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成“最熟悉的陌生人”：繁简变化有起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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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简变化有起有伏

[汉字前景]
　　这个夏天，“一个‘癞蛤蟆’难倒七成人”、“你认的字都还给老师了吗”成为微博热点，“汉字英雄”、“汉字听写大会”成为热门节目，听写、认字成为一种时尚。
　　这些听写节目最初的灵感源于美国的拼字比赛“Spelling Bee”。拼字在美国具有悠久历史，拼字冠军会受到总统接见，是一种巨大的荣誉，而中国并没有类似的电视节目。
　　“汉字英雄”的制片人马东说，汉字作为记录中华文明史的一种方式，从书写在甲骨上到竹木简、丝织品、纸张上，直到今天写在电子屏幕上，这是历史演变的必然，因为介质变化触动了人们内心的怀旧情绪，“汉字英雄”可能唤醒了这种共振点。
　　除了“提笔忘字”等现象，这些节目还勾出一个新的问题：我们真的了解汉字吗？我们了解它的产生、演变和可能的前景吗？

周有光：
21世纪将出现“基础华语”
　　21世纪，汉字将成为定形、定量、规范统一的文字。华文之外，世界上有哪一种文字是简繁并用、字无定形的？统一规范是历史的必然，删繁就简是文字发展的规律。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屏幕上的清晰度，21世纪后期可能对汉字还要进行一次简化。
　　现代通用汉字有7000个，其中半数3500个是常用字。按照“汉字效率递减率”，最高频1000字的覆盖率是90%，以后每增加1400字提 高覆盖率1/10。利用常用字，淘汰罕用字，符合汉字规律。与其多学而不能用，不如学少而能用。21世纪将出现一种“千字文”加“拼音”的“基础华语”。“基础华语”对外国人学习华语最为有用。
　　中文麻烦。困难和麻烦威胁着华语和华文。减轻困难和麻烦是21世纪的头等大事。21世纪将有更多的智能化软件，利用拼音帮助汉字，使华文在网络上便利流通。在21世纪的国际往来中，拼音将发挥沟通东西文化的桥梁作用。信息化和拼音化将并驾齐驱。
　　（《朝闻道集》）

甲骨文不是最早的汉字
依个体象形是画，“依类象形”才是字
　　甲骨文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一批比较成熟的汉字，但是汉字不可能一开始就这么成熟。
　　汉字产生的方式，或者说汉字形体的来源，主要有四种情况：一是根据客观事物的形体进行描摹而产生象形符号，二是人为规定某些标志符号，三是利用已有的字形组合出新字，四是对已有字形进行改造而变为新字。
　　象形符号就是根据所要表达的客观事物的实体或情景进行描摹，产生一个平面的形体符号来代表这个事物。
　　按照《说文》的说法，要“依类象形”，就是根据某一类事物的总体特征来勾画出某个形体。
　　比如人物肖像，不论是工笔还是速描，都只代表某一个特定的人，这就是画；而古人根据所有人的特征抽象出一个简单的象形符号，它不像任何一个具体的人，而可以代表所有的人，这就是象形字。

汉字的繁简有起有伏
专家规范和行政干预，都可能导致汉字发生变化
　　汉字的变化除了字数的增减外，就同一个字种而言，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形体、结构和用法。
　　形体方面，笔画数量的增减就是“繁简”变化的问题。汉字既有繁化的阶段也有简化的阶段，例如金文、大篆比甲骨文总体上要繁化，小篆比大篆总体上 要简化，隶书、草书又比小篆更简化，而楷书的繁体阶段比隶、草总体上繁化，现代的简化字楷书系统又比繁体字楷书系统简化。可见汉字的繁简不是单线条发展 的，只是我们正处于简化的阶段，所以感觉简化成为总趋势。
　　简化是为了便于书写，而繁化则是为了表达清晰或者美观。这两个规律既是矛盾的，又是辩证的，它造就了汉字从古到今的繁简协调变化。当汉字表达不很明确的时候，就适当繁化，当汉字繁化到使用起来很不方便的时候，就适当简化。
　　汉字的发展演变当然也会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例如书写工具和载体的不同，个人书写习惯和社会审美意识的不同，专家的规范和行政的干预等，都可能导致汉字发生变化。
　　甲骨文的纤细方折，金文的肥实婉转，简帛文字的飘逸灵秀，版刻文字的规整方正，无不跟工具和载体相关；隶草行楷、蔡（蔡邕）王（王羲之）张（张 旭）欧（欧阳修）等不同书体的形成，大概跟社会审美意识和个人书写习惯相关；而秦代小篆字系的诞生，则是专家规范和行政干预的典型代表。

