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碗抄手

　　两碗抄手　　文/李成忠

1973年2月19日（正月十七）中午，我正在高庙铁厂休探亲假时，收到了单位来的加急电报∶“有紧急任务，务必于25日前赶回。”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因没管住自己的嘴巴而罹祸，享受了几年“牛鬼蛇神”特殊待遇，刚刚被结案，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份子，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不戴帽子，以观后效。”提升了半级，受到“半人半鬼”的待遇。不过“现行反革命份子”的帽子还掌握在“左派”手里，随时可给我戴上，因此我处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不知单位上又哪一河水发了，有什么“紧急任务”要我去完成？更不知此行是祸是福？从高庙赶回山东胜利油田，日夜兼程也得五、六天时间，所以当天必须动身，才能按时赶回。我担心超过限期返回，给“左派”留下口实，难逃厄运。高庙和洪雅县城相距只60公里山路，当时交通极不方便，每天只有一班客车往来，下午由县城开高庙，早上由高庙返县城。说服妻子放弃了让我第二天坐客车进城的计划，我于当天中饭后启程，步行到赵河我二姐处，请她帮助找便车进城。

赵河是高庙和炳灵（即今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到洪雅县城的枢纽，西距高庙15公里，北距炳灵30公里，南距洪雅县城45公里。赵河虽是公社机关所在地，但除了公社和供销社公房外，只有几户民房，还没形成场镇，也不赶集。但从高庙拉木材和煤炭的车辆，从炳灵瓦屋山区运山货和矿产的汽车都要经过那儿，来往的司机们常在赵河供销社食堂歇脚小憩，饮茶吃饭。我二姐是赵河供销社的管理员，又兼食堂的采购和营业员，同来往的司机们非常熟悉。她为人忠厚热情，又乐于助人，在生活物资严重匮乏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过路的司机，只要给二姐打声招呼，回程时保证吃上可口的饭菜。司机们托她买点价廉物美的核桃、板栗、竹笋之类的山货，或天麻之类的药材，或搞点不要肉票的猪肉和猪下水，她一定办得巴巴适适的。投桃报李，她让司机捎带人坐便车，司机们也是有求必应。周围的农民，缺钱花了，常主动送山货、药材到她那儿，请她帮找买主；搭个便车，也请她帮忙。她虽是个平头百姓，但在赵河一带口碑甚佳，人缘极好。

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视农民出卖自产的山货、药材为“资本主义尾巴”而严加禁止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二姐的行为是冒风险的。好在赵河地处偏僻山区，民风淳朴，连家在当地的公社革委会的亲属，也常偷偷地求二姐帮卖点山货、药材贴补家用，所以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干部，对发生在供销社食堂里的民间交易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往来的司机也乐意到赵河吃饭和采购，使偏僻的赵河食堂，生意非常红火。

十五公里山路，我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约在下午四点左右才到赵河。二姐说早晨去高庙和炳灵拉货的车，中饭后已经走了，下午拉货的车要晚饭时才到赵河。她让我不要心慌，好好地陪她摆摆龙门阵，晚饭后保证找车把我送进城，绝对耽误不了明天由洪雅去成都。

赵河供销社食堂正好位于三岔路口，是个只有一间铺面，纵深三间的老式瓦房。一进门是厅房，门边放了张小桌，是二姐招呼来往客人和卖饭菜牌子的地方。厅里摆了四张方桌和十六根长板凳，是客人饮茶吃饭的地方。厅房后面是厨房，再后面是库房兼卧室。厅房和厨房没有隔开，在厅里可看清厨房里的一切。我到赵河时，正好不是吃饭的时间，食堂里没有客人。二姐提了个竹编的烘笼，坐在门边的小桌后面，边注视着公路上的动静，边同坐在厨房灶门口矮凳上埋头烤火的我摆家常。刚摆了十来分钟，就听到门外有个颤巍巍的声音同二姐打招呼∶“二孃，吃晌午没有？”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朴实的山区百姓，古往今来把“吃饭”看得非常重要，所以见面问候都与吃饭有关。我抬头循声望去，见一位衣着朴素，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手拄一根小酒杯粗的竹杖，背背一捆干柴，步履蹒跚地走进门来，后面跟着一男一女两个背柴的小孩。待二姐帮这老小三人卸下背上的柴火，让我腾出灶门口的矮凳给他们烤火时，我才看清了三人的面容。老太太看样子有六十多岁，很象我的母亲，慈眉善目，满脸皱纹如刀刻斧凿，记录了她经历的人事沧桑。男孩有十一、二岁，女孩比男孩矮半个头，两人都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脸蛋冻得通红，浑身哆嗦，鼻涕长流，样子既可爱又可怜。

