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毛泽东思想演绎的历史和解读》
⊙ 作者：祈福小舟
导语：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能与儒家思想相抗衡的思想意识形态只有毛泽东思想，这两种意识形态在历史上都曾经在中国社会各层面得以广泛推广，在中国社会各层面形成了影响持久的思想、伦理和道德规范，缔造了新的社会价值理……
1935年8月1日，人在苏联的王明起草并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抗日救国”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使命，这标志着共产国际的中国革命路线发生了重大调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其实，在苏联受斯大林指挥的共产国际从来都不是搞什么国际主义路线的，正如斯大林自己诡辩所说：谁决心毫无保留地和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这真是赤裸裸的红色沙皇语言！斯大林指挥共产国际的这种古怪的政治逻辑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令共产国际变成了斯大林干涉外国共产党、贯彻苏联利益的工具。
由于苏联当年在东北中东路事件的所作所为，让中国所有的政治力量都看清了苏联领导人试图继承沙皇俄国的遗产这个事实。而中国共产党人在整个事件中，受共产国际的指挥，荒唐地为苏联出兵武力干涉东北摇旗呐喊，鼓劲助威；结果，中国共产党人承受了国人巨大的舆论压力，陷入了政治上的孤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内蒙的军事力量让苏联倍感压力；尤其是日本关东军挑起的边界冲突，更是令苏联如芒在背。历史上俄国与日本的战争，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海上，都以彻底失败告终！为此，沙皇俄国割让了半个库页岛，拱手让出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从此无力东顾。所以，苏联把日本侵略中国看成是对苏联的直接威胁，共产国际从而号召各国共产党“保卫苏联”，但却根本不提保护中国！
斯大林在1948年以前的中国战略是，把国民党看成是苏联在中国的首要合作伙伴，而共产党只不过是他用来影响中国政局的一个棋子。故此，共产国际希望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即使眼下做不到这一点，最好也能搞一个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促成中国对日全面开战的政治形势；一旦日后中国对日本宣战，就能将野心勃勃的日本拖在中国，使日本的军力只能南下而不是北进！
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坚决北上发展，这一战略行动正是符合了共产国际的要求，所以，毛泽东得到了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张浩（林育英）的全力支持。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他逐步完成了在中共内唱主角的历史进程，这个红皮萝卜虽然并不让斯大林放心，眼下的结果也并非苏联所愿，但由于毛泽东得到了党内大多数留苏派的认同和支持，所以，共产国际也无意强行改变这个现实，他们还是更倾向于肯定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而不是张国焘。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们流传着一句话“跟着队长下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跟着派工的人干，自然不会吃亏，只有轻松省力的好事等着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次“下田”（北上抗日）就是英明地跟上了“队长”（共产国际）。毛泽东、张国焘二人谁是真正的政治家由此可见！张国焘连中国当前的主次矛盾都分不清，他怎么能引领中国革命的大潮呢？还是个高度和眼光问题啊，呵呵，山鸡和凤凰永远有着本质的区别，不是基因改造能简单解决嘀！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后，面临的两个实际操作难题就是，一是如何在陕北红军的地头立足壮大；二是如何整合好两只红军，使之完全统一在自己的领导和掌控之下。要做到这两点，就首先要摸清在这个地头各个派系的情况，找出各个山头可能存在的矛盾，然后加以利用和解决。当时陕北的党和红军恰恰就存在着这些激化的矛盾，并且似乎看不出有压台的大佬可以令人信服地摆平。“毛青天”就是在此时现身了陕北，他的出现时机真是恰到好处，让人有时不能不对历史发展的戏剧效果拍案叫绝！
因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出现在苏联，所以苏共的统治手法和思想理念带有深深地俄罗斯民族烙印，也就是在处理党内矛盾时采取粗鲁、简单而又残酷的方式！消灭党内不同声音的最有效直接的作法就是，给对手加上一个罪名，然后肉体消灭。由于大佬就是榜样，就是真理的化身，所以各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都继承了这个特点，在发展的不同时期也都存在着大同小异的党内“肃反”，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
当时的陕北苏区就在上演着“肃反”闹剧，只不过比其他苏区推迟了几年，正好赶上毛泽东的中央到达前的半个月发生，毛泽东以中央的威望和资格顺理成章地插手陕北事务，摆平了此时暗流涌动的陕北江湖。要讲清楚这个过程，就必须首先简单交待下陕北苏区形成地历史。
陕北苏区创建人之一刘志丹，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刘志丹在1925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他曾在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国民政府分共后，深入陕甘边区。1928年4月与谢子长、唐澍等一起发动渭（南）华（县）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6月，率革命军进入陕甘边界的兰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1929年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和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陕西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不久，反帝同盟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任总指挥。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任军长，开辟了陕甘苏区。
