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中国交响乐的摇篮

“交响音乐在西方称为‘器乐艺术的最高形式’，传入我国已有100年历史了。但在抗战前（除东北沦陷区之外），全国仅上海有一个完全由洋人组成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每周固定在外滩公园演出一场。1937年初，一些上海华人音乐家组建了一个人数不多、编制不齐的管弦乐队，演出了两场，抗战爆发后便自动解散了。全国各地众多音乐家开始先后汇集在重庆，筹建起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组成的交响乐团。”　　今年86岁的老音乐家叶语教授对中国交响音乐史的专家。对于西方交响乐在中国的成长和成形，叶老算是一个全程见证者。“提起中国交响乐的发展史，不能不提到陪都重庆，不能不提到陪都三大乐团，”叶老所说的“三大乐团”，就是抗战时名噪一时的中华交响乐团、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国立实验剧院管弦乐团。作为当时中国实验歌剧团的演员，叶语对三大乐团在重庆生根繁衍、乃至最后淡出历史的全过程依然记忆犹新。　　中华交响乐团　　1940年初，由吴伯超、马思聪等音乐家发起，约请了外国在渝文化协会、国民外交协会、国际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国际宣传处、励志社等，共同商讨支持创建中华交响乐团。5月3日，成立理事会，通过了章程，定名为“中华交响”。聘请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张伯苓、于斌等为名誉理事，马思聪任指挥，演奏家有50多人。6月6日，完全由中国音乐家组成的第一个符合双管编制规范的中华交响乐团在现渝中区江家巷成立。　　诞生在战火中的中华交响乐团团址不久在日机的轰炸中毁于一旦，同年9月4日迁进江北观音桥新村。音乐家们用茅草盖起数间房屋，分别作为办公室、排练场及员工宿舍。　　乐团从1940年成立到1946年解散的几年中，一共演奏了100多场交响音乐会。除公演外，他们还常为中外各界招待会、东方文协会、抗敌联合会等义演，为出钱劳军，为献机捐款，为招待劳协店员、小学教员、学生和难童义演，还要参与对外播音，足迹遍及重庆各地。“1940年7月6日，在中央公园（现人民公园）举行纪念抗战3周年演出，观众数以万计。音乐会除了演奏部分西洋名曲外，其余大部分都是该团自己创作的、洋溢着民族风格和情感的作品，如马思聪的《思乡曲》、《塞外舞曲》等。结束时，群众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抗战激情直冲九霄。”中华交响乐团在排练和演出的过程中，都常有敌机干扰，三天两头警报不断，有时长达一周之久。团员们凭着一颗爱国心，坚持了下来。　　中华交响乐团的精彩演出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也得到国外的大力支持。1944年6月，美国华莱士副总统携大批礼物莅临陪都，赠送了大批乐谱给中华交响乐团，让全体团员振奋不已。7月23日，他们在广播大厦举行了广播音乐会，以表深深的谢意。　　1946年，乐团赴昆明慰问与中国并肩作战的美国盟军。由朱崇志指挥演出了贝多芬的《命运》、《田园》交响曲，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等等。录音由美军送到美国制成了唱片。大提琴演奏家朱崇志曾告诉告诉叶语，这是中国乐团第一次录制世界交响乐名曲唱片，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赠送了一套给宋美龄，宋又转送给了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　　抗战胜利后，中华交响乐团于1946年迁往南京。乐团成员有的回到原籍，有的去了北平、香港及国外。国立音乐院实验乐团　　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是当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建立的乐队，1940年改属国立音乐学院。由于学院在青木关，乐团在上清寺美专校街火烧坡，联系不多。后迁往张家花园作为办公、排练场地，火烧坡改建为宿舍。团里的主要成员有陈健、黄源礼、胡静翔、朱崇志、黎国荃等。该团的宗旨是：为中国音乐奠下基石，与军事、政治、经济之进步相配合。　　乐团活动比较频繁，参加过许多演出，免费举行定期露天音乐会，参加抗敌协会举办的演奏会，为歌剧《屈原》伴奏。为了推进音乐社会教育，他们每月在国泰戏院举行一次音乐会，演出人员的各项费用都由自己负担，相当艰苦。　　“记不大清是哪一年，在抗建堂举行了一次‘黎国荃独奏音乐会’，周恩来专程前来欣赏，音乐会后还特地去后台看望黎先生，得知黎有三个小孩，经济比较困难。后来，新中国成立，黎从香港回到北京作了中央管弦乐团团长兼指挥，周总理见到黎的第一面就问他，三个孩子现在生活得怎样。”在叶语的印象中，周恩来对抗战时期交响乐的印象很深，同时对音乐工作者的生活十分关心，“无论哪个乐团邀请周总理，他几乎都会抽时间去欣赏。”　　1944年3月，应战地服务团邀请，乐团分批去昆明作劳军演出，一个月演了九场，还为云南赈灾募捐义演了两场。不幸的是，在返回重庆的途中发生车祸，团员王英汉以身殉职。　　由于与学院联系少，加上经费困难，1945年6月抗战胜利前夕乐团撤销，每名团员得了返回原籍的旅费及三个月的薪金作遣散费。国立实验剧院管弦乐团　　国立实验剧院管弦乐团的前身是山东省立剧院弦乐团，由陈鹤田负责。