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我不是一个职业性的哲学家

红叶 · 发表于: 2013-6-24 00: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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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维明身后的板书简要概括了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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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维明：我不是一个职业性的哲学家
　　杜维明，1940年生于昆明。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是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代表中国）。先后求学于台湾东海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长期以来，致力于儒学第三期发展、诠释中国文化、反思现代精神、倡导文明对话，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近日，收录了杜维明早年间精彩随笔的《龙鹰之旅》、《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现龙在田》问世，本报在北大杜维明的住所与这位学者进行对话。对“新儒家”这个头衔，他直言“值得质疑”，“我不是一个职业性的哲学家”。

自我定义

“新儒家”这个定位是值得质疑的
　　华商报：你出生在大陆，早年亲炙牟宗三先生和徐复观先生教诲，后来游学美国。几十年间，积极回应着理论和现实中一些最前沿问题，并不懈地促成中西方文化间的对话、融通。作为新儒家的领袖人物，您认为自己是儒学的继承者、批判者、研究者还是推广者？
　　杜维明：“新儒家”这个观点本身是值得质疑的，“新”这个时间的观念引发了很多不健康的回应。你讲你是新儒家，有人是后新儒家（如林安梧），有人是新新儒家（如成中英），当代的儒学还有生命力，一直在发展，我们是在当代儒学传统的基础上对儒学进行理解。这样的工作不是宣传的工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弘扬，而是通过你对儒家的理解来和其他人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儒家不是一种信仰，而是追求真理和真善美，比如对环保课题、社会秩序的维持、中国的现况，我们都很关切，你要做出一些回应。这就要求你不能闭门造车，要掌握一些资源，这些资源就来自比较深厚的儒家传统，而儒家传统虽然是来自文化中国的一部分，但很多地方它又超越了文化中国，因为它也包括日本、韩国、越南这样大的文化圈。所以说如果要自我定义的话，我希望我做的是一个思想家的工作，或者哲学家。但“家”是一个职业性的观念，对我没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不认为我是职业性的哲学家，那是教哲学的，或者研究哲学的，哲学的从业人员。我希望扎根在儒家传统，对人类现在碰到的重大问题，做出一些创建性的回应，在思想界做出一些贡献，这是我的自我定义。
　　华商报：那是指用儒家的理念对社会现实做出一些指导？
　　杜维明：我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述。“用”的观念感觉还是把儒学当成一种工具，我不这样认为。我们作为一个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或者对宗教文化有些敏感的知识分子，对现在碰到的问题可以做出一些回应，这回应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性、知性的，要做出回应就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知识，你的知识有各种不同的来源，我的来源就扎根在儒家传统，广义的儒家传统，不只是中国，还包括其他国家的儒家传统。当然我不是在利用这些资源对改革开放进行探讨，在回应的过程中，我不认为这些儒学传统死了，它是活的，会有新的发展。这就涉及到儒学第三期的发展。第一期是从地方文化变成中原文化的主流，第二期因为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中原文化成为东亚文化的体现，第三期就是从东亚文明进入世界。
　　华商报：为什么排斥把儒学当成“工具”？
　　杜维明：我举一个例子，新加坡一般用的语言是英语，但很多新加坡人的英语并不很好，他就是把英语当成一个工具。如果你要对英语有一些理解，你要把它当成一种文学，让你自身的品位有所提高，比如读莎士比亚的著作，比如读英文诗，你把所有的东西包括研究对象都当成工具，你永远进不去，你不会有受用感。你把语言当成工具都不行，因为语言是表达你最内在感情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工具。你把儒学当成一种工具来看待，它是起不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作用的。
　　华商报：听起来感觉你更像一个公知。杜维明：“公知”在中国变成一个贬义词了，我不太愿意接受这个头衔。任何一个社会，都应该有一批能够发言、有影响、有责任感的人，但现在的公知，普遍意义上是指知名度很大，各种问题都要发言，有些是没有经过反思的不负责任的言论的人，他们利用媒体宣泄情绪或借哗众取宠而牟利。我所认同的公知，第一是公共性，它的领域是很广的，不只是发展策略，贫富不均、环保等问题，要对这些做出一些负责任的回应。

