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柏峰
青年人陷入生活困境中，对生活前景悲观导致的自杀，包括恋爱不如意、贫穷无助等多方面的原因。因婚恋问题而自杀的，往往有两种，一种是恋爱失败后，因激愤与绝望而自杀，一种是没有条件完成婚姻，因绝望而自杀。前者一般是有条件继续婚恋，但一时想不开，后者几乎是在没有机会的条件下，因绝望而自杀。前者的典型案例有：
案例1：大冶，王某，女，90年代自杀。因为其男朋友要与她分手，她一时想不通就自杀了。
案例2：山东南村，燕某，女，24岁，1998年喝农药自杀。谈朋友后同居了，本来快结婚了，未婚夫在外又找了个女朋友，于是她就喝农药死在男朋友家大门口。
案例3：湘南水村，杨某，女，20多岁，因为要挑好男人，要求既高大又好看，最后未能找到很好的人家，一直未能嫁出去，导致精神出问题，想不开而吃药自杀。
后者的典型案例有：
案例1：合肥方祠村，王某，男，1989年自杀。王某因为家里穷，婚事总是谈不妥，满足不了女方的条件，绝望而自杀。
案例2：京山蒋村，赵某，男，20多岁，80年代初期自杀。赵某脸上有大片胎记，找不到对象。
案例3：黄冈中寨村，雷某，男，1991年自杀。雷某读完初中后一直在家干农活，家住在山里最偏远的地方，因此直到26岁还没有找上媳妇。他整天精神忧郁，不跟人说话。他的哥哥与他分家多年，自己有老婆孩子，整天忙于生计，也顾不得注意观察他的情绪变化。5月农忙的一天早上，雷某被发现在家里上吊自杀。
案例4：黄冈中寨村，乐某，男，1991年自杀。乐某读完高中后在家干农活，算是村里有文化的人，但28岁还没有找上媳妇，看不到前途和希望，就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当然，也有因为其他问题绝望而自杀的，比如京山蒋村的王某和张某，他们的生活一定是遇到了多方面的困难，可能也包括无法娶媳妇：
王某，男，80年代自杀，当时仅有21岁。他父母很早过世，他是家里最小的，没有人管他，于是就喝药自杀了。
张某，女，1982年自杀，当时仅有20岁。她家里关系不和谐，姐夫是上门女婿，老与父母吵架，还打父母。她受不了，就喝药自杀了。
此外，合肥方祠村还发生了一起因惧怕高考而自杀的案件：
2000年，女孩张某自杀身亡，死时19岁。张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读书都不行，很早就出去打工，只有女儿张某成绩一直不错，全家人都把希望放在她身上，希望她能考上大学。但实际上她自己早已不想再读，她平时性格比较内向，跟自己家人都很少说话。上高二开始，她就上学不积极，妈妈也看出来了，但是继续鼓励她努力。家里条件也还可以，不缺钱，就是想让她考上大学。她压力大，上高三时学习成绩滑坡，就自暴自弃，还和一个男生早恋。她曾和一个同伴说：“考上大学了也没用，没有什么好出路。”最后在参加高考的前一天晚上喝农药自杀。
未婚青年所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有两类，一类是想象的困境，一类是实在的困境。想象的困境，就是将问题想得非常单一，就是农民所说的“想不开”，在一条道上想不到出路，就以为真的没有出路。实在的困境，则是在他们的处境中，找不到别的解决办法。想象的困境表明自杀者的思维单一，而实在的困境则表明社会还不够多元。他们将困境视为绝境，从而选择了自杀。
农村青年（尤其是女孩）因为恋爱失败、婚恋不如意、高考失败而自杀，这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都非常普遍，至今虽然也还存在，媒体上偶有报道，但频次下降了许多。那时，青年很容易将婚恋看得非常重，甚至是人生的唯一，也容易将高考看得很重，看成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途径。这就是“想不开”，自杀青年的思维单一。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那个时代人们思想的单纯。因为那是从一元的社会向多元社会转变的初期，社会确实还不够多元，人们的思想单纯也就可以理解。婚恋失败、高考失败是人生的全部，婚恋中与人同居而最后未能成婚，似乎天就塌下来了。今天来看，情况远远不是这样，人生有很多条通往成功的道路，爱情也可以重来，贞操已经被认为是封建落后的思想观念。因此，可以说，涉世不深的农村青年“想不开”，思维单一，是有其基础的，因为那时的社会虽然已经走向开放，但社会思想仍然比较单一。这些农村青年（尤其是女孩）虽然接受了爱情的新观念，但是他们做事的方式似乎仍然是旧的社会结构中的方式，他们没有因爱情而自由，而是变成了爱情的“奴隶”。
农村男青年因家庭贫穷而无法完成婚事，因为住的地方交通不方便而没有姑娘愿意嫁入，因为父母早亡、兄弟关系淡漠而不能帮助自己完婚，这些似乎都是人生绕不过去的坎。既然绕不过去，那还不如一死了之。然而，之所以绕不过去，是因为当时社会还过于单一，不够多元，社会上升和社会发展的渠道还太狭窄。当年这些贫穷无助的青年农民自杀时，人们虽然无比惋惜，却是毫无办法。甚至一些人只能说“造孽啊，家穷，父母走得早，活着造孽”。言下之意，自杀未必完全是件坏事，也许比活着受罪好。然而，当今天人们再谈及这些自杀时，却是轻飘飘的，只用一句话，那些青年当年在选择自杀时的万般无奈，全然化于无形之中。“要是那时可以打工，就不会自杀了。”而今天，打工已经是每个农民家庭的选择，几乎是每个青年农民的必经之路。这只能说，那时的社会发展渠道太单一了。当然，也许那时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打工，但边远山区的青年农民还不知道。
