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国内新一代科学工作者的兴起,尤其是看了敖平先生的email,得悉郝柏林院士也已经去世,和他对当今国家所留下的影响,真让我深有“隔世之感”!杨本洛老师的话总是直截了当的,可能会让某些人接受不了,他对郝柏林先生的“眼睛很高盯着诺贝尔奖,但是你的手得很低很低,做最粗最粗的基础研究!始终发挥正能量”。显然是并不认同的。 我虽然对把眼睛很高盯着诺贝尔奖和手很低很低,始终发挥正能量,也并不认同。我也觉得我们恐怕也应该像黄志洵老师那样,敢于俯视今天的诺贝尔奖。我实在无法认同始终发挥“正能量”,因为实际上“能量”和“实物”一样,都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而“正”和“负”是属于数字运算中所引申出来的概念。它来自逻辑的推理或数学的演绎,表达了推理和演绎的两种对立的方向。能量和质量一样,都是和物质的“属性”联系在一起。而正和负是物质运动过程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不是物质本身的属性。或者也可以说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不是社会存在的一种“样式”。而物质运动和社会发展总是曲折地前进的。 “月盈则亏”,“潮涨潮落”;是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尤其是在今天,人类面临社会发展方向迷茫的时刻,更要强调的是“物极必反”的辩证的思维。当然我们还要把“辩证的思维”和僵化的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学说区分开来。尤其是对于“人”,话语中总是强调人是平等地被创造出来,从来没有把人群分成不同的等级和阶级的道理或公理。也就是说“社会存在”也是一种物质的“实在性”,没有“正”、“负”之分;而社会发展的道路和一个人所“走的路”,才有“方向性”,才分“正”和“负”。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走“正道”,尽量少走或不走“歪们邪道”。 其实一个社会所走的路是很复杂的,不能凭一句话就定“前进”还是“倒退”,是“替天行道”,还是“逆天行道”。“革命”就是一个“鱼龙混杂”、“玉石具泄”的社会大变革。“革命”是从西方人的思维(形式思维)中所产生和发展出来的,中国的革命就是从西方学来的:不能只看到西方的革命的进步性,而看不到其暴力的残酷和破坏性。或只看到中国革命的破坏性,而否定它的进步性。我在网上看到陈伯达儿子的微信,我对陈伯达先生是有相当的尊敬和同情之心的。希望他的儿子也能做有利于国家和人民有利之事,尽量少做有损于中国人民和国家的事。 把人间的思维方法,分成两类不同的形式:“形象思维”和“形式思维”,这是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最后也只能靠无限的人群,在信仰的追求中,来无限地接近永远追寻的信仰的方向,就是给予人的“认识大自然”的思维能力和改造大自然的实践能力。认识大自然的能力,要通过人的“思维”,个人的思维能力的发展。而改造或改变物质世界,则一定要向着对人类有好处,而不能对人类有坏处的方向,要通过人类整体的实践。“实物”的表述,总是与三维的“空间”链接在一起,而“能量”是和“时间”的表述联系在一起的。 我与阴和俊及张晓娟合作,在2006年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信息时代的物理世界──实物与暗物的物理世界》中,我们力图去阐述宇观、微观和宏观“三位一体”的世界,而不是现代物理中把微观和宇观看成是两个精确的物理世界,以及把宏观看成是粗糙的近似的理论。其实把宏观世界看成是近似的物理世界,并没有完全的错,但更合理的说,应该是“有限论域”下的物理世界;而宇观和微观,则是为宏观世界提供越来越精确的“有限论域”的一种辅助手段。只有三者的合一才能使人类的智慧──人类认识大自然的能力的“论域”不断的“扩大和精确”。 今天看来,这也是杨本洛的《自然科学逻辑梳理》书中的一个基本精神。在我、阴和俊、张晓娟合写的那本《信息时代的物理世界──实物和暗物的数理逻辑》书中,最后的一段总结性的话就是:20世纪以来,由于电磁波的出现,人们对他们的特性不了解,科学家对电磁场产生了大量的定理、现象、假设等等,如坡印廷矢量、波速(特别是群速)、光子、衍射、绕射、还有以各种名字命名的散射和辐射,而真实的物理过程反而被隐藏了起来。这些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物理学家,为了把麦克斯韦理论纳入牛顿框架所作的努力,没有成功,所引起的混乱。其实对电磁波的问题,需要搞清楚的只是电磁波方程的本征特性、散射特性和电磁波,以及周围物质(带电粒子或介质)的相互作用特性。或者用一句更简单的话,就是搞清楚麦克斯韦方程组的解析理论、求解方法并正确地进行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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