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意识与放思想：“三中全会”应当是“解放思想”的代名词

一：历史上“三中全会”与“遵义会议”并提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
　　三中全会本来是指每一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但历史上与遵义会议并提的三中全会就是指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客观上说，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事业遭到毁灭性的失败前景的情况下，由党自身爆发出惊人的自救能量和独创力量所创造的的一种路线转移或者说思想解放。
　　因此，三中全会在历史上就代表了一种状况，那就是思想解放和路线转移。
　　有人说，历史上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没有思想解放的作用。
　　这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被搬到江西苏区的党中央解除红军指挥权之前，曾经对红军的政治、战略和党的领导等方面，做出很多创新。但是一直不被听从第三国际指挥的中央领导层所认识，也没有成为中共上下的普遍共识。只有经过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认识到必须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必须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在这样的危机意识下，才把毛泽东在井冈山创立的东西拿出来作为全党的自觉的指导思想。
　　对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进行的创新和对红军进行领导等等，这些经验的反思，为遵义会议的召开，进行了铺垫和奠基。
　　那么，翻过来看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次全会前，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骨干，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肯定了1975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很大成绩，肯定了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四人帮”干扰破坏进行的斗争，肯定了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革命性质，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其中特别是“解放思想”作为第一主题，就是笼统地但不再具体追究地肯定了这36天中，大多数中央委员和领导同志对于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政治的反思，认识到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政治已经给党的威信和领导带来了空前的危机。
　　邓的讲话很明确，解放思想而又不具体再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继续追究，就是要团结一致往前看，要实事求是地解决当下最紧要的有关国计民生的改革发展问题。
　　但是，“解放思想”成为第一个出现的词汇、成为第一主题，说明邓小平心里很清楚，没有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就没有全党的团结一致。
　　从此，解放思想就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词和代名词。

二：上世纪80年代改革与政治上的“放”相伴随
　　从1978年至今，中共中央从十二届到2012年11月结束的十七届，累计已召开过六次“三中全会”，但从其促进党和国家进步的影响力而言，仍以“三中全会”这一特定政治名词的开创者──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最大。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解放思想。
　　应当说，在上个世纪“解放思想”贯穿了整个80年代。
　　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整个80年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三中全会预备会上，深刻感受到党的事业遭受空前危机的各个地区部门的领导干部，他们表现出全方位的创新和改革热情。
　　在安徽、在四川，在沿海、在乡镇、在企业、在农村，从小岗村民到企业家再到中央领导层、省市负责同志，都有一种危机意识，一种创新精神。
　　这种危机意识和创新精神，涵盖着鼓动着“解放思想”的内在要求，表现出来就是在政治领域的创新更多一些，更加激进一些。
　　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就政治方面的中央地方关系而言，是以向地方放权为主导思路的，具体说，是在“条条服从块块”的大原则下来处理不同层级间政府关系。这种改革的原则，体现在机构设置、人事任命、财政收支等诸多方面，来自上级政府或者中央的直接管控都明显减弱。中央支配的财力明显下降，相反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在与群众的政治互动中，解放了群众的创造性，给地方政府增加了很大财力。
　　比如，在利改税之前，马胜利、步鑫生承包了地方国营企业以后，承包增加的收益绝大多数为企业职工和地方政府所得。
　　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后，随着政治改革问题高调提出，不仅在上下级政府间关系上放权速度加快，而且在党和政府关系上党委的权力也显著收缩。一段时间内，党政分开的改革有实质性的进展，如撤销党委政法委、政府部门党组等。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县乡改革的推进力度空前。当时，中央提出县级党委政府要总揽改革全局，县级综合改革一度成为改革进程中的重大题材。不论东部还是中西部，都出现过一些县级改革的先行者，在经济发展、体制创新、机构设置等方面都有一些重大突破，如内蒙古卓资、四川广汉、山西原平等。
　　内蒙古卓资、四川广汉、山西原平等地方的创新，是包括权力划分、政府架构、党政关系的一揽子创新。
