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回乡的诉求

源自：广西民族大学  : 吴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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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侗族散文体现出文化生态学意义上的特征与风格，反映侗族古老、神秘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在工业文明的时代语境下，彰显出与“现代性”思维即悖离亦磨合的现象。侗族散文形象性、诗意的情感表达和陈述，蕴涵有文化生态生成系统中极强的生命存在力和竟生力，反映当下人类精神回乡的原始性思维模式。　　关键词：侗族散文 现代性语境 生态文化学 精神回乡

⊙　作者简介
　　吴鹏毅，男，侗族，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05级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研究。
　　引 言
　　人类社会走进了后工业社会时期，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特别是都市文化无限膨胀，过度张扬，人们的快节奏生活，交通与讯息的高科技化，“地球村”生存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渗透到人们精神家园的每一个角落。人类在想方设法的追求这样的生活，崇尚这样的生存方式，似乎每一天每一秒的奋斗都是在作出这种生活方式的描述、彰显与演绎。与此同时，人类的心情也在慢慢的变成越来越浮躁，精神变得越来越空虚，心灵逐渐的变得茫然，以至于在现代的繁华和喧嚣中自我失却。近年来，国内外的民俗旅游、生态旅游的兴起，似乎正是在为这种“现象”在作注释。人类在经过紧张繁忙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通过旅游，走出都市，暂时远离紧张，远离喧嚣，走向大自然，追寻一个宁静的舒适的自然环境和心灵港湾，让疲惫的身心可以在瞬时间解压、松弛，在瞬时见完成一种自我性情美的放纵……
　　侗族文化是一种在农耕文明土壤里生长和绽放起来的民族文化奇葩，侗乡山区处于现代文明的边缘地带，还保留着相对原生态的农耕文化气息。这对于现代人在寻求精神故乡时，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个的“家园”式的理想的场域。而侗族散文作家们的创作大都是对侗乡人们原生态的生存状态及其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进行描绘与叙述（当然，大多数的少数民族文学都有这一特点），被有关学者称之为“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语），这些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幅幅极富诗情画意和地域民族特色的风情画卷，无形中与当下人类文化生态意识形成了某种契合，作家创作过程是在有意或是无意的标榜着生态意识，我们这里暂不去考证。本文拟在侗族新时期的散文创作作品中，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生态关联三个层次，来挖掘和解析出我们以上所阐述的信息符号，亦即对现代性语境中的侗族散文创作和作品中的生态批评意识，作个学理上的探究。
　　一、人—自然：原生态生境的诗性与谐和
　　生于斯长于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侗家人生长在那片神奇而又美丽的山乡，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每一个民族灵魂细胞，每一丝性情的基元，都深深地植根于那片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那山，那水，那高耸的鼓楼，那壮丽的风雨桥，那青幽黛灰闪亮的石板路，弯弯曲曲，裹着浓浓地山寨风情。如画的自然风光与迷人的人文环境，天然合成一个“诗意的栖居”的场域，令人向往。一些学者对这种“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诗意的生存”[1]进行或形象的描绘，或学理阐释，而侗族散文界亦在为此笔耕不止，把侗家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状态通过笔尖展示给世人，勾画出一幅幅诗意浓烈的侗民族精神的画卷，唱响那让人听了感觉舒适无忧而又柔美诙谐的生活旋律，演绎那静谧清幽、梦境般的生命交响乐。
