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杂志》：自由主义的最后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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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依序為郎德裕、卓清湖、汪榮祖、吳相湘、胡適、林群笑、陸善儀、周書品、郭正昭、周爾美
　　在1979年的台湾《夏潮》杂志上，曾刊出一篇分析《大学杂志》几万字的长文，这篇颇具学术味的文章署名为南方朔，这个名字后来在台湾政论界响当当。被媒体誉为“替台湾读书”的他，第一次以南方朔这个笔名登场，就与一本叫《大学杂志》的刊物紧密相连。
　　其时这本《大学杂志》早已关门大吉数年之久，南方朔没能成为其中一员健将。那么凭什么这本杂志在消失多年后，仍值得有人研究分析和怀念它呢？原因是《大学杂志》可谓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后堡垒，自此之后自由主义者如此大规模发声犹如广陵绝响。
　　众所周之，胡适与雷震创立的《自由中国》使得大陆自由主义余绪在台湾易地生根，并企图建立思想和政治的尝试。然而作为“诤友”的《自由中国》却不能被国民党所能容忍，在1960年被当局无情地查封。之后大陆旧的自由主义与台湾新生自由主义进行一次联合，催生了《文星》时代的到来。作为《文星》旗手的李敖站在现代化的角度，一手批评中国传统一手宣扬西化理论，在知识青年里产生了很大影响。
　　1965年12月《文星》又停刊，刚要起步的台湾民主运动再度遭挫。正好《大学杂志》顶上了空缺，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后堡垒。他们用的字眼、他们所追求的理想、他们所动用的思想资源，全部是自由主义、传统宪政民主的东西，基本上是从《自由中国》继承下来的。

新生自由主义者的奋起
　　1968年1月，《大学杂志》由几位在校大学生创办。在创刊号的《编者的信》中，这些青年学生宣称：“现在让我们……共同来从事一个实验，看一看知识分子经由正真及公正态度而发出的言论是不是就不会赢得重视？”
　　那时正值台湾经济大幅增长，国民党迁台经过这么多年发展，整个社会发现有一个经济的出路。老百姓的生活已达小康的水平，唱歌、跳舞、打保龄球的娱乐活动如雨后春笋，人们思想也开始呈现百家争鸣。
　　《大学杂志》的创办者邓维桢是一位韧性极强的文化拓荒者，那是他还是台湾大学大二学生，却自己出钱出力胼手胝足，一手策划这本意义重大的杂志诞生。邓维桢找了一位苗栗乡下的教员林松祥作发行人，请来正是台大经济系大一学生的何步正任总编辑。杂志主要编辑郭正昭、陈少廷、王晓波等人，都是心怀大志的青年学生。
　　由于这些创办者都尚是在校学生，财力非常有限，仅凭其热情奔走呼号，几乎耗尽了所有时间与精力于这本新刊上。王晓波等人更如沿门乞讨的托钵僧，在台大宿舍挨户推销。这帮胸怀利济天下梦想的青年，全凭一股冲劲要为这个沉闷的时代开辟一个可以提供新鲜空气的窗户。
　　《大学杂志》办刊不到几期，邓维桢的财力就难以为继，于是找了在中研院近史所任助理的张俊宏。在张俊宏联系青商会的一些朋友资助，才让《大学杂志》度过经济危机。之后在蒋经国“吹台青”政策下，张俊宏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使得杂志有机会跟上层接触。
　　张俊宏介入《大学杂志》之后，不但稳定了财务，并且网罗了当时台湾一代知识精英，有陈鼓应、胡佛、杨国枢、孙震、施启扬、李钟桂、李鸿禧、刘福增、许信良、包奕宏、丘宏达、张绍文等人。其中的胡佛、杨国枢等都是刚留学回来的社会科学家，在学生中间有一定的影响。
　　本来校园里一帮青年学生办本杂志，从开始时很有校园特性，谈些风花雪月、西方思想和社会变化，孤悬在国家民族和社会大众之外，对新闻管制者来说无所谓。在当时“报禁”的大背景下，当局对媒体管制也是看影响力的，报纸、周刊是首当其冲的，而月刊显得没有那么重要，《大学杂志》是月刊，所以管制就更显得松一些。
　　进入1970年下半年后，《大学杂志》进行改组扩充，变为呼吁政治革新的言论机关，次年由丘宏达出任名誉社长、陈少廷任社长、杨国枢任编辑委员会召集人。支持者是一群本省与外省精英，成了这批有志青年问政的阵地。这些青年身为《大学杂志》的读者与作者，对于杂志上每位作者的名字都备感亲切。这本小小的杂志作为发言平台，使他们有着“吾道不孤”的喜悦。
