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周恩来为何下令处决朱德前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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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与朱德

本文摘自：中国文化传媒网，作者：杨国选
原文标题：《周恩来为何下令处决朱德曾经的妻子》

　　罗亦农被捕后，中共通过内线查清了奸细的底细，感到刻不容缓的是要设法将霍家新、贺治华他们手中的名单夺回来，并进而消灭这个告密的“口”。这项紧急处决叛徒的机密行动就是由1928年4月刚返回上海的周恩来领导并布置的。
　　原配夫人刘从珍
　　原配夫人刘氏（刘从珍），是仪陇县马鞍场刘家坝人，大舅的女儿，也就是他的表妹，生于1884年8月14日，母赵氏，住仪陇县新寺穆家坝，长朱德两岁。1905年，由父母作主，把他大舅的女儿刘氏许配给他，并于这年九月完婚。第二年春，就不顾生父朱世林的强列反对，在席聘三老师的帮助下，毅然外出求学。三年后又离家远赴昆明，再也没有回来过。为这事，生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原谅他。夫人很清楚他心中的苦，更为他执著的追求、忧国忧民的浩然之志，深深的感动。婚后虽然她一直独守空房，但在父母面前从不显露，任劳任怨，精心侍奉老人，深得朱德父母喜爱。绩麻纺线，挣取零用，从不写信向朱德要钱。三十年代中期，朱家祖坟三次被发。善良的刘夫人，从此有生之年吃斋念佛，祈求朱德一生平安。朱德对刘夫人虽无妻之爱，但姐弟之情犹存。他驻军泸州时，就曾接家母和刘夫人到旅部长住。解放后，又叫她去北京生活。但夫人感到乡村生活舒服自在，不愿意去。1958年2月病逝，享年74岁。病逝后朱德的儿女还曾为嫡母送葬。
　　第二任妻子萧菊芳
　　朱德早年的几段婚姻，是中国妇女苦难历史的浓缩。
　　在家乡四川仪陇时，为了反抗世俗的娶有钱人家姑娘可得一笔陪嫁的风气，受新思想影响的朱德发誓要与受过教育的女子结婚。多次拒婚后，他离开家乡，前往成都报考了一所高等师范学校。
　　1912年秋天，朱德投笔从戎，赴云南讲武堂。朱德认识了滇军中一位朋友的妹妹肖菊芳。肖菊芳是昆明师范学院的学生，出生于积极参加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家庭，是一个诚实且思想进步的姑娘，没有缠足。当时朱德已是云南讲武堂的青年教官，许多人都很关心这位少校的婚事。在朋友的巧妙安排下，朱德到肖菊芳家拜访，肖马上就对这位年轻英俊的少校产生了好感，并羞答答地同朱德说了一席话──这在当时是相当“革命”的举动了。不久，朱德同十八岁的肖菊芳结婚了。婚后的肖菊芳继续在师范学校读书，仍住学校集体宿舍，朱德也依旧住在讲武堂，整日带兵操练，他们只能在星期天团聚。凭朱德当时的地位，完全可以在昆明找一套别墅住，可是朱德和萧菊芳没有这样做。多年以后，朱德曾经自豪地说：这婚事并不是资产阶级的。
　　1916年初，朱德随讨袁护国军第一军北征，开往家乡四川。这时萧菊芳已经怀孕了，也许是想念丈夫，也许是想念丈夫的家乡，朱德出征后，萧菊芳毅然坐轿子来到泸州，在泸州租了一所小小的住宅，同朱德住在一起。
　　9月底，萧菊芳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保柱”（即朱德唯一的儿子朱琦）。保柱为这个小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的气氛。萧菊芳为养育保柱日夜辛劳，却不知病魔突然袭来。据说孩子出生数月后，肖菊芳患了类似赤痢的热病，不久就去世了。不过，另据《朱德年谱（新编本）》记载，肖菊芳是在1919年6月24日去世的，当时朱德哀痛之余写下了一首悼亡诗：“草草姻缘结乱年，不堪回首失婵娟。枪林弹雨生涯里，是否忧惊避九泉？”
　　第三任妻子陈玉珍
　　正所谓“草草姻缘”，朱德带兵转战各地，肖菊芳还在云南时（《朱德年谱（新编本）》之说），朱德已在四川另有家室。又据说：肖菊芳病逝后，许多人劝朱德再婚，朱德想到没有母亲的婴儿需要有人照料，也就同意了。参加护法战争后，朱德与孙炳文是挚友，朱德的一位朋友知道孙炳文有一个外甥女，于是，这位朋友就将孙炳文的外甥女介绍给朱德，不久，朱德就娶了一位“老姑娘”，即21岁的陈玉珍（贞）。
