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陪都”盛京的“城市文脉”

又亮又热 · 发表于: 2013-7-12 12:31:00

　　纵观东北的“历史文化名城”，资格最老的，当属辽阳：公元前三世纪，燕昭王在北方设立了幽州“五郡”。辽东郡“襄平”（辽阳），便是其中之一。然而，作为清初“两代帝王都”，直至成为清代的“陪都”盛京，沈阳对我国历史发展的重大影响，是无可比拟的。近日，有关专家介绍了清代“陪都”盛京（沈阳）的形成过程及其“城市文脉”特色。

一个英明决策，沈阳成为都城、“陪都”
　　首先，让我们“穿越”到388年前的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4月10日（农历三月初四），东京（辽阳）城宫阙内。努尔哈赤朗声说道：“沈阳是形胜之地，西征大明，从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沈阳浑河通苏子河，于苏子河源头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这段讨论“迁都”时，努尔哈赤的“庭训”，被载入《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之中。
　　当年的努尔哈赤，业已经历了1616年新宾“赫图阿拉城”后金开国称“汗”、1622年定都辽阳“东京城”。努尔哈赤突然提出“迁都”沈阳，足令诸王贝勒大臣们猝不及防、惊诧不已。大家哪里知道，这是努尔哈赤审时度势、深谋远虑的英明决策，在后金和清初历史上，均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从此，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沈阳古城，历经汉代“候城县”、晋唐“盖牟城”、辽金“沈州城”、元代“沈阳路”、明代“沈阳中卫”之后，一举晋升为清代的开国都城，从而奠定了沈阳清代近三百年的都城、“陪都”地位，开启了沈阳城市发展史的“盛京时代”、“陪都时代”。

沈阳故宫大清门 2296136005.jpg 保存到相册

沈阳故宫中路西所 770086123.jpg 保存到相册

“外攘门”（小西）城门 4005979862.jpg 保存到相册

大政殿殿顶力士 3558179278.jpg 保存到相册

沈阳故宫十王亭 851584333.jpg 保存到相册

沈阳城垣格局，经历了三个阶段
　　有关专家介绍说，清初盛京（沈阳）城的规模、城垣布局、城市功能、历史地位等，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其一，努尔哈赤时代和皇太极即位初期。从1625年4月迁都沈阳，到1631年皇太极改建盛京（沈阳）城，在6年里，明代的“沈阳中卫”城，转变成为清代的国都“盛京城”。《盛京通志》记载，改建后的盛京（沈阳）城，周长九里三百三十二步，四面垛口六百五十一个，敌楼八座，角楼四座，将原有的四座城门改为八座城门。这八座城门中，东面两座为“内治”（小东门）、“抚近”（大东门）；南面两座为“天佑”（小南门）、“德盛”（大南门）；西面两座为“外攘”（小西门）、“怀远”（大西门）；北面两座为“地载”（小北门）、“福胜”（大北门）。盛京（沈阳）城八座城门的名称，统统沿用了努尔哈赤1622年在辽阳建造的“东京城”城门名称。“盛京八门”的名称，体现了汉文化“城市文脉”特征。
　　其二，从皇太极时期的1631年，到清代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近50年间，盛京（沈阳）“城市文脉”的标志，便是增设了“八门八关”的“关厢”，形成了“外圆内方”的盛京（沈阳）城新格局。
　　其三，盛京（沈阳）城确立为清朝的“陪都”之时，盛京（沈阳）方城内贯通八门的街道，形成了“九宫格”的布局。于是，自清代乾隆年间以来，不少学者对盛京（沈阳）城布局，纷纷发表各自高见，有“坛域”说、“曼陀罗”说、“盖天”说等等。有关专家认为，盛京“陪都”的格局，是由辽金“沈州”、元代“沈阳路”、明代“沈阳中卫”逐渐发展演变而成，经历了“因旧扩城”的过程。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改建“沈阳中卫”城，是对辽阳“东京城”格局的继承和发展。

沈阳故宫建筑，形成满汉文化交融特色
　　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将“沈阳中卫”命名为“天眷盛京”，不仅提高了沈阳城的级别，还确立了盛京（沈阳）“皇城”的地位。随之而来的，是完善了诸多的都城“典制”，致使盛京（沈阳）“城市文脉”中，涂上了一抹“典制”等城市文化色彩。
　　沈阳故宫的大政殿，八角重檐攒尖，八面出廊，殿顶黄琉璃瓦镶绿剪边，正中相轮火珠宝顶，殿前对称金龙盘柱，殿内金龙宝座、屏风等等，俨然中原皇家建筑风范。然而，大政殿殿顶八个手拉铁链状的力士，则体现了满族风情。再者，大政殿前两侧雁行般排列的“十王亭”，凸显了满族先祖“八旗围帐”的习俗。
　　沈阳故宫中路的崇政殿，既有中原汉代宫殿建筑的韵味，又保持了满族建筑风格。崇政殿坐北朝南、前朝后寝的布局，与大政殿、十王亭布局大相径庭。崇政殿后面的凤凰楼、台上五宫，无论在建筑风格上，还是室内陈设上，均完全突出了满族特色，形成了满汉文化交融的盛京皇宫独有特色。