　　由于这本杂志的成员变了，开始关心本地新闻，谈论本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比如它关心台湾农村贫穷问题、政治不民主问题。有关言论自由、开放学生运动、政治改革等议题一一被提出。从而形成了20世纪70年代初，倡导台湾政治改革的一个重镇。

青年人的“革新保台”
　　《大学杂志》兴起之时正值台湾社会深处挫败感之中，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外部生存环境困难起来。当年提出“反攻大陆”口号越喊越弱，已对大家没什么吸引力。这些挫折使得原来只不过是青年人放言空论的《大学杂志》，从而有机会形成知识分子空前的集团。当时台湾知识分子有了严重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本质是民族主义的变型，衍化成“革新保台”的欲望。
　　加之蒋介石已经年老体迈，而国大代表平均年纪都是66岁老人。在众多元老环视下，蒋经国的接班未必顺利。蒋经国的革新势必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因此需要与年轻人合作来扫除障碍。他鼓励青年关心国是，主张提拔青年才俊，所以才支持《大学杂志》的大鸣大放。《大学杂志》与蒋经国的关系，犹如当年《自由中国》与蒋介石的关系。
　　1970年10月，国民党秘书长张宝树在“青年人国是座谈会”提议出版《中国青年》，与会人士恐该刊物国民党色彩太浓而遭排斥，于是决定集体加入《大学杂志》来推动革新，使得这本杂志声势壮大。
　　蒋经国基于复杂的动机，鼓励这群青年办这份《大学杂志》，却意外地为台湾的民主运动打开了一道小门。蒋经国主张“革新保台”，所以改革救亡的热望充斥在每一个热血青年身上。《大学杂志》作为当时台湾唯一一本崇尚民主、提倡革新的刊物，遂成为关心国是的知识分子的桥梁。
　　1971年元月号的《大学杂志》，大幅度地呈现出对现实政治的关切。陈鼓应与刘福增、张绍文在《大学杂志》上联名发表《给蒋经国先生的信》，呼吁政治革新。之后陈少廷发表《学术自由与国家安全》、张俊宏发表《消除现代化的三个障碍》等重要文章，大声疾呼政治革新。
　　其中要数陈鼓应最具代表性之一。如果说殷海光对自由主义的贡献主要是在理论上的话，其弟子陈鼓应则是一位身体力行的自由主义者，他加盟《大学杂志》后，陆续在杂志上发表《容忍与了解》、《言论自由在台大》等文章，抨击当局的保守与封闭，建言革新政治和言论自由，号召知识青年积极参与政治。
　　当时在校园或知识界里，谈论宪政民主的诉求，最重要是要求中央民意代表改选。本来立法院、监察院和国大代表都是从大陆来的那批代表，后来一直没有选过，所以那时首要是民意代表改选，让台湾能够选出他们中央级民意代表。《大学杂志》不断发文鼓吹，成为此项革新的急先锋。
　　1971年年初，由于日美双方擅自把钓鱼岛主权归属日本，使得台湾“保钓运动”大规模爆发，《大学杂志》刊登了大量的“保钓”文章。是年4月杂志上发表由93名学者、中小企业家等共同署名的《我们对钓鱼台列屿问题的看法》。有形无形助长了青年学生的声势，使“保钓运动”得以合理化，成为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
　　唯在保钓的立场上，《大学杂志》内部有了分歧。当时台湾西化之风正炽，大家受其影响对传统文化缺乏信心，青年思想倾向则因“保钓”而转向于民族主义。1972年，张俊宏和陈鼓应分别访美，正值留美学生 “保钓”高潮。但他们两人访美回台后的感受即截然不同，这导致《大学杂志》内部“土”“洋”两派分裂，到1972年12月还在台大校园发生“民族主义座谈会”论战。
　　《大学杂志》群体不仅对上层政治和国家命运关心，而且组织学生“社会服务团”，把目光向下关注下层民生。当时台湾社会正处于经济开始起飞的年代，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都市外缘、流向工厂、加工出口区，台湾的都市无产阶级的雏形开始出现，所以《大学杂志》开启了若干社会性质议题。
　　1971年10月，《大学杂志》发表了张俊宏那篇引人瞩目的的长文《台湾社会力分析》，分别对于旧式地主、农民及其子弟、知识青年、财阀、企业干部及中小企业者、劳工及公务员等阶层的性格加以深入的剖析，并建议执政当局不要忽视最有潜力的人力资源，应迎合并运用这种人力资源来从事社会建设。
