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勋：挺进大别山是邓小平最辉煌经历

本文摘自：《邓小平的故事》
⊙ 作者：刘金田 出版社：9787505120235

　　导语：本系列丛书中收录的人物，都是在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和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事业中立下了丰功伟绩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涌现出来的风云人物中出类拔萃者。……

解放战争第一枪
　　上党战役发生在1945年九十月间，当时，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坚持内战、坚持独裁的蒋介石正妄图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他一方面电邀毛泽东同志到重庆谈判，另一方面又秘密调动大批军队向华北、华南、华中我解放区进犯。盘踞山西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蒋介石密令下，派出十三个师，在部分伪军的配合下，先后侵入晋东南解放区的襄垣、屯留、潞城等地。
　　位于山西东南部的长治，因“居太行山之巅，地形最高与天为党也”，古称上党，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得上党可望得中原”之说。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坚决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集中太行、太岳和冀南主力，率领解放区军民进行了上党自卫反击战。邓小平明确指出：上党战役对重庆和谈的意义，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我党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
　　在上党战役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打败了在武器装备和兵力数量方面都超过了自己的国民党军。全歼入侵之敌三万五千多人，取得了重大胜利。毛泽东听说上党大捷的消息后，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们回去的希望就越大。”上党战役的胜利，对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尽管我党是抱着和平的愿望到重庆去的，但毛泽东心里非常明白，没有针锋相对的斗争，不给国民党当局一个教训，蒋介石是不会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10月10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双十协定”终于签订了。
　　毛泽东回到延安后，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对上党战役作了高度评价：“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时隔40多年后，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的薄一波说：上党战役是我军对国民党军作战的一个大战役，是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一仗。实际上，这个战役揭开了伟大的解放战争的序幕，打响了解放战争的第一枪，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不握手会议
　　1946年9月10日这天是中秋节，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和七纵队司令员杨勇，收到通知，到安陵集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开会。来到“野司”，当各纵队首长满面春风地向邓小平伸出手来的时候，邓小平却用手摇一摇说：“这次开的是不握手会议！”这话使众人一个个面面相觑。接着，邓小平宣布了开会宗旨：“今天，开个不握手会议，不要刚打两个胜仗，就沾沾自喜，握手言欢，心满意足，你好我好，什么都好。要更多地想想自己的不足，邯郸出发以来做的怎么样？群众纪律怎么样？内部的团结搞得好不好？部队的指挥、战斗作风都还存在着哪些问题？现在发言吧！”刘伯承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和张际春副政委依次发言，指出部队中大量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会场下面鸦雀无声，各纵队首长肃然聆听。
　　原来，由于我军接连奏捷，士气高昂，信心充沛，少数领导干部在胜利形势下，开始滋长起一种骄傲的情绪，部队纪律不太好，军民、官兵团结也发生了一些问题。
　　会议从上午开到中午，又从饭后开到下午一两点。听说敌人王牌军五军和整十一师逼近了，但就是不散会。趁着会间休息的空隙，陈锡联找到了杨勇。陈锡联对杨勇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天咱俩不做自我批评，恐怕就散不了会！杨勇也十分敏锐地察觉到这种苗头。陈、杨都知道，六纵王近山也到会了，他在大小杨湖作战中打得挺出色，是这次会上受表扬的。杨勇自然明白陈锡联的意思，就对陈锡联说：“回去我先检讨。”