　　绿色令人陶醉，让人清馨，绿色式的生命更是让世人神往。
　　陆景川的《杉乡的神韵》，展示了侗乡这块绿色的圣洁宝地，他通过散文的笔触，向世人描绘了一种大自然母亲的静美，大自然的伟大。同时，其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在昭示着一种人情的善，一种人性的美。我们且先欣赏下面这幅画面：
　　“山麓下，清水江和小江娟秀得像少女的玉臂热烈地拥抱着文静俊美的杉山，充分地享受那绿荫的脉脉温情。”
　　“我的视线从山下移到山头，只见城区四周，层峦叠嶂杉海苍翠如蓝，清风徐来，婆娑摆舞。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想起‘如浪卷，似涛翻，浪卷杉木山。望不断，数还乱，不知杉木几十万。’的诗句”[2]
　　继而，作者从自然的景色位移到侗家人对生活的一种淡然诉求，以及契入那祖上流传下来的习俗，“十八杉”，“十年杉”，“八年杉”，散文明确的由此描述由于侗家人这一育苗载杉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以至促成了那旖旎的杉区风光。由此吸引着中外游人、艺术家、作家、学者。都是为着这绿色而来，是拥抱和歌唱这种绿色生命。
　　侗乡是绿色的海洋，大自然赋予侗家人以自然的清丽、自然的馨香，自然的五彩帛画，同时，侗家人亦他们的勤劳，他们的善良，他们的智慧，在这幅帛画中，年复一年，一代一代的，组组辈辈涂抹着自己生命的色彩，把自己生命活动符码与大自然神话般的天然美之基因浑然溶汇，让自然美与人文美互渗相融。就如周东培的《处处桥亭石板路》中就描绘着这样迷人的情境：
　　“一路上，绿水青山，桥亭掩隐，鸟语花香，一幅幅宛若仙境的秀丽景色……而花桥，凉亭，石板路的侗乡古道，却处处使人情趣横生，倍感亲切……走在这条依山傍水的弯弯曲曲的古道上，每隔几里路就有一个村寨。这路，每隔一段就用平平的青石铺砌，铺进山寨里，铺上云天，无限的延伸……”[3]
　　山乡中的景，山乡中的人。景色的本真，没有刻意的涂脂抹粉，是那么的朴素、自然、大方；人的亲善，没有任何的私心功利，是那么的勤劳、随和和大度。一种人与自然的原始诗性思维的现代表述。让我们重新走进这一方别样的侗乡圣地：
　　“侗乡的青石路，可不是一朝一夕铺成的，而是热心修路的侗家人东一块，西一块；你一块，我铺一块；愚公移山，年长月久铺成的……（两个村寨之间的）途中建造的凉亭，凉亭附近修有水井。夏日炎炎，行人望见凉亭，顿时忘却疲劳，加快步伐，赶到树阴下的水井，痛饮一番……风雨亭里自有热心人扛来大树篼，生着不灭的火塘，让行人歇脚取暖……热心公益的侗家妇女，经常把一捆捆草鞋，挂在风雨亭上，供给行人穿着。这是多么令人难以忘怀别具风情的侗乡古道。”[4]
　　再如孙南雄的《呵，秦朗寨的山林》（《侗族散文选》）中那“跌宕起伏，翻腾滚卷的绿波，淹没了深沟、峡谷，翻过了陡坎、高崖，一直漫上峰顶，遮天蔽日”的山林风光。向宽富《陇底行》（《侗族散文选》）的原始次生林里的遐思。蒋力在《石凉亭记》中富于诗意的描绘和深思，等等。他们把侗家人的勤劳和智慧，侗家山乡质朴而秀美的生存环境一一生动的描绘，让人读了，会在无意之中，顿觉能够卸释掉繁杂的工作环境，消除紧张的生活压力，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奇的让人心旷神怡、独特的民族文化视界。
　　二、人—社会：族群文化身份的认同与诠释