回归母国

回来的意愿是创造大陆儒学教育的条件
　　华商报：你研究的是儒学，为什么却选择去美国深造？
　　杜维明：我在大学毕业前，得到一个去哈佛大学的奖学金，那何乐而不为呢？不是我选择，是这个机会选择了我。但我到哈佛，发现了很多关于现代化、人类文明的理论，和我十几岁开始学的儒家理论都有很大的距离，甚至背道而驰，我以开放的、多元的心态接受了新的东西，和那里很多新的思潮、理论进行辩论消化，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跟他们交流，我发现我所学的还有很强大的生命力，不是死的。这种“对话”的结果是我想要的。
　　华商报：退休之后，你到北大担任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你是带着怎样的理想回到大陆的？
　　杜维明：去年我已是本命年，72岁。我到了美国就在想，儒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什么样？如果我对儒学的母国中国大陆一窍不通，如果我不回来看看，那我从事儒学研究都是边缘的，这是我一直以来强烈的意愿。另外，在海外研究儒家当然有意义，但如果大陆儒学不发展，不仅是文化中国和东亚儒教文化圈的悲剧，也是人类文化的遗憾。当然，回来，我的意愿是希望能创造大陆儒学教育的条件，我曾经很乐观，认为用十年时间，北大一定能成为儒学研究的重镇，但现在我不这么看了，因为大环境太差。首先我们对整个人文学根本没有了解，北大文史哲学科全部的投入不到光华经济管理学院1/4。另外，自愿进入这个领域的学生很少，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愿望是做一个公务员，这个我完全不可想象。
　　华商报：但理想还是要继续。
　　杜维明：大陆情况不改变，海外儒学发展得再好都没有意义。上世纪80年代我就问两个问题：一是，健康的儒学在中国到底能不能发展？二是，中国能不能培养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当时我的答案就是肯定的。后来的发展验证了我的观点。这30年儒学在大陆的发展非常健康。另外，大陆当然有一批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80年代，我就很清楚，大陆能发展健康的儒学，它就会有长期的、深厚的影响，不会很肤浅。

文化传承

儒学热会长久地持续下去
　　华商报：当今社会对儒学等传统文化的传承其实很不够。
　　杜维明：不是不够，在很多地方是根本没有。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之间是断的，相比传统文化，我们的文化里西化的因素特别多，而改革的传统里斗争的、革命精神的传统，受屈辱、救亡图存的理念，对我们现今文化的传统也起了极大的作用。传统文化和如何进入到我们的文化传统之中，是我要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我们对传统的异化感很强，原因是什么呢？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历史记忆被切断了，患了严重的遗忘症，要么主动忘却，要么外来的力量，各种意识形态的干扰，扭曲了我们的记忆，这也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从事儒家哲学研究的人，要想继承传统，困难度是很大的。
　　华商报：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杜维明：你说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工具”这一个思路、心态，想问题的办法本身是我们所先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对传统文化要有所认识，有所体知。现在的大学生对《大学》、《中庸》至少能当成一个讨论的课题，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对文化精华的东西有一个受用感，我们希望能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
　　华商报：几年来，全球各地涌现私塾或者让儿童读经的运动，你怎么看？杜维明：1985年我第一次在北大上儒学的课，那时的心态，这种文化是封建的遗毒，没有值得遗憾或者回顾的，还有观点认为，儿童读了四书五经，就没了创造性。而现在绝大多数人认识到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是不够的，大家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也健康多了，这就是进步。当然，这些书院与中国传统的书院，甚至是日韩的书院都还有很大的距离。现在还是开始建设的过程，不一定很到位，也不排除有人搞儒学培训是为了赚钱，但跟以前比，儒学的社会基础深厚多了。现在的儒学热会长久地持续下去。
　　本报驻北京记者
　　林树京

记者手记

『儒』字融入了他的血液
　　新书出版，杜维明很忙，却并未流露出在时间驱赶下的急躁。记者走进他位于北大校园内的住所，他刚结束一家媒体的采访，聚光灯还未撤去。杜维明的助理说：“你可能只有半小时的时间了，后面杜先生还得赶去参加一个饭局。”
　　杜老师笑呵呵地起身，与记者握手，谦和平和，儒家学者。他说：“不要管她（指助理），我们尽管聊。”他坐在椅子上，把舒适的沙发椅让给方便敲字的记者。他的语速快却平缓，一个问题能用很长时间耐心回答，给你足够的观点。
　　时间到了，他还是耐不住助理的催促。突然他提议：“你跟我一起去赴约吧，车上、饭局上都能继续聊。”而助理则以“可能记者后面还有安排”挡住他的要求。他无奈，遗憾。谁料第二天早上八点，他竟亲自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下午有时间可以再聊聊，此时，他的语速不再飞快，他甚至耐心地告诉记者具体采访地点怎么走。
　　这是一位儒家学者。他排斥将儒学当成工具。在个人修养上，“儒”字却融入了他的血液。
　　林树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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