　　陈、杨一回到开会的地方，杨勇头一个发言，说：“七纵军民、军政关系不好，仗也打得不好，所有这些，我全都负责，我回去好好进行整顿，提高斗志。” 陈锡联接着杨勇的话，在会上检讨道：“三纵所发生的问题，全都由我来负责。”听到这里，邓小平站起来宣布：“会议就开到这里，现在散会。”
　　邓小平在会议上几乎没有多说一句话，也没有多说一个字，但他话重千钧，各纵队司令员在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邓小平对高级干部的要求非常严格，在重大是非原则问题上从不迁就，但他对这些历经战争考验的干部们又是十分信赖的，相信他们的觉悟，知道他们一旦认识到错在哪里，就一定会勇于克服并加改正的。与会的各纵队首长在回到各自岗位后，立即对所属部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顿，这些部队以崭新的面貌投入到了新的战斗中。他们虽然没有吃到月饼，却终生难忘这次不握手会议。

大别山的记忆
　　大别山，横跨鄂豫皖的中原屏障，扼江汉、江淮之要冲，历来兵家必争。邓小平说：“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
　　1947年，一支浴血千里的勇猛之师──冀鲁豫野战军（即刘邓大军）主力12万余人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统治区心脏，在中国革命解放战争史上创造了一个军事奇迹。消息传到陕北，毛泽东欣喜地说：“我们终于熬出来了！”称此举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挺进大别山，是邓小平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段经历，却也是最艰苦的一段时日。艰苦到要男儿拿枪的手拿起了针线，自给自足。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用兵神速，但军队的供给问题也日渐突出。高山铺战斗“割掉尾巴”之后，大别山秋凉渐浓，12万大军过冬的难题摆在刘邓面前，而最棘手的莫过于缺少冬衣。为了不打扰当地百姓，刘邓遂决定全军一面打仗，一面学女红，自己缝补棉衣，打好“棉衣仗”。考虑到大别山的实际情况，邓小平特别要求部队，不要给人民群众增加负担，把筹款筹布的重点放在商人和大中地主身上，而且“写欠条、留字据”，有借有还，不失信于民。刘邓身先士卒，各自亲手做了套粗布棉衣。邓小平做棉衣的布，稀得和纱布差不多，外面连棉花都可以看见，颜色是用稻草灰染的。邓小平幽默地说自己的棉衣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中国工艺品”。这件粗陋的自制棉衣，伴随邓小平度过了大别山最寒冷的冬天。
　　药品缺乏是大别山时期的另一个难题。当时部队有“三多”：由于部队北方人多，水土不服，拉肚子的多；整天行军打仗，官兵们几个月洗不上澡，生疮的多；还有打摆子（疟疾）的多。可是，部队又没有足够的药品为官兵们治疗。邓小平就鼓励医务工作者要克服困难，积极想办法来改善战士们的医疗条件。在邓小平的启发下，医务工作者自己动手改善医疗条件。部队没有蒸馏水，就用开水经过过滤、消毒来代替；部队缺乏盐酸奎宁口服药品，医生们就自己配制。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依据北方老解放区经验，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要求各解放区普遍实行土改。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创建巩固的根据地，土改成了头等大事，不少地方干部急于求成，提出“打到哪里，分到哪里”。但由于当时大别山还处于战争环境中，敌我拉锯激烈，群众担心大军过后地主们要秋后算账，于是，一些群众白天积极分田分浮财，晚上又偷偷退回去，还向地主赔礼道歉。邓小平觉察到了新区土改中的“急于求成”，而此时的毛泽东也非常关注解放区的土改情况，1948年1月14日向邓小平电报询问新区土改的六个问题，邓小平立即深入到大别山各县调查，逐一作答。这些报告大部分是邓小平在行军途中，倚着马鞍，点着油灯撰写的。大别山期间，毛邓就土改问题往来电报达10次之多，在这些电报中，邓小平首次提出应区分巩固区和游击区，实行不同的土改政策。毛泽东在复电中批语：“邓小平所述大别山的经验极可宝贵。”此后，邓小平还认真检讨了土改中的“左”倾急性病，明确提出在大别山停止土改，实行减租减息。毛泽东当即批示“报告非常之好……立转各地仿办”。正是在邓小平的积极参与下，中国共产党最终完成了对新解放区土改政策的修正和认识。这正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实事求是！