　　陈玉珍（贞）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夺人风度，而最吸引朱德的是她的端庄、沉着和自信。陈玉珍（贞）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曾在四川南溪简易师范学校读书。参加过加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6年的革命活动。但陈玉珍有个条件，如果不在结婚前同求婚人当面谈谈，她就拒绝考虑婚事。
　　朱德接受了这个“挑战”。朱德见到陈玉珍后，双方都产生了好感。这对夫妻还有许多共同的爱好：读书、音乐、莳花，陈玉珍（贞）此后虽没有生育，却对朱德亡妻的孩子视若己出。陈玉珍是一把理家的好手。婚后，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非常干净。当她知道朱德喜欢养花时，她在小家庭的里里外外都摆上了鲜花，她还精心修整出一个很漂亮的花圃。她爱保柱，把保柱看作是自己亲生的孩子。
　　第二次结婚，使朱德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
　　在穷兵黩武的年代里，朱德的三口之家仿佛是一个安全港，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当年当地有思想的人，经常到朱德的寓所聚会，研究中国社会，探讨民主、科学、民族和种族平等等问题。为此陈玉珍（贞）还布置了一间精致的书房，搜寻了一些关于俄国十月革命思想及民族平等的宣言等题材的书籍和小册子，还订阅了《新青年》、《新潮》等杂志。此外，由于两人的兴趣和爱好相近，陈玉珍（贞）还精心为朱德选购了《诗经》、《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孙子》等大量古典书籍，其中有许多还是珍贵的清刻本典籍，为此她还买了两个漂亮的书柜，并把这间书屋整理得井井有条，成为朱德平日十分喜爱的一个地方。朱德在这里大量地阅读，后来其中的一些书由泸州市图书馆收藏（大致有1500多册），上面还保留着许多朱德读书时的批语。后来朱德曾回忆与陈共同生活过的日子，他说：当时“封建的社会习惯在四川还很顽固，可是我的妻子和我，还有我们的朋友，对它全力攻击。我们多数人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生活，组织聚餐会──在这种场合，男人和妇女以平等的地位交往。男人们把他们的妻子和姐妹带来，而她们也生平第一次学会了与没有家属关系的男人讨论问题”。
　　但是，这种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当时朱德虽从滇军的团长、靖国军的旅长升至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和警察厅厅长，但他寻求中国出路的心思愈来愈重，不甘心困守在小家庭生活中。1922年6月，朱德接到川东军阀杨森的电报，邀他到重庆作客，于是朱德告别了妻儿，离开了南溪。临走前，朱德接到川东军阀杨森的电报，杨森邀请朱德到重庆作客。朱德就告别妻子和儿子，离开了陈玉珍的家乡南溪。谁知这一别离朱德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1922年夏末，朱德与好友孙炳文一道离开四川前往上海寻找革命道路。然而，在上海，朱德被陈独秀视为“军阀“，被拒绝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朱、孙二人又从上海起程，搭乘法国轮船，前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欧洲。从此，朱德和留在四川的妻子陈玉珍（贞）再未见过面。
　　多年后，朱德已成为红军的总司令，尽管他和陈玉珍这桩婚姻，事实上早就“死亡”了。但他还是不忘陈玉珍，给她通书信。
　　如今，这些信件分别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和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充分发挥着特殊的“以物育人”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作用。
　　第四任妻子贺治华，周恩来下令处决的叛徒
　　贺治华，原名贺稚番、贺兴华、何芝华、郝稚华等，四川开江县女子中学教员。她性格开朗，举止大方，模样更是百里挑一，堪称“开江之最”。
