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殉道：古代文人为何不自杀

现代家里蹲 · 发表于: 2013-8-13 14:40:03

⊙作者：李万刚

　　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宿命，就是以一种文人的敏感与执着，在最高领袖的喜好左右的政治中跌宕起伏。文人的书生意气、真诚、理想主义，天生与独裁政治矛盾，轻辄犯颜受贬，重则身家性命不保。除非遇到明主，人格独立、道德贞洁、理想持守等文人气质，注定只会让文人在奉行丛林法则、虚伪阿谀的时代，被边缘化和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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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帝王滥权的时代，中国文人的生命韧度是世界上少有的；多数时候，他们要么在灾难中忍辱苟活，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心灰意冷者或者归隐田园，或者在佛道境界中超越生存。实在无退路了，只有被杀。
　　历史上多数读书人罕有主动的自杀，只有触龙鳞犯圣怒而被杀。西方人自杀殉道精神，对于中国人是陌生的。

孔子“杀身成仁”的大话
　　很多人一直“遗憾”中国的圣人缺乏悲剧精神。“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虽说过这样让人血涌的豪语，他自己并没有实现杀身成仁，却得享天年。相反，西方文明两大源头处的“圣人”，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耶稣，都为道而殉身。
　　西元前479年一个春寒未尽的四月天，孔子留下“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的哀叹后，以当时并不多见的七十三岁高寿，在卧榻上逝去。
　　孔子死后90年，西元前399年6月一个傍晚，雅典以“妖言惑众”罪判苏格拉底死刑，为了法律的尊严，苏格拉底放弃逃生的机会，“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让雅典杀人吧！我愿意做一个受难者而死，不愿做一个叛逆者而生。”
　　西元30年左右，三十多岁的耶稣以在十字架上被钉的受难，完成了其神的使命。很多人不是基督徒，但是，看到梅尔吉普森拍摄的电影《耶稣受难记》，耶稣的受难却让我感受巨大的心灵震颤。
　　苏格拉底和耶稣都走上了悲剧的结局。中国的圣人孔子似乎给人的印象总是一幅道德相，要么似乎永远不生气的和乐模样。其实，人们忽略了，以“救世“为人生奋斗目标的孔子，在五十多岁时放弃大司寇高职“西飘‘寻找理想，十四年中，也是有多次机会为“主义”献身的；而且，起在历史的使命感下，临危不惧，临难不苟，与苏格拉底以至耶稣一样悲壮。只是命运眷顾，没有让孔子牺牲。
　　孔子第一次险些遇难是54岁从鲁国政治出走，到了第一站卫国十个月后不如意，准备到陈国碰碰运气。
　　路上在一个叫匡的地方，弟子颜刻替他赶车，颜刻用马鞭子指着说：“从前我进入过这个城，就是由那缺口进去的”。匡人误以为是曾经残害暴虐过他们的鲁国人阳虎，颜刻曾经跟随过他，于是匡人就围困了孔子。巧合的是，孔子的模样很像阳虎，所以被困在那里整整五天。匡人围攻孔子越来越急，弟子们都恐惧害怕起来。
　　孔子此时却说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如予何！”意思是，周文王已经死去，文明不就在我们承担着吗？如果上天如果要毁灭它的话，就不会让我们这些后死的人承提起维护它的责任。上天如果不灭，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以文明的担当者的自信，对抗现实的灾难。不过，在安慰徒弟们之余，孔子心中恐怕已经做好了殉道的准备。
　　孔子第二次遇到威胁是到自己的老家宋国。
　　二百年前，孔子祖上当过宋国的大司马，可惜，如今他还没进城，在宋国的一棵大树下与学生演练礼仪之时，宋国的司马桓魋，因为曾因奢侈遭受过孔子的责备而怀恨在心，就要报复杀孔子。桓魋估计也只是流氓、武夫对待文人的方法，吓唬一下孔子，希望看到胆小文人屁滚尿流地逃跑。所以，当孔子师徒在大树下习礼之时，他并没有直接杀人，而是带着兵马把大树给推倒了。弟子们看势头不对，催孔子快走。
　　没想到孔子浑然不惧，“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在武力的威胁恫吓下，孔子保持了文人的尊严，武夫虽有刀枪，我有天德，何惧何怕？当然，现实中文明在暴力往往前是弱者，孔子不是后世的腐儒以卵投石，最后还是赶快走了。