　　邓小平认为：一支军队，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就是一群土匪。部队纪律松弛，是政治危机的表现。1947年10月，邓小平随部队来到黄冈总路嘴，特意听取政治部关于全军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汇报，并坚持要到街头看一看。总路嘴是个较大的集镇，街上的青石板路扫得干干净净。国民党军队刚撤走，解放军又驻进来了。老百姓不明真相，两头跑反，空荡荡的街头，店铺紧闭，行人稀少，显得空寂萧条，冷冷清清。两个担柴的汉子倚在墙角，指指点点，邓小平准备上前和他们聊聊，谁知刚一上前，两个汉子挑起柴担，匆匆离去。邓小平感到有点奇怪，朝两位汉子指点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个军人肩扛步枪，挑着一捆花布，扬长而去。邓小平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气愤地要求身边保卫干部立即调查清楚是哪个单位的。调查后得知那个人是警卫团四连的副连长，邓小平表情严肃地说：这个副连长我认识，打仗很勇敢，平时表现也不错，可怎么就忘记了纪律呢？事件虽小，军纪难容。部队的现状和大别山的形势逼得我们不能犹豫。我们不应考虑一个人的命运，而应考虑十万大军的前途。最后，在总路嘴前的平场上举行了公审大会，四周黑压压地围满了从山上下来的老百姓，他们议论纷纷：早知部队纪律这样严明，说什么也不会往山上跑，也就不会发生这样令人痛心的事情。沉闷的枪声响了。枪声在大山久久回荡，震撼着每个指战员的心，也震撼着老百姓的心。公审大会解除了群众特别是商民的疑虑，密切了军民、军商关系。总路嘴街的商店老板们，敲锣打鼓为部队捐赠了几万尺布匹和许多其他生活物资，指战员们都坚决按市价送去了边币或打了借条。

　　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邓小平从不马虎，都把它当做大事、要事来抓。1948年2月10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这是邓政委率野战军进大别山后的第一个春节。为了过好节日，战士们自己动手办年货，有的去池塘捉鱼，有的到河沟里摸虾，有的采黑木耳。有几个同志去捉鱼，因工具简陋，收获不大，放掉池塘水，在水的流口处拦阻捉鱼，这一下收获确实不小，一个池塘就弄到几百斤鱼。正当大家兴高采烈地欢呼时，邓政委从山坡小路走了过来，见此景，先是对大家在很艰苦条件下仍保持饱满乐观的情绪予以鼓励，然后转而严肃地批评说：鱼是群众养的，不给钱，哪行？大别山水贵如油，群众靠它养鱼种稻子，白白流失了，太可惜，我们绝不能“竭泽而渔”呀！吃鱼要给钱，还要帮助群众引水灌塘，这些都不是小事！部队很快付给了鱼款；还派一连人，扛起了锄头、铁镐，沿山挖涧，引水灌塘。为此，邓小平亲自起草了一个通知，下发给大别山前方指挥所所属部队，要求杜绝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发生。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依据北方老解放区经验，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要求各解放区普遍实行土改。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创建巩固的根据地，土改成了头等大事，不少地方干部急于求成，提出“打到哪里，分到哪里”。但由于当时大别山还处于战争环境中，敌我拉锯激烈，群众担心大军过后地主们要秋后算账，于是，一些群众白天积极分田分浮财，晚上又偷偷退回去，还向地主赔礼道歉。邓小平觉察到了新区土改中的“急于求成”，而此时的毛泽东也非常关注解放区的土改情况，1948年1月14日向邓小平电报询问新区土改的六个问题，邓小平立即深入到大别山各县调查，逐一作答。这些报告大部分是邓小平在行军途中，倚着马鞍，点着油灯撰写的。大别山期间，毛邓就土改问题往来电报达10次之多，在这些电报中，邓小平首次提出应区分巩固区和游击区，实行不同的土改政策。毛泽东在复电中批语：“邓小平所述大别山的经验极可宝贵。”此后，邓小平还认真检讨了土改中的“左”倾急性病，明确提出在大别山停止土改，实行减租减息。毛泽东当即批示“报告非常之好……立转各地仿办”。正是在邓小平的积极参与下，中国共产党最终完成了对新解放区土改政策的修正和认识。这正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实事求是！
　　邓小平认为：一支军队，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就是一群土匪。部队纪律松弛，是政治危机的表现。1947年10月，邓小平随部队来到黄冈总路嘴，特意听取政治部关于全军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汇报，并坚持要到街头看一看。总路嘴是个较大的集镇，街上的青石板路扫得干干净净。国民党军队刚撤走，解放军又驻进来了。老百姓不明真相，两头跑反，空荡荡的街头，店铺紧闭，行人稀少，显得空寂萧条，冷冷清清。两个担柴的汉子倚在墙角，指指点点，邓小平准备上前和他们聊聊，谁知刚一上前，两个汉子挑起柴担，匆匆离去。邓小平感到有点奇怪，朝两位汉子指点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个军人肩扛步枪，挑着一捆花布，扬长而去。邓小平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气愤地要求身边保卫干部立即调查清楚是哪个单位的。调查后得知那个人是警卫团四连的副连长，邓小平表情严肃地说：这个副连长我认识，打仗很勇敢，平时表现也不错，可怎么就忘记了纪律呢？事件虽小，军纪难容。部队的现状和大别山的形势逼得我们不能犹豫。我们不应考虑一个人的命运，而应考虑十万大军的前途。最后，在总路嘴前的平场上举行了公审大会，四周黑压压地围满了从山上下来的老百姓，他们议论纷纷：早知部队纪律这样严明，说什么也不会往山上跑，也就不会发生这样令人痛心的事情。沉闷的枪声响了。枪声在大山久久回荡，震撼着每个指战员的心，也震撼着老百姓的心。公审大会解除了群众特别是商民的疑虑，密切了军民、军商关系。总路嘴街的商店老板们，敲锣打鼓为部队捐赠了几万尺布匹和许多其他生活物资，指战员们都坚决按市价送去了边币或打了借条。
