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周期辨与证：全球化政治以及中国革命与改革的宿命

一：回首大英和美苏实行霸权的时代
　　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历史带来了很多的教训。其中的一点就是，如何建立世界各个民族的现代国家概念。
　　从今天成为部分现实的全球化政治来说，人们广泛接受的现代国家概念应当是致力于经济发展和开放型经济的部分让渡国家主权的和平主义机构、经济与社会发展协调性机构。而不是以民族主义互相威胁和继续历史仇恨的军国主义政府或者什么其他独裁性机构。
　　应当说，这一现代国家政治概念的广泛形成，是基于上个世纪严酷的两次世界大战和革命流血带来的结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大英帝国凭借着工业化的技术进步、经济生产力量和制度力量，在世界各地广泛建立殖民地。这种使得世界各地殖民地成为单一市场分工的国家形式，被上个世纪初的世界其他强国，特别是德国、日本等后期发达的国家还没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的政治理解中，认为是应当改变的政治现状。
　　因此，1914年的德国对英国紧追不舍（甚至在工业实力方面超过了英国），1914年，人们确实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论点更是加强了这种宿命论。他们认为，应当欢迎战争，因为它会像夏天的一场痛快暴雨一样“净化空气”。德国当时的自由主义小说家托马斯?曼就为此欢欣雀跃，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战争！我们感觉到一种净化，一种自由。”之前的“和平世界”让他感到厌烦。
　　这里所谓的“和平世界”就是已经瓜分世界完毕的大英帝国给各地分配市场分工原料产地的所谓现代国家概念，这些在世界建立的早期全球化不被殖民地人民接受，也不被后起的几个工业化国家接受。因此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世界起初的国家概念来到身边的群众中引起了欢呼。
　　结果是战争技术和全民参与程度造成人类文明毁灭程度超出想象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文明带来了永远的思考，结果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美国与前苏联两强争霸的冷战局面。
　　从历史对比看，1914年欢声雷动的人群会认为1962年的古巴导 弹危机中的领导人柔弱无力。但是，1914年他们连机关枪都没有听说过，而1962年的人们见过原子弹在二战结束时日本使用中和后来无数次试验中的威力。
　　核武器相当于使政治领导人有了一颗水晶球，可以看到战争升级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或许，如果德皇、奥匈帝国皇帝和俄国沙皇当年也有一枚水晶球，那么他们在1914年就会更加慎重。当然，水晶球效应在古巴导 弹危机期间对美国和苏联领导人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除了战争武器升级以后的水晶球效应，世界进入高度信息化和电视直播化时代也是人们的和平主义至上制约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比如很早的电视就是如此。某些新闻频道是非常好的维和工具。乌克兰饥荒、1943年孟加拉饥荒、纳粹大屠杀都没有被摄像机拍摄下来，但如今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一个士兵开了一枪，CNN都会跟进报道。接着政治人士就会紧急行动起来，进行干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如果军人们在一个类似于今天微博的工具上实时发布惨烈的伤亡数字，他们就可以迅速阻止那场战争。
　　智能手机扩展了媒体的触角范围。10年前，南苏丹可能只有两台电视摄像机。如今，几乎一切都可以被拍摄下来。
　　在世界警察──美国军队今天将越来越多地秘密实施暴力，利用无人机或没有监控的审讯室的时候，美国政府绝不会再容许像越南战争那样对战争进行电视实况转播。

二：既是民族的全球化也是国家的全球化
　　国家除了民族形式以外，就是政治形式上的代表。国家历来是统治阶级的代理，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