用今天的眼光去看，那时贫困农民的自杀真是不值。今天，适婚青年农民中，男女性别比例失衡，有更多的男性青年潜在地找不到配偶，但他们很少会以自杀的方式来应对困境。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的多元化，一方面是社会现实的多元，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得成功，一方面是社会观念的多元，婚姻不再是评价一个人最重要的甚至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当年那些中考落榜、高考落榜后的回乡青年，长期困在家里，感到前途渺茫；那些远居深山，处在不生蛋的地方的青年人，如果姑娘们根本不愿意去，他们也会感到生活无望。如果连媳妇都找不到，他们就会心情忧闷，看不到前途和希望，觉得生活没有奔头，于是寻了短见，用一根绳子或一瓶农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当时的处境下，这难道不好理解吗？
如果说社会和观念的不够多元是造成这些陷入困境的青年农民自杀的原因，那是因为我们将他们自杀的那个时代与当今时代对比。如果换一个方向，将他们自杀的时代与中国古代相比，我们会有新的发现。在古代，有很多男性娶不到媳妇，因此在社会结构上，那些无法婚娶的贫雇农正处在这样的位置。这些娶不到媳妇的贫雇农的数量肯定不会比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的光棍少，但是他们却不会因此而自杀。如果从这方面去思考，这些陷入困境的仍然有着观念上的原因。因为经过了新中国以后的几十年时间，解放（不仅仅是妇女解放）和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所有的人都应该是平等的，不仅仅是政治地位，而且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都应该是平等的，现实也许做不到，但所有的人都认为应当是平等的。如果自己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那就应该通过努力来改变。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娶得起媳妇，如果娶不起媳妇，那就没有基本的尊严，还不如自杀。经历了新中国解放运动的年轻一代，不可能再像祖辈的贫雇农一样，没有媳妇还能心安理得地“忍辱偷生”。
反抗与绝望：未婚青年自杀的心态
我们应把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农村青年的自杀，以及这个时代的高自杀率现象，放到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去理解。5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变革积累了很高的现代性势能，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势能开始释放。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农民群体之间的观念冲突、农民的价值观念与社会结构现实之间的冲突等都是导致农民自杀的背景性原因。这些冲突的根源则在于青年一代接受了平等自由的现代性理念，而整个社会还未能彻底接受这种观念，或者社会尚未能创造实现这些现代性理念的平台。青年自杀的悲剧发生在不完全的现代性进程之中。
要理解这一点，既要将80年代的中国农村和农民与70年代之前的中国农村和农民进行对比，也要将他们与2000年之后的农村和农民进行对比。70年代之前的中国农民虽然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现代性理念，但是社会结构仅仅开放出了有限的自由空间让农民去实践这些现代性理念，而且在这一有限的自由空间中，社会变迁的发生实际上由国家强有力地规划和支配，种种不和谐因素因国家的强有力干预和控制，其消极作用被最小化，尽管其中也出现了一些惨烈的现象，比如在贯彻《婚姻法》的过程中，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自杀和被杀案件。而在2000年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结构下，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接受了现代性理念，社会又开放出了足够的自由空间让农民群体去实践这些理念，社会观念与社会结构实现了匹配，青年农民的自杀因此逐渐少见。