　　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邓小平从不马虎，都把它当做大事、要事来抓。1948年2月10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这是邓政委率野战军进大别山后的第一个春节。为了过好节日，战士们自己动手办年货，有的去池塘捉鱼，有的到河沟里摸虾，有的采黑木耳。有几个同志去捉鱼，因工具简陋，收获不大，放掉池塘水，在水的流口处拦阻捉鱼，这一下收获确实不小，一个池塘就弄到几百斤鱼。正当大家兴高采烈地欢呼时，邓政委从山坡小路走了过来，见此景，先是对大家在很艰苦条件下仍保持饱满乐观的情绪予以鼓励，然后转而严肃地批评说：鱼是群众养的，不给钱，哪行？大别山水贵如油，群众靠它养鱼种稻子，白白流失了，太可惜，我们绝不能“竭泽而渔”呀！吃鱼要给钱，还要帮助群众引水灌塘，这些都不是小事！部队很快付给了鱼款；还派一连人，扛起了锄头、铁镐，沿山挖涧，引水灌塘。为此，邓小平亲自起草了一个通知，下发给大别山前方指挥所所属部队，要求杜绝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发生。
　　邓小平在蚌埠以南之孙家圩子，连续主持召开总前委和华东局会议讨论渡江南进问题。邓小平又亲自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经过有关同志的逐段讨论后，上报中央军委并下发野战军各兵团以上单位。军委批准了这一纲要。实战表明，邓小平拟定的这一作战纲要，是科学性和可行性、坚定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是总前委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体现了邓小平高屋建瓴，举重若轻，化繁为简，抓住关键，宏观决策的鲜明特点和指挥艺术。
　　被委以重任的邓小平认真查阅长江近十年的水文气象资料，得知长江每年五月初水位上涨，水势胜过七、八月，如果两岸被水淹没，江面宽阔，会增加渡江作战的难度，况且百万大军挤在江边，粮草紧张，最后邓小平和陈毅商量，认为将渡江时限限定在国共谈判的最后期限，即4月20日夜。
　　为了造成渡江战役的突击性，邓小平和总前委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牢固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在渡江战役的前夕，我军频频调防，采取多点出击的战术，分散敌军的注意力，使其疲于奔命，巧妙地制造出敌军的江防空隙，为我军突破敌军的江防创造有利条件。4月20日晚，渡江战役打响，按照预定方案，我百万渡江大军中的第七、九兵团第一梯队四个军首先起渡，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全军将士和船工们高喊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一时间，千帆竞渡，疾向江南驶去。邓小平等领导发起的渡江战役，势如泰山压顶，攻如囊中取物，既未遭敌“半济而击”，又未使敌首尾相顾，最终大获全胜。
　　由邓小平拟定的《纲要》，在渡江战役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纲要》也成为我军作战指导宏观决策的范例。1949年8月4日，邓小平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代表所作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渡江作战是从四月二十日夜里发起的。因为反动的南京政府拒绝了人民的八项和平条件，人民解放军一部，即由刘伯承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由陈毅同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奉命渡江作战。在漫长的一千多里的战线上，所有部队都无例外地顺利地完成了渡江任务。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总计用了一个月零七天，消灭敌人40余万。我方伤亡25000人，其中在占领上海时伤亡17000人，在渡江时遭敌机轰炸等共伤亡8000人。我们曾有一个兵团俘虏了敌人6万，自己损失1100人，比较起来，我们的代价花得很少。渡江作战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胜利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经过了东北的辽沈战役、华东的淮海战役、华北的平津战役，国民党反动派剩下的最大的军队就是放在长江以南这一战线上，他们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有组织的军队了。渡江歼灭了敌人四十多万，就表示国民党再没有有力的抵抗了。这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将再不会遭遇更严重的抵抗了，肃清残余敌人的时间不远了，最后解放全国的时间也不远了。”
　　回顾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如果把这四个战役按地划分为南线和北线的话，淮海和渡江战役是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领导下胜利实施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把南线作战的指挥权交给邓小平了。30多年后，邓小平也是这样说的。

