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父亲廖承志的情感生活

父亲廖承志的情感生活
廖茗／文

　　岁月悠悠，屈指算来，父亲1982年乘鹤仙去，至今已16年了。16年！寒来暑往，花开花落。不论时光如何飞逝，父亲品行中许多闪光点滴，却永远如同一朵朵充满爱意的耀眼小花，缀满了我们家庭生活的每一部分，缀满了那些令人难忘的岁月。

最孝的儿子
　　我小时候就知道，父亲极为孝敬祖母何香凝。
　　父亲是祖母惟一的儿子。母子连心实属人性本然，正常又正常。但祖母对父亲的疼爱似乎超过了一般。这无疑是由于祖母在祖父廖仲恺1925年不幸遇害逝世后，战胜人生诸多艰难，独自含辛茹苦将一双儿女带大，故而对子女既有殷切期望又怀深切爱怜。1933年，父亲在上海被捕入狱。祖母得知消息后，带着一把椅子去找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要他放了父亲，声言：“你不放他，我就坐在这里等着。”吴铁城只好“请示”蒋介石后释放了父亲。为惟一的儿子，祖母不顾一切，毅然挺身而出，四处奔走，请宋庆龄、柳亚子、经亨颐等著名人士联名做担保。这次营救还连带成就了我父母的姻缘。后来，经亨颐成了我的外祖父，外祖父为廖承志成了他的女婿而感到欣慰。
　　父亲每天一早一晚、出门前和归来后，一定先去看看祖母。多少年来，从无懈怠。如果祖母正在作画，他就磨墨、调色、铺纸。有时还在祖母的山水画上补一两个“公仔”（粤语，人物），使画面立即充满意趣与生机。父亲画的“公仔”很夸张，手指、脚趾似都过长，大拇指过于上翘，但却十分传神，常使祖母乐呵呵地赞赏不已。每每这时，祖母脸上的皱纹舒展得浅了、淡了。如果祖母没在作画，父亲就与她闲谈趣事或家庭生活琐事。祖母常听得津津有味。每每这时，她那双望着父亲的眼睛显得格外满足与慈爱，谁看到都会感动。
　　祖母尽管年事已高，但她每天早晨必炖一碗浓浓的红枣汤给父亲喝，说这十分有益。父亲则总在祖母眼前一饮而尽。每当祖母接过空碗，都感到无限欣慰。这时，他们两人黑白相间的鬓发，在一缕明亮的阳光照耀下闪出华彩。这是我从小常见的“母子情深”图。祖母有许许多多顶帽子。黑色丝绒帽子的顶上镶有一椭圆形红色或绿色的装饰。这些帽子都是父亲远赴瑞典、芬兰等国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时特为祖母选购的。那些年许多人出国归来时带回的都是各类免税电器，大约很少有人像父亲这样。父亲回来后，常亲自给祖母戴上帽子，还拿一面镜子让祖母照照，看满意不满意。祖母总是不住地点头，表示非常满意。
　　1967年秋，“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把父亲隔离审查。父亲临离开家时，到祖母房内告诉她：“我要出国一段时间，大概不能给您写信，您不要惦记我，您自己要多多保重……”祖母虽然不出门，但她每天必认真看报，对外面的事不敢说了如指掌，可大致情况心中有数。听了父亲的话，她沉思片刻，缓慢地问：“什么时候走？”“很快就走。”祖母的目光刹那间黯淡下来，但很快又恢复了惯常的神态。据母亲说，祖母在这之后，只有很少的几次提起父亲。父亲被“监管”长达三年，对祖母来说这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啊！老人家只是每天更认真地看报，看一会儿，放下，朝房门望望。有人来看望她时，她的神态一如往常，绝不提起父亲。看来，祖母心里十分明白父亲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不愿捅破这一层“窗户纸”。这对一个爱子如命的年届九十的老人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我想，正因为祖母一生经历了重大坎坷，思想深邃，心如明镜，才处变不惊，坚忍镇定。
　　父亲终于在1970年秋的一天从“国外”回来了。他进家门后，赶快洗澡，并换上一身中山装，俨然刚从国外回来，然后像往时那样匆忙进了祖母的房间。这次惟一不同的是，没给祖母带来任何小礼物。
　　祖母见到父亲居然也像往时他出国回来一样，大约她每一天都在盼望着这一刻，或说，这一刻早在她的预料之中，所以，她并不惊讶，亦无半点悲戚，只是立即伸出双手。祖母八旬以后，耳朵渐聋，又不喜欢戴助听器，父亲与她说话都是把嘴凑在她的耳边。可是这次父亲“出国”回来，只用一般的声音说“妈妈，我回来了”，祖母却听到了，双眼泪光一闪，母子俩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没提一句“出国”的事，不像往时，父亲要给祖母介绍好一阵外面的情况。
　　第二天，父亲拿出他在“监管”地思念祖母时画的祖母肖像，画中人的神态惟妙惟肖。这也可见，祖母是怎样地被我父亲深挚地爱着，祖母在父亲心中的分量是无法估量的。
　　1972年9月1日，95岁的祖母在北京逝世。入殓那天，父亲在祖母的额上轻轻一吻，仿佛祖母在安睡，不愿惊扰她。盖棺时──当时周总理特许祖母不火葬，父亲立即转身走开。我十分不理解父亲何以不再看一眼即将永别的祖母。敲击棺钉的声音在停灵柩的大厅发出轰然巨响，父亲那泪水横流的脸一下子扭曲变样了。瞬间，我明白了，他是受不了那令人心痛的声响。那一声声锤打，无疑都落在父亲的心上。
　　多年之后，影片《周恩来》的导演丁荫楠曾问我：开国大典时父亲背祖母上天安门的传闻是否属实？我虽不能断言此为误传（天安门城楼当时应有电梯吧？即使没有，祖母身边有服务员，似不必由我父亲背），但由此可见，父亲之孝早有口碑。