　　1922年，因时局的变化，朱德离开云南。为了追求革命真理，他决定远赴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留学。贺治华在上海认识了朱德，她便追随朱德去了德国。朱德在此拜访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周恩来和张申府，并经他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有人还特意查阅了前苏共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在档案（全宗号530，目录号2，卷宗号1）里，记载有1925年9月4日中共旅莫支部的一次会议记录，内容是决定西欧同志的去留问题，其中留在东方大学读书的，第一人便是霍家新，第15人是“贺治华”。此外，中共的早期档案中，也有一份1927年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名单，其中邓颖超是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蔡畅、杨之华、李文宜、贺治华、周秀珠是妇委委员。这都说明了当年“贺治华”的身份。

　　1922年冬，36岁的朱德和19岁的贺治华再结良缘，1923年5月，贺治华和朱德转往德国哥廷根城奥古斯特大学学习社会科学。当时哥廷根还是很小的城市，只有4万人，有40多个中国留学生，其中四川人就有10多个。朱德夫妇住在文德路88号。当时朱德还常去柏林会见同志。11月，张申府和周恩来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加入共产党，至1925年朱德转赴苏联学习军事，同行者中也有贺治华。当时与朱德在德国旅居的中国同志，还有徐冰、李大章、刘鼎（阚尊民）、欧阳钦以及章伯钧、高语罕、郑太朴、谢唯进等。张申府与美国女学者舒衡哲谈话中提及那张著名的8人合影，张申府介绍说：“最右边坐相有点不自然的是朱德，蓄平头，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西服。面对朱的是一位漂亮的少妇陈玉珍，（是）朱当时的妻子。”（《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张申府误把贺治华当成陈玉珍（贞）了，因为陈玉珍根本没有出过国。（这个错误或许是舒衡哲的误写）至于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朱德加入中共后与部分留德人员在哥廷根的合影照：最左边那位戴眼镜的是29岁的张申府；最右边的是表情拘束的朱德；面对朱德的，正是那位漂亮的少妇，也即当时朱德的妻子贺治华；站在朱德身后的是孙炳文；后排正中，那位双手抱起、面呈怡然笑容的则是章伯钧。当时这些人都要参加每周三举行的党小组会。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的郊区，有时就在朱德的住处。
　　1925年7月，朱德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3天后获释放，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经波罗的海前往苏联。此时贺治华已经身怀六甲，朱德便把她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农庄，自己则于9月下旬按照中共旅俄支部的安排参加实际工作训练班学习。1926年4月18日，贺治华生下了女儿朱敏。四十岁得了一个千金，朱德说不出的高兴，亲自为女儿起名“四旬”。贺治华不仅嫌弃女儿的名字土气，甚至也嫌弃朱德性格老实、不懂浪漫。还在德国的时候，她就对朱德日渐冷漠。女儿的出生，也未能使她对朱德的态度变得温和。她便给女儿另起了一个洋气的名字“菲菲”。
　　朱敏后来在回忆文章中略微提及其母，如在《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中，朱敏写道：“……这之前，爹爹和母亲贺治华刚刚相识，母亲也将随同到德国留学”，至于自己的身世，她又说：“……1927年夏天，她（贺治华之母）让我姨妈从成都万里迢迢赶到苏联边境，从我母亲手中接过不到一岁正在患病的我”，“小时候听外婆告诉我，1926年4月我在莫斯科出生的时候，爹爹这年正好40岁”。此外，就几乎没什么进一步的描述了。