高岗出身农家，原名高崇德，字硕卿。高岗由史巍然介绍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高岗协助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陕西渭华起义，参与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1930年潜入驻宁夏的国军发动兵变，此年率部在甘肃加入刘志丹的部队。1933年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高岗任政委。
习仲勋与刘志丹等人创建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和共青团特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务。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为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人的分工：刘志丹是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军长，直接领导部队开展军事斗争。谢子长是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全盘统管根据地的军事工作。高岗是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政委，统管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习仲勋是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是根据地的行政一般事务。
“……但是，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之中。三位中央委员会代表流落到陕北，他们都对刘志丹怀有敌意，试图把他赶下台。他们声称，刘与国民党有秘密接触。实际是，他同打进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共产党秘密党员保持着联系。”（《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这三位仁兄指的具体是何人我不加猜测，但是估计肃平陕北苏区这个“山头”的想法肯定是有的，只是不敢贸然轻易下刀子；而红25军（即周恩来早在1934年春派程子华去的那个军），经过十个月颠沛流离的长征到来，使有贼心没贼胆的三位仁兄看到了机会！红25军的战力、装备和人数都强于红26、27军；所以，在1935年9月16日红25、26、27军会师后进行的组建红15军团中，红26军军长徐海东自然就升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高岗为政治部主任。并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涛任正副书记，改组西北军事委员会，聂洪钧任主席，展开肃反前的政治布局已经完成，下一步就是如何选择时机动手了。
肃反是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聂洪钧决定，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布置的；肃反行动早在红15军团对东北军进行的反“围剿”劳山战役中就酝酿好了，战役进入尾声开始大规模抓人；刘志丹、高岗、谢子长、习仲勋及重要下属全部被抓，并进行严刑取证。
徐海东是个单纯而优秀的红军年轻将领，从不趟浑水，只是坚决服从党的决定；这对于动手肃反的人来说就足够了，因为只要有红25军这支军事力量的存在，红26军就不敢乱动，所以他们顺利地完成了在红26军的大规模抓捕行动，陕北肃反的第一步迈出了，下一步准备完成取证后就肉体消灭。据说，当时埋人的大坑都挖好了！就在此时，“毛青天”登场了！
1935年10月1日，红15军团在劳山战役中，歼敌东北军近两个团和师直后队全部。10月25日，又南下鄜县攻克榆林桥，歼灭守敌4个营。1935年11月初，陕甘支队（即中央红军1、3军团和军委纵队）经保安进至甘泉以西地区与红15军团会师。随后，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共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领导人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
此前，毛泽东得知陕北肃反扩大化和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等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关押的情况，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随后，毛泽东派王首道（红军保卫局局长）去瓦窑堡接手被审查的干部，派董必武等人组成党务委员会帮助陕甘晋省委甄别干部，纠正不合时宜的陕北肃反。
所谓“甄别”干部，只是为了显示毛泽东处理此类事件的公平和慎重，“甄别”无非是走过场！其实，毛泽东对这类党内肃反的因果判断是心里明镜一样清晰嘀，他在江西苏区就导演过此类闹剧，所以处理起来心中有本帐！他果断平反被整干部，重新分配工作，然后对肃反者予以处分，一举赢得陕北党、政、军干部的拥戴，被称之为“毛青天”，由此奠定了毛泽东在陕北根据地发展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首先通过中央的一系列组织运作顺利完成在陕北的政治整合，他重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成为了军委主席，周恩来变为军委副主席。毛泽东是绝顶聪明的人，他聪明的要点就是：关键之处绝不装孙子！同样绝顶聪明的周恩来心里清楚，毛泽东要得到的就一定会得到，他知趣地退让了。这是周恩来的政治风格，也是他在党内的生存之道。不久，周恩来就真正走向了他最擅长地统战工作了。或者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性格，这样的原因不可拆解，也难透视，不说也罢。
