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研究新思路

新闻春秋  : 徐健 方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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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信息传播在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中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重视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和谐稳定关系的研究。一是拓宽视野，调整角度，以新的历史使命重视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研究。二是深度挖掘，抢救史料，确保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研究的深入开展。三是与时俱进，全面推进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的研究。通过思考分析其意义，以指引我们今天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的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西南边疆;信息传播;和谐稳定

⊙　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The New Study o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the Southwest Norder Ethnic Regions

⊙　作者简介
　　徐健，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主任。
　　导语：信息传播在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中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重视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和谐稳定关系的研究。一是拓宽视野，调整角度，以新的历史使命重视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研究。二是深度挖掘，抢救史料，确保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研究的深入开展。三是与时俱进，全面推进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的研究。通过思考分析其意义，以指引我们今天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的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西南边疆 信息传播 和谐稳定 southwest border areas/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harmony and stability
　　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民族众多，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环境、民族传统以及宗教信仰各不相同，由此而形成了独特、多元的民族文化。西南边疆地区各民族构成的多元性、民族分布的多样性、民族内涵的特殊性以及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等特点，决定了信息传播对这一地区的社会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建设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加速我国西部地区国际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建设中国南向国际大通道的需求下，西南边疆的社会稳定日益重要。而信息传播是沟通内外的天然载体和便捷通道，容易通达内外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力，对边疆社会稳定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明显。由于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在与他文化的互动之中处于“信息不对称”状况，[1]如果不能及时进行归纳、总结其间的关系、影响和作用，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正面影响，甚至会有扩大负面影响的危险，从而容易引发和增强边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加强这些地区信息传播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为当地社会发展提供确实可行的政策与措施，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拓宽视野，调整角度，以新的历史使命重视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的研究
　　近代以来，边疆史研究领域人才辈出。前有顾颉刚、白寿彝等先行者在关于中国疆域的界定等方面为后学指明了道路。后有马大正、李国强等当代学者在中国边疆研究的功能和方法、边疆界定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此外，台湾学者林恩显、胡耐安在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这些研究从传统的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等角度来解决西南边疆的问题，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学科的分野，加之西南边疆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西南边疆问题的研究需要集纳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近年来，一些学者将调查统计、内容分析、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带入西南边疆地区大众传媒的研究中，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例如阴卫芝在《关于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报业发展的思考》中提出“以强做大，尽量提高地区报纸在本地的影响[2]等少数民族地区报业的发展方式。周建民以新疆地区的媒介为例，提出“打破地域性、隶属关系所造成的条块分割格局，对区域内现有媒体进行重组整合”[3]等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媒介经济发展的对策。郭建斌则首次用“民族志”研究方法，选择云南独龙族的主要聚居地──独龙江作为研究个案，通过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大众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了回答。他指出：“电视带来的‘象征资本’在发挥作用的同时，或是与原有的权利系统实现有效地‘嫁接’，或是促使乡村社会的权利发生转移。”[4]