最贤良的丈夫
　　父亲与母亲夫妻情深，我从小就有感觉，几十年里我从未见过他们有任何的隔阂与不睦，为此既感到无限幸福又常常感慨良多。
　　父亲对母亲疼爱有加，甚至有时不大像是对妻子，更像是对心爱的女儿。有时母亲躺在床上，父亲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她，微微地笑着，轻轻地哄着，慢慢地拍着。那令人为之心颤的缠绵情爱，难以言喻。母亲略有不适，父亲得知后，总是立即用一双怒目先向我“兴师问罪”（因我陪伴母亲最多），那眼神与平时的诙谐有趣迥异，在我的记忆里是不可磨灭的。
　　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一日深夜，母亲如厕时跌倒，父亲闻声急忙赶去，拼着全身气力，“战地救护”般搀起母亲，送母亲回房。具体情形尽管我们谁都不曾目睹，后来提起时父亲亦只淡淡一笑：“天晓得你们怎么都睡得像只猪！”我却能真真切切地想见他是怎样吃力地搀起母亲，怎样生怕稍稍弄痛了她而小心翼翼地半背半抱，一步一喘地送母亲回房的。父亲那年72岁，历三次心肌梗塞劫后余生，又做过心脏搭桥大手术，但他全然不顾自己是重病之人。母亲失眠由来已久，每天借助药物方能入睡，药力未过时全身绵软，其沉重可想而知，年迈的父亲居然能将母亲背起，岂不奇哉！我很自然地想起了一首歌谣：