周恩来虽然基本退出了军界，但是他在军队的影响是除毛泽东外无人可比的，只要看一下他在处理突发的“副统帅叛国事件”中的影响就知道；当时他的决定没有请示毛泽东，也没有通过中央军委的批准，可他（一个共和国文职官员）却直接命令和指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军种和各军区，这些军事负责人都坚决执行了他的指示，没有人表示疑问！只有隐而不发的力量，才是令对手感到担忧和尊重的真实实力啊！
曾经在长征最困难的时机，即193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这就是毛泽东等待机会、捕捉机会的政治家眼光！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3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而从江西走过来的红军几乎没有当逃兵的，一路长征过来，更没有听说过哗变的事发生。可以说，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在长征后期的完美应用，使北上的党中央和红军保持了高度的统一，也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时已是耗尽了自己最后的家底，一方面急于扩红，一方面没有财力，连自己都养不起，又谈何招兵买马呢？毛泽东当然可以用中央的名义调拨陕北根据地的财力和物力为己所用，但刚到人家地头就如此行事，难免予人口实！何况陕北的各派势力正在整合之时，红25军又是张国焘原有部队（红四方面军前身）发展起来的生力军，要树立北上这个中央的威信就更不可草率行事了。所以，这令毛泽东颇费思量。
毛泽东做出了一件当时让人无法理解的举动，他给15军团的军团长徐海东写了一张借据，提出借三千现大洋！呵呵，到底是江湖大哥啊！就这一手，令徐海东坐立不安，思前想后。徐海东虽然年轻，政治经验不丰富，但并不傻；他明白，中央有难处，自己理应主动接济才是，何须一个“借”字！这分明是内外有别，投石问路而已。
徐海东随即做出了一个让他终身受益的决定，他决定倾红25军力所能及的财力，把五千现大洋“借”给毛泽东，他的这份“保险单”真是买对了！各位，这张匪夷所思的借据现在还静静地躺在展览馆。真不敢相信，还真有等着收债的有心人呢！
毛泽东的一个“借”字，试出了徐海东的忠心，也试出了这个“娃娃”将领的无私和单纯。毛泽东随后带彭德怀去15军团看望徐海东，感谢他的雪中送炭，并与之深谈长征中的中央分裂之由；徐海东听后坚决表示，坚决反对老上级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行为，坚决支持中央的正确决定。在权利斗争的险恶环境中，单纯并不一定可爱，但代表人的真实可信。毛泽东在陕北立足的第一块基石牢牢地打下了！
毛泽东在陕北得到的真正人才不是徐海东，而是高岗！高岗对毛泽东的救命之恩万分感激，他经常说：是中央救了陕北红军，是毛主席救了我！据说，高岗的魄力和性格令毛泽东非常欣赏，毛泽东认为高岗是党内最年轻有为的政治家，对其信任有加，从不怀疑他的忠心和能力，二人可谓相见恨晚啊。这是后话，暂且打住。
毛泽东在陕北亟待解决的另一个党内矛盾就是，党和红军的分裂。毛泽东此时小心地弥合中央分裂的伤口，不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等待局势的转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问题时，毛泽东非常精辟老道地指出：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较适当，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可在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第三次“围剿”后再定。是啊，权利并不等同于名称，名分可能只是一个包装，但权利必须有实力作后盾！
为了完成陕北红军反“围剿”的军事行动，巩固陕北根据地，加强统一军事指挥，毛泽东顺理成章地整编了红15军团。他提出的作战方针是，应在这个月解决第三次反“围剿”问题，经过一个深冬让敌人慢慢做堡垒是不好的。他还认为，同红15军团会合后，红15军团的编制应保存，红26、红27军因历史关系也不要合并。陕甘支队可编成红l军团，重新成立红一方面军，重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会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第1号命令，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历史对毛泽东真是太眷顾了！刚到陕北时，毛泽东需要解决的两大战略难题就是，一是如何让中国革命摆脱共产国际（或代理人）自私的中国路线，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转型，走一条务实的、符合中国当前形势的毛泽东思想路线；二是如何修补党和红军的分裂，并使之按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真是赶得早不如来得巧，另一个帮毛泽东在陕北竖起大旗的关键人物上场了。帮助毛泽东在陕北立足的我党好干部就是张浩（也是张国焘领导过的部下），张浩（林育英）的到来解除了毛泽东的两大心病。
1935年8月，为了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共产国际决定派一位同志回国。经过反复考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决定派张浩回国。离开莫斯科时，时名李复生的林育英给自己取了个“张浩”的化名。
1935年9月底，林育英化名张浩（此后，在党内一直沿用此名），装扮成商人模样，与在苏联受训的密电员赵玉珍一起踏上了归国的征途。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旅程，11月初终于到达陕西定边县，并很快与定边县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当时，定边县党组织的负责人不认识他，甚至对他还有些怀疑。为了弄清情况，定边县党组织向党中央发了一份电报，告知有一个叫“张浩”的人要找党中央，可否送来。
