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托古人说真经

伪托古人说真经成都 吴茂华说文人好空谈，是指所谈皆不关乎政治经济实用操作之宏旨而言。但文化人论道说文，又讲得头头是道精彩绝伦，那就是其当仁不让的正业与本色了。三位心性颇高，无权少职，不官不僚的人物，围坐一张桌子，一把茶壶，三只杯子，或瓜棚豆架于夏夜，或拥雪为炉在冬日，煮水品茗之际，放言无忌臧否人物。把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细加爬梳翻检，经纬纵横、发凡择菁间，把那些文界尊神、媒体宠儿，从大文豪到小混混，从真文人到假作家，通通用庄子笔下那只九天大鹏鸟的鹰隼眼瞄上一眼，为中国二十世纪现代文学衮衮诸公造像立影。发出的绝对是独立见解，民间人士的声音。且有幸成就了这一本谈诗论文评骘人物的《齐人物论》。文学是人学，本来就属社会 民间，应与“官学”井水河水不相犯。官方可以搞“宣传”，但与文学应当保持比风马牛还远的关系。因而与其去读那些空疏枯涩无味的高头讲章，钦定文学史之类，真爱文化的人还不如来听听这当代“庄周”先生所著《齐人物论》中的片语闲言。不仅长见识，还能寓目娱心。这一朵闲云、两只野鹤的“庄周”先生，是当今三位文章高手张远山、周泽雄、周实“化蝶”之名。《齐人物论》初刊于“书屋”杂志，就我耳目所闻见，当时就有“满村争说蔡中郎”的效应，并引起多方人士的惊讶猜测：这著妙文的辣手，是何方神圣？如此不客气之睥睨正统，挑战流俗！对所论之人，所述之事，皆是其是、非其非，黑白分明而媸妍不混。读来使人心情一惊一诧一振，拍案又拍腿，尤为痛快淋漓。全书三百四十多篇，前面五分之四部分是对散文、诗歌、小说、戏剧方面的著名或不著名的文学人物，有名的鸿篇巨制或少有及见的短章作品，皆有的放矢的进行品人评文。后面五分之一部分，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坛诸种状态、文学现象进行散点式的透视和阐发己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评述方式和以往那些摆出一副“全面、客观、公正”的长篇文学评论文章大相异趣，而是坚决拒绝作一只“公允的猫”，不仅“不求闻达于诸侯”，甚至不求周全，对所评价的文学人物或文学现象，采取知道多少说多少，一事一论，一书一述，乃至一篇一说，以其少少胜其多多之法品题人与文。此类短文，似有《世说新语》之言简约意丰瞻，蕴积洒脱又不失其锋芒的笔意神髓。例如针对近几十年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中国作家“会员制”，且分为国家级、省市级、县区级的情形，作者问道：“作家有执照，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因为从庄子、施耐庵、曹雪芹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卡夫卡，中外大作家无一例外都是‘无证经营’。然而当代中国有许多自视甚高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至今还在著作的勒口上炫耀自己是国家级或地方级的“会员”。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了证明他的作品相当于‘国优’、‘省优’，还是暗示他经常得到官方的订单。”作家“会员制”，是中国国情下的特色景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作家不仅身份归口“公家”，而且数量之多、阵容之庞大，有如鱼讯泛滥时的过江之鲫，其浩浩汤汤的势头气派逼人。君不见文坛上经常出现什么“陕军”、“川军”、“湘军”……等提法，并摆出一副野战部队作战兵团浴血拼命打肉搏战的吓人样子么！但常识告诉我们，文学创作永远是作家个人的事情，与公家、集体无关，作家也大可不必参加地方“军团”、乃至于“青红帮”、“袍哥”、“武侠帮派”什么的。可是近几十年来，由于“会员”队伍过于庞大，在此高数量级的基础上，“著名”作家也水涨船高，在全国范围内各省、市、地州都大量涌现，有如快餐或可口可乐般批量上市形成了大大小小梯队与规模，我们大家就可以理解而见怪不惊了。但在《齐人物论》中，作者对此的看法有些相左而且发出杂音：“刚刚到及格线的人就足以被称为‘大师’，那么未到及格线的人被称为‘著名作家’也就并非意外。当代中国有许多著名作家，却没有什么著名作品──即使有，也不是以艺术著名，而是以丑闻、官司、炒作著名。因此‘著名’之于作家，如同‘亲自’于领导一样，不提也罢。”诸如此类文学文坛话题，于书中俯拾皆是，比如分派作家“体验生活”的荒谬、伪浪漫主义虚假抒情、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生造概念的“新概念作文“、语句不通或病句连篇的“文人无文”、中国文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病态情结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作者对其都有如骨鲠在喉，冲口而出的大实话与见解。“庄周”先生基于他对现代中国文学现状深度认识和准确的价值判断，因而其文章议论风生见解独到并切中肯綮。纵观整个世纪，他认为二十世纪初中国新文学的创始者倡导并实践的白话文，在语言上有先天的不足，远未达到文言文曾经的高度，对“西化”的态度至今都显得暧昧。因此我们至今使用的实际上是一种粗陋的语言和创作，这是文人的沮丧，文化的悲哀。