　　这一不可调和性曾经在上个世纪造成两次世界大战，在率先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大国争霸和列强争霸造成了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战争教育了人类自己，在战争普及了政治的情况下，财富的增长和民主的设计使得这种代理和阶级斗争调和出现了人道主义的结果，被赋予了更多的民族群体的历史选择和阶级融合的意志。
　　在全球贸易和工业化的时代，这一政治性，就体现在国家出面对于全球资源和贸易以及对于相关的社会资源的管理上。在历史真实进程中起初是侵略和流血冲突，后来就是政治进程表现，即各个民族国家或者主动或者被动，都陆续开放经济加入世界贸易流程。
　　国家出面对于全球资源和贸易以及对于相关的社会资源的管理还有另一方面，就是经过世界范围的冲突和平息，留下了跨越国家的世界国组织──例如，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教科文组织等等。
　　可以说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使得今天各个国家都被打上阶级调和和开放经济的烙印。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各样的趋势一直推动我们继续走向和平。一般来说，人类得到了更多的教育、变得更为富有、与世界联系更为紧密，而且更有可能生活在民主国家。这些因素往往有助于减少暴力。的确，按照某些定义，自2008年以来没有发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与1914年不同，2014年，如今的国际环境是鼓励和平的。最近的趋势展示了以下几点：
　　──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将得到顺利执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将继续朝着和平的方向前进。所有这些国家的公众很可能更倾向于和平，如果他们选择战争，外国盟友和媒体将惩罚他们。
　　──全球国防开支将继续减少。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称，2012年，全球国防开支自1998年以来首次略有下滑。2013年的下滑幅度可能更大。
　　── 强硬派将输掉选举。从历史上来说，美国共和党人的竞选承诺是在犯罪和战争问题上立场强硬。今天的情况则完全相反，他们将怀念犯罪和战争。
　　──国际贸易将持续增长。上月，世界贸易组织达成了其首个全球贸易协定。
　　──主张对外部强硬的政治人士将继续丧失地位，因为选举议题不再追求国家辉煌，而是纠结于他们甚至无法控制的民生问题。拿破仑比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更伟大，可生活在奥朗德主政的法国更幸福。

三：中国与日本：东方国民建立国家概念的标本回顾
　　下面我们分析日本和中国的现代国家概念来到普通人身边的标本意义。
　　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政治极端性，是因为各国对于人的自由价值体现和国民性形成的不同，与少数几个国家以帝国形式占据世界资源和市场分割对抗造成的。
　　这一点，在日本和中国的现代国家概念在民间和百姓身边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关联。日本的军国主义性质很早就伴随着生活在二十世纪初到中期每个日本人的国家概念形成过程。
　　《望乡》所要表现的就是战争在日本形成军国主义过程中一个侧面。日本在20世记发动的战争，第一步是把十几岁的女孩子骗到南洋充当妓女，由此所获得的外汇，成了那些“爱国主义者”实现富国强兵的基础。到了昭和年间，随着国家吸足了南洋姐们的血，军事实力开始强大，加上一战中日本成为战胜国，也就没有必要继续依靠南洋姐们出卖肉体了。这时的“爱国主义者们”又觉得南洋姐们的无烟产业有碍观瞻、有伤国格；同时也更因为依靠枪杆子的掠夺，比少女卖身创汇的效果更理想。这实际上含有将南洋姐充当日本军队的先谴部队的意味。当二战后期日军遭受盟军攻击后遭到惨败，又将留在南洋的同胞住地疯狂地实施轰炸，包括南洋姐们受尽凌辱的三打根九家妓院，甚至南洋姐们埋葬异乡的墓地也遭毁坏。他们满以为，自己的罪行可以瞒天过海，在将来的历史书上也可一笔勾销。
　　换一个角度，到了日本国民性形成的具体个人，我们还可以认为《望乡》写的其实是日本现代国家概念带给人的人性的冷漠。你看，当初少女阿崎被骗离开家乡，母亲、哥哥悲痛欲绝。昭和六年，身心俱伤的阿崎回到九洲的故乡天草，母亲早已亡故，她所见到的是哥哥的无情。哥哥和嫂嫂依靠阿崎汇回的钱，造了宽敞的住宅并有了洗澡间，却又因阿崎在南洋的“名声不好”，将阿崎视为陌路人。嫂嫂担心用了阿崎寄回的钱造的房子，阿崎会提出分割，哥哥的一句话更令阿崎几乎崩溃：“她敢！这房子我已经登记了，不许她碰一根手指头！”曾经是骨肉至亲的哥哥，早已变成另一种吸血鬼，另一个冷冰冰的掠夺者。
