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村民眼中的“好混混”

陈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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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农村老照片
　　在农村调研中，还常常听到“好混混”的称呼，这是一个字面上矛盾的说法，“混混”在一般村民中带有否定的评价，却在前面加一个“好”来表示肯定。矛盾的背后其实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治理现象，即大多数混混是坏的，但还有一些与众不同，他们是好的。那么，这些混混到底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呢？到底什么样的混混可以称为“好混混”呢？
　　在荆门市白洋村，王三是村民眼中的“好混混”。王三少年时学习成绩优秀，曾打算报考军校，但政审时村里一个“权势人物”没让他通过。他深受打击，对通过正常渠道实现社会阶梯上升失去了信心，便开始混迹于社会，与当地的混混来往。当他成为混混后，就报复殴打当时阻碍他考学的“权势人物”，因此被关进监狱，后来被监外执行。在监外执行期间他当上了村里的管电员。当时村中盗电现象普遍，用电纠纷不断，电价不断上涨，最高达到两元多一度。王三“受命于危难之际”，手段强硬，不管谁用电，都必须按规定交纳电费，否则就掐断电线；碰到偷电的，坚决给予严厉的惩罚，王三依靠自己混世的“威名”和力量进行“执法”。村里以前用电不用掏钱的干部和那些蛮横的“大社员”就对他很反感，却不敢与他对抗；在他当管电员期间，偷电现象几乎绝迹，村里电价一直也很平稳，普通村民就很乐意由他“统治”。王三对村民也比较友好，不刻意欺负贫弱农户，允许特别困难的村民缓交或用粮食代交电费。他后来还当了村治保主任，并强硬地从乡政府手中夺回原属村里的鱼塘。
　　荆门市尚武村四组的廖某，在村民心中虽然算不上是“好混混”，但并非只干坏事，他也做了很多好事，他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村民提供便利。村民所提及了很多他的“好处”。第一，在大旱之年，村民生活用水缺乏时，他利用个人关系从上游的水库里为大家放水；第二，当本组的村民与外人发生纠纷，被殴打受伤时，他出面敦促对方足额赔偿医药费；第三，在粮站收粮时，他“摆平”粮站工作人员，让他们对同组人好点，不扣称、不差级，如果粮站工作人员不给面子，他会找人去“修理”他们。同组人因此认为他还不错。
　　在荆门市盐井村，陈井桥不仅是村民眼中的“好混混”，简直就是村庄秩序的“保护神”。陈井桥是个混混，1980年代经常盗窃，因此坐过牢；他以前喜欢在外玩女人，因此离过婚。他兄弟、堂兄弟共有十八个，家族势力很强；他现在与“黑道”上的混混还有来往；他家亲戚中有好几个是乡镇个官员；前些年他靠做木材生意赚了钱，成为村里数一数二的暴发户。有了这些“资本”，陈井桥在盐井村可谓有钱有势，从群众到干部没有敢跟他“叫板”的。不过陈井桥为人仗义，爱打抱不平，他因此成为村里一种另类稳定因素。他从不欺负同村人，相反还经常给村里人帮忙。不管村里有什么不公正的事情，只要他看到，都会站出来打抱不平。村里人有事需要他帮忙，只要打个电话他就会回来，力所能及的他定会办好。村民遇到事情也爱找他去“摆平”，他甚至连村里儿女不孝之类的家庭矛盾也出面解决。由于那些“身不正”的村民怕狠，陈井桥出面解决问题效果往往很好。尽管他不会故意找村干部的麻烦，但他从不将村干部放在眼里，常常“为民请命”，甚至因此打过村支书。1999年村委会选举时，陈井桥发现一个村民帮村支书做假票，当场踢了他一脚，并骂他是败类。2005年村委会选举时，村支书贿选，陈井桥组织村民签名上访，一直告到了省委组织部，有力地影响了选举结果。一次，乡干部来村里协调抗旱事宜，陈井桥不惜与之发生冲突，坚决要求先解决盐井村的灌溉用水。陈井桥非常关心村里的事情，虽在外做生意，在乡场上有很好的房子，却经常回到村里住。他见村里交通太差，就自己花钱给村里的公路铺沙。
　　在荆门市黄聂村，原村支书廖某也是个混混。廖某在村民心里也算个“好混混”，虽然他的“好”无法与陈井桥相比。廖某十几岁就开始长期在荆门市区混。1994年，廖未到法定育龄的妻子计划外生子，被处罚1320元，廖“讲狠”置之不理，乡计生办强行拖走他的家具和家电折抵罚款，后来他多次上门找当时的村干部出气，还殴打村干部。1996年，廖某的一个本家叔叔任村支书，将廖某提任村民兵连长，还发展他入党，两年后他就当了村支书。在村民眼中，廖支书是个有魄力、敢做事、会捞钱、也贪钱的村干部，算不上很好的干部，但他做了很多实事，这让村民在他下台后非常怀念他当支书的日子，因此他也可以勉强算个“好混混”。廖支书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实事：
　　第一，2001年时，组织四组的村民出义务工修机耕路，使得原来机耕路最差的四组成了全村最好的。第二，在取消农业税之前，由于税费负担重，种田几乎没有收益，许多村民摞荒外出打工，税费因此无着落。这个之前村干部感到棘手的问题，被廖支书轻松解决。他外出招农，将耕地租给外地人种黄姜，不但解决了税费负担问题，还给村集体增加了收入。第三，赶上招商引资的潮流时，廖支书以村集体的名义低价征了六组村民的田，出租给随州来的个体老板种黑木耳。过了几年，随州老板走了，他又将田地开成鱼池，转租给村民，这大大充实了集体的经济实力。第四，1998年，乡里修公路需要购买大量黄沙，廖支书通过个人关系以村集体的名义将这个项目接下，在村里依靠暴力强行征了五户村民的十几亩良田挖沙，增加了村里收入。