　　一对老头老太太
　　他们两人上北海
　　老头背着老太太
　　摔了跟头起不来

　　这一幕动人的情景刚好与父亲为纪念结婚30周年（结婚日为1938年1月11日）所写的一首诗中的“白发相偕愿已足，荒山野岭共销磨”互为印证。

最慈爱的父亲
　　我的名字是父亲取的。据母亲说，我出生后，她问父亲给我取什么名，父亲拿过一本字典，闭上眼睛任意一翻，又在那一页上任意一指，然后睁眼看到了平日少见的“笃”字，于是父亲说：“就叫笃笃！”这名字我一直用至考大学。用比较生僻的字取名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避免了因其通俗上口而容易被老师提问。
　　父亲幽默诙谐开朗的性格，我觉得在与我相处时发挥得最淋漓尽致。他曾给我取绰号“小狗”。他说，因为你属狗，有许多“狗性”。其实我明白，他喜欢狗，养狗、玩狗是他业余最大的乐趣。他给我取“小狗”是昵称，是对我的真心实意的爱。为此，我很高兴。我初中时学的是俄语。一天，我在家练习“P”的发音时，脑后的两把短短小刷子随着“P”“P”一翘一翘，父亲说这非常像小狗的两只耳朵。从此，我这“小狗”的名字就叫开了。
　　父亲肥硕、大腹便便，睡房又在阳光充足的楼上，他登楼梯略显困难，每次登楼前都大叫：“小狗！”（意即：快来呀，我要上楼了。）然后转身面向楼梯，将左手搭在楼梯扶手上。我听到喊声会马上站到父亲身后，把双手置于父亲后腰用力向上推。我知道，父亲并非真的困难到这一步，只不过是借机享受女儿的爱，也享受对女儿深爱的快乐。
　　父亲对我的学业很严肃认真，但这种严肃认真常以并不严肃认真表现出来。
　　1965年夏，我把报考大学的“志愿表”带回家。我爱好文学，从小学到高中，在作文、语文、外语课堂上常受表扬，我总是神采飞扬，充满自信;在数学、物理、化学课堂上，我则判若两人。我那时最崇拜白衣战士，觉得白大褂、手术刀又潇洒又神秘，故在“志愿表”上填了“医学院”、“医科大学”等等，连一向喜爱的文学都暂且不顾了。父亲大逞“霸道”，撕了我的“志愿表”，又另外清一色地替我写上了一大串外语院校，如“北京大学东语系”、“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等等，真叫我傻了眼。父亲对我说：“学医是不错，有个女儿学医多方便！可学医太累，还要值夜班什么的，学外语可就轻松多了。对吧？”他说这话时不停地冲我眨眼睛，我一时不知他的真意。后来，我收到“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录取通知，专业是日语。父亲知道后，哈哈大笑，说：“这就对了！这倒不是由于我出生在日本，希望女儿精通日语，而是因为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就需要有人做工作，我希望有个女儿接班。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作，困难不少，比医生值夜班也许更累。”“噢──！”我明白了。我就这样别无选择地学了日语。
　　记得我第一次从北大回家，虽懂日语却因久不使用而淡忘了的祖母笑呵呵地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她惟一记得的日语：“你吃早饭了吗？”可惜我那时还听不懂这么长的句子，一个劲地摇头傻笑。见到父亲后，我十分得意地说了一句日语：“这是爸爸，那是妈妈。”谁知父亲听了后，前仰后合地大笑起来，好不开心。原来，我把日语中用于物品的代词“这”错用于人，这句话就成了：“这（东西）是爸爸，那（东西）是妈妈。”
　　这是我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为父亲做翻译，面对许多德高望重（如孙平化叔叔）、精通日语（如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做译员的王效贤、林丽韫）的资深前辈，初涉外交场合的我紧张至极。父亲站在闪闪发亮的麦克风前处之泰然，我却由于双腿颤抖，手里的译稿上下不停地动弹。虽然头天晚上我开了一个夜车译好并已很熟悉父亲要讲的欢迎词，但不知为什么，这时从麦克风中传出的我的声音完全走了调。此刻，我体会到许多日语译员对我说过的“给你爸爸做翻译是最难的”这句话了：父亲在日本出生，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的日语不但流利纯正，而且有许多典故、笑话，常令译员茫然咋舌。我看到父亲朝我瞥来的狡黠目光。他瞅个空子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别害怕，你就照你准备的翻译。除了讲稿，我保证一个字也不多说。”译完下来，我浑身汗淋淋。
　　尽管父亲平时常常讥笑我只是“小学生日语”（我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届大学生，真正上专业课只有七个月），但我深知到了紧要关头，能救我燃眉之急的一定是父亲。这种情况的反复出现，使我很自然地对父亲产生了一种亲情之外的类似报恩的情绪以及师徒之情。这是我永生不忘的。（《家庭》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