　　影片的结尾：阿崎婆从记者圭子的手里接过毛巾，轻轻地帖在脸上，心情一下子变得十分沉重。她转过身呜咽着哭起来，那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抽泣，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哀鸣，仿佛是将她一辈子忍受的伤痛与凄惨向圭子陈说，令人永远难忘。
　　从日本现代国家概念形成在普通人周围的历史标本可以看出，国家作为制度的供应者与实施者，既可以很便利地保护人们的财产权、生命权和自由权，也可能以国家的名义，对人们的正当权利轻易带来伤害，包括对财产权、生命权和自由权的剥夺或变相取消。
　　望乡电影中有一个情节，让人感到南洋姐们与自己国家的分离是一种永久断裂，他们不会原谅自己的国家。阿萄妈拿出自己的积蓄，在三打根郊外的密林中为南洋姐们修建了公墓。二战后期，穷凶极恶的日军在撤退前对这片密林中的公墓还进行轰炸，用意在于将南洋姐们的苦难历史遗迹冲洗掉。当记者圭子来到这片残存的墓地祭奠时，忽然发现，这些南洋姐们的墓碑，全部背对着日本。这是震撼人心的镜头，圭子伤感地含着泪水喃喃自语：“她们背朝日本，长眠地下！”
　　是的！每个南洋姐，她们对故乡虽有着梦牵魂萦的怀念，这是电影取名为《望乡》的原因；但是她们又绝不会向往被称为“祖国”的国家──日本，他们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的国家。
　　在中国的传统农村村社制度的阶级化、引进广泛组织的国家概念形成中，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东方国家的现代国家概念形成在普通人周围的另外一个标本──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
　　在大规模土改之前，真正支配农民生活的，实际上是一种以“会过日子”为基本内容的“生活理性”。
　　在引进阶级概念之前，人们对于地主富农的理解，是“生活理性”，即一个农户家庭，省吃俭用，经过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积累，所希冀所追求的，无非是没有土地的想得到几亩土地，有了土地的想得到更多一些土地。为了这些土地，他们牺牲了暂时的消费，并且不计成本地付出自己的劳动。
　　土地改革可以通过改良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方式进行。
　　而新中国急切的工业化任务和严酷的战争外部环境，造成了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土地改革以激烈的阶级斗争方式完成，并赋予中国普通人以阶级斗争方式接受的现代国家概念。
　　土地改革的进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这样一种常规性的生活状态，也改变了农民生活世界中的逻辑。其中阶级划分成为国家概念性形成的内容。
　　土地改革是在1949年前后，在不同的地区以不同的时间完成的。其中，有些地区（老区）是在解放战争的过程中完成的，而新区则是在解放之后进行的土改。有研究者统计，在整个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把大约43%的可耕地分给了60%左右的农村人口。但根据一些地方的资料，在土地改革过程中重新进行分配的土地，很可能超过这个比例。将整个社会中一半左右的耕地拿来重新进行分配，从整个社会的宏观政治生活来说，实现了土地关系的根本性变革；从微观社会生活的角度而言，它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境遇和生命历程。
　　在国家概念带给普通人的意义上所关心的，不是这一过程对于个人社会生活的现实影响，而是它如何影响了个人对于生活的解释和对于他所处世界的认知。如前所述，在常规的生活状态之下，人们是在“会过日子”的生活理性指导下从事着一种常规性的财富创造和积累过程。
　　而阶级划分和土地改革用强有力的事实表明了超出个人常规性生活手段的一种逻辑：在无需个人做出实质性努力的情况下，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用人们原来从未见过的方式，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特别是对于那些经过自己若干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也没有形成客观的财富积累的人们（雇农和贫下中农），由外部力量推动的一场运动给他们带来的，远远超出他们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努力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改变财富与身份的剧变过程中，人们感受到一种来自外部的强大力量的存在。
