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洪雅解放后,“小王攮包儿”老老实实当他的纸扎匠,贪慕权势的“大王攮包儿”在街道里跳得很欢,斗地主,分浮财样样争先,在居民组当上了头头。可惜好景不长,1950年土改没搞完,就满街流传着“‘大王攮包儿’偷婆娘”的绯闻,原来是他利用职权诱骗弱智女上床,被其家人揭发被查办,当官美梦成了一枕黄粱。因未造成恶劣影响,女方家人顾全脸面不愿深究,“大王攮包儿”才没吃官司,只被批判一通,撤职了事。街坊上的人都骂他缺德,有好事者奚落他∶“那玩儿比蚕蛹子小,还想搞女人,真丢人现眼。”
“大王攮包儿”
象经白头霜打过的叶子,蔫汤寡气,几个月不敢出门。 解放后封建迷信活动被取缔,没人找“王攮包儿”扎纸人、纸马了,光靠扎风筝、灯笼的收入已难维持家计,“王攮包儿”的父母摆了个杂货摊贴补家用,勉强维生。在“王攮包儿”的父亲近50岁的时候,老婆老蚌怀珠,为“王攮包儿”生了个发育正常的弟弟,长得牛高马大的,成人后在乐山的某煤矿当工人,可惜不到20岁就生病夭亡了。 在1958年“大跃进”后,引起的那场持续三年的全国大饥馑中,“王攮包儿”的父母双双死于水肿病。那时已没有什么人玩风筝和灯笼,“王攮包儿”兄弟完全没了收入,成了“五保户”,全靠县民政局的救济为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安份的“大王攮包儿”又开始活跃起来,可惜他身材矮小,能量不大,还有土改时那桩不光彩的事,没有哪个群众组织愿接纳他。但他还是每天满街跑,看大字报,参加批斗会,使劲向造反派靠拢,“十处敲锣九处在”,忙得不亦乐乎。江青搞的“革命样板戏”的电影在洪雅城首演时,票很紧俏,“大王攮包儿”也去电影院凑热闹抢购票,当他被熟人抱起,两手扒在售票口取票时,人群的拥挤使抱他的人松了手,他从近两米高的售票口仰面摔下,后脑勺着地,连妈都没叫一声,就呜呼哀哉了。 哥哥死后,“小王攮包儿”变得孤独寂寞,常常一个人在屋里发呆,一坐就是半天,邻居也很少见到他的身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天,街邻有十几天没看到“小王攮包儿”出门了,报告了居委会。当干部久久敲门不应,破门而入时,发现“小王攮包儿”爬在一个烘笼上,已成一具干尸了。估计他是死于一氧化炭中毒,被烘笼内的火烤干了的,具体死亡时间,就不得而知了。 (2003年3月11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