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居住格局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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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本文通过对3个不同民族居住格局的蒙古族社区进行对比研究，试图探究民族居住格局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影响。研究证实民族居住格局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民族居住区域的空间组合决定了民族语言的传承环境，民族人口比例决定了民族语言传承的力量对比，而日常生活语言则直接决定着民族语言的传承状况。
　　关键词：民族居住格局;少数民族语言传承;蒙古族
　　民族语言作为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无疑是民族认同与民族区分的重要特质之一。〔1〕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态度是民族意识强弱的重要标志，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能力则与民族文化传承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语言是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命线，民族语言传承已经成为民族文化传承的核心内容与实践基础。现有研究认为，民族分布、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心理特点、经济发展、文化融合、教育条件等都是民族语言传承的重要影响因素。〔2〕此外，一些研究还证实了国家的语言政策也会对少数民族的语言使用和传承产生较大的影响。〔3〕
　　民族居住格局是指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不同民族的分布组合情况，包括不同民族的人口比例、居住区域的空间组合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各种社会联系模式与权利分配架构。民族社会学研究表明，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各民族之间的人口数量构成与居住空间的分布状况可反映民族凝聚程度、民族交流合作的空间条件及相应的发展动力。〔4〕因此，民族居住格局通常被视为民族社会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变量，用来观察探究不同民族居住格局所形成的特定场域对民族之间或民族内部各种事项的影响与作用。本文试图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乡村蒙古族社区为例，探讨民族居住格局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状况的影响，并力求归纳出两者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
　　一、研究设计与社区概况
　　民族居住格局通常可以用两个直观的指标来衡量，一个是特定区域内不同民族人口的比例，另一个是不同民族居住区域的空间组合。就前者而言，可简单区分为某民族人口占多数或某民族人口占少数两种;就后者而言，可简单区分为某民族聚居或不同民族杂居两种。将这两个指标的取值进行两两交叉，形成4种民族居住格局的基本类型，即：①某民族聚居且其人口占多数。②某民族聚居且其人口占少数。③不同民族杂居且某民族人口占多数。④不同民族杂居且某民族人口占少数。由于民族聚居①从概念上来讲就是指本民族人口高度集中居住，故与其人口占少数相矛盾，因此不存在②这种类型。综上所述，在现实生活中大致可以形成①、③、④3种不同的民族居住格局。
　　为客观展示民族居住格局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影响，笔者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一个较小的地理范围内选择了符合上述要求的3个不同类型的蒙古族居住社区进行研究。之所以要在一个小的区域内选择不同的社区，是由于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影响因素是多元的。这个小的区域类似于统计学上的“统计控制”，可以确保在其范围内其他可能对民族语言传承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大体保持一致，不会对本文的研究主题“民族居住格局与民族语言传承的关系”产生干扰，从而提高本研究的效度和信度。本研究所涉及的3个社区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二、案例展示：不同民族居住格局中民族语言的传承与变迁
　　为了集中展示民族居住格局对民族语言传承的影响，本文不仅采用2005年不同社区的调查数据进行横向对比，还使用1996年的调查数据与2005年的调查数据来进行纵向对比，以增强论证的说服力，并呈现不同民族居住格局中民族语言传承的变迁趋势。
