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放华美，至情至性──浅析巴蜀文化及其特征

杨蕊丹

巴蜀文化的最早提出者是卫聚贤，1941年，他在《巴蜀文化》一书中，通过大量的巴蜀遗物提出了“巴蜀文化”一词，但并没有对其进行科学 界定。第一次对“巴蜀文化”进行了科学界定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童恩正先生，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撰写的：“巴蜀文化── —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巴、蜀两族先民留下的物质文化。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境内。其时代大约从商代后期直至战国晚期，前后延续上千年。”而 我们今天所采用的关于巴蜀文化的概念则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广义的巴蜀文化，它指“四川省地域内，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 题，包括省内各少数民族在内的，由古至今的地区文化的总汇。”（谭洛非《关于开展巴蜀文化的建议》）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益州险隘，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险隘”是可以摈敌于盆地之外的“天然屏障”，“沃野千里”则是“易于 安居乐业”和自给自足的“天府之土”。巴蜀文化之所以独具特色和悠久历史的客观条件和物质基础就在于此。对于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货 殖列传》饱含激情的赞誉道：“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竹、木之器”。《汉书?地理志》也表述为：“巴、蜀、广汉本南夷， 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之饶”。甚至在班固的《西都赋》中告诉我们衡量汉代经济发达的标准时也说：“（长安 ）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正是这种自给自足，自成单元的大盆地物产优势，养成了巴蜀地域人文精神中“未能笃信道 德，反以好文讥刺”蔑视礼法与权威的反叛意识，至情至性的人文品格和审美文化心态中喜好艳侬华美的浪漫主义地域文化特色。

一、强烈的反叛意识，锐意的革新精神

“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汉书·地理志》）十二个字几乎是巴蜀人文性格的整体概括。也正是由于这种人文性格的影响，一代代 的巴蜀人似乎总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用一种极富生命力的姿态来号令天下，总揽文坛。司马相如的创作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扬雄是 第一个以赋家的身份来批判辞赋弊端的作家，李白用歌行体大肆张扬属于时代的激情，西蜀“花间词派”大胆唱响了诗歌正统地位的挽歌，苏 轼用“豪放词”的飘逸清扫了词坛的脂粉气息，郭沫若、巴金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诗歌与小说的颠峰作品，魏明伦则是第一个敢为潘金莲翻 案的人。他们都不仅仅是文学家，更是时代的鼓手，敢于唱响时代的最强音。

郭沫若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他以自己在新文化建设、新文学开创的巨大贡献和对中国现在诗剧、戏剧、小说、散文等领域的大胆实 践和模式建构，获得了里程碑的意义。综观郭沫若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其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正是崇尚自我表现、张扬个性，强调真情 自然流露的“直觉”，将文艺视为经作家情感浸润的对世界本质的形象化表现方式，要求以美的体味去透彻万物并力求表现自我个性和主观情 感。一方面他主张“请放开眼界，读大自然的雄诗”，从大自然的郁勃生机和美丽秀色中去汲取灵感；另一方面要求表现“万物之灵长”的人 类强悍生命意识。他汲取尼采的无目的创造说和柏森格的生命哲学思想，认为文艺是作家的一种生命存在方式，文艺创造的关键是作家内心冲 动的生命意识力度，在于生命活力的激荡程度和对自我本体沉醉、感悟的程度。这种“动的精神”使他的诗歌真正做到了“形式上绝端的自由 ，绝端的自主”，那长短随意、杂错不羁的诗行，恣意狂浪的口语，恢弘巨制与精致短章等多种诗体的创新实践，有韵与无韵并行不悖的自然 ，都真正是其冲决一切羁绊的创造豪情的呈现方式。郭沫若正是用这样一种自由不羁的思想灵感和创作手法，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构建和文学 的创作产生着强烈的影响。

正是这种大胆的反叛意识和革新精神才使得巴蜀作家能够以一种坚韧冲决的态度走出巴蜀，创造出非凡的成就。这大概就是袁行霈所说的：“ 这些文学家生长于蜀中，却驰骋才能于蜀地之外。他们不出夔门则已，一出夔门则雄居文坛霸主地位。”