“二孃，不怕你见笑，去年缺粮，养不起过年猪，又没肉票买肉，家里两、三个月没见油荤了。大人还可以将就过，孙儿、孙女馋得慌，天天吵着到食堂来吃肭肭（家乡小孩对猪肉的称呼）。今天又哭又闹，他爹娘没法子，我只好带他们背点柴火来，换点抄手给这两个小东西治治馋虫。你看看这三捆柴值多少钱？就说个价吧。”老太太在灶门口的矮凳上坐定后，开门见山地向二姐讲明来意。二姐叫厨师老王和跑堂的小赵拿抬秤过称，三捆柴不足二十市斤。“老人家，你拖带着两个小孩，大老远的到这儿卖柴也够难的了，就算二十斤吧。按市价合二角二分钱。” 二姐看过秤后告诉老太太。

“二孃，抄手多少钱一碗？”老太太问。

“一角五。”

“哎呀！这可怎么办？出门时就给这两个小东西许了愿，到食堂一人吃一碗抄手，谁知这卖柴的钱不够。”老太太满脸茫然地喃喃自语。坐在她两边烤火的孙儿女，用期待的目光瞪着祖母。

老太太沉思了片刻，才小心翼翼地求二姐∶“二孃，就求你打个让手，将就这卖柴的钱，煮两小碗抄手给我的孙儿、孙女吃吧。”

“老人家，食堂每天晚上都要按牌子结算的，二角二分钱卖两碗抄手怎么结帐呢？” 二姐为难地说。但当她看到祖孙三人期待的眼光时，立即改变了口气∶“不是就差八分钱嘛，我垫了。”现在掉八分钱在路上，恐怕没人愿弯腰去拣，而在二姐的月工资才32元的那个年代，能拿出八分钱帮助素不相识的人，确实不容易。

当老太太到二姐的小桌前买抄手牌子时，又碰到麻烦。一碗抄手收二两粮票，一个山区缺粮户，没余粮可卖，老太太身上哪来粮票？二姐的粮食定量一月才28斤，家中上有老，下有小，每月还要靠她挪几斤贴补家里，哪来多的粮票？我在旁边，目睹了眼前发生的一切，一种无名的苦涩涌上了心头。此时我才感到川戏《耿子上吊》中，为一升米而上吊的事，在人世间确实存在。正当二姐感到为难，老太太祖孙三人陷于绝望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掏了一张半斤的粮票递给二姐。老太太拿到抄手牌子时，对我千恩万谢，我连连摇手制止，并转过身去，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我坐在厅里，看着在灶门口矮凳上的小兄妹，一人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抄手，狼吞虎咽地吃得那么专注，那么甜美，仿佛他们正在吃世上最可口的珍馐美味。不到十几分钟，就风扫残云，连又辣又酸的汤也喝得一滴不留。就连碗边上的一圈红油迹，也用舌头舔得干干净净。老太太看着孙儿女吃抄手的满意神情，慈祥的脸上露出了惬意的微笑。看着祖孙三人高兴的情景，我的心情却万分沉重，心里默默地念道∶“家乡呀！你多久才能改变农民吃一碗抄手都这样艰难的日子啊！”

不知怎的，在以后的几十年岁月中，赵河食堂偶遇的老太太祖孙三人期待的眼光，常常在我的脑中闪现，激励着我努力工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二姐退休后，我就再没去过赵河了。直到2001年退休后回家乡小住，应朋友之邀，去《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时，才到赵河故地重游，发现赵河已面貌全新，几乎找不到旧时的痕迹。昔日的泥石土路已修成水泥公路，食堂和乡政府低矮的木质瓦房已改建成楼房，公路两边的农家小舍也大多由破旧的草屋改建成砖瓦房。听家乡的朋友讲，随着瓦屋山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山区经济的发展，山区百姓大多肥起来了。极目所见，山区百姓的穿着都很光鲜整洁，几乎看不到穿补丁衣服的人，使我欣慰。我相信，30年前在赵河食堂看到祖孙三人吃抄手，令人心酸的一幕，已成历史的陈迹，家乡山区人民正在党的十六大精神的指引下，意气风发地奔向小康。

　　　　（2003年2月10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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