　　表2展示了1996年与2005年3个不同民族居住格局的社区中6岁以上蒙古族人口的蒙语使用能力。从调查数据来看，2005年白村熟练使用蒙语的蒙古族人口比例高达99%，而且整个社区中没有完全不会蒙语的蒙古族人口。对比1996年的调查来看，相关数据与10年前大致相当，表明这个社区近10年来蒙语使用能力没有明显下降趋势，民族语言得到了非常完好的保持，民族语言传承状况良好。一方面由于村落生活与族内交流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于民族聚居所营造的文化环境，蒙语在蒙古族聚居村落中的优势地位并未改变。相对而言，作为蒙汉杂居村落的西村和东村，在民族语言传承的问题上则遭遇到严重的危机。这两个社区中蒙古族的蒙语使用能力不仅与蒙古族聚居村落白村民众的蒙语使用能力存在很大的差距，而且较之10年前自身的蒙语能力也有很大程度的下降。西村蒙语熟练人口比例由1996年的60.2%下降到2005年42.1%，完全不会蒙语的人口比例则增长至接近蒙古族人口的1/4;东村的蒙语使用能力持续保持在更低的水平，2005年全村蒙古族人口熟练使用蒙语的比例不到6%，较1996年下降了4.5个百分点，且完全不会蒙语的蒙古族人口超过了七成。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西村与东村尽管同为多民族杂居社区，但由于蒙古族人口所占社区人口的比例不同，两者在蒙语能力传承方面也存在着较大差异。西村由于是蒙古族人口占多数的社区，依然有超过四成的蒙古族人口能够熟练使用蒙古语，而蒙古族人口占少数的东村中熟练使用蒙语的蒙古族人口比例已不足一成。此外，东村完全不会蒙语的蒙古族人口比例接近西村的3倍。综上所述，不同民族居住格局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具有强烈的影响。民族聚居的社区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能力要显著强于民族杂居的社区;民族杂居社区中某民族人口是否占据优势比重也对民族语言的传承状况具有强大的影响。
　　通常认为，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能力的下降与族际通用语使用能力的提高两者之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后者使用能力的提高必然导致前者传承能力的下降。因此，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研究也离不开对于族际通用语的关注。表3展示了1996年与2005年3个不同民族居住格局的社区中6岁以上蒙古族人口汉语使用能力。从纵向趋势上来看，2005年3个调查社区中蒙古族人口的汉语水平较1996年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在现代社会中交流的对象和内容是广泛的，社区生活并不是居民生活的全部，蒙语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够。族际交往的增多，对外联系的加强，政府、工商、教育、医疗卫生和其他服务机构普遍以汉语作为交流语言，这些客观因素都增强了汉语作为蒙古族对外交往主体语言的地位。
　　2005年白村蒙古族人口汉语水平在一般及以上的人口接近90%，而1996年这一比例仅为60%，目前全村蒙古族人口绝大部分都可以使用汉语与外界进行交流。而西村和东村由于是蒙汉满杂居村落，蒙古族人口长期以来对汉语使用较多，在汉语能力上历来保持着较高水平。2005年调查显示两村蒙古族中已经没有不会使用汉语的人口，西村汉语水平为“熟练”的蒙古族人口比例超过90%，东村则更是接近100%。这种语言上的变化趋势说明，汉语作为我国族际通用语必将对少数民族的语言选择和传承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从3个社区的横向对比上来看，无论是1996年的数据还是2005年的数据，蒙古族聚居的白村其居民的汉语能力明显低于其他两个多民族杂居的社区。2005年白村汉语熟练的蒙古族人口仅占25.8%，同期西村为91.4%，东村为98.4%，作为蒙古族聚居村落的白村与民族杂居村落的西村和东村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这一数据说明，在族际通用语的强势地位之下，民族聚居社区对于族际通用语的学习或使用依然具有强大的抑制作用。在族际通用语的使用能力上，民族杂居社区强于民族聚居社区，民族人口比例较低的社区强于民族人口比例较高的社区。
　　族际通用语使用能力的提高是否必然意味着民族语言传承的危机?很多学者都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如潘乃谷、马戎〔5〕以及包智明〔6〕等学者在对蒙古族地区村落社区的研究中都发现蒙古族居民的蒙语能力普遍下降，日常用语呈现从蒙语向汉语转化的趋势。然而这种民族语言传承的变迁趋势是否也会受到民族居住格局的影响呢?结合表2和表3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民族人口高度集中的民族聚居社区而言，族际通用语使用能力的提升并不必然导致民族语言传承能力的下降，两者存在着并行不悖的可能。以蒙古族聚居社区白村为例，对比1996年数据，2005年调查显示蒙古族人口的汉语能力有较大程度提高，但同时其蒙语能力几乎未表现出任何明显下降趋势。而对于民族杂居社区而言，族际通用语使用能力的提高的确会给民族语言的传承带来危机。作为民族杂居社区的西村和东村，随着蒙古族居民汉语能力的快速提升，其蒙语能力出现迅速下滑的趋势，大量蒙古族人口逐渐失去蒙语使用能力。对于蒙古族人口在社区人口占仅占少数的东村而言，蒙语更是逐步转化为蒙古族人口的补充性语言，逐渐从蒙古族的生产与生活中淡出。
　　通过本研究中可以看出，族际通用语对民族语言传承能力的冲击显然也是受到了民族居住格局的影响。少数民族语言传承能力的下降与族际通用语言的使用并不具有绝对线性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民族居住格局这个条件变量，不同的民族居住格局将导致两者之间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对于民族聚居区的主体民族而言，并不会因为族际通用语的使用使得本民族语言迅速衰落;而对于民族杂居社区的民族而言，族际通用语能力的提升会对民族语言的掌握或使用形成严重干扰和冲击，尤其是当本民族人口处于劣势地位之时，本民族语言的传承能力会随着族际通用语言的普及而迅速衰落。由此可见，在族际通用语的冲击之下，不同民族聚居格局会对民族语言的传承形成不同程度的保护能力，民族聚居村落对民族语言传承具有较强的保护功能，民族人口比例与民族语言传承能力成正比。就本研究中的社区而言，对于民族聚居村落的白村而言，尽管汉语水平迅速提高，但是并未对蒙语的统治地位及传承使用造成明显冲击;而对于民族杂居村落西村和东村而言，族际通用语的使用则明显对民族语言的传承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和负面影响。