　　廖某在当村干部期间时常跑到市区去玩，搭上了一个“发廊妹”，2003年他离婚再娶后辞职搬到乡场居住。总体来看，廖支书确实头脑灵活、做事强悍，会给村里找项目捞钱，多少也可能存在贪污现象。他虽然是混混，但主要在村外混，在村里基本没有“鱼肉百姓”，相反名声还不错。他在任期间所做的事虽然手段有些强硬，伤及部分农户的利益，但大多数农户对他的评价还是正面的，觉得他做事有魄力，为村里办了些实事。虽然他也贪了些钱，但村民却很理解，“这个世道哪个当官的不贪呢”。尤其是在与他的后任孔支书的对比中，村民越发觉得他的好。
　　孔支书是老党员、退伍军人，之前在1990到1994年间也曾出任村支书，人品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做干部多年连集体一包烟都没拿过”，但是他思想保守，做事放不开手脚，为人比较懦弱，是大家公认的老好人。2005年，政府修建一条通往市区的公路，黄聂村有几乎需要拆迁房屋。有一户不愿自己动手拆迁，孔书记居然亲自去拆，不料摔伤，在家休养了半年才康复。孔支书重新“上台”这几年，村集体几乎无法提供任何公共品，村里道路、灌溉用水等多方面都存在问题。对此，孔书记说，没资金，没人愿意出义务工，修路、修渠占地也无法给农户补贴，总之是没办法做事。当然，这些都不是推卸责任的托词，而是确实存在的困难。税费改革前，村民常常以不交税费来要挟乡村干部解决问题；但是税费改革后，农民没有了这个“武器”，乡村干部更倾向于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贺雪峰，2007a）。
　　不过，黄聂村村民又找到了一种制衡村干部的办法，就是在灌溉时利用自己水田在上方，不让下面水田的农户过水，且明确说：“只要干部出面，我就让你们过水。你们找我没用，去找干部！”这样迫使下面水田的农户去找村干部。这种事连续几年都有，都是有“问题”的村民所为，其中有的是被挖沙占地的农户要求村里兑现当年补田的诺言，有的则是村民要求重新核定粮食直补的田亩。这些使村干部非常为难。“老好人”的孔支书解决不了问题，这不由得让村民对“好混混”廖支书越来越怀念。他们觉得只要村干部能为村民做事，即使贪点，也比只拿工资什么事也干不成的村干部“好”。两相对比，村民甚至越来越觉得孔支书的“不是”，“上面不压，下面不找，就只管拿工资”，“不需要做什么事，每年白拿几千元钱，谁不愿干啊？”关键不在于廖支书到底是不是“好混混”、好干部，而在于村民们越来越觉得他是“好混混”、好干部。
　　这些“好混混”之所以能够受到村民好评，主要是因为能够解决村庄公共品供给问题，满足村民的需求。他们可能是一个能力比较强的村干部，能够从外界获取资源，能够对内使用强力，从而解决村庄公共品供给；也可能是一个具有“牺牲主义”精神的混混，动用自己的个人关系为村庄谋取利益，能使用自己的拳头解决村庄中的争议，从而提供公共品。其实，“好混混”的特点就在于，其暴力不是用来伤害村民的，而是用来解决村庄遇到的各种问题，为村庄提供公共品的；或者他的暴力虽然伤害到了某些村民的利益，但维护了大多数村民的利益，满足了多数村民的实际公共品需求。村庄的公共品的供给中为何需要乡村混混的暴力呢？暴力在其中充当了何种角色呢？这需要从当前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困境着手探讨。

“好混混”的意涵
　　村庄中出现“好混混”，这种现象都是对村庄公共品供给中出现“搭便车”行为的能动反应。“好混混”的“好”体现在他能以暴力为后盾强制村民合作以解决公共品问题，其方式是依靠暴力防止搭便车行为，这种暴力是乡村混混的赤裸裸暴力，不具备任何合法性。
　　搭便车自古以来就是村庄中需要克服的问题。传统熟人社会通过村庄舆论、社会关系放逐、村庄（宗族）暴力三种惩罚方式，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组织体系延伸到农村熟人社会的最基层，直接组织村庄进行公共品供给。在高度革命化和道德化的环境中，搭便车几乎不构成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乡村治理体制有所转型，人民公社体制被放弃，国家权力逐渐从农村社会退出，搭便车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村庄公共品供给机制中缺乏对搭便车行为抑制，这给了乡村混混活跃其中的制度空间。乡村混混对村庄秩序有着很强的支配能力，对村民有着很强的强制能力，他们可以通过暴力和暴力威胁治理村庄，促成公共品合作，从而成为“好混混”。这些现象反映了熟人社会的瓦解和乡土逻辑的变异。这种变异是不可逆的，它很难在短时期内自我修复，因此，当前村庄需要国家权力能动介入。
　　村庄公共品供给中出现“好混混”，这表明当前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会广泛存在局部不足。十年前强世功、赵晓力等人对“炕上开庭”的微观个案的研究早就揭示，基层政权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在权力运作上必须借助作为支点或导管的村支书，运用人情、面子、“一打一拉”、“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自我技术等种种行动策略和权力技术。则在宏观上论述了国家权力为了取得对基层社会的局部性支配地位，而采取“送法下乡”这种权力运作方式。权力技术、权力的策略性运用都表明，基层国家权力与作为其治理对象的乡村社会之间出现了种种不平衡；在使乡村社会得到有效的治理上，国家权力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好混混”的出现，可以从这个谱系中得到理解，它们反映了国家权力不足状况的继续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