　　1926年5月，党中央决定调朱德回国去四川做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考虑到国内环境恶劣，朱德只好让妻子贺治华和女儿朱敏暂居苏联。事实上，贺治华喜欢的是朱德的地位和物质财富，并不愿意跟着他回国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朱德给贺治华留下了充足的生活费，还买齐了她们母女必须的生活用品。离别在即，这个硬汉难过得流下泪来，把女儿抱在怀里亲了又亲。他对贺治华说，日后稍微稳定一点，就接你们回国团聚。
　　朱德回国后没多久，贺治华就让她妹妹把四旬接回了成都，改名贺飞飞。此后，贺治华移情别恋，她和从法国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读书的革命青年霍家新搞到一起了。1926年底，贺治华背叛朱德，便并和霍家新结婚。
　　对于贺治华，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的《往事如烟》一书中说：“贺治华生得的确妖娆，柳眉杏眼，怒中带笑，愁中见喜，见了高级负责者，热得像团火。”
　　1928初，组织上安排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回国，在上海新闸路机关工作，霍家新担任是罗亦农的秘书，住的是一间大洋房。当年4月初，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长江局书记、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把和邓小平等人接头的地点安排在那里。罗亦农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著名领导人之一，国民党必欲除之而后快，悬赏3000美金捉拿。
　　霍家新是罗亦农的秘书，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回到国内，除了对革命悲观失望和贪生怕死，还迷恋大上海奢靡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经常出入酒楼舞厅，每月二十多元的生活费，根本不够开支。又不遵守党内秘密工作纪律，经常外出深夜才归，多次受罗亦农的严肃批评，因而怀恨在心。自己又掌握大量党内机密，以为奇货可居，遂与租界当局静安寺的巡捕房接洽，向一位帮办交涉，要求用他们手中掌握的35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换取出国所需的美元和护照，以便远走高飞过起享乐的生活，租界当局当即答应，贺治华和霍家新便先报告了罗亦农的地址。
　　1928年4月15日上午，罗亦农和邓小平来到设在戈登路中福里的中央机关处工作，工作完后，邓小平按地下工作规定先离开，从后门走出到弄堂口时，习惯地看了一眼街边的修鞋摊，这是中央特科（相当于后来的中央警卫团）设的警戒哨，只见那修鞋匠作了一个不易察觉的手势，邓小平知道出事了，他只好匆匆加快步伐消失在人流中，前后相差一分钟，4月15日上午，罗亦农被捕了。
　　邓小平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当日周恩来立即召集特科的陈赓等人开会，通报了这不幸情况。听完周恩来介绍的情况，陈赓等人立即断定，贺治华和霍家新是叛徒。周恩来说，“当初我也曾做过这种判断，但是同志们，请你们负责任地想一想，这件事关系到霍家新和贺治华两人的政治生命呵！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会上，周恩来指示陈赓：一、通过内线查明真相。二、立即将霍家新、贺治华转移到安全地方，并严加监视，但不要惊动他们。