　　这个力量就是国家，对于农民普通人来说，是通过确认自己的阶级身份来形成国家观念的。这种国家观念是一种“感恩型的国家观念”。而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形成的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是“阶级的一份子”和相对于国家的“人民”或“群众”。
　　在成为以阶级斗争方式达到普通人理解国家的概念中，与激烈斗争并存的是党的基层组织围绕在身边和大量的榜样献身精神的普通党员形象和良好作风。

四：抛开日本不谈，谈谈中国革命与改革的宿命
　　日本的现代国家概念在普通人的历史进程演变，我们因为篇幅的关系先抛开不谈。
　　在此，仅就中国革命与改革的宿命谈一谈。
　　如前所述，中国的国家意识是与多数人的国家概念历史沉淀有关的。革命的时代与改革的时代都是国家概念沉淀的时期。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多年以后，认为国家概念已经脱离了多数人动态理解国家概念的革命状态，所以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命题。在认为党的高层领导已经与国家的官僚机构结合不可能启动自下而上的革命的情况下，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革命是进步与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本来斗争形式可以是改良性的改革，但是，暴力和侵略使得斗争形式变得很残酷。这种残酷斗争的组织过程和调动程度，有利于工业化时期的积累和资源集中，使得东方国家的工业化可以在没有资本家人才群体的情况下，只使用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就实现一个国家的迅速工业化，而且可以在没有外部市场和内部自由经济的情况下迅速实现。在实现这一迅速工业化过程中，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和普通共产党员以个人的献身力量和榜样的力量把微观国家带给了中国普通人。这是一种国家的拟人化。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国家的拟人化，政治精英与技术精英的结合，在实践中造成普通人献身和榜样之外，却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成为一个官僚阶层，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矛盾，是利用组织形式建立起来的工业化体系，反过来成为一种压抑社会发展、禁锢社会活力的一种拟人化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把这种拟人化力量称之为走资派。
　　形成对照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没有人为政治封闭的开放性经济中，由于资本家群体在民间是一种通过政治机制反映到国家中的阶级，这些东西倒可以通过阶级调和的方法，逐步达到国家全球化和民族全球化的结果。
　　邓小平成为中国执政党第二代领导核心以后，果断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实行的是改革开放路线，采取的是阶级融合的以生产力发展为标准的一套新理论。在农村，他逆转了对于农村生产力的国家化政治结构，使得国家结构在农村退出，让农民在有限的土地权力基础上实行微观资本化，让部分人利用城市的工业化影响，在集体财产权转换、价格双轨制转换、金融体制初创等环节迅速致富，形成了中国工业化体系与利润致富效应的结合，让中国社会迅速转换到以价值和效益连接的物质型社会。
　　毛泽东时代的单一工业化体系中的官僚技术精英集团的垄断性被打破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出现了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传播人物不同的一批传播人物，他们不是阶级斗争深化时期的政治符号和技术精英，而是一批带有融合政治性的迅速致富者和部分带有剥削性质的拟人化生产力。他们来自基层、来自脱离体制的知识精英和科学技术领域的致富领袖。当然也来自利用体制转换环节的腐败群体。
　　到了九十年代和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全球化时期，国家政治结构在农村在国营工业体系中的退出，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下岗工人和为解决下岗工人转入第三产业而建立起来的地方政府公司化趋势。应当说，地方政府企业化，是因为解放农村生产力和全国生产消费资料价格体制放开以后的地区差别的不得已之举。
