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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战地记者陈香梅和飞虎队司令的爱情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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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美空军与中国少女情史》
⊙ 作者:金光耀 石源华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导语:陈纳德,美国空军将军,是惟一的自始至终参加中国抗战的美国将军。他在华建立、指挥的“飞虎队”从空中给日本侵略军,特别是日本空军以沉重打击,战绩辉煌,威震敌胆。陈香梅,出身名门,19岁成为中央社第一位女……

陈香梅和陈纳德将军

战争的磨难
  当陈纳德在中国上空叱咤风云,给日本侵略者以痛击之时,年轻的陈香梅则正经历着侵略战争给中国平民百姓带来的种种苦难。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香梅及她的5个姐妹已跟随母亲居住在香港。日本侵占华北,使廖、陈两家的财产几乎荡然无存。战前,陈家不必依靠当外交官的父亲的薪金来维持,抗战开始后,这种情况就变化了。在香港,陈香梅不断地见到她的母亲从保险箱中取出她的首饰,靠典卖来维持一家七口在香港的生计。然而,对于她打击最大的,还是她目睹她亲爱的母亲身患癌症因缺乏良好的治疗而痛苦地死去。她在《往事知多少》一书中回忆说:
  战争夺取了我们的一切,包括经济援助。没有钱,要给母亲较好的医护治疗,谈何容易?在当时,简直不可能……
  母亲的身子愈来愈弱了,冬尽春来,但是春天并没有带来阳光或希望,那是一个没有花朵的春天。大夫终于告诉我们,母亲得了子宫癌,动手术已经太晚了。我连那是什么病都不知道,这是我头一次听到癌症这个名词。母亲去世前1个月,已是奄奄一息,大部分时间,身上疼痛难耐,有时护士给她注射吗 啡止痛,真叫人不忍卒睹。我想陪着她,和她一道受病魔的煎熬,却不忍见她痛苦万状的样子。有的时候,她痛得实在按捺不住了,会高声叫护士再给打一针。这时我会跑出病房,心中有无限的害怕与慌恐。而大人们让一个小女孩面对这一切人间的惨剧,又是何等不公与残忍?
  她的母亲终于在痛苦的煎熬中带着对孩子们的深深的依恋离开了人世。13岁的陈香梅和她17岁的姐姐独立地料理了母亲的后事。由于姐姐正在住读护士学校,于是陈香梅成为一家之主,她不仅自己要学习,还要照顾4个妹妹。后来,陈香梅姐妹5人一起进了圣保罗女书院,成了住读生。
  更大的灾难正在等待着她们。1941年12月8日上午,陈香梅起床不久,听到了一阵震耳欲聋的炮声,整个学校都在震动,透过窗户,她看见隔岸相望的九龙笼罩在一片滚滚浓烟之中,收音机在播音:日军正在向香港发起进攻,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出于安全的考虑,学校让学生们都躲到地下室去。地下室年久失修,阴暗潮湿。陈香梅姐妹在里边待了一整天,又冷,又饿,又恐慌。这就是战争留给陈香梅的最初印象。随后,陈香梅姐妹5人在上了锁的圣保罗女书院围墙内度过了6个月时间,忍饥挨饿,除了豆类,几乎没有其他东西可吃。令陈香梅切齿痛恨,永远难以忘却还是亲身经历了日本兵对圣保罗女书院的敲诈。她在《香梅之路》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追忆:
  沉重的皮靴开始敲击着木制的楼梯。我们通过宿舍的窗口从庭院上面看到他们走了过来,并想象着将要发生的最坏的情况。学校的两个女佣人描述过日本侵略者进行蹂躏的流血惨案:年轻的姑娘们被轮奸后剖开肚子。她们说,当她们的父母或丈夫目睹这一切时,面对日本兵的枪口,也是毫无办法解救她们。
  在宿舍里,我们挤成一堆,被越来越逼近的可怕的皮靴声吓得晕头转向。
  大厅对面,一把钥匙插进门锁,发出咯咯的开锁声。我们几乎可以听到修女院院长颤抖的声音──我们自己的呼吸也变得急促不安,然后钥匙插进了我们的门锁,门打开了。
  修女院院长的身后站着十多个身穿军服的日本兵,发出酒精和洋葱的恶臭。我的眼睛简直不敢离开他们的皮靴;皮靴非常笨重,沾满了泥污。