　　第三次是在陈国呆了几年，孔子依然郁郁不得志，再次出走，路过一个叫蒲的地方，正好遇上有人搞叛乱，扣留了孔子。孔子弟子中有个叫公良孺的，身材高大，有勇力，自己带了五辆车子跟随孔子到处兜售仁的政治理想。他对孔子说：“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公良孺跟蒲人以死相拼，蒲人有些恐惧了，对孔子说：“如果你不到卫国去，我就放你们走。”
　　孔子与他们订立了盟约。孔子结果就是去了卫国。他的学生子贡不解地问“盟约可以违背吗？”孔子说：“在要挟下订立的盟约，神是不会认可的。”
　　这次遇难，孔子不守盟约让人有些失望。然而，孔子并非没有殉道的精神和勇气，而是像鲁迅曾经说过的，不做“无谓的牺牲”，其在“背叛”要挟下的盟约，也正是勇者当有的机智。而当又一次更大灾难的“考验”降临，孔子那种以“道的化身”和“担当者”所具有的无畏和坦然，才让人看到了殉道者的东方气质。
　　在列国奔波多年，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凄凄惶惶，但仍心存理想，不言放弃。他又流落到了蔡国，获得了一个去当时强国楚大干一番的机会，陈国、蔡国一些大夫却担心对他们心存不满的孔子一旦在楚得势，将会对他们非常不利。“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所谓“兴”，即站起，陈蔡大夫当然还不敢杀孔子师徒，却要活活饿死他们。这是孔子人生第四次，也是最大的一次遇险。
　　可以想象，如果围困孔子他们的仅仅三五十兵卒，以“好勇力”子路为首的孔子弟子当可应付突出重围的，从孔子师徒束手无策、听天由命了来看，围困他们的该有几百上千人之多。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耶稣，恐怕都没有过中国文化圣人大兵暴力围困的遭遇。
　　对于孔子人生中的这个艰难之际，当代作家李敬泽称为“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如同苏格拉底和耶稣的临难。我以为，这是一种非凡的历史判断。因为，正是孔子厄于陈蔡之间的精神态度，不断激励以后中国文人，在先天命运式的苦难中，保持可贵的精神尊严和追求。
　　这是西元前489年的河南偏僻东南部，孔子与他的学生们已经被困数日，已经断粮了，还有远处手持兵器的大兵，恐惧在弥漫，饥饿在加剧，跟随的不少人都病倒站不起来了。这时候的孔子在干什么呢？“孔子讲诵弦歌不衰。”
　　死亡的威胁最能逼出一个人的境界，孔子交出的答卷是镇定与坦然。讲诵弦歌本是他平日的生活常态，此时他不留遗嘱，也无豪言，而是一如既往。年轻人都饿倒了，年纪最大的老夫子却还像没事人似的，讲习诵读，鼓瑟而歌，“谁都看得出，这不是身体问题，这是精神问题。”也许要殉道吧，与催人眼泪加温血液的牺牲相比，孔子表现出了一种波澜不惊的“冷悲壮”，殉道的东方气质，显露无遗。
　　如此危险之境，孔子还有心情讲诵弦歌，他的学生坐不住了。心直口快、好勇力的子路怒问：“君子亦有穷乎？”“穷”并非金钱的匮乏，那叫“贫”，穷乃指困厄、艰难窘迫，与“达”相对，亦“穷则独善其身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中之“穷”意。子路气呼呼地说，君子难道也有这样的困境吗？孔子每每教他们做君子的，让学生持守君子理想，不做小人，却落得个即将饿死的悲惨命运。孔子要给予信服的解释。
　　孔子的回答是：“君子穷困之时还有操守坚持，但是，小人失意穷困的时候便没有原则地无所不为了。”
　　当然，这样的话还不能让弟子们满意。面对被置于危险境地心有不满的学生们，孔子便用同题测问主要弟子：“《诗经》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然而它却排徊在旷野上’，难道是我们学说有什么不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
　　子路说：“大概是我们的德还不够吧？所以人家不信任我们；想必是我们的智谋还不够吧？所以人家不放我们通行。”
　　孔子说：“有这样的话吗？仲由啊，假使有仁德的人必定能使人信任，哪里还会有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呢？假使有智谋的人就能早行无阻，哪里会有王子比干被剖心呢？”

现代家里蹲 · 发表于: 2013-8-13 14:40:03

　　子贡的回答是：“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老师何不稍微降低一些您的要求呢？”
　　孔子说：“赐啊，好的农夫虽然善于耕种，但他却不一定有好的收获；好的工匠虽然不精巧的手艺，但他的所作却未必能使人们都称心如意。有修养的人能研修自己的学说，就像网一样，先构出基本的大纳统绪，然后再依疏理扎，但不一定被世人所接受。现在你不去研修自己的学说，反而想降格来敬合取容。赐啊，你的志向太不远大了。”
　　到了颜回时，他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指不修业，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大哉颜回！