　　三、民族居住格局对民族语言传承的作用机制分析
　　1·民族居住区域的空间组合决定了民族语言的传承环境
　　民族居住区域的空间组合可以分为民族聚居和民族杂居两大类。白村属于蒙古族聚居村落，西村和东村则属于蒙古族、汉族及满族杂居村落。从语言使用能力的现状和变迁趋势来看，西村与东村较为类似，白村则表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一方面，民族聚居社区的白村蒙古族人口蒙语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多民族杂居社区;另一方面，白村蒙古族的蒙语保持较高的水平，与此同时汉语水平也持续得到提高，而西村和东村蒙古族的蒙语水平则快速衰退，汉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本族群语言成为通用语言。乡村蒙古族在语言能力上所呈现的村际差异表明了民族居住格局对村落语言能力的整体影响。民族居住区域的空间组合决定了民族语言的传承环境，聚居型村落更有利于对本民族语言的传承，杂居型村落则有利于对族际通用语的学习。民族居住区域的空间组合之所以能够对村落的语言传承能力造成影响，在于这种空间组合形成了一种文化场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或制约着整个村落语言、习俗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选择。民族聚居型社区创造了一个本族群文化、语言、传统的循环圈子和封闭环境，使得社区居民得以在本族群文化氛围内成长，接受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社区生活过程中，学习和使用蒙语成为居民理所当然并且是必须的选择。在语言习得方面，聚居型社区既创造了一个纯洁的文化环境，也创造了一个纯洁的使用环境。聚居型社区客观上对本族群语言的传承有着积极的作用。相反，民族杂居型社区则由于内部文化、习俗和传统的多元性，形成一个较为开放竞争的系统。语言文化在这样的场域之中相互融会贯通，语言的交流和竞争由此形成。在多元竞争的环境中，语言选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社区内部文化力量对比、语言应用范围以及人们对语言优越性的认识等。就民族杂居社区中的蒙古族而言，语言环境的多元、文化氛围的下降和应用范围的减小都使得其蒙语能力明显差于蒙古族聚居社区。民族聚居型社区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作用提醒我们，聚居对于一种文化的产生和保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尤其是在面对优势文化的时候更是如此。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种隔绝和保护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和社会进步性。
　　2·民族人口比例决定了民族语言传承的力量对比
　　特定区域中各民族人口所占比例是民族居住格局的重要指标之一。相对于民族聚居社区中人口民族成分的单一，民族杂居社区则存在社区人口的民族比例对比问题。社区中各民族人口比例事实上会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对比，影响到社区的政治生态和公共事务的决定，并最终对社区的文化氛围乃至语言的使用、选择和传承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民族聚居社区中，其他民族成员人口数量极少，主体民族语言在村落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不易动摇;而对于民族杂居村落而言，在多民族人口的基础上形成了多种民族语言相互竞争的格局，何种语言能否取得语言使用和传承上的优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社区各民族人口的比例对比。
　　本研究中的3个社区蒙古族人口比例及其在社区中力量对比中的地位各不相同。白村蒙古族人口占98.4%，居于绝对主导地位;西村蒙古族人口为82.3%，居于相对优势地位;东村蒙古族人口占45.9%，居于相对少数地位。这样一种人口比例及力量对比导致了蒙语在3个社区中不同的传承结果。对于蒙古族聚居的白村来说，近乎所有蒙古族人口都具备良好的蒙语水平，蒙语毫无争议地成为社区的通用语言。对于民族杂居的西村和东村而言，均有一定比例的汉族人口存在，因此汉语也成为社区生活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汉语的外向交流优势非常明显，西村和东村蒙古族居民也倾向于学习和使用汉语，这直接导致杂居村落蒙古族人口蒙语能力持续下降。
　　但由于两个民族杂居社区中民族人口构成比例上的差异，在蒙汉语言能力的现状和变迁上还是存在着显著不同。东村蒙古族人口仅占社区人口比例的45.9%，在力量对比上处于少数地位，加之汉语作为族际通用语的得天独厚条件，汉语顺理成章地成为社区的日常生活语言，而蒙语则很少被应用，因此东村蒙古族蒙语水平下降最快，在语言传承上接近衰亡的局面。而西村蒙古族人口占全村人口比例超过80%，有条件在社区内部形成蒙语使用的圈子与环境，使得蒙语得以与族际通用语汉语并列成为社区日常用语。因此尽管西村蒙语熟练者大幅下降，但能够使用蒙语进行基本交流的蒙古族依然接近70%。可见，民族人口力量对比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状况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3·社区日常生活语言直接决定着民族语言的传承状况
　　民族居住格局决定着社区日常生活语言，社区日常生活语言又直接决定或制约着民族语言的传承状况。上文中提到，民族居住格局不仅包含民族人口比例以及居住的空间结构，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些客观事物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联系和权利分配平台。社区日常生活语言的选择就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旦日常生活用语被确定，必将对民族语言的传承与变迁造成强烈的影响。