  修女院院长严肃而镇静的脸上显露出抑制着的痛苦神情,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姑娘们,把你们的手表和自来水笔交给我。”
  我们连忙顺从地搜出这些物件交给她。她强作镇定地站在门口。她严肃地将笔和手表一一分给了那些日本兵。这些士兵摇摇手表,把金表凑到耳边去听,然后又拧开自来水笔查看。翻译又说:“他们还要。”
  院长果断地摇摇头,摊开双臂:“再也没有了。”大量汗水从她戴的白套袖上渗了出来。
  这些日本兵还是不走,交头接耳,目光贪婪,然后,勉强大踏步走开了,嘴里不住地嘀咕。
  到了楼梯的尽头,翻译回转身来说:“明天我们还要来,搜查整个院落。”
  我一头扑在床上,眼睛盯着墙壁,眼泪已经流完了。此刻,危险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仍在猛烈地发抖。
  突如其来的战争,对于一个16岁的少女来说,是人生道路上一段痛苦的经历。不过,对陈香梅来说,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总算还有一线光明。这一年,她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建筑师伍耀伟,并开始了她的初恋。他是她同学的哥哥,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毕业生,到香港来探望父母的,这场战争使他留下了。日本占领香港后,伍耀伟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来看望陈香梅,并带些吃的东西。当时日本人在香港实行宵禁,时间是从每天晚上6点到第二天清晨6点。伍耀伟总是在清晨赶到陈香梅姐妹的学校,然后在黄昏前离开。有一次,他没有通行证,被日本军队的岗哨拦下,硬指为间谍,险些被枪毙,多亏他拿出随身带的手表和派克金笔疏通,才得以脱险。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伍耀伟的到来给陈香梅带来阵阵暖意。每天,在寂静的校园中,她急切地盼望着他的出现。只要他来到她的身边,她就感到踏实,感到高兴。而他一离开学校,她就为他的安全担心,生怕他在路上遭遇不测。16岁,正是多梦的年龄。为同学代写多次情书的陈香梅,这一次拿起笔写自己的第一封情书了。她发现,这要比为别人写情书困难得多,因为那些惯用的套话并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她心中的真实情感。
  日本人占领香港三个月后,伍耀伟首先拿到了离港的通行证,但是他却不愿留下陈香梅姐妹独自先走。陈香梅则惟恐日本人改变政策,不准青年男子离港,含泪劝他先走。他却坚决不肯。多年后,陈香梅回忆起战争中的这段经历,引用了唐朝诗人卢纶的五言律诗《送李端》:“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掩泣空相向,风尘何所期?”她认为,这几句形容当时他们的一片纯情十分恰当。
  幸好,经过长期交涉,陈香梅姐妹也拿到了离港通行证。于是,在日本的铁蹄下生活了半年之后,她们和伍耀伟一起离开了香港,踏上了流亡的路途。临行前,陈香梅把母亲留下的珠宝缝在衣服中,躲过了海关的检查,但海关日本检查员的搜身,还是使她吓出了一身冷汗。在这以后的流亡生活中,这些珠宝成了她们到达目的地的生活来源。
  他们流亡的路线是经澳门到广州湾,再到广西的茂林,最后的目的地是桂林。这么一群人在战争期间徒步跋涉这样长的路程,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途中,陈香梅患了流亡难民的通病──疟疾。祸不单行,她抱病赶路两天后,又患痢疾。身体虚脱的陈香梅只得躺下了。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疟疾和痢疾都是致命的疾病,但在学过护士的姐姐陈静宜和伍耀伟的精心照料下,她竟奇迹般地康复了。
  经过艰难的跋涉,陈香梅一行终于走出了日占区,到达桂林城。伴随着到达终点的喜悦的是分别的惆怅。伍耀伟要去战时陪都重庆工作,陈香梅要去岭南大学继续她的学业。分手的时候到了,别意离情充满他们的心间,但涌到嘴边只是凄然一句:“不要忘了我,常来信!”