汉字规范仍有不少问题“異”、“又”都在变戏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汉字整理和规范工作并未尽善尽美。以简化字而论，虽然为功甚巨，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有的简化字很个性化，没有考虑相关字的系统简化，如“異”简化为“异”，“糞”中的“異”却简化为“共”，而“翼、冀、戴”等字中的“異”却又不简化，结果使得汉字系统中的“異”形照样存在，平白无故地多出一个“异”字来。
　　有的简化符号跟某字或某构件同形，而且代替的构件繁杂，无法归类，从而破坏了原有的系统性，如“又”在原有构形系统中是个表示手的构件，而简化 字中作为简化符号代替了11个以上的构件或不同的形体，“观（觀）、汉（漢）、鸡（鷄）、对（對）、树（樹）、圣（聖）、风（風）、邓（鄧）、戏（戲）、仅（僅）、轰（轟）”，这就使得“又”作为构件的功能发生混乱，而且这些被代替的构件在现代汉字系统中大多数并没有消失，仍然在别的字中存在，整体系统并 没有得到简化。
　　有的同音替代造成一个简化字对应多个繁体字，从而给整理古籍和跟港台进行繁体字沟通时带来麻烦，如“发（髪發）”、“干（幹乾榦）”等。
　　有的偏旁类推在不注意功能和层次的情况下会产生大量人为生造的怪字，特别是1977年公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出现了更多不符合汉字系统和汉字演变规律的现象，虽然很快废止，但影响残留至今。
　　另一方面，新时代新变化，也在呼吁新的规范理念和新的规范标准。研制新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十分必要。

[汉字怎么来的][简体字的背后] 汉字革命与现代性
　　百年以来，汉字始终面对着被消灭的危机。陆费逵、钱玄同首倡“拉丁化”，瞿秋白怒斥“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还 有人高调痛批“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和“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绝大多数苏联乃至西方汉学家，都视汉字为落后的象形文字。本土激进知识分子的“汉字拉丁 化”倡议，获得了来自全世界的响应。
　　这场文化喧嚣终于在1956年成为现实。从1月份起，仅两个月时间，《汉字简化方案》、《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和《关 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就倾巢而出，其中拼音方案的目标，是推动扫盲识字运动，待时机成熟后再废汉字以代之，而简化字则是汉字被取代前的过渡形态。但这种简体 字方案，正是急功近利年代的畸形产物。
　　简体字推行者声称，简化字减少繁体字笔划，加快书写速度，减少繁体字数量，降低认读难度，由此为扫盲开辟了意义深远的道路。尽管简体字扫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盲，但中国大陆的文盲比例，却仍远高于繁体字的港澳台。
　　事实上，只有少数过繁的文字（如 “鑼”、“纜”、“驤”、“鑽”、“鑾”等）需要进行适度手术，大部分汉字笔画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以内，但这场拼音化运动的序曲，并非只是一种文字自身的变 革，而是隐含着更为复杂的政治诉求，它一石数鸟地实现了下列战略目标：第一，向民众显示了文化大一统的威权，成为与嬴政“书同文”媲美的历史伟绩；第二，向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阵营表达了“字母共产主义化”的决心；第三，彻底划清了跟港台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文化界线。
　　1950年代下半叶入学的小学新生，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接受简体字的规训，并且以简体字为文化认知的根基，这就是所谓“简体字世系”。该世系成员对“繁体字”文本的敬畏退化，历史情感日益淡漠。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革命读物，无疑都是以简体字排版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种《水浒传》简体字本。它 们是古典文献简体化的范本，向广大“无产阶级”昭示了文化现代化的图式。以横排简体的方式印刷古典文献，就是一次政治鉴定，它要从文字学的立场，判处《水 浒传》乃至《红楼梦》无罪。而更多的繁体文献，则将继续以有罪身份遭到封存。在“文化大革命”的极端语境中，繁体文本自身就是一种象征，代表着文明的记忆、流逝 的岁月以及柔软温存的部分，而简体字则是革命、现代性和坚硬冷酷的象征。
　　如同一些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样，从“愛”到“爱”的转型，正是“心”和“灵魂”大步沦丧的象征；而“聖”向“圣”的转型，则意味着精神高度（耳代 表谛听，口代表言说，是尊者的精神性的哲学表征）向更为低级的土木建筑高度退化（又土，就是土的简单叠加，预言了当代城市所展开的高楼竞赛）。
　　此外，那些莫名其妙的符号“x”和“又”渗透到文字内部，腐蚀着它的灵魂。神鸟“鳳”改成“凤”就是一个范例，它以类似否决（“又”类似“X”）的方式，消解文字中的神话、神性、想象力和隐喻关系，并切断阅读/书写者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但这种粗暴的断裂模式，却完全符合革命式进化的原 则。
　　这断裂直到1977年起才开始逐步弥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大批中外文学名著，简体字退出激进的“文化革命”程序，跟旧文明达成古怪的和解，并开始承载它的精神成果。简体字是一个成功的僭替者，以新汉字的面目在世，在现代性的名义下，篡改着汉字的隐喻天性。
　　在21世纪的中国大陆，新简体字世系公开指控说，“恢复繁体字是对80后的摧残”。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罪名。繁体字一旦无法获得年轻一代的支 持，便注定要在冷漠或声讨中消亡。不仅如此，它还要腹背受敌，被迫面对国家语委的行政威权──繁体字属于“不规范”汉字；学校教育中禁止书写繁体字；公共 场合禁止使用繁体字，如此等等。我们只剩下惟一的“救赎之路”──立即追认繁体字为“世界文化遗产”。

