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判了几年

本文摘自：《张学良幽禁秘史》
⊙ 作者：王爱飞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导语：本书以纪实文学的手法描写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以后到去世的几十年间的生活，尤其是幽禁期间漂泊动荡的经历、复杂微妙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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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讨论国共关系和对日政策。那几日，张学良似有些心神不定，有时久久地盯着报纸出神。过了没几天，消息传来：会议通过了有利于抗日的宣言。
　　“蒋介石毕竟没有食言啊！”张学良心潮翻滚，禁不住大声自语道。如果南京政府真能奉行这次大会提出的方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允许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那么“兵谏”的目的便得以达到，捅天一个窟窿还真捅出了一片阳光！
　　“凡有利于国者，吾辈尚有何惜乎”。张学良想到了写给杨虎城信中的一句话。是啊，只要内战能够停止，抗日能够实现，那我张学良受些委屈、甚至搭上性命，又算得了什么！
　　一股豪气从心底升腾而起，他的双眼变得晶光闪闪。
　　2月20日，张学良得到通知：在头一天的会议上，蒋介石作过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后，全会通过决议：“恢复张学良的公民权”。
　　在1936年12月31日国民党高级军事法庭上，张学良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民权五年。后来蒋介石给予特赦，免于十年有期徒刑，但公民权仍遭剥夺。没有了公民权，自然也就失去了选举和被选举权，失去了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对一个投身于政治的人来说，这等于宣告了政治生涯的终结。
　　政治就像变戏法一般，不到五十天，张学良的公民权又飘然回归。从形式上来讲，他又可以回返到政治风云之中。
　　对此，张学良既想笑，又想哭。笑南京政府的花样把戏太拙劣，太无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哭自己奋争数年，威风八面，最后却落得任人宰割、随意支配的境地。
　　如同张学良所料，“自由”之风并没有吹拂到春意盎然的雪窦山中，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的枷锁并没有丝毫的松动。轻轻撩开厚厚的窗帘，便可看到门口的便衣特务正来回巡行，明知这里地远人稀，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远处的山脚下，置于外围的便衣亦在尽职尽责地执勤，不时还向雪窦寺这边张望。
　　“也真是难为他们了。”张学良脸上现出一丝冷笑，心中暗道。“老蒋是畏我这只虎，怕我重返山林，再度长啸啊！”
　　传来轻轻的敲门声，张学良刚转过头，便见负责看守的军统局特务队队长刘乙光跨进屋来。
　　“早上好，副座。”刘乙光毕恭毕敬地问候道。
　　张学良鼻孔里嗯了一声，算是作了回答。
　　“副座上午是不是要出去，请问？”刘乙光仍是一副谦恭的姿态。
　　张学良没有回答，一言不发地望着眼前这个军统局的中校特务队长。他比张学良略大几岁，个头不高，显得有些敦实，但为人却精明得很，善于迎合上司意图。他办事一板一眼，滴水不漏，也称得上尽心尽职。张学良知道，刘乙光是深得“戴老板”赏识的人，不然，绝不会把看守一个“党国重犯”的任务交给他来执行。
　　在少帅不动声色的注视下，刘乙光变得有些不自在起来。自从张学良到达南京后，刘乙光便同张学良打上了交道。论起来，张学良是他手中的“犯人”。可是，张学良的身份太特殊了。他既与蒋介石“情同父子”，又是党国的显赫要员，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军界，都有大量的朋友、至交，这样的人，虽然遭到罢黜囚禁，仍是“虎倒雄威在”，让人不得不对他敬畏三分。刘乙光在戴笠手下干过多年，对上层的各种关系脉络也略知一些。“张学良”这三个字，对他来说是如雷贯耳，他万万没有想到过，这位东北军的统帅居然会成为他所管束的“重犯”。国民政府关于对张学良的处置决议中“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最后会落实到他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