　　这简直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宣言。通过他的口，说出了孔子欲道而未阐发的“君子固穷”理论，所以，“孔子欣然而笑曰：‘是这样啊，颜氏之子！使而多财，吾为而宰。’”
　　在生命的危险时刻，孔子获得了知音，还能笑得出来。中国圣人面临苦难，没有西方的那种悲情和伤痛，而是在不改志趣的自然当中，对抗一点点毁灭理想、追求和信念的现实悲剧，让它们获得了厚重的价值基础。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面临死境，孔子不乏蹈仁殉身的勇气，却是在一种不为所动的安然大气中赴难。而孔子这次人生最危险时刻的表现，成为此后多灾多难的中国文人面临现实中的苦难、困厄不苟不惧的伟大精神源泉，所以，这已不是他一个人的遇难考验，而是关乎中国文化和精神的关键事件。
　　对于这件意义深远的精神事件，中国精神的《吕氏春秋》中有更加戏剧性的描述：
　　子路与子贡一起给孔子说，您老家一生不断从失败走向新的失败，被逐出鲁国，不得志于卫国，在宋国演礼被拔树恐吓，如今又面临危险之境。而您却还奏乐唱歌，难道君子竟然像这样还不以此为丑吗？
　　这话的杀伤力够大的，把孔子多年的理想主义追求完全当作无意义的行为。
　　孔子很不高兴的推开琴，喟然而叹，你们两个人真是小人啊。你们说的是什么话啊？你们知道什么是穷达么？
　　孔子说：“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以前曾经讲过“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如今我坚持仁义之道，遭遇乱世患难，何穷之谓？“内省而不疚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针对弟子也是面对历史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由孔子口中而出。
　　随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执干而舞。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
　　“假如有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的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被侵略军人杀死前还在用树枝在地上演算一道几何题，是科学家面临死境时无畏的悲壮。孔子则在“讲诵弦歌”中迎难，在保持了精神的尊严的悲剧中，展现了东方式的淡然和超脱。
　　不过，孔子“杀身成仁”的机会还是泡汤了。子贡到了出国，说服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
　　东方圣人不惧任何灾难，坦然应对穷困，却不坐以待毙，做无谓的牺牲。多次履难而脱险，这也许是孔子个人的天命，更是是中国文化的天命。在苦难灾厄前，孔子东方式的超越、坦然，同样将人字写得很悲壮，写得高大而工整，并不脱人间气息。

屈原自杀很另类
　　大约是公元前278年，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屈原（梁启超语）“怀石遂自沈汩罗以死”。屈原的命运一方面是专制政治制度下文人被边缘化和淘汰的典型模式，又以其执著自杀而与后世文人精神迥异。
　　投江一跃，在生命的姿态上，宣告了文人现世被排挤、催杀，在精神上对抗黑暗政治的历程。自我结束生命，是弱者对世界最为惨烈的反抗。虽然文人的抗争显得无奈而柔弱，不可剥夺的精神上的贞洁，却“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在宵小的卑劣衬托下，文人的心灵高贵更加亢直挺拔。
　　屈原可谓中国第一位留下名字的文学家和诗人，开了文人被贬谪的“先河”，并且是首位自杀的文人，这是中国文人的大不幸。在权力变幻难测的灾祸和折磨，一直是文人摆脱不掉的梦魇。在中国历史上，屈原的自杀，也成为一种可怕的象征，宣告了书生意气的文人政治家永远的悲剧性命运；直到二十世纪，还有文人自杀的悲剧。从屈原开始，中国文人在难以避免的政治生活中，为了维护自己的精神贞洁，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屈原远不到自杀的境地。在楚国，他虽然被贬，却不过是下放，衣食依然无忧，只不过远离政治中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或者大可寄情山水，优哉游哉，享其一生。那位屈原自杀的目击证人渔父就说：“圣人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连司马迁都不能理解他，“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为了完成《史记》而忍受宫刑的司马迁的坚韧，显然与屈原的决绝不同，两者虽然相隔不过两百多年，但一史学家，一文学家，精神气质气质毕竟不同；相比起来，文学家更为敏感，精神的“洁净”愈加看重，而史学家则会在历史的眼光中，超越一时的黑暗和屈辱。春秋战国时代孔墨孟庄老荀韩等诸子百家，他们早就准备了精神退路。哲人们又怎么会自杀呢？更别说那些纵横家，更不过是些没有精神操守的赌徒式政客而已。