[汉字艺术]短命的﹃第二批简体字﹄
　　在汉字简化历程中，“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是一个被否定的产物。在这种方案里，“副总理”被写为“付总理”，发展的“展”字是尸体的“尸”字下面加一横。这种“超简化”的字体，仅仅试用过半年就被叫停。

【起因】汉字继续简化是路线斗争需要
　　1956年，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揭开汉字简化的序幕。
　　1964年，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收录2235个简化汉字，成为目前通行的规范汉字的来源，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之后又选定“第二批简化字”。收集的资料，主要来自文字改革委员会1972年各省、市、自治区征集的新简化字材料，推荐的新简化字材料，以及群 众来信中提供的新简化字材料。然而，这些所谓的新简化字，很多只是来自各地人们“大字报”里的创作，为简化而简化，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约定俗成机会，不是成 熟的俗体字。
　　1977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开始试用“二简字”。

【试用】“二简字”引发反弹 半年后即停止试用
　　“二简”想方设法减少笔画、简化结构，大致上可以从简化形体和同音兼并两个方面去分析。淘汰了一部分“容易读错和写错的字”，改为同音字；将一些复杂的偏旁和结构简化或变换为新的写法；合并了一部分偏旁。实际上是对汉字进行了大的手术。
　　简化结果为：“草案”把原来590个一简字化为462个二简字（不包括简化偏旁类推出来的391个二简字）。平均笔画从13.1降低到6.9，二简字比原来的一简字的笔画几乎减少了一半。在看似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反弹。
　　1978年3月4日，胡愈之、王力、周有光等23人联名写信，要求第五届全国政协和第五届全国人大的主要文件不采用草案第一表的简化字。
　　批评者说，直观地看，这些简化字缺胳膊少腿难看至极。“二简”方案放弃了原来取得成功的以“简化偏旁”和“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为简化的主要 方式，而是缺乏规律地甚至是大量地简化字形；一些字只在个别行业或某个地区使用，普遍性不强。有的为简而简，是人为新造的，缺乏约定俗成基础，所以难以推 行。而且方案拟订和公布过程十分仓促，事先既未召开文字改革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也未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废除】胡耀邦一锤定音“二简字”被彻底否定
　　1985年1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强调国家语委要“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这一通知表明拼音化道路已被放弃。
　　随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二简字”的问题。胡耀邦说，已有的简化成果要稳定下来，规范用字，不准任意简化，拉丁化拼音只作为语音符号使用。
　　1986年6月，国务院转批了国家语委废除二简字草案的请示。随后，国家语委重新发表了《简化字总表》，共计2235个简化字，只对1964年 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中的6个字做了调整，沿用至今。这表明，“二简字”这个从1972年就开始酝酿的特殊时代的产物，被彻底否定。
　　“二简字”推行的时间只有半年，但影响还是非常广泛。受影响最大的是当时在公安部门登记的姓氏，由于不方便改动，所以很多人使用的其实是被废除了的“二简字”里的姓氏，例如许多“萧”姓现在被写作“肖”，“阎”姓写作“闫”，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