二、瑰丽飘逸的思想，至情至性的品格

巍峨的高山，浩荡的流水，高树葱郁，猿鸣凄厉。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给予人们驰骋飘逸的想象。巴蜀几乎具备了所有产生神秘奇幻色彩的特征 ，在这里的神话故事中诞生了无数高人一筹，具有无数超人力量的神人。《山海经》以奇诡、怪诞、夸张的笔调、淋漓尽致的展开想象和幻想 ，表现了巴蜀先民渴望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焦灼。《华阳国志》则从蜀王谱系的角度，描述了从蚕丛称王，历经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蜀 王代换史及其主要事迹，其中辅以“蚕丛目纵”、“鱼凫仙道”、“杜宇化鸟”、“朱利出井”等神话内容，表现了巴蜀先民对历史的一种勇 敢浪漫的原始思维和直觉把握。而“五丁开山”、“廪君化虎”、“鱼盐神女”、“巫峡神女”等传说则充盈了巴蜀先民浪漫奇幻，瑰丽飘逸 的图腾崇拜。这些都是一种神奇浪漫的地域思想形成的土壤。中国本土神明谱系中的两大最具智慧和浪漫主义想象的主神都源自于巴蜀。主宰 文运、功名利禄的文曲星是蜀中梓潼人；英武而“纵目”的二郎神杨戬是岷山人。这些都流露出蜀人的英雄性格和英雄崇拜意识。这既是上古 巴蜀先民在漫长的生命进化史中人生体味的积淀，也是他们适应自然，为生存而改造、创造自然的生存体现。那些大胆的想象和充满智慧以及 理想的构思都是巴蜀先民浪漫情怀的体现。

巴蜀人的至情至性似乎是无须赘言的，一篇血泪铸就的《陈情表》，深刻的体现了巴蜀人民忠于君王，忠于知己，忠于亲情，忠于爱情的人格 魅力。被称为“天底下第一至情文字”的，是蜀中彭山人李密的《陈情表》。李密当时以孝闻名于世，晋武帝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策略 ，重新构建儒家的道德伦理，实行孝道，以显示自己的清正廉明，同时也用孝来维护君臣关系，维持社会的安定秩序。因此李密屡被征召，甚 至“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但是，李密依旧冒着生命危险写下了“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 母无臣，无以终余年。”这样情真意切的文字。其实李密的孝不仅是对于祖母，作为一个蜀汉旧臣，他心中还怀有对蜀汉的追忆。由此，我们 可以看出巴蜀人民不在乎功名利禄，任凭自己的心性，只为成全自己心中真正的“仁义孝道”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三、喜艳侬、好华美的审美特性

一年四季的分明，繁复多姿的美景，铸造着巴蜀人对美的敏感心理机制，决定他们的审美创造特色。“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除了对 人体各部分，甚至脚踝的细节雕塑写真外，还突出的使用了彩绘着色技法，在眉毛、眼眶都涂有青黑色，并在眼眶中间画出很大的圆眼珠，口 部、鼻孔以至耳上的穿孔则涂抹着朱色，这正显示出巴蜀子民偏爱艳侬色彩和华美艺术的美学观念。从这些青铜器和人像绘刻的龙纹、异兽纹 、云纹和服饰的阴线纹饰中，从其中表现的绚丽多姿的色彩绘涂中，我们不难看到巴蜀文化美学对精美形制和艳丽色彩的追求和表现特征。这 种美学追求，既是特定存在的产物，与中原“中和之美”和北方“真善实用”为美迥然不同，同时又在地域风俗习惯中被不断强化和复现着。

“巴寡妇清”三代经营朱砂而“富敌祖龙”，致使一代豪雄秦始皇也不得不“筑台怀清”进行笼络。按当时的科技水平程度，朱砂矿最主要的 用途应该是印染材料和化妆品材料。巴寡妇清那宏大的经营规模，实际上正是巴蜀民众对色彩和颜料的消费需求而决定的，正是巴蜀民众对艳 丽华美色彩的巨大消费需求，才有巴寡妇清那富可敌国的生产盛况。扬雄在《蜀都赋》中曾极尽繁文丽词的夸耀道：“雕镂扣器，百质千工” 、“百位千品”。而唐代蜀锦更是以“筒中黄润，一端数金”的细腻艳丽再次显示出巴蜀人对美的高度把握。在此背景下出现的“晚唐花间词 ”群体及其表现的艳侬华美文风，可谓极其自然。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司马相如、李白等蜀籍作家那种穷形尽相的夸饰，铺张扬厉的叙述和 华美艳丽的文辞产生的真正原因了。司马相如论及作赋手法，曾以“含篡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为喻，强调了文学创作的结构艺术，语言 艺术的形式美，这也体现着巴蜀美学意识中华美艳侬标准对巴蜀作家创作的直接作用。即如“忧患苍生”的杜甫，入蜀后也被俗风所熏染，“ 入乡随俗”而诗风大变，其“沉郁顿挫”诗风的形成和诗艺的精美化，都是在入蜀后得以完成的。

总之，巴蜀文化不是符合中国正统文花思想的“中和”之道，却又激发着人们对自由人格、自由人生的热切期盼，因此博得人们的情感共鸣和 内心价值认同。这是巴蜀人文精神特质和审美文化心态的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邓经武．大盆地生命的礼赞—巴蜀文化与文学[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

[2]段渝．巴蜀文化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

[3]李诚．巴蜀文化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4

[4]李志慧．汉赋与长安[M]．西安：西安出版社，2003

[5]刘亚虎．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6]梅家玲．汉魏六朝文学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李天道．司马相如赋的美学思想与地域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8]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9]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0]乔象钟、陈铁民．中国文学通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11]童恩正．古代的巴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源自：《青年文学家》20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