1940年，冼星海介绍毕业于巴黎音乐院指挥和作曲专业的郑志声来重庆任剧院歌剧部主任。郑是第一个指挥巴黎音乐院交响乐团的中国人。他来重庆后，将弦乐团扩建为管弦乐团并兼乐团团长及指挥。剧院又聘请王云阶、黎国荃、朱崇志、李元庆等人协助。　　乐团团部设在现渝中区大梁子。剧院训练班学生、附设乐团和附设剧场国剧组三方面共200人，学生全系公费，开支浩大，多靠剧场国剧组的演出收入维持。郑志声初到剧院时，乐团演奏员们并不了解冼星海推荐的是“何许人”，直到第一次排练贝多芬《第五交响曲》，郑不看总谱，背谱指挥，大家对其罕见的记忆力感到震惊，从此口服心服，对他备加尊重。　　郑志声不仅在音乐上有很高的造诣，创作了交响大合唱《满江红》、管弦乐《郑成功》组曲，其不畏权势的高尚人品、铮铮铁骨，更是令人钦佩。叶语回忆说，有一次，蒋介石在军委会大礼堂举行由中华交响乐团演出的音乐会，招待美、英、苏、法大使及夫人，高级官员及其他外宾都在座。帷幕拉开，郑志声握着老师戈贝教授送给他的指挥棍在掌声中走出舞台，当他回身向观众答礼时，突然向幕侧喊道：“关幕！”司幕员在惶惑中把幕关上。值日副官长急忙跑到后台：“这是怎么回事？谁叫关幕？”“我！”郑志声掷地有声，“中国是文明国家，大使先生们也来自文明国家。我从欧洲指挥交响乐团到回国担任指挥，从来没有见过一边吃东西一边听交响乐的事，我拒绝指挥！”直到副官长再次到后台报告说，华筵已全部撤除时，郑志声才在全场起立致敬、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重新出场。　　遗憾的是，1941年月12月21日，郑志声不幸患“黑死病”逝世，弦乐团也随之解体。联合演出与励志社管弦乐团　　有意思的是，三大乐团虽然各有其名，但演奏人员时常相互客串，多次联合成大型乐团演出。联合演出由吴伯超、马思聪、王人艺等几位音乐家偕手创办，受到他们邀请的演奏人员都会欣然前往。　　“声势最浩大的一次，要数1941年3月5日和6日的三大乐团联合演奏大会。节目由吴伯超、马思聪、戴粹伦、郑志声等音乐家商讨，选定了世界名曲及我国音乐家独创的优秀曲目。经过严格筛选，决定演出人数为60人，指挥由三大乐团的马思聪、吴伯超和郑志声担任。”经过多次排练，演奏直臻纯熟境地，演奏大会最后在泰戏院举行，“戴粹伦在演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愧为当时最负盛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三大乐团联合演出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精英，实属空前盛举，听众座无虚席。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一次在‘新生活运动广场’（今解放碑）联合举行音乐会。蒋介石到场，坐在贵宾席前排中央。由郑志声指挥《黄河大合唱》开场，刚唱了两曲，蒋介石就马着脸起立退场。接着，观众席突然响起热烈掌声。”　　三大乐团占据了当时陪都音乐，甚至是全国音乐的主流地位。与此相映照的，便是当时的“励志社管弦乐团”。这个乐团在南京沦陷后随政府迁来重庆，顶头上司是励志社的音乐股长刘蕙佐，乐团人数很少，实力较弱。在音乐界享的盛名的吴伯超、江定仙、马思聪、黎国荃、朱崇志等，除临时应邀排练弦乐重奏或弦乐合奏、参加演出外，很少以乐团的名义在社会上公开演出。　　励志社乐团实际上是御用乐团，为四大家族达官贵人的社交活动服务。官员们举行宴会，要乐团演奏宴会音乐。音乐家们认为干这种酒吧间洋琴鬼干的活儿，简直是‘斯文扫地’，深受侮辱，范继森和朱崇志等人，旗帜鲜明地站了出来，他们起草了‘宣言’，提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口号，征求全团成员签名。　　这个举动使乐团分裂了。凡是科班出身的演奏家，包括月薪高达300元左右的吴伯超、马思聪等，大都签了名。但还是有一些人拒绝签名。他们认为，谁给钱，就给谁演奏。只要有钱，‘马路音乐’、‘厕所音乐’都行！官员们员召集全体乐团开会，范继森和朱崇志等人当场朗读‘宣言’，会场一片混乱。”　　“谁愿干，谁干！我们不伺候官老爷们喝酒划拳。”所有知名音乐家拂袖而去，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乐团终遭解散。期待重庆自己的交响乐团　　现在，中国的交响乐已进入了繁花似锦的春天，而遗憾的是，孕育它成长的山城重庆，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交响乐团。　　“作为老音乐工作者之一，我当然希望重庆早日拥有自己的交响乐团。这可以将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广泛传播，让全世界了解我们。特别是教育未成年的青少年们，让他们多接触高雅音乐、民族音乐，可以抵制某些情调不高、趣味低级的恶俗音乐，净化人们的心灵。建立一个交响乐团，也是落实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提高市民文化素质、审美素质的需要。”　　“我记得《华西都市报》曾经刊登过一篇名为《都市三宝》的文章。文章中说法国前总理雷蒙·巴尔干在2001年10月29日成都一次集会上演说中提到：‘都市发展的布局，不单取决于经济，还应努力发展文体事业。有三样东西：足球、交响乐团、歌剧院，能提高都市的形象和声誉。’目前看来，重庆就缺交响乐团这一宝了。”　　叶老的愿望，也是众多喜爱交响乐的重庆人所期待的。　　（胡婉琳、陈显秋对此文也有贡献）重庆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