　　这些创新在政治上的意义，就直指文化大革命只讲政治贯彻、只讲个人意志的反面──社会产生权力不足的从下至上的政治建设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在上世纪80年代曾是县级机构改革的典型，一度被誉为“中国最小的县级政府”。该县在机构改革中多管齐下，将政府职能分为4部分：一部分给企业，一部分给市场，一部分下放乡镇，另一部分属于政府基本职能的由政府保留。同时，大幅度超常规精简机构和人员：党政机构由原来50个压缩为9个，减幅达5/6；人员由711人锐减至394人，精简近一半。
　　在山西原平县“政府搭台，群众唱戏”,　“全县打破条块、行业、所有制、城乡、脑体力之间的界限，促使各行各业互联,多种所有制并重，促进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资源跨城乡、跨所有制、跨行业流动。”短短几个月,原平县国家行政事业企业单位，利用闲置设施、场地、资金等资源，全部开办可吸纳农民参加从业的经济组织，搭起各类台子3800多个，组织原平县40万人民走进发展城乡商品经济的创业天地中。
　　四川广汉的工业发展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都是一些农村各自为政的家庭式作坊。”从上世纪70年代“一砖二瓦三榨油”，到80年代的“五小工业”，再到90年代初乡镇企业迅猛发展，这是许多熟知广汉工业发展历程的人清晰而深刻的记忆。广汉甚至连续14年被评为四川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十强县”。这背后的推手竟是广汉随处可见的民营中小企业。虽然没有像东汽、二重、剑南春这样的‘巨无霸’企业，但是2000多户如涓涓细流的中小企业最终汇成了汪洋大海，为广汉的工业经济撑起了一片天。这就是广汉工业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
　　在上述进程中，政治上的放权促进了财政和资金在县区乡镇一级自治型微观结构的形成，在大大削减的政府身边，是3800多个山西原平农民搭建的平台，是2000多户如涓涓细流的四川广汉中小企业……这些民间行会、社会组织，会自然产生与之搭配的党的基层组织，这种党的基层组织建立方式，不是条条的而是块块的。就像当年在根据地期间，党的地方委员会要统管在根据地活动的野战军政治工作。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提出在根据地建立前委统管军队与地方工作的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军队建设成不光会打仗的战斗队，还要成为做群众工作、要筹款的群众工作队。井冈山的老干部后来回忆起来都说，这种建军思想，脱离了旧军队流寇思想和单纯拉军饷的传统。使得做群众工作和受到政治教育的士兵，知道为什么当兵为什么打仗。这就是，权力产生自基层、产生自底层的建军思想。
　　邓小平在谈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时，提到的最大收获和最大意外，不是特区、不是引进国外技术，而是乡镇企业的大发展。
　　邓小平这样说，是因为我国的工业化同时所存在的先天不足──我们从苏联引进大工业重工业技术，也引进了一长制，引进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互相冲突的集中体制。
　　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和在全国打破地域体制界限实现的大流通，使得我国的上世纪80年代，呈现了权力关系产生自基层和底层的良好政治建设态势。
　　这种态势的形成，来源于一揽子政治经济改革创新，而这种创新的真正来源，就是来源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36天预备会上、广大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政治的深恶痛绝。

三：今天互联网上意识形态方面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前夕，作为思想领域的预备工作，宣传部门布置了一项工作，就是在互联网上针对来自底层来自基层的声音，作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面，进行大规模整治。
　　这一部署表明，作为三中全会的预备工作，主题并不是放，而是收。在思想领域，不再提解放思想，而是提强固意识形态工作。在这种氛围中召开的三中全会，是不可能继承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精神的。
　　那么，我们党今天遇到意识形态方面出现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来自底层的声音太多太杂了呢？
　　这种整肃来自底层要求政治权力动向的部署，在上世纪1989年严重政治风波以后，也出现过。当时要求对思想领域文化领域甚至经济领域的自由化进行整治的党内布置的确很多。声讨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以扩权放权为方向的县乡政府改革，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发生逆转。
　　这种逆转是悄无声息推进的。从大的历史背景来说，1989年的激烈政治动荡之后，虽然理论上并没有否定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改革目标和思路，但是，改革的实际进程不仅没有继续，而且在一些方面还有后退。如关于党政分开等方面的改革，初步展开后又回到十三大以前。就县乡政府本身改革来说，原来的改革思路也没有再继续推进。
　　出现了政治上的倒退，到1990年代中期，上级政府对于基层政府的控制总体上趋于加强，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划分，把已经加大的流通领域和市场式产品结算的最大税种流通增值税等等都划给中央，把地方掌握的众多赔钱、破产边缘的中小国营企业的营业税留给地方。使得地方的税收与对于地方中小企业的支持因为财力问题不能再继续下去，只能走大规模转岗破产的国营企业终结道路。
　　原先能够为地方政府实现创新的财力物力和投资不存在了，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只能仰赖于中央政府的要么给政策、要么给财政支持。
　　另外，政治出现倒退，特别表现为垂直管理的部门不断增多。基本上，具有重要调控能力的政府部门大都开始实行垂直管理。如税务部门，在地税国税分家以后，地方税务部门也实行了省级垂直管理，随后工商部门也实行垂直管理。二十一世纪之初，国土部门也实行了领导班子的垂直管理，质监和药监等部门也实行了垂直管理。这些都构成了中央集权的新推进。