　　关于罗亦农一案，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李维汉（即罗迈，时为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和中央巡视员）曾有详细回忆，他说：“他（罗亦农）的被捕主要是贺治华出卖的。贺治华夫妇原来在瞿秋白那儿住机关，瞿秋白住在楼上，他们住在楼下，伪装成二房东，晚上两人总是吵得很厉害，这样就把他们调到新闸路看机关了。新闸路机关弄堂外面就有巡捕，后来查清楚，贺治华早就和巡捕房联系，预先作了布置，当时听说贺治华出卖罗亦农的代价是3000元美金，和送他们出国。罗亦农去后，贺治华就以打开水为名，叫她丈夫霍家新报告了巡捕，巡捕就打电话给巡捕房，说罗亦农来了。霍家新回来后就躲了起来，贺治华在楼上。后来来了两个懂德文的巡捕，贺治华在德国住过，懂德文，就用德文和他们打招呼说话。巡捕当场捕走了罗亦农。贺治华、霍家新没有被捕走，抽屉中党的文件也没有被抄走。后来特科的同志到他们那儿去，贺治华说，来的巡捕懂德文，我骗他们说，我们是搞翻译的，那些材料是我们的译稿，用来卖钱的，德国人不懂中文，我就这样把他们敷衍过去了，所以没有被捕。其实，当时我们已经通过内线知道是她告的密，但装作不知道。以后，周恩来和小平同志作出决定，要把他们干掉。在秘书处楼上我和特科同志接了头，作了布置。为了使贺治华、霍家新相信我们对他们没有怀疑。然后派人告诉他们，新闸路不能住了，要他们先搬个地方，搬到南京路去暂住。南京路上有许多大铺子，有的底下两个大铺面中间还有个小号子，楼梯上去，上面是相通的，有几个后门。我们就给他们找了这么个地方，一个小楼梯上去，上面是个客栈。我约他们在那儿见面。去之前特科作了布置，在楼上派了人，街上也派了人，万一有事，可以掩护我从后面跑掉。我到那儿，他们已经住下了，住的地方很阔气，有个大客厅。见面后我说了些应付的话，说你们受惊了，还是要躲一下，另外找个房子住，要他们在搬家后把地址告诉某某同志，还给了他们一些钱。因为我是亲自去的，他们就相信组织上没有怀疑他们，所以搬家后就把地址通知了某某同志，而这个人就是特科的人。罗亦农被捕后，我们曾布置在上海到南京的火车上抢救，但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不久不久即被杨虎枪杀于上海龙华。
　　罗亦农牺牲后，周恩来要求尽快查清霍家新和贺治华是否是出卖罗亦农的叛徒。
　　李维汉回忆：“文化大革命”初，‘造反派’怀疑罗亦农的牺牲是我设的圈套，是我的一个阴谋，要我交代，把过程都讲了，以后没有再追问过。但他们进行了调查，后来告诉我贺治华还活着。”（《李维汉等回忆罗亦农》，原载《百年潮》2002第6期）
　　郑超麟也记述了惩处叛徒的经过，他说：“亦农事情发生后，党内的情报机关立即从巡捕房打听到是这两夫妇告密的。恩来出去不久，黄昏时候，邓希贤走了来，向我讨晚报看。我……立即出去买一张晚报。那上面登载今日法租界发生一件暗杀案，被害者是新搬来的一对夫妇，男的死了，女的躲在床下受了伤，但没有死。我立即明白……一声不响地把报纸递给他。”邓希贤就是邓小平，结合李维汉的回忆，显然，处决霍家新和贺治华这对夫妇，是周恩来、邓小平决定的。

　　罗亦农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的被捕和遇害是中共历史上的大事，于是造成他被捕的叛徒也就成了人们十分关注的对象。不过，或许是贺治华特殊的身份，迄今记述这桩事件的读物皆语焉不详，或失之于略，只有曾在欧洲游历并在中共早期历史上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世纪老人郑超麟（因“托派”问题长期被关禁，至实行改革开放始出狱，看到了斯大林创建的苏联的解体，可谓“笑到了最后”）的回忆录和《怀旧集》中有此事的回忆。对于出卖罗亦农的叛徒，郑超麟写道：事后，“周恩来曾来公寓看我们，我从他得知亦农是被霍家新夫妇出卖的。这一对四川人本住在被破获的机关楼下。贺治华原是朱德的爱人，曾跟朱德去德国读书，漂亮，聪明，能说几句德国话。朱德和她分手后，她经过莫斯科回国，爱了从法国来的霍家新。”这样，“霍家新夫妇”，以及“原是朱德的爱人”的“贺治华”，才被人们所粗知。
　　罗亦农被捕后，中共通过内线查清了奸细的底细，感到刻不容缓的是要设法将霍家新、贺治华他们手中的名单夺回来，并进而消灭这个告密的“口”。这项紧急处决叛徒的机密行动就是由1928年4月刚返回上海的周恩来领导并布置的。当时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由顾顺章、陈赓等率人执行。
　　1928年4月25日清晨，一队迎亲队伍来到贺治华的住宅前，在猛烈鞭炮声中，中央特科的红队（锄奸队）冲入贺治华房中，迫其交出手中党员名单后，开枪打死了霍家新，贺治华因躲在床上，连开几枪，以为已经击毙，谁知贺治华后来没有死，但眼睛被打瞎了一只，成了“独眼龙”，国民党特务把她转移到医院中去治疗。我们布置人准备在医院把她打死，但特务在医院中防范得很严，没有办法下手，再加上党员名单已夺回，贺治华已难作祟，最后也没再追杀。去年央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孙红雷扮演的中央特科人员杨立青，身手不凡地除掉一对叛徒夫妇，其中被打瞎一只眼的女叛徒的原型，就是贺治华。她是朱德的妻子，朱敏的母亲。