稳定上海经济
　　1949年5月12日，淞沪战役打响了。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人口稠密，工业集中，国民党投入8个军、25 个师共20万兵力驻守，苦心经营，势在必争。这就决定了这里必有一场恶战，决定了上海作战必是京沪杭战役中最艰巨最复杂的一次作战。陈毅就此战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好比是瓷器店里捉老鼠，既要捉住老鼠，又不能把那些极其珍贵的瓷器打碎。国民党的亡命之徒把上海吹嘘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和中国的“马其诺防线”，蒋介石在这里的防守是孤注一掷，所以战争是艰巨的。5月26日深夜，上海战役全部结束。6月2日，又传来长江口的崇明岛解放的喜讯。至此，整个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
　　5月26日，邓小平政委率领总前委、华东局机关和大批接管干部，在苏州河北时稀时密的枪炮声中，乘火车抵达上海，进驻圣约翰大学，这里成了指挥作战和接管工作的临时最高指挥部。为了有效地指挥接管和恢复工作，邓小平决定不待上海战后的秩序完全恢复，就将指挥部迁入市区中心区域，同时将从丹阳带来的数千名接管干部立即分往各级政府机关和各个重要单位，以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和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
　　5月28日，华东局机关顺利迁到市中心区瑞金二路三井花园（原国民党“励志社”所在地）办公，从进驻三井花园起，邓小平、陈毅更加繁忙，不断接见各方面的干部，出席各种会议，并亲自深入各界作调查研究，解决问题。邓小平总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他在上海建设大厦主持的华东局会议，作出了许多重大决策，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地讲：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重点解决上海的经济恢复问题。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布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作废，人民币为合法货币，并公布了1∶100000的比价，即用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开始进行得很顺利，但几天后情况发生了逆转。早在1948年底，国民党特务机关就开始筹划制造大量假人民币的计划，目的是破坏解放区金融秩序，造成社会混乱，以配合其正面战场上的军事行动。白崇禧自称“找到了一把对付共产党的软刀子”。1949年5月10日，假币正式开印，仅用了三天两夜的时间，就印制出假人民币1.69亿元！一些投机奸商和敌特分子利用他们囤积的大量银元，在金融市场上刮起了一场黑色的“龙卷风”，他们利用市民们解放前饱尝通货膨胀之苦而对外币、银元存在盲目依赖的心理和人民币尚未建立信誉的客观条件，进行大量非法的黄金、外币、银元的投机交易，疯狂打压人民币。5月28日，人民币与银元的兑换比价为600∶1，到了6月8日，这个数字竟变成了2000∶1！
　　不法分子的破坏不仅严重损害着人民币的信誉，而且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在短时间内，大米、面粉、煤炭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了二至三倍。反动势力狂妄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军管会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利令智昏的投机者们置若罔闻。统计数字显示，人民银行为平抑物价每天早上发出去的人民币，到了晚上又全部回到了银行里。老百姓吃够了解放前通货膨胀的苦，因此往往不惜血本将人民币兑换成银元或实物。这样人民币每周转一个轮回，银元贩子都要狠狠赚上一笔，物价也跟着上涨一截，形势十分严峻。
　　6月7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主持会议，指出如不采取断然措施，不出一个月人民币就有被挤出上海的危险。会议决定查封上海证券大楼这个操纵金融投机的指挥中心。位于九江路的上海证券大楼是当时上海金融活动的中枢，每天上午九十点钟，一些专门左右上海金融市场的“大亨鼠”便来到这里，他们敲定的银元、美钞、黄金价格一公布，大批掮客便分散到市区各个角落，所有的银元贩子都参照这个行情进行交易。这里成为上海金融动荡的策源地。
　　6月10日上午8时许，几百名便衣干警控制了上海证券大楼。经过逐个审查、登记，陆续释放了1863人，最后只将250名从事不法行为的主犯扣押起来。市民们对政府的行动无不拍手称快：“‘大亨鼠’完蛋了！……共产党有办法！”
　　打击金融投机的行动，不仅震动了上海，甚至波及全国。第二天，银元“袁大头”从2000元猛跌至1200元，大米跌价一成左右，第三天再跌一成，食油跌价一成半！人们无不喜上眉梢，有人还明知故问地对店主说：“侬的价钱是不是搞错了？”上海的经济形势得到了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