　　“越是民族的就越世界的”（鲁迅语）。当下的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致使世界各国争相加入WTO，你我都在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只能感求得生存和发展，在同一性质的秩序之中共建所谓的“地球村”。但是，在文化层面意义上，却是越来越认同多元化、多样化的理念，认为各种形态文化、各民族文化之间应该也是可以共荣共存，和谐相处。这种文化生态学注重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关系。世界各民族都是地球生存空间中的一员，彼此间能否和谐共存的问题，倍受关注。这无形之中已成为新时代的一种生存理念。侗族的散文创作也正是对这种民族文化共存的生存理念和精神的最直接的表达。
　　陆景川的散文集《勤劳一生的侗家人》（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2004）中的每一个篇目，无不是在表达发自他内心的对侗民族文化的博大与精深而进行的致高礼赞。生为侗家人，他身上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都在为自己的民族在下时代的注脚，在字里行间都充盈着这个民族生息脉搏的律动。
　　其中，《勤劳一生的侗家人》写的是一位普通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妇女──作者的母亲。作者通过对母亲的回忆，来表现了母亲的一种博大之胸襟。母亲的每一件小事，每一句话，都表现出侗家妇女的优良品德。在作者的心目中，母亲是一座壮丽的丰碑。同时也是侗家千千万万母亲的代表，是千千万万妇女的形象。母亲把自己与家人、邻里，与民族，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妥善处理得让人敬仰。而这种美德正是现代社会所要呼吁的，更是需要弘扬的。对此，吴佺兴是这样评价的：“《勤劳一生的侗家人》撒播一部难得的好散文集。作者独特的创作风格会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而且对于黔东南比较沉寂的文坛，这部集子的出版，无疑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幸事。”[5]
　　张泽忠虽说是以小说创作见长（如已出版小说集《山乡笔记》，《蜂巢界》），以小说成就立足文坛，他的散文亦写得极富个性，游刃有余，从篇名到内容，都给人以浓烈的地域文化色彩和民族文化气息。如《月光下的美丽》（《民族文学》，1997.7）和《侗胞喝洋酒》，这两篇都入选1998年10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侗族散文选》。张泽忠对那片他熟悉的执爱的侗寨山乡的圣土上，倾吐了几乎几十年不变的用始终如一的笔调，在讲述和描叙着那熟悉的、美丽动人的故事，甚至在与国外友人的交流当中，都念念不忘自己的可爱家乡故土，津津乐道的把家乡父老的动人故事传往海外。
　　张泽忠的文章，是在略带伤感的审美氛围中，把侗民族原生态的生存状态、“侗味”十足的品格和精神托出水面，绽放给世人，让世人去欣赏和把握，担心世间如此凄美、柔韧诱人的尤物永生潜伏水下，岂不惋惜万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在通过自己的文学艺术创作，完成了自身的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张泽忠在回答法国友人安妮女士的文章中说：
　　写作当然是有其初衷，即如你所说的“动机”。坦诚地说，我是一位侗胞，当初选择文学，无疑是想借文学这种形式，传达我的思想情感，进行我的思索，为我的这个民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卜蓬《月光下的美丽》）
　　民族母亲在作家的心目中，因为其古朴，因为其是“肉团”做成的善良（民族），因为其月亮般的柔和、亲善。不像苗人骨头做的硬朗刚强，不像汉人肠子做的计谋深、聪明，所以，被人贬称为“峒蛮”，被人“误解虞传侗胞屁股长短尾巴晚上行歌坐妹乱伦……”[6]
　　这种让人误解的尴尬，触动着作家本身固有的民族文化情节深厚的心扉。所以，张泽忠才下了决心：
　　于是我选择了文学，意欲以形象向外界展现如你所说的‘侗族文化很美’，侗族亦不式为美好的民族。有评论文章说我写的那些东西“凝聚着侗民族的生命情感，结构性地表现了侗族‘月亮文化’，是一片月光下的美丽。”我想此说大致没偏离我的用意。（卜蓬《月光下的美丽》）