  此后,陈香梅与伍耀伟通了很长一段时间信,终因兵荒马乱失去了联系。当他们再见面时,已经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上海了。那时,陈香梅已经是陈纳德夫人。他们的房子需要翻新,找了一家建筑公司。建筑公司的代表上门了,陈香梅打开门,站在她面前的竟是伍耀伟。两人默默无言地对视了几分钟后,他说:“我感到很遗憾。”她答道:“我也感到很遗憾。”战争就这样改变了人们的命运。
  在桂林与伍耀伟分手后,陈香梅进了岭南大学,开始她的大学生活。岭南大学原在广州,抗战爆发后迁到广东曲江。为了躲避日军的空袭,大学的课堂经常从一个村庄转移到另一个村庄。或许正是由于这番经历,才导致陈香梅对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行径深恶痛绝,并对美国驻华空军和它的指挥官产生由衷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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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姑娘山
 楼主|心想事成 发表于: 2013-3-23 13:00:39|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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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相遇
  19岁的陈香梅从岭南大学毕业时,因才学出众,已经有一家杂志社和一家晚报想聘用她了。但她年少气盛,志向远大,想进大一点的新闻机构工作。恰好她的一位熟人与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的社长陈叔同是好朋友,他为她作了引荐。陈叔同很欣赏陈香梅的才华,惟一使他担忧的是重庆总社会不会同意录用女性,因为中央通讯社还没有这个先例。最后,他们商定昆明分社先试用陈香梅,过一段时间再通知重庆总社。就这样,陈香梅来到了云贵高原上的春城。
  中央通讯社是国民政府的官方新闻机构,抗日战争爆发后,总社由南京迁至重庆,并在一些大城市设有分社。它向全国几百家报纸供应新闻稿,每日发出中文电讯1万字左右,并与路透社等世界著名的通讯社建有业务关系,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通讯社。陈香梅在中央通讯社的最初工作是助理编辑。每天下午上班,校对所有的新闻稿,再给每则新闻加上标题,通常总要工作到午夜结束。这是一份较为枯燥而又吃力的工作,却是做一名记者的必修课程。
  在昆明分社的办公室里上了6个月的夜班后,陈香梅终于被派出去跑外勤,负责采访文教方面的新闻。她很庆幸自己得到了这么一份好工作。在战时的大后方,有许许多多像她这样年纪的大学毕业生,但很少有人能找到可以充分施展自己才干的工作。不过,记者的工作虽然很合陈香梅的口味,薪金却并不令人满意。在物价飞涨的岁月里,她只得再去找“第二职业”。于是,在采访新闻之余,她做了昆明一个富商的两个儿子的家庭教师。这样,她不但收入增加了,连住房也有了着落。在富商家做了一年家庭教师后,陈香梅有了足够的钱,才自己租了一间小屋。
  采访了两个月的文教新闻后,陈香梅奉派去采访驻昆明美国空军,成了中央通讯社第一位战地女记者。上司交给她的第一项任务是写一篇第14航空队司令官陈纳德将军的人物专访。她──一个19岁的初出茅庐的女记者和他──一个54岁的威震长空的美国少将──就这样见面了。