　　屈原不同于哲人、历史学家或者游说家，他是对精神贞洁看重并非常敏感的文人。所以，同样的“忠而被谤”的穷困，小人诋毁的贬谪，还没有机会接受佛老“启发”的屈原，就敏感得不了。
　　本来，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屈原的敏感才是一个挺直的人字的表现，文学家就活在那样的理想中。屈原的敏感，绝不苟活容忍黑暗和屈辱的态度，展示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的高贵和贞洁。历史上，屈原的应者寥寥，正表明中国文人有现实主义，也有浪漫主义，却缺乏有理想主义。
　　“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於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这是屈原临终前的遗言。不是为了革命，也非献身主义，屈原坚持的是精神的贞洁，这种献身，中国文人中稀缺的。“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屈原的理想主义的大寂寞，不容他继续再在浊尘中受辱了。作为诗人、文学家，他选择了映月的水结束自己的生命。
　　屈原其实比后世贬谪的大多数文人“幸运”，因为他不是生活在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文人没有第二个选择，只有在庸贤不定却惟一的皇帝身上碰运气，遇难后也无处遁逃，如果想继续仕途，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因为就有这一颗树。
　　屈原则不然，他生活的是一个大分裂的春秋战国时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人们还有较大的“自由”：在一国不如意，则可以在他国找几乎。所以，孔子可以出走鲁国碰运气，伍子胥才能在父兄被杀后，到吴国有报仇雪恨的可能。屈原完全可以走出楚国，在国际社会寻找实现理想的舞台，而他也不是没有想抛弃昏庸的楚国君主。
　　“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
　　“勉远逝而无狐疑兮。”（《离骚》）
　　“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卜居》）
　　在“人才”大流动的时代，命运的煎熬中的屈原，不必也有可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但是，他始终没有离开楚国一步，所谓的“远逝”与“游”，只在疑问中稍纵即逝，毫不犹疑中否定了。因为他是对乡国爱得太深的诗人，屈原首先是文学家，政治只是他的副业，因为他是以文学家的节操、气质来从事政治，而像一些政客、英雄，就算弄点文字，只不过是玩票、业余爱好罢了。
　　在春秋战国中，有李斯那样政治家懂点文字，也有孔孟韩非那样哲人参与政治，但是，以文学家的身份进入仕途，只有屈原，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文学政治家，而且以文学巨匠的潜质来参与政治。
　　张仪、苏秦之流的政客大趟“国际浑水”，孔孟韩非等哲人也可以周游列国从政，大文学家的屈原却很恋乡，他的理想和终极关怀都深深地扎根于他所热爱的那片土地，特别是国家陷入灾难之中时，诗人的真诚不容他逃避。
　　屈原一直以诗人的真诚和浪漫，相信他的王是被小人蒙蔽了眼睛，总有一天会辨清真相的，在不断打击中他从不曾彻底绝望，也没有逃避远走，盖源于此。但是，他的王却不仅一再伤害诗人，还以罕见的昏庸愚蠢给楚国带来无尽的灾难。当都城陷落，他的王奉行逃跑主义，诗人的真诚和浪漫的个人化信念，遭受到致命的打击，他的理想变成了缥缈的碎片，以往的坚持显得如此毫无价值，今后的国家没有任何希望。在执著中绝望，绝望中执著。天地之大，却再也没有真诚、理想主义的诗的容身之地，唯有一死。

陌生的“殉道精神”
　　自古以来，自杀是人向暖昧世界发起的最后冲击，它是人的意志力的愚高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的基里洛夫就是用自杀作为条件来促使人与上帝交换位置。在不需要赴难的时刻，因为绝望而自杀，屈原的非正常死亡，在中国文化上也是另类。