　　吴声的《大山的书页》从一个难忘的“最早记忆”中开始，以现时的“行走”方式回溯自身的成长历程，他的民族文化品格是与生俱来的，他成长于侗乡浓郁的乡土文化氛围当中。他“走在小路上，寻找着我以往曾留下的许多感慨。”事实上，这正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体认过程。黄钟警的《拉山，男子汉的“团歌”》和《侗乡随笔》（<风水树>、<石镶的“广场”>、<鼓楼，歌的“烽火台”>、<温馨的火塘>），黄沙的《为侗族大歌而击节》，吴浩的《滚泥田》，杨进铨的《独坡侗寨的猎俗及其他》，等等，通过时过境牵之后回过头的“行走”，在行走和记忆中“寻觅”、“回溯”，每一次的回溯，都是在预示着民族文化精魂的回归性、向心性，是联结个体与族群的又一番民族本土文化的生命体验。
　　潘年英对这个问题有过这样的评述：“……都是一些背景离乡的侗族游子的心灵诉说。而无论他们以怎样的方式诉说，也无论他们选择什么样的故事作载体，他们的‘原型’和‘意象’好象始终不变──对他们来说，故乡世界始终是生命存在和写作冲动的巨大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之所以写作，正是源于自己与故乡世界的一种或浓或淡的情感联系。”[7]
　　三、人—自我：心灵宇宙空间的同构与整合
　　在侗家人远古的历史记忆当中，先人们都是不断的在山山水水之间迁徙，寻求一个更加理想的生息居地，是在迁徙中求得生存（当然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迁徙特征有本质的区别，不是本文所述内容，另文叙述），获得发展。先民门从狩猎到农耕，都是在与大自然紧密关联，在不断的“寻求”过程中选择栖居地，而代代繁衍生息。
　　这也就是说，在这种人类文化类型中历史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特质，是一种极为顽强的生命力，自给自足，自力更生，于生存空间状态中的自我调节能力和整合功能，发挥到了及至。所以，在以侗民族母体文化（农耕文明）为基础能量，而屈壮成长起来的人，自我生命机能适应性调节与整合能力，就非同寻常了。而相比之下，都市文化、工业文明则是一种潜伏在“现代性”闪耀光环下的系统性瘫痪顽疾。表面看，似乎是异乎强大的狂潮，实则不堪一击。如时下水、电之于城市生活。突然的断水断电，整座城市将因之瘫痪。在“资本”魔力的引诱和运作下，人只是一个“为他者“的机械性生命运动，是人本质异化的一种表现[8]。
　　人类族群的生存能力如是，族群中的生命个体更是如此。侗族文化在这种现代语境中表现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撕裂与整合，而侗家人个体生命也同样彰显出一种民族文化根性温床上族群心理同构与体验。这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散文形式的诗意表达更是侗家人（作家们）对此最为直接的艺术陈述与诠释。
　　潘年英是一位被争议较大的作家（亦被人认定为“作家和人类学家”的双重身份），他的作品被定性为文学人类学笔记的系列《故乡信札》《木楼人家》《伤心篱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00）我们这里按下不表，光说他的散文集《我的雪天》和《边地行迹》。
　　1990年代初期，就已经在自己家乡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中“成熟的行走”，并把其内化着的每一丝或悲或喜的感触，外化成文字，向旁人倾吐。1993年《我的雪天》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读者中产生强烈的反响，引起了文艺界的共鸣，就在这一年他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成为侗族文坛最年轻的实力派作家。文集的一系列散文作品，为读者倾诉了他对生死、爱憎、对贫穷、向往，对愚昧与觉醒的顿悟，在如歌如泣般带有原始朴野的言说中，去沿着人类（侗家人）生存的足迹，寻觅在现代足音震荡下的精神家园。
　　在他只身来到了厦门经济特区，做访问学者期间，因为他“一直在感受和咀嚼着一种沉甸甸的民族母体文化与都市文化之间的心理落差”[9]，之后从黎明大学毅然出走“还乡”，最终选择他所钟爱的“存在空间”。他“回乡”的路途，还在为故土吟唱。终于，在1999年又推出他的又一部散文集《边地行迹》（贵州人民出版社）。他一如既往的为侗族文化的变迁中或激昂或低沉的唱着美妙凄婉的挽歌，侗乡的歌、舞，侗乡的鼓楼、风雨桥，侗寨的石板路，侗乡的原始森林、月亮山……在《苗兰之旅》表达得更是明快：