　　为了顾及朱德的光辉形象，贺治华很少被人提及。至于后来的结局，却不得而知，或许经此一难，贺已彻底灰心丧气，中共特科也不再找她的麻烦，回了四川老家。
　　据《邓颖超传》载，贺治华后来回到四川老家，又嫁了人，在解放前病死。《中国高干子女沉浮录》一书载：贺回到四川开江县，和后夫又生了两个女儿。一九三八年，“宁杀错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国民党反动派，一天突然追捕而来，把贺从房里拖出来，当着她两个女儿的面，在院子里把她残暴地枪杀了。朱敏此后说：“贺似乎并未回到成都，在她14岁时，从外婆嘴里“第一次知道母亲离开人世的消息”，那就是说贺治华活到了1940年前不久，或许就是一九三八年被国民党枪杀了，朱敏的外婆不愿把这不幸消息告诉朱敏。应该说这就是印证了《邓颖超传》，值得可信。至于李维汉的回忆说：“贺治华却一直活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值得推敲了。不过《邓颖超传》提到贺治华回到开江，另外嫁人，生了两个女儿，也许住在离开江不远的地方，朱敏的外婆同样认为没有必要向朱敏提及她的这两个妹妹。朱敏对于生生母亲贺治华，在《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中说：“我常常怨恨母亲：她为什么不要我？不抚养我？不给我母爱？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弃我而去，甚至叛离了我的爹爹，是为了追求与爹爹的信仰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她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在这一点上，我作为女儿，是不能原谅她的。”
　　贺治华的现存资料不多。建国后，她的家乡开县，已经的两次修县志和党史研究，也没有确切记载贺治华的经历和线索，或许就是避免贺治华曾是叛徒的陈述，而有伤朱德的形象。
　　第五任妻子伍若兰
　　朱德在莫斯科与贺治华分手后，回到了中国，此后戎马倥偬，一时也没有余暇考虑自己的婚事。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率军往粤赣湘边，后又发动湘南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8年2月15日，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1师攻下湖南耒阳。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位女子──伍若兰。
　　朱德进城时，突然，街道上一位年轻女子边跑边喊：
　　“乡亲们，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打败了章家梅的常备队，解放了耒阳城。为了欢庆战斗的胜利，大家快到城中广场参加军民大会！”
　　朱德发现远处这位喊话的女子大胆泼辣，体格健壮，头发挽在后面，黑黑的皮肤上有些麻点，浑身洋溢着青春活力。就问邓宗海：“她叫什么名字？”
　　邓宗海说：“她叫伍若兰，出生于县城南九眼塘姓伍的知识分子家庭，衡阳女子第三师范学校的学生，1926年加入共产党，是我们县有名的女秀才。”
　　大会结束以后，朱德对邓宗海说：“你叫那位姓伍的女秀才来一下。”
　　邓宗海在台上人群中找到伍若兰说：“兰妹子，朱师长派我来叫你。”
　　伍若兰一听这话，非常高兴，连忙去见朱德。朱德笑容满面，双手握着伍若兰的手，情不自禁地称赞道：“你讲得真好啊！你讲得真好啊！”
　　伍若兰微微一笑，说：“我讲得不好，朱师长过奖啦！”
　　当天，伍若兰组建了妇女联合会，亲率姐妹们给部队送去了大米、蔬菜、稻草等物，朱德让后勤部的同志按价付款。临走时，朱德热情地把她们送出军营。这时，伍若兰发现许多官兵都是赤脚，于是，她和女子联合会的姐妹们，发动全县妇女开展“编草鞋竞赛”。夜里，伍若兰和姐妹们坐在豆油灯下编织草鞋，特意为朱德编了一双新草鞋，又做了一双布袜子，精心用花布包好，悄悄地藏起来。