　　这些研究成果重视多学科方法下的多维度透视，值得学界关注和借鉴。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方式与社会和谐稳定建设涉及新闻学、民族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多学科领域，我们只有加强运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立体的多维透视，才能得出准确科学的结论。因此，今后对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和谐稳定关系研究，学者们还得在研究方法上推陈出新，引入更多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不断拓宽这一领域的研究视野。
　　此外，从“信息传播与边疆地区和谐稳定”角度来审视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是把传播学的理论资源用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一个大胆尝试。一方面着眼于学界所言的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民族化”。“一种文化能延续至今，能以种属与其他文化相区别，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生命力，有其存在的合理性”。[5]正是这种内在的独特性，表明西南边疆地区的信息传播是特殊和一般的统一，是共性和个性的结合。共性指导个性，个性体现共性并寓于共性之中。鉴此，我们非常需要从社会信息系统的显著特征研究信息传播对西南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传播学中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通过开展“信息传播与与西南边疆地区和谐稳定”的实证研究，努力为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效率的提高，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利用信息传播进行跨越式的发展提供一条可能的途径。
　　当然，“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业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着专业人才匮乏、报道面单一、观念相对滞后等缺陷，直接影响了新闻的质量与传播效果。改善少数民族新闻报道现状需要新闻媒体及从业人员在思想观念、报道方法、传播技巧等诸多方面进行思考与探索。”[6]
　　二、深度挖掘，抢救史料，确保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研究的深入开展
　　论从史出，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的研究必须要有原始资料，相关史料的挖掘、搜集、保存就显得十分重要。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边疆地区信息传播史的史料整理工作取得一定的进展，并有一系列的著作相继出版。当前，最主要的史料著作有：《中国少数民族报刊文字史纲》（白润生，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民族新闻学导论》（白克信、蒙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史》（林青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西藏新闻传播史》（周德仓，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西藏新闻事业的回顾与展望》、《维吾尔报刊史概述》、《现当代少数民族新闻出版业发展情况》、《蒙古族新闻传播事业百年》、《壮文报纸的产生与发展》、《〈新青年〉与少数民族报业的发展》等。
　　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研究在方向上以西藏、内蒙古、新疆为重，留下了一定的遗憾和不足。近代以来西南边疆地区充分利用沿海沿边沿江的地缘优势，借助于传媒的力量打破了该地区各民族封闭、狭隘、守成的历史发展过程，对这个过程的研究将有可能更全面、准确、完整理解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横向向度复杂和多元的历史互动。特别是西南边疆地区的信息传播有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及特点，梳理历史上西南边疆地区的信息传播状况、特点，将有助于学界深化对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全球化、现代化的理论思考。广西是边疆省份之一，也是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壮族人口为1415多万人，占自治区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种种原因古壮字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流传。1955年，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帮助壮族人民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壮文。为在广西推行壮文，1957年7月1日，广西《壮文报》创刊，1966年底停刊。1982年8月1日复刊，1986年7月更名为《广西民族报》。作为全国唯一的一份“壮文报纸”，其发行量最高可达8万份。该报以壮文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推广壮文工作的情况和经验，辅导干部和群众学习壮文，提高壮文水平，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在广西壮族地区的社会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广西民族报》的发展非常不容乐观，不但没有进展，反而连原来的许多优良传统都抛弃了。作为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研究中难得的个案，值得学界深思和进一步的发掘。
　　关于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和谐稳定关系的研究，学界还可以从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的趋向、新媒体对边疆地区民族文化关系的影响、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新闻的特殊规律、媒介素养等方向进行广泛而较为深入的探讨。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立足于滇桂两省区边疆地区，从横（与发达地区的对比）纵（历史沿革）两个方面，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系统考察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的生态环境、信息传播的内容、及信息传播对内对外（国外）效果和影响等问题的著作还没有出现。为此，从这方面着手，通过调查和研究，以其对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参与和谐社会构建中提供借鉴与启示可谓大有可为。
　　三、与时俱进，全面推进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的研究