  陈香梅身穿阴丹士林蓝布做的旗袍,脚穿一双布鞋,心情忐忑不安地走进了坐落在昆明市郊的第14航空队司令部。她虽在如花似月的年龄,可在战争期间,却始终只有这身普普通通的打扮。陈香梅走进一间标有“会议室”的大房间,紧张的心还在急剧地跳动。毕竟这是第一次采访一位著名人物,采访的成败与自己今后在通讯社的前途紧密相关。当然,她还不知道,实际上这次采访,将影响她今后的一生。会议室中已经坐着十几位中国和外国的记者,清一色的男子汉,看见一位妙龄少女进屋,眼睛都一亮,当他们得知这是一位新来的同行时,目光中又露出惊讶的神色。女记者,在当时的中国,称得上“凤毛麟角”。
  这时,会议室尽头的一扇门轻轻打开了。记者席中有人轻轻地说了一声:“老头来了!”这是记者和第14航空队的官兵送给陈纳德的雅号。个头不高的陈香梅透过前排记者的肩膀,看见一个满头黑发的美国将军阔步进来,他那刻满皱纹的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那件已经不新的皮夹克上嵌着两颗银光闪闪的将星。陈香梅带着微微的震颤凝视着这位闻名遐迩的飞虎将军,她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具有伟大的意志、力量和勇气,兼有高超的智慧。
  记者招待会开始了,陈纳德以平稳的语调说道:“下午好,先生们!”当他的目光习惯地扫视会场时,看见后排有一件醒目的阴丹士林蓝旗袍,旗袍上面是一张稚气未脱的瓜子脸,后脑还露出两根小辫子,于是,连忙加上一句:“还有女士好!”陈香梅微笑着表示感谢。
  与往常一样,记者招待会的主要内容是陈纳德介绍第14航空队近期取得的战果,记者们也会不时问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第一次采访战地新闻的陈香梅虽然绞尽脑汁想提一个精彩些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完全被陈纳德的话语吸引住了,直到招待会结束,她还想不出一个合适的问题。她随着男记者们准备离开时,看见陈纳德正微笑地朝她走来。她紧张地站住了。陈纳德先和她打招呼,然后告诉她陈应荣最近从美国写信给他,询问陈静宜的近况,并提到不久将会见到他的另一个女儿。陈香梅这才想起,在美国做领事官的父亲认识陈纳德,姐姐陈静宜也正在第14航空队做护士。一位威震长空的美国将军以这种聊家常的方式和她开始了面对面的谈话,陈香梅刚才还绷得紧紧的心一下子平静下来了。她感到,陈纳德不仅是个坚强的军人,还是一个和蔼的人。于是,她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他轻松地交谈起来,并愉快地接受了他一起喝茶的邀请。
  离开第14航空队司令部时,陈香梅显得神采飞扬,步履轻捷。此时此情真可以用一句她喜欢的唐诗来形容:“春风得意马蹄疾。”几个小时前,她还顾虑重重,没有想到首次采访战地新闻竟如此顺利。更令她激动不已的是,她已认识了家喻户晓的陈纳德将军!她感受到了这个不一般的人物在她心灵上产生的巨大震荡。19岁的少女很难掩饰心中的感情。那天,姐姐陈静宜听见陈香梅不停地调换形容词来夸奖陈纳德,就微笑着问她是否爱上了这个飞虎将军。陈香梅连忙答道:“我只是崇敬他以及他为中国所做的事。”陈香梅没有撒谎,她和当时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一样,对陈纳德怀有一种英雄崇拜。然而,对一个19岁的少女来说,英雄崇拜常常是通向绵绵情海的起点。

友谊,还是爱情?