　　“照直说吧，这儿的歌声也罢，笑声也罢，都是真正发自心灵的，或者说就是人类天性之花灿烂的自由开放”；
　　“我不得不痛切地指出，从苗兰归来后，我的确越来越感觉到人类文明的悲哀”；
　　“这儿也许也是我最后的故乡。”
　　对于潘年英人的“出走”与“回乡”的行为本身，以及其文的话语方式与话语内容，都在向我们传达着这样的信息：他的心灵宇宙，他的精神时空，在经过“磨合”和“迁徙”之后，又回到了他的固有心灵寓所和精神故园。他并没有在经济特区的“不适应”中沉没，也没有在本土文化的深巷中难以抽离，而是在“行走与磨合”过程中释放出更加柔韧与极富张力的艺术生命力。
　　余达忠《从黑夜而生》（《民族文学》，2002.10），在现代都市的“窗外淅淅沥沥下着雨的夜”开始，把“身体和心灵都感到疲惫”状态的思维与情绪位移到侗乡山寨，开始着又一次的“精神回乡”之旅。“夜晚就这样在一盆暖暖的炭火中慢慢的烘托出来了”，围着火塘，感觉寨外的谷仓，听侗戏，听讲古，“喝下了姑娘们精心熬出的醇俨的鸡稀饭之后”，“就意味着夜晚就要结束了”，既而，顿悟出当“抛开尘世的那些杂念，深入内心深处，深入民族心灵的深处，”，感受黑夜，感受疲惫的灵魂自疗，感受个体生命与族群母体文化紧紧相连的激跳着的脉搏韵律！
　　这类的作品还有姚瑶的《圭河》（《民族文学》，2003.11），王启友的《散文二章<吾心如竹>、<人生如茶>》（《民族文学》，2003.9），粟周熊的《紫罗兰》（《民族文学》，2002.12）等等。他们不管是在侗乡故土，还是游离他乡，都会在心灵的无限宇宙空间中，以民族母体文化为永恒的生命力特质，自我调节、自我整合著生命的存在状态，表现出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品格。
　　结 语
　　综上所述，侗族的散文创作是在侗民族文化整体复兴的背景下兴起并发展起来，由此表现出与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和思维模式不同的特征，是一种原始性思维特征，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但这是否是在作传统/现代、结构/解构等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描述与阐释，侗族散文创作的价值意义旨归是否亦有待进一步商榷等等问题，其本身就是文化生态学所要关注的内容和主题。
　　迄今为此，侗族散文创作尚很少发现有来自“他者”视角的描述、来自“他族群”的侗民族文化审视与观照，只是民族自我“感通式”的吟唱与阐释。况且，侗族散文创作亦未成规模和气候，尚未形成整体攻势和完整体系的建构。对文学/文化的批评，只有来自多方位多角度的审视，批评本身才是完整的，才是科学的。对侗族散文和侗族散文创作的读解与阐释，亦不例外。
※　注释
　　[1]朱慧珍、张泽忠等著：《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M]，民族出版社，2005.2
　　[2]、[6]吴宗源主编：《侗族散文选》，民族出版社，1998.10，P299，P129
　　[3]、[4]、杨通山、周东培等编：《侗乡风情录》，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6，P316，P317
　　[5]吴佺兴：《文化的文学解读──读陆景川散文集〈勤劳一生的侗家人〉》，收于张泽忠主编《理性的曙光──当代侗族文学评论》，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8，P293。
　　[7]潘年英：《在“原型”中寻找“民族性”──读<侗族作家丛书>札记》，民族文学研究，2005.3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参考陆贵山编著《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9]见吴励生：《现实的生存关注与理想的诗意表达──潘年英写作的内心冲突辨析》，《泉州学林》，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