　　结果，全县妇女两天时间就编织了1000多双草鞋。随后，她们肩挑一捆捆崭新的草鞋，送向军营。伍若兰打开花布包，取出草鞋、布袜递给了朱德，含着笑道：“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请师长收下吧！”说毕，她感到羞涩脸红，心脏突突地跳。原来这位多情的少女已经爱上了将军。
　　一天下午，伍若兰来到县苏维埃政府，左看右瞧，像在找谁。邓宗海凑过去，在她的耳边说：“兰妹子，是找朱德师长吧？”
　　伍若兰大大方方地说：“是找朱师长。”
　　邓宗海笑容满面，拍拍伍若兰的肩，亲切地说：“如果你喜欢朱师长，就请你明天晚饭后到城南河堤等候，他约你到耒河岩畔聊聊天。”
　　“好的！”伍若兰答应了。
　　第二天晚饭后，伍若兰独自向城南走去。
　　城南河堤上的大柳树下，果然站着朱德师长。见她走出古城，朱德含笑迎过来。
　　路上，朱德告诉伍若兰自己以前结过两次婚，然后，详细讲述了他家庭、婚姻的曲折和痛苦。伍若兰听着这位南征北战的大将的经历，坚决地说：“我不在意你的过去，只要你现在诚心诚意地爱我就行了。我真心爱你，是永远不会变的！”
　　三天之后，朱德和伍若兰在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举行了婚礼。
　　1928年4月28日，朱德率领的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砻市胜利会师。两支部队合并后，组建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伍若兰则是苏维埃妇女部的总指挥。在这期间，伍若兰从未离开过朱德。除了协助他工作以外，还精心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1929年初，国民党“会剿”井冈山，当时，井冈山由于被敌人四周包围，交通阻隔，通信难又消息闭塞，想得知山外的情况很不容易。为此，朱德交给妻子两项重要任务：一是调查井冈山内军民的详情，收集红军歌曲、短诗、歌谣及战役、战斗简况等；二是搜集敌占区的报纸，了解国际国内情况。
　　伍若兰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她走遍了整个山区，边调查边搜集宣传材料。为了给朱德提供情况，她派人化装成老百姓混到敌占区弄来一些报纸。夜幕降临后，她坐在豆油灯下，整理简报或者抄写文章，给朱德参考阅读。
　　1929年1月，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转移到井冈山以外，去调动、分散敌人兵力。部队走下井冈山，一天在长途行军中，朱德和小股部队在小庙里休息，突然被跟踪而来的敌军刘士毅的部队包围了。情况非常危急。伍若兰望着丈夫，坚定地说：“我和警卫班的同志掩护你突围！”
　　伍若兰使尽全身力气，把朱德推出庙门外，说：“你快走吧，再迟了会出事的！”
　　朱德后来的夫人康克清在回忆录中描述：伍若兰当时一直同朱德在一起，“她能双手打枪，经常带着两支短枪。她和朱军长一起掩护部队突围，因为他们走在最后，遭到敌人的包围，在冲杀途中，被敌人机枪打中。等敌军撤走，红军再派人到那里寻找。经过打听，才知道她当时身负重伤，后被敌人发现。敌人上来抓她，被她一枪一个连着打死好几个。但因伤重，只能趴在地上打，被敌人从背后上来按住，夺下她的枪。她躺在地上同敌人拼死搏斗，被打得头破血流。
　　朱德归队后，毛泽东见到朱德不见若兰，禁不住问道：“若兰呢？”
　　朱德含泪说：“若兰同志在战斗中不幸被捕了。”
　　过了几天，敌人从俘虏中查出了他是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叫她供出红军内部情况和行动计划，供出当地共产党的情况。她一字不露，反把敌人痛骂一顿。敌人对她动了多种酷刑，但她坚贞不屈。敌人看到无法使伍若兰屈服，电告蒋介石，要求严处。
　　蒋介石复电：从速处决，割头示众。
　　二月十二日，赣州敌军指挥官接到蒋介石复电，将遍体鳞伤的伍若兰绑赴赣州卫府里刑场处决。她在临刑前还忍住疼痛，高呼革命口号，使围观的群众流下眼泪。敌人为了发泄愤怒，扩大宣传，行刑后，残忍的敌人用大刀砍下她的头，将其头颅解送长沙，吊在一个架子上面，用大字写上“共匪首领朱德妻子伍若兰”，然后放在一个竹筏上，顺赣江漂下，“沿江示众”中途被革命群众趁夜色悄悄掩埋了。朱德得知伍若兰牺牲的消息后，痛断肝肠。
　　1961年3月3日，朱德在广州游览越秀公园时，写过这样一首诗，表达了自己对兰花的钟爱和怀念伍若兰之情：“越秀公园花木林，百花齐放各争春。唯有兰花香正好，一时名贵五羊城。”