再加上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因政治历史的原因，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支配，大量非文化的因素渗入文学，导致文人人文素养薄弱，作家犬儒化、作品侏儒化，使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差距越拉越大，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下滑线。“庄周”先生总结出的“当代作家十大病”、“小说戏剧十大病”、“散文十大病”等等，正是站在如他自己所说的“世界级文学的度量衡”的高度来观照来中国文学，为此朔其津源，探其功过究竟。钱锺书先生曾有言，文人能做到不媚上有时倒还容易，难的是做到不媚下。以此标准看看当今在媒体上各色“大师”、“著名作家”演出的“包装秀”，以及有时下作到不惜一切手段的炒卖吹嘘自己，哪一桩不是在直接或宛转媚上又媚下，媚官又媚民。一眼望去如此景观下，文化市场都快与杂耍班的大棚子场地无异了。和这些聪明人、魔方脸孔大相异趣的是《齐人物论》拒绝媚俗的本色之文：礼赞大师、讥诮小厮，既敬文学大方之家，又绝不对傻瓜保持礼貌。书中文章精短几乎无一篇超过千字。随手翻开任意一页，那五六百、七八百字锦绣珠玑之文，语言佻荡活泼，文字雅正练达，行云流水的述论中，倨恭得体，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赞其一点，不及其余。诱使你放不下书本，不得不读将下去，所获文思文意“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真乃不亦悦乎？书中论人论文获我心的篇章多多，兹忍不住借花献佛抄录二三则如下，一过诸位的法眼，以证我言不虚也。伪抒情的“抒情散文”中国的课堂八股中，最可恶的就是所谓的“抒情散文”。抒情抒情，把人类所有纯正朴素的美好感情都抒成了虚假的滥情。连表达感情都有了程式，那么该民族精神之麻木、良知之泯灭就难以避免了。……所有大抒特抒其滥情的散文，无一不在伪抒情。伪抒情的惟一功能就是献媚──它原本是娼妇的拿手好戏──向权力献媚，向趣味低下的庸众献媚。真正的抒情决不一味的赞美或谄媚。……真正发自内心的抒情，都具有极大的感染力。而所有奴颜婢膝的效忠，只能让人无比厌恶。茅盾《白杨礼赞》像挖深井油田那样试图在一花一木中找到莫须有的理想、精神、气节，是中国文学的一道传统招牌菜，其滋味通常不会在一盘麻辣豆腐之上。茅盾先生的这篇名文也没有成为例外。也许，正因为传统文人对讴歌蚂蚁，褒扬石灰，礼赞白杨过于热衷，才使得中国文化的博物识性之学迟迟得不到发育。不必说，它除了容易滑入滥套以外，还与“虚伪”有着暧昧的共生关系。余光中《乡愁》余光中陈义高峻，诗风矫健如天风。凭着超人的胆识才华，他几乎用“数目字”的方式再次证明了诗歌是文学的皇冠，再次捍卫了诗人在文学世界睥睨万物的地位。……余光中与自己的诗笔存在着有一种感人至深的亲情，在使用任何一个汉字前，他似乎先与该汉字确立了恋爱关系。“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我相信也是他的基本作派，只是由于才气过于丰盈，文思如一台高能处理器，才会在“一毛不拔”间神速作成锦词嘉言。汪国真（任何一首）千年诗国的最新国耻，是新时期诗名最著的、连诗歌幼稚园都没毕业的汪国真。如果汪氏分行押韵的涂鸦之作是流行歌曲的歌词，我没意见，但要跻身诗国，是可忍、孰不可忍！……汪氏的灵感大都来自对浪漫主义名诗的拙劣模仿，比如“如果生活不够慷慨”是对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模仿；把这种东西判为弱智都显得过于菩萨心肠。既然他愿意如此吟唱：“要保持最初的浪漫∕真是不容易”；那么我只好这样感叹：要永远保持这样的弱智，更不容易。或有人认为，以这样小言詹詹的文字来品题人物文章太过于随意和片面，然文贵在言之成理的精心妙造，贵在慧眼独具之见识高超；著文章又不是幼儿园小朋友分糖果，岂能以大小多少论英雄？而且哪怕就是大师巨匠的伟著，也完全可能是一家之言的“片面真理”，但正是这种“片面”相加累积，才有可能趋近于事情的全面和真相。且文学优长之处在于诉诸于心灵。《齐人物论》中的评述，正是立足于丰富感性，于评述对象在整体把握基础上突出其特点，用短少精当的语言表达出一种智性感悟与个性。比起某些全面性评述，从内容到形式、从作者个人经历到社会大背景的宏大文章，此种方式更具有中国传统文论的特色，也最易引起不同层次读者性灵共鸣，并为之接受。罗素曾说过，我们仰望“大师”的伟大，是因为我们跪着，而我们应该尽量站立起来。《齐人物论》这本书就是写给坚持不跪并正在站起来的人看的，我认为这点是此书风貌表现最佳气质之处。而对于著者，只有在智识与文格上坚持诚实，对文化艺术保持谦卑崇敬，才有可能写出如此尖锐恳切之文；也只有胸中无芥蒂，不屑于世故之人才能这样洒脱，翻着白眼说三道四于中国现代文学。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当代的“庄周”先生，还真有点像那位当漆园吏的祖宗之后世重身，洋洋洒洒著文二十万余言，不仅立意高远，其文化批判的血脉基因时时闪现于字里行间。读此书，使我突然想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或可对比联想，一窥中国当代文坛及现代文学状态之一斑。对中国现代文学，“庄周”先生爱之深，责之切，性情中人作性情之文。他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作了一次盘点和最后的审判，结论虽是不容乐观，然找出病灶，发现荒诞，正是希望之所在。04.8于成都 此文先后刊于《粤海风》2004年第五期、文汇报“笔会”2005.1.19、《山西文学》2005年第二期。且只有山西文学全文刊登，其余处则被肢解刊出。

受益匪浅。