　　很多地方政府加入到培育地方品牌、阻止本地资源被全国高效生产基地廉价利用等等反市场行为当中。到了由于服务领域的开放和世界贸易组织条款导致西方品牌大举进入情况下，地方政府加入到争夺外资投资和土地增值的经济行为中，以致到了房地产开发热潮中炒作土地和建立地方融资平台大举地方债的经济行为中，都可以看到地方政府的影子。
　　我们关心的是在这一改革开放时代或者说时期，这一阶段人们心中积淀的国家概念应当是什么样的呢？
　　这一时期国家形象被高度物质化了，地方政府换届时期的党代会人代会上，党委和人大报告中大量的经济发展数字，三年大变样的公共交通设施以及城市面貌，大拆大迁中的城市居民物质条件的改善等等，都是几十年来地方政府高度脱离政治轨道以后物质化的结果。
　　在经济上，由于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政治后果就是中国成了经济上的联邦制和政治上的共和制。美国是一种在几十个联邦制州基础上建立的合众国，在经济上北方州与南方州在历史上有着经济上的差异，从而在政治上经历过法律关系的洗礼从而建立的中央统一政权。但是，中国的经济联邦是在一种无差异无历史衔接的基础上，在地方政府主导地方品牌和地方下岗工人再就业目标基础上，建立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他们是无差别的，是以单纯GDP增长为目标的中央考核基础上建立的经济行为。
　　在政治上，中央的共和制和党管干部的统一考核组织化，形成了中央政令和与传统党的理念衔接的历史继承性，在邓小平时代被终止了。国家在人们历史沉淀中的形象，与人们在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中形成了反差。国家不再是通过党政体系体现的一以贯之的传统、作风、群众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赖以建立的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榜样力量──把微观国家建立在群众周围和民间的国家，已经在地方政府的物质化行为中荡然无存，而成了一种追忆中的国家、追忆中的党的形象、党员的形象、官员的形象。
　　历史上的阶级感情被现实中的经济行为政治化的冷冰冰的人与人关系所替代。
　　应当说，地方政府的行为经济化，是中央的改革开放时期生产力指标成为政治考核决定性因素的结果。地方政府的许多原本是党的历史传统继承性的政治行为，被大量的地方引资、占地建开发区和大拆大建与民争利的经济行为淹没。造成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广泛印象和历史对比。
　　当代经济学最早对国家理论作出新的突破人诺斯，他从国家对产权保护的角度切入，认为国家凭借对“暴力潜能”的垄断，可以低成本地供给产权制度（产权界定与产权保护），也可以低成本地改变或取消产权制度，这就是著名的“国家—产权悖论”。易言之，国家作为制度的供应者与实施者，既可以很便利地保护人们的财产权、生命权和自由权，也可能以国家的名义，对人们的正当权利轻易带来伤害，保括对财产权、生命权和自由权的剥夺或变相取消。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斯指出：“国家仅仅在使那些统治国家的人的福利最大化目标的范围内，促成和界定产权。”
　　在中国，对于生产力标准的追求和地方政府政治操作经济化使得地方政府的行为成为目标，而不是为人民提供制度便利。
　　在与世界接轨的政府行为中，应当保护的是人与人无不处于合约的签订与实施中，但由于签约某一方的机会主义和信息非对称等原因，对签约的另一方即意味着风险。此时需要合约的第三方实施，以保护风险一方的权利不受损害。
　　在这里，国家是制度的供应者与实施者之后，提出国家应当是合约第三方实施主体的理论。举例而言，某开发商借助强势，将一个未经你同意的拆房合约强加于你，然后派人欲拆你的住房，此时应当向你提供保护的是谁？是国家！因为国家具有向开发商强加成本的能力，国家又是合约的第三方实施的主体。因此，只有当国家作为好的制度的供给者和实施者，只有当国家把保卫民众及其一切权利放在首位，国家作为合约的第三方实施主体的前堤下，才是每个成员必须爱国的理由。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很多领域的政府主导的改革措施以后，随着群众路线的教育对于干部作风的整顿，我们更应当重视地方政府的国家政治能量在制度建立基础上的政治能量传递。
　　在地方政府的数字化经济行为中，冷冰冰的与群众关系应当回到重新找到党与群众血肉相连的热火情深的渠道。
　　以上对于中国革命与改革宿命的回顾，表明，中国需要对于一个世纪的历史回顾中得到走出历史周期的规律性认识，在全民对于国家概念整体性参与和动态改革中，找到避免历史性错误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