　　后世无数被贬的文人，如韩愈、柳宗元、苏轼等，其政治苦难人生不幸，比屈原常常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中国贬谪文人再也没有出现屈原式的极端自杀悲剧。
　　中国儒家认为身之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丝毫损伤，其推崇的所谓大义凛然、杀身成仁，都是被迫的取义，如文天祥，或者受辱的女子自刭以守节。“中国人爱讲调和，屈原不然，他只有极端”，在无外力的威逼下，“主动”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极端精神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
　　很不幸，屈原当时佛教还没有传来，老庄也还没流行，要不然，屈原就可以抢先成为最古老的“陶渊明”，悠然见南山，在山光水色中终老了。执著的屈原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没有后花园，只有在形而下的“退路”：与时俱进，随波逐流，与小人为伍；或者像张仪一样躲，当不受家国牵累的“国际政治家”。但屈原不是纯粹的政客，作为文学家从政的他，必须有形而上的精神理想，这是他执著的原因，形而下的“退路”，对于一个理想主义的真诚诗人来说，没有意义。
　　让后世文人学习屈原，确实残酷得很，多数人只能高山仰止，发一下思古之幽情而已。不是中国文人怯懦，而是这片土地的灾难太深重，如果都如屈原那样“敏感”，中国文人早就要绝迹了，因为专制的社会给正直、理想主义的文人带来的苦难太多了。所以，慢慢得中国文人给自己找到了“退路”：得志时儒家，失意时佛道。
　　所以，屈原的贬谪中的坚韧和怨愤，可以在后世的文人中重现，他自杀的生命方式和精神，后世中国人却很陌生，他因此一直很寂寞的。多少代吃粽子纪念他的人，都是秉持好死不如赖活的原则，与屈原的生命精神疏远得很。历史上，人们对于屈原的文章毫无二致地肯定推崇，但是，对于屈原“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特立独行和自杀，颇有非议。
　　史载，西汉的扬雄读《离骚》未尝不流涕，但是，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乃作《反离骚》，其中写道：当年孔子离开鲁国，在列国间周游寻找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十四年后又回到故国；人何必要在湘江的水涛中殉命呢。
　　东汉班固认为：“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到了理学兴起的南宋，更有人认为屈原“仕不得志，狷急偏躁，甘葬江鱼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韵语阳秋》）“屈原沉渊，盖非圣人之道。区区绮章绘句之公，何足算也。”
　　儒家主张中庸，反对极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断断不必自杀；孔子对于自杀的人，更认为是“匹夫匹妇之事”。老庄宣扬无己无我、皈依自然，也反对自绝生命。屈原的自杀，因此完全在中国儒道的文化传统之外。其极端方式，不为人所理解，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那些大臣文人最看不起想不开的大臣。就像1964年，已改变中国无数文人的命运，未来十几年更让他们风雨飘摇的毛泽东，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写了一首感叹二千二百年前西汉初年一代才子贾谊的七绝──《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
　　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堕马寻常事
　　何用哀伤付一生。
　　历史上，感吊三十三岁自伤而死贾谊的文人墨客可谓不少，但以掌握着国家命运的最高领导身份，为诗咏叹，似乎只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泽东。而正是拥有巨大权力的大政治家的身份，使毛泽东看到了贾谊悲剧的根源──“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一代天骄，读史之余，也许在为贾谊的早死遗憾，在他们能够轻易左右文人命运的人看来，汉文帝的儿子（梁王）堕马根本不是什么大事，何必自怨自艾，忧伤而死呢？
　　自以为忠心以致过度敏感的文人，一旦为小事而死，到后来连他效忠的主上也要看不起的。想来，楚怀王、汉文帝也该是如此看待屈原、贾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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