　　应用是语言生命力所在，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广泛使用的语言生命力才会旺盛，而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很少被应用的语言必然呈现衰退局面。因此在社区日常生活中使用何种语言对居民的语言能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表4展示的是3个调查点蒙古族人口日常生活语言的使用情况，其与各村落蒙汉语言能力现状有着高度的一致性。白村超过98%的蒙古族人口以蒙语作为日常生活用语，而西村使用蒙语作为日常生活用语的蒙古族人口比例只有14.5%，东村更低至2.3%。与这一比例相对应，白村的蒙语水平最高，全体蒙古族都保持了很高的蒙语水平;西村次之，有一定的蒙古族人口保持较高的蒙语水平;由于在日常生活中已基本不再使用蒙语，东村蒙古族的蒙语能力最低。同样，汉语使用能力也与各村落汉语作为日常用语的比例相一致。东村蒙古族汉语能力最强，西村次之，而白村蒙古族汉语能力相对较弱。
　　白村是蒙古族聚居社区，以蒙语作为社区日常生活语言。类似白村这样的蒙古族聚居社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汉语取代蒙语的趋势，蒙语作为内部交流语言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可以预见蒙语的主导地位在近期内不会受到剧烈冲击。西村是蒙古族人口占多数的民族杂居社区，以蒙汉双语作为社区日常生活语言。由于受到汉语的冲击，这种类型社区中民族语言非常容易失去主要日常生活语言的地位，从而沦为补充性的日常生活语言。东村由于蒙古族人口比例处于少数地位，汉语在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蒙语不是日常生活语言，这种类型社区中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人应用蒙语，因此蒙语能力的衰落不可避免。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保护少数族群语言最好的方式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种语言。
　　四、小结与思考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是一个复杂多元的过程，牵涉到其中的因素颇为繁杂。人们在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影响因素时通常从宏观或微观两个方面入手。如从国家语言政策、民族融合进程、民族关系状况、社会整体氛围等方面来探讨这些宏观社会力量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影响;或者从民族意识、教育程度、年龄性别等方面来探讨微观个体因素与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民族居住格局是一种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因素，对民族居住格局与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之间关系的探讨，为相关研究开辟了一条中观的路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理论。
　　语言具有的文化象征和交流工具的双重性质，“在衡量当前的族群关系现状或分析族群关系的历史演变时，关于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和语言变化的分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题”。〔7〕本文即是借着这种思路，通过乡村蒙古族社区的实证研究来探究民族居住格局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与变迁的影响。从作用效果上来看，民族聚居型社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具有保护作用，对族际通用语言取代民族语言的变迁趋势具有较强的抑制功能。从作用机制上来看，民族居住区域的空间组合决定了民族语言的传承环境，民族人口比例决定了民族语言传承的力量对比，社区日常生活语言直接决定着民族语言的传承状况。本研究所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使用场景与使用频率是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重要基础”。只有具备使用场景，并提高使用频率才有可能使得民族语言得到真正的传承，而所谓的单纯保护则可能并非民族语言传承的有效途径。我们应该看到，民族语言使用场景与空间的获得，民族语言使用频率与范围的保障，这些都与民族居住格局息息相关。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民族居住格局是理解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关键点。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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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包智明.变动中的蒙民生活──三爷府村实地调查[J].社会学研究，1991，(1)
　　〔7〕马戎.语言使用与族群关系[J].西北民族研究，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