80年代，中国农村开始改革开放，农民被解放出来，不再陷在集体中，拥有了个人自由，并开始追求个人幸福。过去曾影响了几代人的为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理念逐渐淡出，为村庄集体而奋斗的现实性也大打折扣。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开始关注自己的前途和幸福，社会也开启了农民个人奋斗的大门。对于刚刚获得自由的青年农民而言，甜蜜的爱情、自主的婚姻、美满的家庭、轻松的工作、有前途的事业，这些都是追求幸福生活的范畴。这些青年农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早已接受了人的解放（尤其是妇女解放）、人人平等的现代性理念。只要社会打开一个缝隙，透出一点亮光，他们追寻而去、为之奋斗的热情便猛然高涨。他们对未来满怀憧憬。
然而，与理想相比，现实总是残酷的。青年一代追求幸福的憧憬首先受到了家庭的制约。他们追求甜蜜的爱情、自主的婚姻时，首先成为阻碍的可能是他们的家人，尤其是父母──父母成为干涉其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敌人”。父母也许听说过，但还没有那么深刻地接受婚姻自主的现代性观念，他们会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为子女的婚姻（尤其是女儿的婚姻）作出安排。他们的安排也许是为了子女好，爱情毕竟不能当饭吃，过日子还是做父母的有经验。什么样的男青年可以托付终身，嫁入什么样的家庭才能有一个美好的生活和前程，这些年轻而沉迷于爱情的年轻人怎么把握得了呢？当然，一些父母可能基于更现实的考虑而干涉子女的婚姻。比如，希望女儿嫁得近一点，这样才可以经常走动，不至于使亲情荒疏了，才可以让女儿家在农忙时回娘家给父母帮忙。年轻的子女未必能够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当感到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受阻时，他们常常难以理解父母，也不去试图理解父母，而是强烈地反抗。在这种情况下，自杀可能是一种最激烈的反抗方式，也可能是反抗无效后报复父母、终结痛苦的一种方式。
而当那些边远山区、贫穷家庭的青年农民和那些父母早亡、无所依靠的青年农民，发现由于地理和经济方面的原因而无法追求爱情、无法组织家庭时，他们的绝望可想而知。不能娶妻生子、组织家庭，意味着追求人生幸福的基础都没有了，那还不如一死了之。如果放在今天，这些自杀事件也许根本不会发生，至少自杀率和自杀频次不会那么高。这些青年农民至少可以通过外出打工来追求幸福生活，社会为他们提供了很多机会。这也说明，农村社会当年虽然已经开放，但社会发展的空间十分有限，社会上升的渠道还太狭窄。基于类似的原因，那些在高考中失利，甚至只是惧怕高考失利的青年人，也会觉得天塌下来了──没有高考的成功，就没有美好的前程可言。既然如此，还不如一死了之。
而当追求幸福生活的闸门被打开，青年农民顿时觉得世世代代祖辈劳累的生活是那样地不可忍受，繁重的劳动没有任何快乐可言，只是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生活的劳累、简单重复、没有新意，削弱了他们的生存意志。并没有经过生活打磨的他们甚至觉得，与其劳累地活着，不如自杀死去。当与一次进城工作的机会擦肩而过时，他们会无比沮丧。在这种情况下，当与家庭成员（常常是父母）发生冲突，不能得到父母的理解时，他们对亲人的期待难以获得有效回应，往往会冲动而自杀。而这背后，同样是青年农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萌发，他们努力追求幸福生活，而社会所能提供的上升机会却相当有限。
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农村处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时刻，社会结构的转化才刚刚开始，社会所能给农民提供的机会还不够多，而青年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却已经被调动起来。社会观念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冲突，最终以青年农民的高自杀频次表现出来。在这个夹缝中，由于社会所能给青年农民提供的机会并不多，所以他们才非常重视每一次机会。每一次机会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都是仅有的，可能具有人生的最高意义，抓住它就能走上幸福的康庄大道。他们因此在每一次机会来临时费尽全力，甚至不惜以自杀的方式来用力，而一旦失败，也以自杀的方式来终结。在他们看来，一次失败就是人生所有的失败。在这种处境中，青年农民过于看重一次的成功或失败，他们秉持的实际上是一种不彻底的现代性观念。在健康的多元社会中，人们有很多机会，也学会如何在多元社会中用力和选择，一次机会并不是全部。正因为社会是多元的，单次机会的重要性在下降，人们就不会过于看重很多东西。因此，他们对机会很看重，但不视为唯一，这才是彻底的现代性观念。
源自：本文选自《反抗与绝望：农村社会转型中的未婚青年自杀》，原刊于《开放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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