　　是年10月号的《大学杂志》发表了朝野注目的《国是诤言》，由杨国枢等15人联合署名发表，分别从人权、经济、司法、立法、监察等方面，对国体、政体与法统等问题深入探讨，其中对法统的挑战最为敏感。在同期刊出蒋经国早期所写的《追念我的知友王继春》，这是蒋经国怀念为赣南改革中献身的亡友。重刊此文寓意是藉此提醒蒋经国作为改革者的年轻一代，大家对他寄予了无穷的希望。
　　1972年，《大学杂志》庆祝四周年纪念，推出《国是九论》，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联合对旧有统治结构中的积弊提出多面性批评的长篇建言。一时洛阳纸贵，名震一时。但这却碰到忌讳了，踩到了政府的痛处。

起于呐喊终于彷徨
　　真正导致国民党当局对《大学杂志》由支持转向反对是学生运动。高鸟尽，良弓藏。在蒋经国权力日益巩固之后，不需要青年来对付守旧势力，就反过来强调秩序，注意大学校园和思想的控制。他尤其对台大的自由学风颇为担忧，于是安排亲信开展整顿。
　　《大学杂志》宣扬“开放学生运动”，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以及“社会服务团”的出现，大众受到学生运动感染而躁动，使得国民党深为疑忌。1972年4月9日，《中央日报》连续刊载孤影的《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对学生运动痛加批驳，政府的压制已经隐约可见。
　　国民党知识青年党部负责人由于处理学生运动不力而被免职，岛内相关政策开始全面收紧。有的学生因为继续在《大学杂志》上面发表批判教育的文章，而被校方以“侮辱师长、破坏校誉”罪名，被勒令退学。
　　1973年寒假期间，当局警总因“台大哲学系事件”，搜捕台大爱国学生和《大学杂志》骨干陈鼓应、钱永祥和王晓波。陈鼓应和王晓波遭台大解聘。张俊宏亦受波及而辞中央党部党职，还曾在西门町开店卖甜不辣。
　　此时《大学杂志》内部因为“土”“洋”的派系不合，于1973年三四月合刊中提出“休刊乎！”。经过两年集体论政之后，杂志终于烟消云散。别看这些知识分子在杂志上纵横捭阖，但一旦权力收紧后他们也是毫无办法。
　　不管如何，历史证明这本杂志推动了当时的改革运动，对青年人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启蒙意义。后来不少在台湾民主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都与这本杂志有着一定的渊源。
　　《大学杂志》停办之后的台湾言论界又归于沉寂，但民主之门一旦开启就很难关闭。这些青年知识分子除了进入政府之外，其他信仰坚定者分为三支，各自集结在三个不同的刊物中。
　　第一本是由陈鼓应、王晓波等参与的《夏潮》，它是著名的统派的党外运动团体。第二本是由张俊宏任总编辑、黄华任副总编辑的《台湾政论》。后来这本杂志因言论被查禁，张俊宏、许信良等人遂又创办《美丽岛》，在1979年12月爆发“美丽岛事件”。第三本由杨国枢、胡佛等人创办《中国论坛》，这本杂志也是以《大学杂志》旧人为班底，后来在台湾解严的前后发挥了很大的舆论、学理功能，对青年学生也有一定的启蒙式影响。
　　台湾自由主义的发展，从《自由中国》，到《文星》，再到《大学杂志》，基本是走完了一个阶段。《大学杂志》参与者钱永祥认为，“从《文星》到《大学杂志》，基本上属于强弩之末，这个强弩之末的意思不是说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不大，而是说他们自由主义观点的陈述，都是从《自由中国》继承而来的。他们添加了现代化、现代主义、社会科学之类的新主题与新的语汇，但是就政治论述的基调而言，仍然承继的是《自由中国》。”之前这些人不见得都读过《自由中国》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和陈述方式，大多都是从这份刊物出来的。
　　《大学杂志》的母体虽然消散了，但通过几年的集体论政，这些集团的成员在观念上都有所发展。然而，中国的道路漫长而坎坷，自由主义模式因为伪善和无力，尤其高度的妥协性，使得它难以为整个中国指出未来的出路，《大学杂志》的起于呐喊终于彷徨的命运也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