部完全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心态，因此下级军官才胆敢作出如此粗暴的行为。
　　对于中国要求参加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一事，马歇尔则干脆拒绝讨论。到了5月3日，熊式辉不得不承认，他已经竭尽了一切力量，既然无法获得美方的善意响应，剩下来的途径便只有求助于第三者，如拉铁摩尔、居里、胡适大使，乃至宋子文。但最终均无功而返。
　　一旦熊式辉认为自己在华盛顿无事可做之后，便建议蒋介石尽快把他调回国。蒋介石本人对盟国冷落熊式辉一事也大感不满，甚至曾经一度考虑召回驻英大使顾维钧以示抗议。但是由于幕僚们一致认为这种做法太过极端，所以最终还是没有付诸实行。
　　不久之后，熊式辉的困境在华盛顿政治圈里变成众所周知的事件。熊式辉在美国受到的冷遇到了1942年底表现得最为突出，因为到了此时，罗斯福连他的名字都忘记了。1942年12月6日，蒋夫人从美国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其中有一段话提到熊式辉说：“罗总统忆及有一熊姓中国军人在美，托其（罗斯福夫人）一询有无接见必要。妹告为熊式辉，对日本问题颇有研究。”这和1942年初罗斯福急不可待地要把熊式辉代表团请到美国作为对比，实在由不得人不感叹。 （据《新民晚报》）

落后必挨打，落后必被岐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