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中国大学的当下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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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3-7-2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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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迷茫的女大学生
　　在欧洲，现代大学的起源与市民社会的兴起密切相关。
　　市民社会经历了从经济上的商业社会向政治上的公民社会的转变，是理性化原则不断扩展的产物。市场经济要建立在一种理性的生活方式之上，同时又在不断推进着生活方式的理性化。以经贸活动为例，贯穿着所谓“数目字管理”（黄仁宇语），就是要用理性计算抵御风险，借助各种技术手段来考察交易对象，建立成本收益分析，力求将不确定因素控制到最小。借用新制度主义的说法，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当很多交易对象不甚熟悉时，不得不建立一种身份认证机制。
　　在根本上，市场经济是一种基于相互信任之上的契约关系。于是，各种社团组织开始充当起中介作用，借以提供信任资质。加入某一社团即意味着具备某些品质，或认同某些标准，这些社团就成为一种中间团体或中间力量，现代大学逐渐脱颖而出，成为中间力量的组织核心。一言以蔽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源生于市民社会的内部，现代大学得以成型。这是理性化的重要成果，在知识生产、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尤以德国、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建立为盛。由于大学作用日益显著，规模不断扩大，各种社会力量纷纷进入其中，使得大学呈现出复杂的面相：一方面，依靠与市场联合，大学不断加强供给能力，逐步挤占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空间；依靠与政府结盟，大学生产着政治精英和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凭借对反市场力量的包容，大学显示出独立自主的姿态，以避免受到激进性力量的攻击；凭借对政治异见的容忍，大学充当起自由思想的保护者，发挥着左右逢源的优势。
　　在非西方社会，建立现代大学往往是各国决心走向现代化道路时迈出的关键一步。大学往往担负着培养新型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重任。正是因为这一目标异常明确，非西方社会的大学更具国家主导的性质，更依赖官僚体制的支持，也更直接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通过近百年的发展，现代大学这个外来事物，已经深深嵌入中国的社会机体之中，如同轴心一般影响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毫不夸张地说，大学的每一次改革发展都与国家目标的调整休戚相关，无论是五十年代院系调整旨在与中国工业化进程相配合，还是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与改革开放步调一致。而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享有特殊的地位，甚至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霸权。国家主导的市场原则几乎将整个社会纳入自身支配之下，大学也未能幸免。
　　从1999年开始推行的大学扩招，与教育产业化的政策设计密切相关。很多人曾经天真地以为，为了纠正大学的官僚化倾向，必须引入市场化原则，加强竞争，优胜劣汰──不仅在招生、专业设置、学生就业方面按市场竞争的模式运行，在教师的聘用、考核上，也得按市场模式改革。结果却是，大学的官僚化趋势与市场原则不仅相安无事，甚至联手共进，将中国的大学变为一个独特的政治经济载体。它所奉行的逻辑，既非单纯的学术科研规律，也非高等教育通则，而是被官僚化修正过的“价值规律”。它的真正客户，既不是广大学生和家长，也不是各种用人单位，而是可以为其提供资金和资源的各级政府和利益集团。它甚至可以忽略社会就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和期待，按照自身的逻辑制造需求。比方说，近些年，大量理工院校多、快、省地建立起各种“投资小、见效快”的文科专业，不仅可以扩大招生规模，还可以争夺政府补贴。
　　目前，中国在校大学生已接近3000万，每年毕业生接近600万。这600万毕业生来自上千个不同的专业，但最后，有7%左右进入政府部门，20%左右从事销售，与所学的专业基本无关。以法学专业为例，一直属于热门专业。很多家长和学生认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对法律人才的需求缺口将十分巨大。现实却是，法学专业连年被评为最难就业的专业。根据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大学生就业报告》，法学专业的就业率为85%，排名倒数第一。去除掉继续读研的30%左右的学生，实际就业的法学专业学生在55%左右。而在这之中，又有15%左右的学生是转行做了销售。与法学专业境遇相似的，还有计算机、生物工程、动画设计等热门专业。现在，大学内部学科划分愈发细致。表面上看，这种情形既与社会分工细化的趋势相适应，又与就业市场的变化相一致。实际上，学科专业化并未能使学生获得应有的专业化能力。从学生、家长和用人单位多方反馈的信息都在显示，大学生们不仅缺乏足够的专业训练，也缺乏必要的人文素养。学科专业化造成了知识积累的细碎分割，文科生缺乏基本的科学常识，理科生缺乏基本的历史素养。
　　市场原则与权力逻辑对大学的控制，还体现在市场与权力联手塑造大学生的“三观”。它们为年轻人规划人生的道路，用不断升级、精致入微的成功学来引诱人；它们提供各种标准与价值来引导人，使人沉湎于功利；它们安排纷繁多样的工作来考验人，使人无力反抗。市场与权力对人的异化，正在决定着青年学子的身心。学生之间的些许摩擦，就能演变成暴力冲突，以至于现在人们流行的是相互调侃，感谢同屋室友的不杀之恩。人与人之间，也演变为一场生存竞争游戏中的敌友关系，剩下的只是利益，而无关乎友爱、尊重和责任。诚如钱理群教授所言，现在的大学教育是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早熟、老练、精于计算、善于表演，哪门课容易得高分、哪些实习经历可以加分、哪些证书有利于申请出国是他们关心的问题；如何在学生会不同派系斗争中胜出、如何获得上级领导的青睐、如何争取各种项目资源是他们熟悉的技艺。这源于市场和权力对个体心性的塑造。“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既是弱肉强食的市场化原则最坚定的拥护者，更是权力中心的官本位最强大的后备军。他们漠视理想和信念，对于崇高的东西缺乏理解能力，对于超出个人利益之外的内容缺乏兴趣。
　　总体而言，市场与权力对中国大学的宰制，造成了三大问题。首先，是知识的自我矮化。古典时代，人们追求关于人生和宇宙的“整全性知识”，这是一种试图探求真理或“道问学”的世界观。现如今，在复杂的分工体系下知识成为一些信息片段，业已放弃了对德性完善和人格培养的期许。知识人也丧失了自信和勇气，成为市场社会中一个普通的谋生者。其次，是行动的效果主义。改造社会的理想被当做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被摒弃，长远的人生筹划被视为超过人的理性能力而被否定。市场原则使人们相信立竿见影的行动才符合成本分析的逻辑，权力取向又使人们热衷于最能见效的短期行为。最后，是知识与行动之间的严重割裂。市场原则支配下的知识体系，细碎残缺、急近功利，无法为青年人提供行动的指南。权力逻辑又使人们质疑书本上的大道理，转而求助于各种生活经验中的潜规则。知识与行动变成两张皮，既无法帮助大学生们应对现实生活的空虚乏味，又不能抵御不期而至的困难和痛苦。
　　必须承认，中国大学教育一直处于一种尴尬境遇。一方面，所有人都知道其中充满问题，必须改革。但另一方面，无论进行何种改革，都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为各种利益所裹挟，寸步难行。平心而论，对于每一个进入大学的青年学子而言，不仅期待学到一种赖以谋生的手艺，更希望能借助大学的力量培育出自我的健全人格，探索出可以安身立命的伦理道德。显然，现在的大学教育很难满足这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