建造“典制文化”建筑，彰显沈阳都城气派
　　在提升了盛京宫苑建筑规格的同时，皇太极还强化了盛京（沈阳）的“典制文化”、“礼制文化”建设。
　　清代崇德元年（1636年），按照中原汉制“天子之礼”，皇太极建造了“天坛”、“地坛”，以及盛京皇家特有的满族“堂子”、“太庙”等建筑；清代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建造了“莲花净土实胜寺”（皇寺）等等。这些“典制文化”、“礼制文化”建筑，将沈阳城以往的地方州郡、军事城镇级别，顿时提升到“天眷盛京”、“陪都盛京”的皇城级别。
　　与此同时，皇太极还注重了盛京（沈阳）的“官制文化”。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效仿汉制，皇太极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后，皇太极又在盛京（沈阳）相继设立了“理藩院”、“都察院”，并在沈阳故宫前大街左右，分别建造了两院衙署。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扩充了天聪三年设置的书房“文馆”，还设立了国史院、弘文院、秘书院，史称“内三院”。
　　皇太极明文规定，国史院掌管“汗诏文旨”，撰拟起居、用兵、行政文书、考察文典表，以及编录收藏册表、礼聘、实录；弘文院职掌注释历代善恶例令，颁行吏令等；秘书院职掌国人奏章、异邦礼表、文武百官敕书、祭祀文书等等。皇太极完善国家内务法制及“典制文化”、“官制文化”，为顺治皇帝入关迁都北京，奠定了进一步“汉化”的典制基础。
　　清代顺治皇帝入关，尊盛京（沈阳）为北京都城的“陪都”之后，在“陪都”盛京（沈阳）设立了“盛京内务府”，户、礼、兵、刑、工“盛京五部”，“奉天府”、“镇守盛京等处将军”（盛京将军）等衙署、官职，显示出沈阳在清代的特殊地位。由“陪都”特殊地位派生的盛京“典制文化”及“城市文脉”，积淀了沈阳独具一格的“陪都文化”宝贵财富。

“八门八关”，奠定清代沈阳城垣格局
　　《清通典》卷十记载：清代顺治皇帝统一中国之后，尊盛京（沈阳）为“陪都”。这是皇太极将沈阳升格为“天眷盛京”国都之后，清代第二任皇帝对沈阳的再次“钦定”。
　　清代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皇帝再次将“陪都”盛京（沈阳）扩建成为“八门八关”，形成了内城方、外城圆的“内外城”格局，使清代的沈阳城市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盛京通志》记载，盛京“关厢”（外围城墙）为夯土城垣，总长为32里48步，墙高七尺五寸。外围城墙上的八座城门，与内城八门相对应，均称之为“边门”，体现出清朝入关之后，对“陪都”盛京（沈阳）城市发展的关注和倚重。
　　扩建“陪都”盛京（沈阳）外城墙之后，不仅扩大了城垣面积，还增强了城市防御功能。清代光绪四年（1878年），沈阳名士缪润绂在《陪京杂述》中写道：沈阳城建造之初，便具有深远意义。有人认为，方城内的中心庙为“太极”；钟楼、鼓楼为“两仪”；四塔为“四象”；八门为“八卦”；外城墙圆形，为“天”；内城墙方形，为“地”；四座角楼、八座敌楼各三层，共三十六，为“天罡”；内池七十二个，为“地煞”；角楼、敌楼共十二座，为四季十二月；每座城门及其瓮城各有三个城门，八座城门总共二十四个城门，为一年二十四节气。
　　其实，清代“陪都”盛京（沈阳）城的规模，是在辽金、元代、明代的旧方城基础之上，由各个朝代逐步扩建、改建而成的，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直到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1631年皇太极改建八门，城内形成“井字街”布局，又于1634年尊沈阳为“天眷盛京”；1680年康熙皇帝扩建“八门八关”之后，“陪都”盛京（沈阳）城的格局才最终固定下来。尽管清代“康乾盛世”之后的200年间，沈阳的经济、文化、人口等，均不断发展变化，但沈阳的城市布局，“陪都”的“典制文化”、“城市文脉”，却始终没有变化。
　　有关专家认为，解读沈阳“城市文脉”时，必须关注沈阳城市发展的历史悠久性，从中探求其客观发展规律，而不能受到“玄解”的误导。缪润绂先生的“太极生两仪”沈阳城格局说辞，未免牵强附会，仅为见仁见智一家之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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