　　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必须与时俱进，以史鉴今。对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和谐稳定关系研究也不例外，我们的研究成果要与实践相结合。开展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和谐稳定关系的研究，在实践上既可为边疆地区地方政府参与国内、国际经济竞争，提供新的科学依据和参考；也可为该地区在全球新经济形成过程中建立地区新型的经济交往关系，提供可实际操作的策略与方法，从而有利于该地区从更深的层次，更广的范围，以更直接的方式参与国内外的竞争，有利于该地区真正成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交往的桥头堡，实际应用价值当不言而喻。
　　关于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和谐稳定关系的研究，首先要将时代性和民族性统一起来。体现时代性，其核心是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握时代精神，积极推动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坚持先进文化的传播，导向是根本，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媒体提供的新闻应该是真实权威有用的，是可以引起再传播的。”[7]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掌握和运用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促进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文化竞争力既有外显的层面，也有内部的构成。”[8]针对文化发展具有传承性和兼容性的特点，在研究中还必须体现民族性。各民族之间因经济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差异，他们对接受信息传播的模式、方式、内容、符号系统等方面却有着许多的不同，并且牢固地保持着自己本民族的某些文化的传统特质。因此，开展这一研究就必须放在西部自然条件、民族构成、社会经济、习俗文化、宗教信仰、族际关系等这样一个有机的整体环境中来考量，并服从和服务于“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个主题，大力弘扬和倡导的民族优秀文化。
　　其次，针对少数民族工作、学习、生活和娱乐休闲方式的新变化，研究中要贴近实际，通过对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的特征、现状的考察和分析，以从中找出克服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的科学方法，为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开展这一研究的学者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真挚的民族情感，多学习一些民族语言，熟习各民族群众的社会实践，贴近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把研究的着力点放在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上，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具有行之有效的实施对策。
　　西南边疆地区近年来与东盟之间的信息传播交流有了较大的突破和发展，梳理这一地区历史上信息传播状况、特点，通过侧重考察研究西南边疆地区当前大众传媒的实际情况，关注该地区大众传播媒介在产业化、集团化进程中的新进展，将有助学界探寻西南边疆地区传媒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内在联系。
　　广西作为西南边疆省份之一，外宣工作一直是其重点。广西的传统媒体一直担负起外宣重任。2004年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党委机关报──《广西日报》率先开办了“对接东盟”等专栏，专栏内容达到每天一版的篇幅，在面向东盟受众的信息传播中，起到了很好的形象宣传和政策引导作用。2009年10月，国内首个面向东盟各国的国际广播频率──北部湾之声正式开通。北部湾之声受众遍及中国与东盟接壤的陆路边境国家民众及南中国海海域的20多万渔民。目前，这个调频广播在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及泰国东南部地区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2010年1月，广西电视台的国际频道正式开播，频道面向东盟各国全天24小时播出节目，目前已逐步扩大到美国、欧洲等地区。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供了权威、及时、鲜活的新闻资讯。
　　除了传统的媒体在对东盟的信息传播中有了较大的发展之外，广西的网络媒体也紧随其后。
　　2010年5月10日，面向东盟的新闻网站──北部湾在线正式开通。通过整合利用广电丰富的多媒体资源和用户资源，实现了面向东盟地区多语种、多通道、多终端的特色多媒体宣传服务，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广西区党委宣传部主管、主办的《荷花》杂志是中国唯──本面对越南发行的期刊。杂志“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向越南介绍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发行量已经达到每期约1万册。”[9]作为广西对东盟传播由“内宣”转向“外宣”的典型代表，《荷花》在信息传播与西南边疆地区和谐稳定的研究中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典型个案。
　　上述的广西媒体通过大规模的信息传播，使广西声名鹊起，引起了东盟国家以及国内的空前注意，这种注意力并逐步演化成一种经济行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广西本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广西这一地区所凸显出来的媒介生态变化应引起重视，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挖掘。
　　西南边疆地区信息传播的研究是一项重要工作，是需要学界大投入才能完成的。也只能在得到各方面重视，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的前提下，才能有更多的学者投身其间，这一工作的大力推进，将为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　参考文献
　　[1]李艳芳：《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跨文化传播研究》，《新闻爱好者》2011年，第2期。
　　[2]阴卫芝：《关于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报业发展的思考》，《当代传播》2004年，第5期。
　　[3]周建明：《影响新疆媒介经济发展的因素分析》，《当代传播》2004年，第4期。
　　[4]郭建斌：《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169页。
　　[5]李彬：《传播学引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26页。
　　[6]张通生、马哲；《关于改进少数民族新闻报道的思考》，《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6期。
　　[7]施宇：《信息多元传播视野下的新闻再传性研究》，《新闻爱好者》，2011年，第3期。
　　[8]施宇：《论新媒体时代报业核心竞争力的打造》，《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12期。
　　[9]凌晨：《关于《荷花》杂志在对越宣传方面的思考》，《今日南国》，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