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接到了电报后，认为这个“张浩”很可能就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同志，于是特派邓发代表党中央到定边去迎接。邓发于11月中旬把张浩接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林育英的到来并没有真正解决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联系问题，因为当时陕北的电台功率无法支持这种联系，这可能正是毛泽东心中所期盼的！林育英代表无上权威的共产国际，可共产国际却不能真正指示他，他也无法直接向王明汇报情况；他现在只能接受中央的安排，也就是接受毛泽东的领导。相信大家都知道“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吧，他的价值就在于此！随后我们会看到，林育英成为了毛泽东解决张国焘的“中央”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正是因为手握这张王牌，最终毛泽东迫使张国焘向自己低头。
毛泽东在了解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后对整个形势作出分析，他已经在考虑创造性地制定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他决定走一条务实的中国革命发展路线，即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路线！要促成这一点，首先就是打破“关门主义”，改变红军的作战目标，放宽政治同盟的政治标准（划分是否革命的标准），也就是改变党的若干对外政策，实现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展开的全民卫国战争的政治转型。
毛泽东现实的考虑就是，利用陕北周边军阀相互制约、相互防备的特点，对他们点明厉害关系，广交朋友（所谓进步人士和军阀）；建立起与西北军阀的统一战线，在陕北乃至全国造成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态势和舆论压力，等待和制造时机与中央政府谈判（收编），形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完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可以说，张浩的回国直接促成了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后不断提出地各种政治诉求，就好似为全国人民的高涨抗日情绪撒了一把“伟哥”，迫使国民政府必须把发泄的对象对着日本，并且要尽快干它一家伙，否则就难以控制事态的发展。呵呵，蒋介石此时想忍是忍不住嘀！这也就大大缓解了红军所承受的军事压力，为红军最终在陕北立足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十多人。
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我们读一读会议的决议会发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了一个合适的容器，中国共产党可以为了壮大自己而往里面填任何需要的东西！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决议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很有创意地指出：当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当汉奸的中国人的惟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
决议重新制定了划分革命者的标准，提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
决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
决议还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议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分析了它的来源与危害，指出这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决议深意多多地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强调共产党必须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
此外，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决议提出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等问题，并相应地改变了党的若干政策。呵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口号深刻地契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政治心态，您说，它不流行谁流行！
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报告，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并表示愿互派代表，商洽一切。
同日，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这个报告涉及到毛泽东首先想向东发展的战略思路，即对阎锡山经营的山西发动东征（在党内、军内受到反对），以解决中央在陕北的筑基和红军扩大、发展问题。
会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28日他用朱德和自己二人的名分（分别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开展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卖国贼蒋介石。同时重申我党我军愿与任何抗日反蒋的派别、团体共同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警戒全党汲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教训，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完成了政治转型，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这有力地表明，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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