  有了第一次采访成功的经验,以后的采访就方便多了。频繁的接触使陈香梅对陈纳德的身世和业绩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对他也愈发崇敬了。她把自己了解的写下来,于是有关陈纳德和第14航空队的报道、专访,不时刊登在昆明、重庆的报刊上。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陈纳德对这位活泼、聪明的中国小姑娘的好感也在不断增长。
  1944年8月,日军在豫湘桂战役中攻陷衡阳,湘桂铁路的终点桂林已处在日本军队的威胁之下。成千上万的人们离开了桂林,朝西向着云贵高原跋涉。在桂林的陈香梅的4个妹妹也加入了难民的行列,她们很快就消失在潮涌般的人流中,失去了音信。那几天,陈香梅翻看着令人担忧的战报,心急如焚,难以入眠。想起两年多前从香港到桂林的艰难路程,她不寒而栗。
  这时,陈纳德把她请到了第14航空队的司令部。他脸上略带微笑,平静地告诉她:“你父亲给我来了电报,请我寻找你的妹妹们。他还寄来了她们的照片,我已翻印了几份,派出一支特别搜索队前往贵州。我知道你在为她们担忧,希望这消息能使你感到高兴,安娜!”安娜,是陈香梅的英文名字。这消息使她略微宽了一点心。接下来的几天,她一直焦急地等候着第14航空队司令部来的消息。
  陈纳德派出的特别搜索队到了广西的金城江。从贵州来的火车在这里驶到了黔桂铁路的尽头,逃难的人们如果运气好,可以搭乘卡车西行,否则,就只能徒步向前了。那些美国士兵根据陈纳德的命令,守候每列进站的火车,拿着翻印的相片,仔细地查看下车的年轻女乘客。两个星期后,这批美国士兵总算圆满完成了这次特别使命。陈香梅的4个妹妹坐着第14航空队的军车平安抵达昆明。
  陈香梅姐妹的遭遇和中国战场急剧恶化的局势,使远在大洋彼岸的陈应荣决定把她们接往美国。他致电陈纳德,请他帮忙。陈纳德的秘书很快就为陈香梅和她的4个妹妹办好了去美国的签证。大姐陈静宜这时已经到了美国。当拿到盖有签证的护照和飞往印度的机票时,陈香梅的几个妹妹都非常高兴,她们明白,这意味着可以离开动荡的战争环境,去生活在当外交官的父亲身边。然而,陈香梅的心中却是另一种难以言状的滋味。
  她去向陈纳德致谢并道别。这位飞虎将军不但空战是行家,观察人也入木三分,他似乎看出了陈香梅的心思:“如果你不想去美国,我可以请秘书去取消你的签证。不过,你要仔细考虑一下。”陈香梅自己明白,她其实愿意留在中国。她不愿生活在父亲身边,19岁的她希望自主。她喜爱记者的工作,看着自己写下的文字不断地变成铅字,有一种成功的喜悦,并且感到自己应该为这场战争做出一些贡献。她更愿意留在陈纳德的身边,将他的工作、生活和其他一切告诉中国人民。她对他除了崇敬以外是否还有其他感情?是否像陈静宜所说的那样是爱上了他?此时,她自己也说不清。不过,多年以后,她在谈起这段往事时承认陈纳德是她留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人的一生总会有几个重要关口,个人的选择就显得尤为关键。陈香梅留在国内的选择就属此类,否则,她以后的生活就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了。
  陈纳德对陈香梅这个选择非常高兴,他也愿意她在他的身边。当时在昆明有不少年轻的美国妇女,陈纳德与她们其中的几个相处得不错,但他感到与这些人在一起和与陈香梅在一起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他更乐意与这位中国女记者打交道,接受她的采访。
  陈香梅留在昆明后,巫家坝的第14航空队司令部成了她去得最多的地方。当然,她去那里是采访新闻,但有时她自己也会感到,去那里似乎不仅仅是为了采访新闻。有时,陈纳德离开昆明飞赴前线,陈香梅就会感到若有所失,在第14航空队司令部里采访起来也没精打采。而当陈香梅暂离昆明前往滇缅前线采访战地新闻时,陈纳德也会感到他的司令部少了这位女记者,显得冷冷清清,缺少生气。
  在采访和被采访中,女记者和司令官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心灵上的距离越来越近。第14航空队的官兵们渐渐发现,他们的司令官与这位中国女记者在一起的时候,脸上没有了平时冷峻的神色,嘴角常常挂着一丝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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