　　大多数县乡级国营企业消失以后，地方政府手中的财政主导权基本没有了，与群众互动时期存在的集体所有制国营小企业不存在了，在那种体制下的公有制权力有关的底层创新互动空间也消失了。从此地方和基层政府的干部对于改革路线的贯彻，只剩下空洞的执行从上至下的很多条条的命令和指示、要求和部署。
　　上级政府对于基层政府的直接控制不断强化，具体表现为来自上级的各种考核问责日趋严密。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从职权配置上中央权力在加强，对于基层的控制更细腻，但是，中央的权威却在急剧下降。权威是建立信任与认同基础上的权力。缺乏基层信任与认同，中央权力的有效性显著衰落。也就是说，中央重新集权化的过程，也是基层对于高层不信任、不合作的过程。这种重新集权的直接后果，是基层政府与高层政府的矛盾空前尖锐时期。透过文件语言上、官方场面上基层政府对于高层的顺从逢迎，随处可见基层与高层之间的无穷分歧和广泛猜忌。这种奇异状态在快速地消解整个政府体制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可以说，地方政府手中没有支持底层群众创新的财力和物质手段，是中央政令难以贯彻，底层不满日益增多的的重要原因。
　　今天宣传部门说，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在来自底层的声音较多的互联网上失控、失效，其中的真正原因，就是这些声音来自底层，往日他们通过与基层政府互动能够发挥的政治能量，在今天政治倒退情况下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不能与他们身边的党组织微观政府权力形成机制发生互动。
　　这是今天意识形态工作落后的真正原因。

四：政令不通、地方干部不信中央是意识形态失效的根本
　　中央宣传部门在强调最近的意识形态工作时，强调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
　　这里面暗含着就是对于地方和基层干部讲的，就是针对他们对于宏观上党的指导方针的动摇怀疑和不坚定所提出的要求。
　　因此，比起互联网上来自底层群众的对于现存政治体制的不同声音，来自干部饭桌、私聊、称兄道弟、搞小团伙等等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对于中央的政令不信任不信服，是我党意识形态方面遇到的更大问题。
　　应当说，政治倒退、重新集权，直接导致基层政府对于高层政府的不信任和不合作，也对于基层政府与基层民众的矛盾起了催化作用。直接发酵了互联网上种种对于现存政治体制的质疑、冷漠和远离。
　　但是，在这种情况面前，高层领导并没有很好地反思本身存在的问题，而是更多地指责基层政府，特别是指责基层官员的品行和能力。高层政府不断增加和强化不合理或不切实际的考核问责。由此，基层政府陷入两难境地，上有高层领导的指责批评，下有基层民众的不满抵抗。
　　就基层官员来说，他们本身的不满也在迅速增加。这种不满也在两个方向上：
　　对上，他们认为高层集权过多，众多重要部门垂直管理。在基层政府看来，高层的这种做法有两种动因，既有高层对基层政府不信任的动因，如往往是那个领域出了问题，就把那个部门划为垂直管理；也有高层与基层政府直接争利的动因，如把那些有利益的单位和部门划归上级管理。因此，面对来自上级的批评指责，基层官员对于上级政府的不满也是很强烈的。针对上级的垂直管理，县乡干部往往说，“上访问题很重要，计划生育很重要，中央为什么不搞垂直管理”，“放在地方管不好，收到上边照样管不好”。针对权力滥用、官员腐败等问题，一些基层官员说：“说基层官员腐败，我们这点腐败算什么，上级更腐败，高层更腐败”，“腐败的根子在上边，并不在我们下边”。
　　对下，他们认为现在的民众越来越难管理，很多人经常对政府提出过分的要求。很多基层官员反映，现在民众不管大事小事、公事私事、新事旧事都来找基层政府，频现各种无理上访、恶意上访，稍不满意就越级上访，对于民众的很多指责和行为表现，基层官员也有很多不满和抱怨。认为这些民众意在闹事，趁机提条件来敲诈政府，是“刁民”。民众的频繁上访大大增加了基层官员的维稳工作量，他们承受着巨大压力，耗费了很多精力，严重影响了正常工作安排和心理状态。
　　当下的基层治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社会层面，一个是政府层面。不仅政府与社会面临诸多矛盾，而且，基层政府与上层政府也存在诸多矛盾。可以说，目前是民众与政府的矛盾空前复杂的时期，也是基层政府与上层政府矛盾空前尖锐的时期。从基层官员来说，他们面临民众的广泛深刻的不信任，不合作；同样，从上层政府来说，也面临基层官员深刻而广泛的不信任，不合作。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早期比较，上层领导人的讲话，上级政府的文件精神，不仅得不到基层官员的尊重和执行，往往成为基层官员嘲讽质疑的对象。在上级面前，基层官员过去那种发自内心的谦恭和信服，已经不复存在。
　　因此，在这种整体政治改革倒退、思想解放越来越难的情况下，我党遇到的信任危机、制度危机，与其说是来自国外的、是来自敌对势力的，不如说是来自我们自身的基层工作队伍，来自我们的工作实践中的思想不解放、路线不明确、方向不清晰。
　　最终结论就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与其在互联网上针对底层的鼓噪和杂音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整肃，不如在基层干部的真实思想和他们对于党的高层真实要求中，去寻找我们党在现实当中遇到空前挑战的真正原因。
　　党的队伍对于来自高层的声音不信任、不信服，已经在自身队伍中产生了思想不坚定、意识不巩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互联网上的意识形态方面树立对立面进行整肃，不是本末倒置、缘木求鱼了吗？
　　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打铁先要自身硬。自身的干部队伍出现严重的理想信念方面的架空，意识形态口号化，距离实际问题十万八千里，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宣传工作怎样才能配合好推进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的整体大局呢？
　　党的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只有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才能发挥空前的动员和影响群众的作用，那就是思想巨大解放时期。
　　这是党的历史在多次关键时期证明了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