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媒体追忆傅高义：谦虚好学的“知华派”

　　傅高义（1930.7～2020.12.20），男，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汉学研究学者，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精通中文和日文。撰有《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重建美国实例分析》《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等著作。2013年3月23日，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傅高义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据环球网援引朝日新闻报道：当地时间2020年12月20日，傅高义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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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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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撰文追忆傅高义：去世前心系中美关系

　　哈佛大学荣休教授、美国知名中国研究学者傅高义（Ezra F。Vogel）于美国当地时间12月20日去世，享年90岁。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随后发布消息，“我们非常悲伤地宣布我们的前主任傅高义教授（1930-2020）去世。傅高义教授曾在1973-75年和1995-99年担任中心主任。他是我们中心真正的守护者，一位博学的学者，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会非常想念他。”
　　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应澎湃新闻之邀撰文回忆了他与傅高义教授的交往。宋怡明与傅高义相识二十年，是同事，也是挚友，尤其是在2015年宋怡明当选新一任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之后在工作上多有往来。
　　宋怡明提到，傅高义教授去世前正在为拜登政府准备一份关于如何推进中美双边关系的材料，并答应为宋怡明主编的新书撰写“我们如何在两个国家之间建立更多信任”一章。他期待用有益于两国人民的方式来推进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从左至右：宋怡明、傅高义、马若德  c150-kftfpiv2578614.jpg  保存到相册

上传时间: 2020-12-22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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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宋怡明教授的文章。

追忆傅高义
　　昨天傅高义去世的消息震惊了中国研究学界。我失去了一位同事，同时也失去了一位老师、一位挚友。
　　我在二十年前作为客座教授来到哈佛时第一次见到了Ezra（傅高义）。那时他已经享有巨大的声誉，我不太敢主动接近他。令人惊讶的是，他其实是个友善、幽默又绅士的人。后来我成为哈佛的全职教授，尤其是成为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以后，常常向他寻求建议。
　　他和他的太太艾秀慈（Charlotte Ikels）就住在离费正清研究中心一街之隔的地方，他们的家简直就是第二个费正清研究中心。每个月，他们都要在家里举办好几次晚宴，欢迎来到哈佛的访客。他们会点中餐的外卖，然后我们自助用餐。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出现在这些活动上──来自亚洲各地的资深学者，高层政要，抑或是Ezra在他过去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所结识的某个人。晚宴上进行的对话总是非常有趣、引人入胜。我觉得这样频繁地招待客人对于Ezra夫妇来说是个很重的负担，但我很快发现他还在为其他的组织张罗晚宴：美日关系论坛（the US-Japan Relations Forum）和中国社会学学者学习小组（the China Sociologists study group）。我曾以为这样的生活过得太累，但他显然从中获取并生发出了巨大的能量。
　　每当Ezra向别人介绍我时，他都会说：“宋怡明是主攻明代历史的年轻学者，但他也研究二十世纪并且对当代中国充满兴趣。”我非常感动，他记得关于我研究兴趣的诸多细节。事实上，Ezra是一个非常宽厚、对他人充满关怀的人，他记得几乎每一个他所认识学者的类似细节。有几年他组织了一个“当代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Critical Issues Confronting Contemporary China”）系列研讨，每周一次，每次我们会在报告开始前在餐厅一起吃午饭，学校里的同仁有空都可以加入。每当有人加入，不管是资深学者还是研究生，Ezra都会打断对话──即使正在发言的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或者官员──并把新人介绍给大家，说：“这是谁谁谁，他/她们的研究领域是哪些哪些。”每一个人在Ezra的心目中都是平等的。最近这些年他最热衷的活动之一是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的公共知识分子项目（Public Intellectuals Program）担任高级顾问。这个项目目前有超过一百名参与者，而他似乎认识项目里的所有人。在会议碰头的时候，他会询问每一个人的研究进展。他对他见到的每一个人的研究工作和想法都有极大的兴趣。
　　过去的几年对美中关系来说非常艰辛。当我感到沮丧的时候，Ezra会提醒我，历史上有过许多比现在更加艰难的时刻。许多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对他们目前无法前往中国而感到失望。Ezra提醒他们，在他那一代学人中，有的人几十年都去不了中国一次。他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要看到建立彼此的理解的工作是极其重要的，不要去考虑眼前的政治风向，而要专注在我们的学术上。Ezra非凡的职业生涯，他坦诚、直率的名声以及他彬彬有礼的举止风度，意味着他有能力传递、事实上也的确传递了可能会让接收方不那么愉悦的信息，无论对方是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
　　甚至在去世前最后的日子里，Ezra仍然致力于推进中美关系。我们的最后几封邮件通信中，有一封就在一周前，是他同意为我参与主编的《中国问题II》
　　The China Questions II
　　一书写作其中一章。他的那一章叫作“我们如何在两个国家之间建立更多信任”。我们还讨论了他正在为拜登政府准备的一份文件，为如何改善双边关系提出建议。他告诉我──带着非常谦逊的口吻：“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听我的，但我会试试。”当人们问我是否有什么他们能帮得上忙时，我告诉他们，Ezra会希望我们努力用有益于两国人民的方式来推进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在中国文化中，一位长寿、人生充实的老人故去被认为是“喜丧”。尽管失去挚友令人哀伤，但Ezra的一生在友谊、家庭、学术和职业成就上都充盈且富有。能够认识他，我无比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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