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专家：积极财政期间 任何增税政策都不宜出台

源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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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税|大规模减税之猜想
　　杨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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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8-10-8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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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减税降费力度预计超过1.3万亿元，超过年初确定的1.1万亿元的政策目标。
　　近日，财政部部长刘昆接受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采访时表示，2018年减税降费力度预计超过1.3万亿元，超过年初确定的1.1万亿元的政策目标，而且还在研究更大规模的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无疑，积极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那么，大规模减税应该从何入手，如何减税才会更加有效？
　　迄今为止，减税政策出台了不少，有些政策效力还有待发挥。新增不动产进项税额抵扣是实打实的减税政策，但企业经营正处于低谷，应收账款回收缓慢，即使有新增不动产的必要，也难以落实，这样减税的政策效果也就感受不到了。只有当企业经营状况改善，减税政策效果才会显现。因此，需要区分和统筹看待减税的短期与中长期效果，形成合理的减税政策体系。
　　社会各界对大规模减税早有期待。大规模减税要让企业和居民明显感受到，首次应设定好减税规模，并加以强调。近年来，国家一直在推减税政策，且在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中都有所体现，但社会对减税反应不够强烈。大规模减税应吸取这一教训，直接给出减税规模，而不是每年说一个规模，如5万亿元减税计划，就比每年减8000亿元或1万亿元效果更好。
　　大规模减税肯定要在主要税种上做文章。增值税税率简并工作是既定任务，但至今未见明确目标。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增值税三档并两档的目标应是基本税率10%左右和低税率5%左右。从2018年5月1日开始，增值税17%和11%的税率各降1个百分点，值得充分肯定。为进一步突出减税效果来看，年内可再加大力度，16%和10%的两档税率一次性再下调2个百分点，6%的税率下调至5.5%。从社会反应来看，税率一次性下调2个百分点的效果优于分两次每次下调1个百分点。
　　企业所得税税率应从25%下调至20%。2007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统一时选择25%的税率，就是基于国际税收竞争环境的选择。如今，美国税改之后，联邦公司所得税税率从15%～35%调整到21%。由于美国多数公司本来适用35%的税率，因此，可以理解为公司所得税税率下降14个百分点。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其做法容易为其他国家效仿。在这样的背景中，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下降5个百分点，也不能算大幅度的下降。
　　消费税税目税率调整已是时机。消费升级意味着中高档商品消费的增多，但范围过宽税率过高的消费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消费升级。以2018年11月首届中国进口国际博览会召开为契机，大幅度降低消费税，不仅可以让更多的进口中高档消费品为国人所消费，而且也给国内生产的中高档消费品以更多的机会，让人民美好生活的目标更快得到实现！

个人所得税法刚刚修正，但这并不意味着个税税制已足够完善。
　　实际上，在这次税法修正中，社会就一直对综合所得最高边际税率45%的下调充满了期待。1980年工资薪金所得选择45%的最高边际税率，是因为当时发达国家最高税率一般为50%～75%。1986年美国税改之后，多数国家税率已下调。这次美国税改，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降为37%。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综合所得税率适当下调并不为过。理想的做法是与企业所得税税率一致，这可以解决征管上的许多难题。如果考虑到各方因素，那么最高税率下降至35%也是可以接受的。
　　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并相应调整其他各档税率，可以更好地促进消费，特别是中高档消费。
　　其他各小税种也可作同步减税规定。实际上，增值税和消费税税率的下调，就意味着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税费的同步下降。为了让减税政策有效，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期间，任何增税的政策都不宜出台。
　　由于过去条件的限制，税收征管特别是基层税收征管相对比较粗放，这适应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今，在大规模减税政策实施背景下，除了某些可能涉及违法经营的业务之外，应尽可能不翻旧账，并在制度上充分体现，让企业信心满满，重新出发，迎接未来的挑战。
　　企业和居民在对减税前后税负比较的是实际税负，而不是名义税负。无论是征管科技的进步，还是税务部门内部管理的加强，都意味着征管力度的加大，这样上述减税政策实际上可能减少的税收收入会比名义上测算的少。这是减税决策中应考虑的问题。
　　大规模减税之后，财政无法正常运行怎么办？这是减税决策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减税肯定意味着国家税收收入的让渡，结果是税收收入一点不减的政策难以称得上真正的减税政策。近几个月来，财政收入增速在放缓，但这不是大规模减税政策不能出台的理由。为了配合大规模减税，至少还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第一是向存量要流量。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部分企业国有资产可以转换为现金的方式存在。
　　近年来，随着办公用房制度的严格执行，行政事业单位的部分用房有变现的可能。二者都可为财政运行提供资金。第二是适当扩大2019年的国债发行规模。
　　当前债务风险主要在地方，国债风险较小，2019年较大幅度地提高国债余额上限，可以应对减税政策的挑战。
　　大规模减税政策的出台肯定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但它无论对当下经济的进一步稳定，还是对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都值得去推动。
　　（本篇为澎湃新闻财经频道独家专栏“中国的税”系列之十一。作者杨志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