　　朱德一生则酷爱兰花，就源于这一段缠绵的爱情故事。后来他以莳养兰花为纪念，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作风”而罢。
　　第六任相伴终生的妻子康克清
　　康克清原名康桂秀，1911年出生于江西万安县罗塘湾一户贫苦渔民家庭，由于家庭清贫，生下仅一个月就被送给别人作了“童养媳”。康克清15岁就参加了妇女协会，后又参加“万安暴动”，因暴动失败，被迫离家出走上了井冈山，不久结识了红四军军长朱德。1929年3月，红四军由赣南进入闽西，占领闽西重镇长汀，在部队休整期间，妇女组组长曾志（后成为陶铸夫人）找康克清谈话，传达组织的意见，希望她能与朱德结合。康克清却以为自己“论年龄，论水平，论文化，论地位，差距实在太大了”，婉言谢绝。
　　后来朱德同康克清谈话，他说：“我们现在都是革命同志，不论军长还是战士，都是一个样。我们干革命反封建，有话就直说。我很喜欢你，觉得你好学上进，工作大胆泼辣，有许多优点，是很有前途的同志。希望你能同我结婚。虽说我们彼此有些差距，但这不会妨碍我们。结了婚，我会帮助你，你也可以给我许多帮助。我们会成为很好的革命伴侣，你能答应我吗？”康克清终于答应了。那时她只有18岁，而朱德已是43岁的中年男子，为此康克清还经常偷偷地流眼泪。
　　康克清担任了宣传工作。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康克清经常大胆地到登门找朱德求教，朱德总是热情地鼓励和辅导康克清。在朱德的热情辅导和影响下，康克清的文化水平提高很快。
　　有一天，康克清坦率地公开了自己的婚恋观。她对自己的战友们说：“我可以奉告大家，我的婚恋观就是无产阶级的婚恋观，只要革命坚决，品德高尚，对党的贡献大，真的志同道合，我就不计年龄，不媚权势。”
　　朱德听到康克清的这番话以后，心中增添了几分敬意。他紧握住康克清的手说：“克清，我现在需要有一个像你这样纯洁、真诚、坚强的姑娘真心地爱我，我们结成终身伴侣，好吗？”
　　康克清甜甜地一笑，低下了头。
　　忽然，她想到朱德马上就要率领部队出发了，猛地抬起头，说：“打了胜仗来结婚。”
　　1929年3月，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在赣闽边界地区游击。3月14日，红军在长汀一战中，歼敌2000多人，胜利攻克了长汀县，43岁的红四军军长朱德在长汀辛耕别墅与18岁的女战士康克清结为伉俪，成为朱德的第六任妻子。
　　后来，康克清和朱德却成为中共元老中的“模范夫妻”，正如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所说：朱德最后的婚姻，使“他找到了这位终身伴侣，一位可以陪伴他并且可以同甘共苦的妇女”。而在另一位美国记者斯诺的眼中，朱德夫人仿佛是美国西部的一个“牛仔”：“这位夫人是骨骼粗壮的农村姑娘，枪法高明，骑术高超，自己领导过一支游击队，把受伤的战士背在身上，大手大足像个男人，身体壮实，作战勇敢。”
　　康克清从赣闽边界地区长汀辛耕别墅与朱德结为伉俪开始，陪伴朱德走过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岁月。康克清在回忆自己与朱德的47年婚姻生活时曾说：
　　“1939年冬天，朱老总五十三岁寿辰。记得我给他写的贺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和你相处十多年了。觉得你无时不以国家和革命为重。凡事不顾自己的利害。人们不能忍受的事你都能忍受，人们所不能干的事你去开辟。还有，你见书便读，学而不厌，总是前进着，提醒同志，督促同志，爱护同志……’，这是我当时的认识，也是我现在的认识。几十年过去了，后来的生活实践更加深了我的这一认识。”
　　康克清，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1992年4月22日12时0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参考资料：《中国红军之父朱德》、《朱德年谱》、朱敏《我的父亲朱德》、《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录》、《朱德传》、《朱德与四位夫人的爱情故事》；康克清《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妇女的解放》；《极少被人提及的朱德妻子贺芝华》等，编辑配图，照片来于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